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荣禄赏识是关键：袁世凯不用告密也崛起

荣禄赏识是关键：袁世凯不用告密也崛起



袁世凯

　　世人都喜欢说维新告密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可是平心而论，没有维新这档子事，袁世凯照样要冉冉升起。一者是由于他个人的出色；二者是由于荣禄对他的赏识。袁世凯若没有个斤两，荣禄能掂他出来？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荣禄做了兵部尚书，参与督办军务处，袁世凯受了光绪接见，得到赏识，奉旨到军务处差委，袁世凯与荣禄这才相识。为什么从吴长庆到吴大澂，从盛宣怀到李鸿章，从张謇到荣禄，一路上遇到的各位前辈，甚至光绪本人，都很赏识袁世凯呢？也许有人会说，袁世凯会巴结、善钻营。这里我只想说的是：袁世凯也没啥特殊本领，他就是个做事的。因为在中国，不做事、不会做事的人太多了，才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来。我管这叫鸡立鹤群。而中国特色的不少地方，再混毬，也总得揽进几个做事的人，其他领导与人物才能安稳地坐享福禄。

　　慈禧太后她老公咸丰皇帝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尚有人耶？大清当然有人，只不过，都让他的那个体制给毁得没人样了。稍微想做点事的，也背负着几世之谤呢，到如今在还陷在道德批判与社会舆论的口水坑里爬不出来。比如李鸿章，比如咱们的主人公袁世凯。没办法，谁让你选择做事呢？选择做事，就相当于选择了地狱，你不下谁下？

　　变法期间，太后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任命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为“北洋三军”。所谓的北洋军阀，当以此为起点。当然啦，北洋这个词鸦片战争之前就出现了，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地域概念：以上海吴淞口为界，往南由浙及闽粤，为南洋；往北通山东、直隶及关东，为北洋。1860年(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开设，通揽洋务以及外交。又设立南洋大臣与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掌管上海与长江各口以及闽粤浙三省；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专管北方各省。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提升，势力远远超过本来地位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就是总理衙门，也因大部分的外交任务转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而势力稍减。但是李鸿章掌控下的淮军、练军，却谈不上北洋军阀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专称。因为整个民国前期，政治舞台主要就是他们的活动空间。北洋练兵的时候，南洋也练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的是自强军(一称南洋新军)，兵额2860人，也是按德式操练。之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但自强军并没有扩建，营队与数量都不及北洋。一者是由于湖广总督与两江总督屡次调换，二者由于操练主事者个人的因素，所以南洋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形成北洋那样的集团势力。

　　从袁世凯这方面来说，督办军务处被裁撤，荣禄从此成为他的直属上司。在天津谒见新上司期间，致小站代他主事的徐世昌的信中，他说荣禄“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袁世凯这种做事的人，对官场应酬及人浮于事的反感。信中说，由于光绪与太后要去天津阅兵，时间已不足两月，但是“诸公互相推诿，办事人多，每有此弊也”。还有，“在此惟奔走应酬，实属无谓，几乎不暇搦管”。

　　政变之后，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仍旧节制北洋各军。裕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再之后，政府又发布上谕，进一步明确荣禄的军权与地位：“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细心一点的话，会发现北洋在此谕旨中由三军变成四军了，多了宋庆一部——毅军。

　　也许，袁世凯更能领会与贯彻这份上谕的精神——以一事权。他给荣禄建议：驻直隶的毅、甘、武毅、新建陆军，四军互不统属，不能联络一气，不如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统领。并由荣禄另募万人做亲兵。荣禄不傻，自然接受。于是，上奏清廷得到批准，把北洋四军整编扩建为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中军招募八旗旗丁1万人，组成后驻扎北京南郊南苑(今北京大兴)，由荣禄兼领，相当于他的亲军了。前军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天津附近的芦台(今天津宁河)，兼顾大沽、北塘，扼守北洋门户，兵额1.6万人。军队受德国洋员训练，军队装备也好，只是军纪不咋地。后军为甘肃提督董福祥统率的甘军，多数为回民，兵额大约1.1万人，驻扎蓟州(今天津蓟县)，并担任通州一带防务。左军为四川提督宋庆统率的毅军，兵额也是大约1.2万人，驻扎山海关内外。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右军，原兵额只有7000人，被荣禄允准可以再扩编3000人，也达到1万人的标准，驻防天津小站。虽然改名为武卫右军了，但由于其他各军还是旧军编制，所以一些文书中仍称其为新建陆军，以示与其他各军的区别。五军共约官兵6万余人。

