ZT 晚清中国：人地矛盾总爆发，生出江湖国家

晚清中国：人地矛盾总爆发，生出江湖国家

　　——人地之争、游民兴起及儒教制度的崩溃


　　明以前中国社会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梦想！

　　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反向调节人口的因素

　　从反面来看，古代社会也有人口制约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非常少。实际主要消极因素有三：(1)医疗条件限制，婴儿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税赋负担沉重，尤其以人头为征税对象，多一人多一税，人口生产成本增加，时常导致溺女婴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历代制约人口数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负调节。

　　税赋抑制人口的机制，来自古代独特的税赋形式。古代中国政府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称为“丁”，开征丁税。“丁”实际上不指人头，而是符合一定性别年龄条件的纳税单位。有此一税，多一人即多一负担，税赋成为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呈线性递增之势，制约人口增长。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在旧中国，婴儿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对夫妇一生通常生育十几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几胎。朝廷既鼓励人口滋生，又以人头税限制滋生，客观上属于一种动力平衡。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清朝初年，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积的限制对中国来说也是对人口的限制。恒定的国土面积肯定是这个民族生育梦想的最后边际。但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古人一时看不清真相，以为天圆地方，地大物博，遂产生扩张永无止境的幻觉。

　　三千年来人口大趋势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来回波动。明以前地广人稀，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时，人民生活空间宽松，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此时，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多则达到几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维持一家数口温饱，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各省相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即便如此，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尚能维持自给自足，略感紧张。轻度紧张的结果，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下南洋，走东洋，讨生活。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总的来说，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进三步退两步，人口压力时松时紧，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大势总在增长，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人满为患。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驱动下，中国人口始终增长，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数量，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第二，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总体水平停滞不前，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来消化人口压力。

　　第三，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它是有限的。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黄海、东海和南海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①。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②。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中国社会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

　　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其实，并非到1800年，中国人才开始游离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开始闯荡天下，经商、劳务、做海盗、下南洋……往前说，并非1500年后中国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来，中国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长途贩运，他们是中国移民的先驱。商人之外，更多游侠、旅行家、方士、郎中、戏班……往来迁徙，历朝络绎不绝。兵荒马乱时，还有绿林、响马、胡子、匪盗、秘密结社……所有这些人群，都为后来的中国的移民社会模式——也就是“江湖”，做过“贡献”。这个自发的移民模式，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在1500年前，流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极低，如果不计战乱时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这些人在人口规模里比重极小，还不能动摇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时被统治者打压。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


　　江湖应运而生

　　但是，基于民众移民、自由迁徙而立国，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概念对于五千年定居文明来说是个难题。中国不是海洋性国家，没有大规模商业贸易传统，人口缺乏流动性，历来移民人口稀少。面对人口四处流散的慌乱局势，当传统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国家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系统就被迫交给那些原本被士大夫们鄙视的“不正经人”——游民、商人、掮客、军阀、帮会、盗匪……自然地，规则的话语权也被迫交由他们管理。这一移交，就导致几千年经典制度的颠覆。于是，1800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

　　江湖是一种什么社会？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是古代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后导致制度颠覆的产物。

　　古典中国的三大特征是：

　　(1)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

　　(2)宗族组织形态；

　　(3)礼教制度。

　　相比较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三大特征是：

　　(1)个人主义价值；

　　(2)团体组织方式；

　　(3)契约法律制度。

　　江湖社会与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价值观；

　　(2)团伙或者关系网组织；

　　(3)江湖规矩组成的制度规范。

　　江湖是解读前述五个疑难问题的指针。不谈江湖，中国社会就不好理解。通过它，即便不能打开所有疑惑，也能切开一道口子。

　　何以“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

　　显然，这种矛盾并非全部来自儒教，要看哪些东西书里不敢写，不能写。孔门之学，私塾里可读，生活里也可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长幼有序”、“尊老敬贤”等均系旧时代宪章纲领，言之行之，并行不悖。尽孝有《孝经》，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礼记》，治国有《孟子》，修身有《大学》，儒家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所以，那些社会上所谓“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那些光做不说的东西肯定不在儒家。

　　在哪儿呢？譬如，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课，书本不让说又必须明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核心是搞定上司、领导、大哥的关系。这样说还不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再直白点说，就是投到一个实力人物门下，听话、巴结、献殷勤、鞍前马后跑，换得宠信、提携，以便日后出人头地。正规的书本，哪敢这样教人。既然正规书本不敢说，那就变成“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了。学不到什么？江湖之秘技也。

