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罗伯特·坦普尔：回忆赛珍珠

罗伯特·坦普尔：回忆赛珍珠


　　我初次见到赛珍珠，是在1962年的2月5日。几天以前我刚度过了十七岁的生日。那是美国费城的一个春节晚宴，赛珍珠是到场的嘉宾。用餐时我并没有和她交谈，因为她是入座贵宾席的，而我不是。我忙着学用筷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一天，我下决心要学会它；如果不会，就一点东西也不能入口。由于饿得很，我倒很快就学会了。在英语里我们有个“是沉是浮全凭自己”的说法。有人教别人学游泳的时候，就是把人扔在水里；那个人怕淹死，反而就学会了游泳。

　　那天的宴会，一共有二十四道菜。头十四道菜都上过了，我还没有吃到一口，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因为同桌的没有一个人来教我怎么吃法。到第十五道菜上来我总算有东西入口了，以后就大吃特吃起来。填饱了肚子，我又开始对赛珍珠发生了兴趣。我用钦敬的眼光打量着她。当时她已经是六十九岁的人了，却还依然仪容秀美、举止优雅。她有一双温婉如在梦境一般的眼睛，皮肤白皙细嫩，说话极其温文尔雅，看上去她好像时时都在思念着什么非常遥远的地方。以后结识了她，我认识到这点确是真的……她时时都在想着中国，整个一辈子天天都在想着中国。

　　那天的宴会结束以后，客人们并没有马上离去。西方人习惯于饭后还要逗留下来相互交谈。那天晚上费城中国城的首长（Mayor）起身向大家介绍赛珍珠，她起立讲话……感情浓烈但却恬静沉稳，使我十分惊愕。事后，我将她的讲话记述成文，投寄给了一家当地报纸，1962年2月15日便刊发了。现在我还藏有这张报纸，因此我可以引述它们，让你们准确知道那天晚上赛珍珠到底说了点什么———

　　我们必须打开以往自己对中国关闭着的大门。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不能无视或是排斥任何人或是任何国家。这一点适用于，我的观点是，适用于古巴。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一个邻居，你不要不理睬他或不跟他说话。任何一个有点教养的人，都不会这样待人行事。因为，如果这样做法，你不但失去了可能跟这个人延续友谊的机会，而且你还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仇人。你只是由于不跟别人说话、不理会别人就增添了仇敌。同样的情况，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不理会中国人。他们是太为重要的人们。我们必须同他们打交道，直截了当、诚恳坦率地同他们打交道。

　　我本人确信，在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和西方之间，将会实现一种和解。我并不确切知道这种和解将会如何产生，但我相信它们定会实现。我了解中国人。他们是高傲自豪的人，他们是质量上乘的人。我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其间有一部分时间我在那里教书（那是在南京）。我记得我教过的那些学生，记得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多么的聪明。我也记得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

　　我常和人争辩，为什么中国人当中有这么大比例是聪明……绝对聪明……的人。

　　是的，今年是黄帝纪元第4660年。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在进行着优胜劣汰的选择。弱者消亡，强者生存。如今，最最强势的中国人正居住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相信，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伟大的人的理由之一。不断进行着的选择与淘汰，很是一回子事情。

　　中国人乃是一种优质的人。我也了解，当中国人决定，使自己适应如同世人今日所知的那种现代的生活之时，便以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情……重要的是，国人应当立即打开以往自己对中国所关闭的大门，并在自己还能做到的时候就跟这个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

　　我确信，中国迟早会有一天……不是立即，而是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能够建成一个真正适合于他们自己需要的政府，如同我们拥有一个适合我们需要的政府一样。中国，早晚会在世界上，作为世上所有最伟大、最自豪的国家之一，而占有一席之地。

　　我为赛珍珠热情洋溢的讲话所深深感动。我赞同她的观点。她正确地预见到，中国仍将面临一场持久的斗争。因为，她说这番话，是在1966年的事件发生之前四年；也是她所预见的实行了改革的中国、成为现实之前的十四年。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掌权，他所规划的农业领域极其重要的改革尚未进行。而今天的中国，如同赛珍珠在1962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形成一个真正适合它自己需要的政府。我在那天晚上会见了赛珍珠和她携同前来的两个女儿。她非常迷人，并且勉励我跟她保持联系。因为她喜欢年轻人，并说她高兴看到，有位年轻的西方人士对中国怀有兴趣。我把我写的文章给她寄去，她竟颇为称道，说我把她的话记得如此准确，且是单凭记忆就如此详尽地写成了文章（我在现场未做笔记，小型的录音机在那个年代也还不存在）。她对我实在是过誉了。也正是由此，她开始用友情来表示对我的厚爱。