　　武卫军的编成，有两大亮点。第一，军队的统率，由过去督抚或者某个个人筹饷练兵并指挥军队的传统方式，改为由中央派员筹饷练兵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军队由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军，变成了中央军。二是对于原先的落后编制与装备进行了改造，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新军的气象。当然了，这种新是有限度的。前面说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秋天，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中国，参观了武卫军，在他看来，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此外，他在中国军队中发现许多管理很差的事例，多数情况是粮饷不足，除少数例外，全部缺乏纪律与训练。甚至装备较好的部队也往往因训练不足而失去价值。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十四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特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的抬枪都有。而且连这种杂凑的枪也很少能实弹射击。因为，除袁世凯的士兵以外，军队极少甚或不做射击演习。

　　其实不用举证，你就应该能猜到，无论是从官兵素质、装备，还是军容军貌军纪军风来讲，袁世凯这支都是武卫军中的翘楚了。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若没有政变，光凭练军的成效，袁世凯就可以冉冉升起的。政变前，政府本有天津阅操之安排；政变后，阅操著即停止。否则袁世凯的军队一亮相，太后更会对他刮目相看呢。政府谕旨中，说天气太寒了，皇帝还要侍奉躬慈呢。不管什么借口吧，天津阅操对袁世凯来讲，应该只能是好事，而不会是坏事。现在，精心准备了几个月，全都白搭了。政府可能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给他们发了奖金。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著赏银六千两；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著赏银四千两；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著赏银三千两。10月份，袁世凯上《严杜后患请旨分饬遵行折》，大致意思是说，中国的疆域海口防范不严。并且举例说，自己署理直隶总督任内，英兵五十余人，携带炮位、枪械，由塘沽登岸，搭乘火车到天津，还想附车进北京。英国之后，俄、德军械也相继运进。袁世凯认为，塘沽防营不拦不问，车站人员任意售票给他们，太不像话了。要求政府饬有关管理人员加以整顿，并分派懂洋务的人员前往各疆口，按公法条约与外人交涉，不能任他们自便。

　　三个月后，太后特别召见袁世凯，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把个小袁感激得“傍上苑又趋跄”，两腿都抻不直了。除此之外，太后还赏他福字荷包、银钱、银锞、食物等项，恩宠明显见涨中。召见之后，袁世凯上《钦遵懿旨敬呈管见折》，对当下时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外国虎视眈眈，中国当自强。自强首在练兵，练兵首在筹饷云云。我们可以发现，政变之后，中国的大吏们，步子更迈不开，胆子更小了。袁世凯刚刚摆脱与维新派的干系，自然不敢提任何与新政有关的字眼。至于其他与新政本就没有干系的官员更是绝口不提新政了，上下一片萧条。所以袁世凯也就只能三句话不离本行了：兵和钱！兵呢，袁世凯会练；银子呢，袁世凯可不会练。所以他给太后出了几条来钱的主意：增盐价；核钱漕；清厘税；征契税。如果说后三项算是反贪防腐的话，那么前一项则是典型的拔羊毛了。按袁世凯的意思，中国四万万民众，每人每月食盐不过半斤，若斤盐加价五六文，民众每年花在盐上的成本不过增加二三十余文，感觉不到负担，但是政府却可每年收入一千余万金。看来这就是“大国刮民”的好处。正折之外，袁世凯另附一个《请饬慎守国权片》，跟前引《严杜后患请旨分饬遵行折》是一个意思，无非国权不振后患无穷之类的老生常谈。不过我无意谴责袁世凯，政变刚过，太后让他谈政见，他能谈些什么呢？至于拔毛或者老生常谈，本就是政府的执政伦理与行政常态——按照美国学者韩书瑞的说法，中国的皇帝在国内巡游一下，看起来更“像一次侵略”，就差说更像日本鬼子进中国了。嗯，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4月，荣禄保奏下，袁世凯因办事认真、练兵三年卓有成效而交部优叙。政府著荣禄通知他，如果手下有得力将员请择优酌保。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他首先保的是他的哥们儿徐世昌。当然，老徐既是他的哥们儿，更是难得的人才，以翰林院之资参与军务，不说其他，袁世凯的练兵歌都是他操刀给弄的。现在丁忧守制恰好期满，所以袁世凯请求政府留徐世昌在军中继续帮办营务。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还举了几个例子，翰林院检讨某某某和翰林院编修某某某也被借调外用了，但是资俸没扣。要求政府援引成例，也免扣徐世昌在翰林院的资俸。估计袁世凯觉得老徐家穷，所以想给哥们儿弄双份工资呢。没想到政府同意老徐留办营务，拿双份工资却给拒了：“所请免扣资俸，著不准行。”看到这样的官员奏折与政府批语，确实好玩。官员讲义气，政府讲小气。