　　这说的还只是入门。

　　随着乳臭小儿在社会上立足，羽翼渐行丰满就要放单飞。这时不仅需要上下拉关系，还需要横向搭关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要做人，要在社会立足，就非得学，不学混不开。打下基础后，就要灵活运营私人网络，搞好战略经营，从中渔利，力争混个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就叫“长袖善舞”。混到这般功夫，可以出师了，按江湖黑话说，可以自立“香堂”了。

　　这一套哪里来？追踪溯源，巴结领导(上司、老板)的伎俩来自官场收门生和江湖拜码头的原型。二者没有本质差异，都是江湖，一个黑道江湖，一个白道江湖，门道相通。

　　除了入门课，实用而讲不出口的“学问”还多得很。这里不说旧的，只说新的：

　　怎样假装“正常”的人情往来，行贿赂之实；

　　怎样装作讲义气，拉人下水；

　　女人怎样傍大款，对外假称“干爹”；

　　怎样弄虚作假而出名，怎样沽名钓誉而行坑蒙拐骗；

　　怎样招摇撞骗跻身上流社会；

　　怎样滥施人情，支配别人；

　　……

　　被称之“学问”的东西，反映了历经五百年江湖化的民间行为规范，其普及程度高于法律，演变成一种惯例。我们要承认，这是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坏人设计的结果。在特别严重的地方，普通人不学这些技巧，便生存困难。面对这个事实，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能说没有盲点。但这不代表老练的社会学家们不懂这些，不说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何以“老实人吃亏”和“坏人飞黄腾达”？

　　金庸笔下《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是“坏人飞黄腾达”的样板。用江湖权力话语和社会江湖化来解读，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国，江湖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江湖规矩变成社会的实际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黑白两道合二为一。社会上有人吹嘘自己本事大，就说自己“黑白两道吃得开”，这里的“黑白两道”绝对是褒义而非贬义。可见，民间社会是黑白两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统的混合物。单靠黑道，或者单靠白道，都不如黑白两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无权威；黑道有权威，但无名义上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两面逢迎。做老实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负你；做坏人，黑道肯定帮衬你。所以，做“坏人”有时反倒飞黄腾达。这就是简化的答案。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属半宗教性的秘密结社，经过晚清至民国百年间酝酿，江湖帮会全面渗进中国社会各阶层——官场、军队、司法、商界等权力领域，以及传媒、演艺、学校、医院等文教领域，在某些地方甚至获得最高统治权。同时，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被传播至广大公众社会。一时风气转向，公众起而效尤，社会生活被深深打上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变成“灰”道。譬如，当年上海滩，流氓、阿飞、地痞、混混、白相人、瘪三、拉三等，游荡街巷里弄，恃强凌弱，男盗女娼，欺行霸市。地下体制实际统领上海民间，很大程度上华界和租界都要求助于江湖。于是，大上海数江湖拥有最高权力，这就是“上海滩”的含义。“上海滩”代表一个双重语境，既是洋人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华人混世的乐园。

　　有一段历史事实可作注脚。民国的领袖大多都属于洪门天地会或青红帮。蒋介石投帖拜青帮大亨黄金荣，并被保举给孙中山。中山仙逝老蒋掌权，他重用的部将与帮会渊源颇深，许多军机要务借重帮会媒介完成。身为党政最高领导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结拜结义和裙带嫡系等江湖手段治国，除了培植嫡系军队和特务机关，还与军阀冯玉祥、张学良结拜兄弟组建政治同盟，维持政权稳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主共和国元首依靠江湖拜把兄弟和泛家族主义嫡系军队来维持(也许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可算半个)，唯有中华民国建立在帮会势力和私人关系网基础之上，它的法律是一纸空文。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当然也不是儒教国家。干脆说就是江湖国家。江湖治国当然不是蒋介石的个人嗜好，而是国家现实和社会格局的博弈结果，是一种严格优化的策略集合。反之，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则是一种劣策略。因为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治。一个江湖化的文化，只能产生一个江湖国家。

　　而今，五个世纪的游民积习早已渗进民间社会，渗进中国人的心灵，在组织习惯和价值观上打下深刻烙印，它根本不与国家法律秩序正面交锋，而是悄悄地、“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形成一种隐形的惯例制度，并且在黑夜里、桌底下、幕布后悄然发挥作用，以五百年的旷世老练僭越法律和政策的防线，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行我素。基于此，一个人要在这种环境中安身立命，不仅要学习法制，更必须适应江湖，迁就它的规矩——人身依附、结党营私、人情买卖、弄虚作假等等。这就是“老实人吃亏，坏人飞黄腾达”的缘由。老实人学不会这一套江湖伎俩，不明就里，所以只好吃亏。许多人一辈子不明就里，一辈子吃亏。