　　我跟她交往，一直到1966年底，我离开生身之地的美国而移居来到了英国。但在1962至1966年间，我同赛珍珠有过一些并不寻常的交往。她住在一所挺大的房子里。有一次我驱车前去看望，见她正坐在一张沙发里，眼睛直瞪瞪地对着地板，一言不发。那是1963年的秋天，我十八岁。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是单独一个人正和全美最为知名的女性置身一处。她正身陷如此深重的心理抑郁之中，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事后我才获悉，那天她的抑郁是由于跟她一个女儿为某件个人事项极度不和所致。

　　起初我在她对面的一张小沙发上坐了下来。但我不发一言，希望她能马上缓和过来，并且跟我说话。可是，大约一刻钟过去了，她依旧盯着地板，一动不动。有好几次我清了清喉咙，她还是显得根本没有见我在场的样子，眼睛始终没有移动一下。当时在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在，就是我跟她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我意识到，此刻没人会来帮我，我得自己单独对付这种境况。如果起身离去，那是粗鲁无礼的。因此别无选择，我必须留下来。然而，我该干什么呢？我决定采用和蔼友善、拐弯抹角的方式，尝试把她从抑郁的状态之下引领出来。

　　于是我开始悄声说起话来，细语轻声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我说，杜甫和李白两位诗人，是哪个更为伟大呢？我说，很多人认为是杜甫更为伟大，因为他以极度的尊严与同情把自己悲惨的生平故事写进了诗里；但也有人认为是李白更为伟大，因为他的诗歌更具个人的抒情力量，而杜诗则更有累积渐进的效果。我对着她，如此这般絮絮而谈，并且说道：我倾向于认为，杜甫是更为伟大的诗人。接着，我又轻轻地对赛珍珠说道：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上述选择？

　　她没有再不理会这个话题。她轻柔地说了起来：不，我认为李白更加伟大。我更爱读李白的诗，因为它们极具抒情与瞬时之美。说完以后，她仰起头和我对视，一下子完全脱离开抑郁，恢复了正常。接着，我们就别的话题谈了好久好久，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不过，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我和她不再只是相识而已，我们的友谊更加亲密了。我们曾在一次危机的时刻有过真正的交流，因而也就建立起了真正的友谊。

　　1963年的时候，我还见到了浦爱德（Ida Pruit），她是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最要好的西方朋友。在1930年代，浦爱德在日本人差点儿抓到邓颖超的时候，曾经救过她的命。她假扮女仆带着邓颖超通过了日占区去到北平的一家医院（当时邓颖超病得很重，必须住院，否则命将不保），从而躲过了一场劫难。由于这个事件，周恩来对他夫人的救命恩人表示了很深的情谊。她也一直对我说，邓颖超是全世界对她最好的朋友。浦爱德之所以跟我相会，是由于她到我所在的学校来听中国文学的课程。她，个子矮小，头发花白，是个讨人喜欢并且有点神秘兮兮的老妇人。我猜想，当时她已有七十多岁了。她对我产生兴趣，并且邀我单独去她家里吃饭，使我受宠若惊。我去了好多次，由于她住得离我学校不远。我最爱吃的她常为我做的菜，是北京风味的鸡翅。她向我展示她的有关殷商时代的书籍，使我极感兴趣。最最使我称奇的是，她让我检视并且亲身体验她所收藏的大量中国玉件，为数共有几千件之多。大部分是周恩来给她的。他知道，古代碧玉是她的最为珍爱之物。她教我怎样识别玉石的年代，怎样鉴赏不同寻常的颜色，例如紫色与褐色的玉石，而不只是看重绿色的。她会将二十个玉件盛放在一个浅盘里，然后拿到我的面前，要我挑出最古老和最喜爱的是哪些。我挑出唐代的或说我喜欢褐色的，她就对我的直觉表示满意。

　　浦爱德对现代中国的政治活动介入得很深。她为中国政府在境外做了许多极为重要的事情，但都未加宣扬。她要我参与这类事情，最终发现我不是搞政治的人。对她说来，政治是至为重要的；而我却觉得，政治使人厌烦。她对我极其和蔼友善，极有耐心。但是最终她发现，尝试劝我对这类事情产生兴趣，根本不行。

　　不过，我倒是对老舍的事情颇为眷注，她是老舍作品的翻译者之一。我也喜欢她的有关中国的其他著作。她曾告我，她有好几部写中国的书稿，还没有一家美国出版商愿意出版，因为她太过于同情中国政府。我说，政治不该干扰这类事情；美国人需要多多了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赛珍珠曾经劝说我，要关注中国的农民，因为她本人就深爱他们。我，小时侯曾跟乡民一起生活，因此我喜爱这些东西。于是，我开始尝试让浦爱德的书稿能在美国出版。我曾经找我一个大学同学的朋友商谈此事，还曾找过别的人。