　　同月，袁世凯还反掉两个贪官庸吏。一个是补用都司张国栋，一个是哨兵千总杨正国。前者出口购马，于沿途经过地方，需索饭钱，迹近骚扰；后者纪律废弛，不知振作，袁世凯请旨要求将他们一并革职。政府同意了。

　　5月，袁世凯上《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说中国文明之邦，传统是以德治国，加以承平日久，故军政渐弛，以至于“我以数十万众，不能当日本一旅之师……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他说，自己弱冠从军，对土操洋操均有考究。洋操特好，土操着实没劲。但是洋操不好练，难度大。所以仰恳皇太后、皇上饬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直省军营，一体遵照，认真训练，既不得有名无实，尤不可稍参成见。随时简派大员，抽查校阅，严定殿最，以资惩劝。并厚集饷项，在东北各省，增练四五万人，合原有之军，共以十万人为率，国家安全才有希望。政府一听，“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细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

　　这样一来，袁世凯又得编兵书了。事实上，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袁世凯已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全书20余万字，乃是小站练兵条令的集结总汇。前面我们列举的营制、军纪包括袁世凯的劝兵歌等，皆出于这本兵书。由于编撰于变法期间，所以算得上新政的一部分。现在，遵上谕指示，又要编兵书了。袁世凯亲自挂帅领衔，召集手下文官武将，组成一个写作班子：袁世凯的哥们儿、新建陆军大参谋长徐世昌负责审阅与修改；袁世凯最赏识的江南才子、袁世凯的军中幕僚，人称“小诸葛”的言敦源主稿。其他主笔还有：曾在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读过四年、后被派到德国、在著名的克虏伯炮厂学过军事的段祺瑞；同样出身北洋武备学堂、第一个以武备学生身份考中秀才、亲历甲午中日战争、在北线摩天岭给聂士成做主要参谋从而让摩天岭成为日军数月无法克服的一道防线的冯国璋以及北洋武备学堂毕业、长期督办清军炮兵学堂的王士珍。这三位人称“北洋三杰”，且有标号：王龙、段虎、冯狗。强将手下无弱兵，费时三个月之后，编出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也是20余万字，364目，分装24册，内容包括：训练、练兵、攻守、驻扎、电讯、电雷、测绘诸说和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诸操法。是一部近代陆军兵法全书。其操典全据德国章程，理论阐述则大都出于创意，被现在的军事史权威研究部门誉为“理论与实际并重，西法与中法结合”的著作。两本兵书，合计40余万字。被骆宝善先生称为“奠定了近代中国西法编练陆军的兵法基础”，“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

　　编兵书的过程中，具体来讲是6月份，袁世凯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看来，谁也拦不住袁世凯的冉冉升起了。

摘自 《真假袁世凯辨别》，端木赐香，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