　　做事不认真，何以成国民性？

　　这涉及到江湖化社会环境的基本价值，也叫主流人生观。简单说就是一个“混”字。

　　说“混”字，中国人无人不晓，“混”就是江湖化社会的中心价值。中国人见面问候，不说“你好”，而说“最近混得怎样”。通常答道：“瞎混呗”。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经过江湖化——被江湖驯化的老百姓，出门在外就是讨生活，混口饭吃，不仅白道上讨生活，也要黑白两道讨生活。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口饭吃。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这叫谋生不择手段。如果非要认真做事才有饭吃，那就认真；如果认真了也没有饭吃，那就不认真。江湖是一个非生产型的惯例制度，是一个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体制，概无公平正义可言；江湖没有劳动生产一说，发财靠吃地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除了害人认真，巴结老大认真，投机钻营认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认真。认真与江湖核心价值——混，相抵触。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干活累得半死没用，我去巴结领导，到头来我捞的肯定比你多，气死你；你做正经生意没用，我做假货比你来钱快，你干瞪眼；贪官污吏则比假货来钱更快，他勒索你，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后，捞不到钱走投无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结伙抢银行，变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那比谁来钱都更快，只不过惶惶不可终日，日子不好过。整个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枭雄、喽罗和混混的食物链，一个江湖强权寄生的生态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

　　既然那么多人混得人模狗样，反而认真干活没有回报，谁还会认真做事呢？所以，许多人干脆不认真做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于民间，天天看到数不清的街头人群，叼着香烟，跷着二郎腿，终日醉醺醺，目光猥琐，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从中就能找到答案，他们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认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国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样，甚至还被人羡慕。

　　同沐儒教，何以落后日、韩？

　　如果不参考“江湖”因素，仅归咎儒教的罪过，很难揭示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的艰难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难合理解释为什么曾经走过那么多弯路。

　　早在五百年前，实际上日本人口危机比中国到来更早，也曾萌生过类似江湖的游民萌芽形态——日本浪人，即破产的武士阶层。史料表明，明代滋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约三成属于真正“倭人”——日本破产地主和浪人组成的游民，他们裹挟中国游民、破产农民组成海盗团伙，规模通常达数万人。与中国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蜕变为军国主义侵略性国家，与其制度造成的人口过剩，过剩人口寻求生存出路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边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华儒教影响，尤其受儒学相对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学熏陶，存在类似的家族主义结构和人口激励机制，一旦人口过剩只得寻求海外殖民扩张，寻求新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直至往文化母国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后来，日本最终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没有变成一个制度断层的、混乱无序的江湖国家，关键在18～19世纪日本所处的社会格局，以及后来日本通过商业和资本主义化走过的道路。日本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封建幕府时代，就摆脱了中央集权政治羁绊。有学者认为，恰恰是中央集权与封建分权背景这个分水岭，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的命运。

　　自秦始皇后，中国不再出现过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据与权力制衡产生的真空，在近代历史土壤上，容易滋生类似西欧的商业交换因素和资本主义中间机制，从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与资本主义商业。日本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利用商业方式管理政府财政，增强了国力，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资本主义帽子，而是日本社会发展现状已然具备与欧洲相近的历史条件，当权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水到渠成。此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国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宪法法治，以出口制造业和外贸经济立国，以军国主义做后盾保障经济，以法制管理国内移民问题，以人口与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生产力进步，无形中消化曾经过剩的人口，从而避免了中国式江湖化的社会瓦解。

　　韩国也自称礼教发源国，儒教之教化不亚于中国，不能说所谓“吃人礼教”对韩国现代化毫无影响。但韩国现代化时间的起点比中国迟，现代化却走在中国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传统，这让礼仪之邦——中国人汗颜。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一群韩国人和一群中国人相遇，言谈举止立刻见出国籍。中国人的坐站姿、礼貌敬语、行为自控、精神力都不及韩国人更像儒门之后。这个事实很值得中国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盘清算不可？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否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显得过敏和极端？古老儒教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很复杂，未必全属消极，也未必全属积极，也有与制度转型无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礼教”并非造成中国落后于日韩的主因，反观中日韩三国，唯中国的江湖文化氤氲大盛于日韩，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从世界文化看中国文学和电影，除了江湖武侠还有什么新意？

　　江湖与近代中国苦难休戚相关。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到底应该归咎于儒教还是江湖？韩国现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说明，儒教即便有负面作用，也并非全盘抗拒现代化。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考量。

　　但是，没有一种因素否定江湖与近代中国灾难无关。事实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头脑僵化地继续反“封建”，不如态度端正地重新审视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说，江湖是蜕变的儒教，怎么能说与儒教无关？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儿子。然而，案犯是儿子，与老子既有关又无关。

摘自《反思历史解读中国》，作者：于阳，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