　　为了这件事情，我说，可能赛珍珠能起作用。但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然后，浦爱德尝试向我解释，说她和赛珍珠两人在政治上是不一致的，她俩已多年不见面了。我不以为然，说赛珍珠是我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人。可是浦爱德完全不同意。她说，赛珍珠确实讨人喜欢，她也希望她俩能够合作，因为她们都深深爱着中国；但是她不认为赛珍珠会愿意见她。于是，我自愿去找赛珍珠，尝试为她俩重聚作出安排。于是，我成了这两位女性之间的桥梁，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为她俩传递音信。通过我的工作，两人相互表达钦佩之情与问候之意。久而久之，坚冰开始融解。但是以后我发现，赛珍珠不敢去跟浦爱德取得直接的联系。原来，浦爱德的电话被安全人员窃听，而赛珍珠不愿让美国政府认为她一下子成了个共产党，便会对她加以迫害。浦爱德，当然是共产党。但是赛珍珠却希望继续保持着跟中国政府的事情不相关联的状态。因为，她的关于敦促美国政府同中国及古巴进行直接接触的意见，在1962年的美国，已被认为是政治上的煽动，是非常危险的；她不愿意由于跟浦爱德会面而招致更多的麻烦，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对于赛珍珠而言，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不久的时候，还在鼓吹要美国跟古巴建立直接关系的言论，着实是够大胆的！换句话说，赛珍珠已有足够的政治麻烦了，她不需要更多的麻烦。

　　我不认为赛珍珠和浦爱德此后还曾见过面。不过最后，她俩开始信件来往，我为她俩传递口信的办法变得不那么必要了。

　　在此我要强调一说的是，赛珍珠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她后半生未能回返中国，而陷入了极其深重的悲痛之中。在我同她结交的时候，她曾因为自己深爱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刚刚去世，在感情上孤独无靠而悲痛不已。然而最深的悲痛，还是因为她想念中国。中文是她的第一语言，她在婴幼时期就在中国生活。外表上她是白人、西方人，然而内心她却是个中国人。被同中国隔断，对她说来，乃是每天都躲不开的、可怕至极的酷刑与煎熬。

　　赛珍珠感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病毒，这是西方人难以感染的。但是我也从她那里感染了这种病毒，它被称之为“爱中国的病毒（the love of China virus）”。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它，而它是不可治愈的。

　　【注】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作家、学者、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1945年出生，美国人，后移居英国。英国伦敦验光师学会的准会员、皇家天文学会员，并有梵语和东方学的学位。美国肯塔基路易斯维尔大学人文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客座教授，中国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1996年，他根据弗雷泽爵士的著作编写的节本《绘图本〈金枝〉》问世。1998年，他和妻子奥利维娅出版了《伊索寓言全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英译本，作为“企鹅经典丛书”一种。坦普尔发表若干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著作的学术文章，包括根据佚失的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解剖》的片断编写的纲要。他的著作有九种，被译成四十三种语言。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在1986年出版《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概述“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概述“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被李约瑟赞许为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精彩的提炼”。

　　浦爱德：全名埃达·浦爱德（Ada Pruiit），现通译艾达·普鲁伊特。女。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是美国南浸信传道会教士。生于中国，父为蒲其维。抗战期间曾在美国募捐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1948年3月到8月，在老舍帮助下完成了《四世同堂》英译工作。她不会中文，但能听懂，所以老舍必须亲自将手稿念给她听，由她译成英文后记录下来，再进行润色。为此他们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工作。老舍回国后还经常托劳埃德先生问候她。她写有《在中国的童年》、《殷老太太：北京生活回忆录》等著作，译有吴永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谭》。

　　1888年，浦爱德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先后有两个中国保姆带着她，一直到十二岁。由于从小就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浦爱德的山东话讲得和当地人一样好。从出生到1939年离开为止，浦爱德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总是称中国为她的“母国”而称美国是她的“父国”。浦爱德在她父亲的故乡佐治亚州读了大学，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然后到波士顿的麻省州立医院学习新兴的医学社会服务。由于她的个案工作表现非常出色，1921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聘用，在新建的北平协和医院建立社会服务部，任主任十八年。其间在燕京大学任教，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社会工作者。

　　1920年代浦爱德创作了几篇关于北京的短篇小说，发表在美国一家通俗杂志上。1930年，她访问一位从山东“老家”（即她的出生地）移居北平的老年劳动妇女。根据访谈记录，浦爱德写成了《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述———根据宁老太太所讲故事而著》。该书194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1967年斯坦福大学再版，再版后成了斯坦福大学十五本最畅销的书之一。浦爱德1960年曾来华访问。1985年，在美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去世前一直担任美国美中友好协会的主要领导职务。

　　罗伯特·坦普尔，汪健/译，裴伟/注，《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