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戴晴 备忘“六四”
备忘“六四”
戴晴 2014年06月04日
Jeff Widener/Associated Press
一名男子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阻拦一队坦克的照片闻名全球，不过在中国被禁止传播。
戴晴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虽然她从未被起诉或定罪。戴晴根据自己的经历及25年间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写成此文。《备忘“六四”》以逐日记录的方式，梗概地叙述了“六四”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并加以解释和分析 。本文经过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文中没有特别加以注明的事实及其经过，源于作者的调查、采访及各种公开资料。——编者
（一）25年前那一天
25年前，1989年的6月3-4日。
红旗已然在中国共产党治下飘了40年当口，古老中华帝国的五代古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枪声大作，坦克开进了天安门。
现代装备的野战部队成建制地出动，沿街射杀学生和平民。
在“首都戒严令”发出十四天之后，七大军区各军兵种配合的大部队作战行动开始。不过数小时之后，军队开进街道，临近各医院死者与伤者堆积……
“平暴”胜利结束！从6月4日到8日，往日里旖旎优雅的五代故都，一片肃杀。
6月9日，84岁的邓小平出场。在这个国家，他唯一的职务是军委主席。
邓小平，在25年前的那个夏天，灭掉了本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开明智睿、进取务实，声望日渐卓著，但显得不肯亦步亦趋的本党同志赵紫阳。最后，他不惜动用野战部队……鲜血——学生的血、平民的血、士兵的血，一起洒在古都街头。
在具有皇家象征的怀仁堂大殿，邓只为20万官兵当中的15位“死难的烈士”默哀之后，这场屠戮行动的最终决策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然而，不过就在此前两个月，事态似乎还不是如此。那是胡耀邦含冤离世的那天，笔者本人曾经亲历不曾为官家披露、也不曾为研究者注意的一场准高层会见：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
想来胡的离世，在那一刻尚未影响到党政常规工作，汪锋于是也没有修订他事先准备的谈话——意图通过台湾享有盛誉的严肃传媒，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从《宪法》上拿下来”，这就意味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党政分开有了制度上的依据。
然而，不到两个月以后，六部口血迹尚未彻底清洗，面对党国钢铁长城（首都戒严部队）百名军以上干部，邓在怀仁堂大殿凛然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难道胡乔木、汪锋在传谣？从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两月啊！
（二）那一天之前
北京，春暖花开的四月天。
1980年代一线管事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死讯传来，满怀一腔郁愤的学生们，打起横幅、走上街头，希望越过党的系统的层层管制，把他们的感受告诉百姓，告诉当政者。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学生们的诉求都已经越过正求学的年轻人的激愤，而跨到政党与国家政治变革的层面。
抗议与诉求一波接一波，愈加丰富深刻、也愈加切中时弊，整个社会对中共40年执政的不满——从肃反镇反到严打，从公私合营到价格闯关、从小脚侦缉队到政审排查、从《共同纲领》到阶级斗争……深层表层，前所未有地、全民性地调动起来：以关爱热血青年的形态爆发。
是时，赵紫阳，这名无论从理念还是情感，罕见地对异议怀有包容的政治家，以尽可能开明的姿态对待社会诉求，如他在5月4日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代表时所谓：“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自从代理了总书记，在中顾委诸老或关爱、或嫉恨的环伺之下，在小平同志的威望与智慧笼罩下，在“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胡耀邦语）的强劲潜规捆绑下，面对民间诉求，赵紫阳艰难地——应该说，也是十分勇敢与罕见地——发出了不一样的调子：首先承认自身工作的失误，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胀和社会不公。对“学运”，坚持认为：处理得好，将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对于当时（直到25年之后之今天）民间最为痛恨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赵不仅曾致信中央，建议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立意从最根本处下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赵当时或许没有想到，这姿态，是会引起他人——特别是邓家——强烈忌惮的……
这是因为，“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见《改革历程》）。
邓小平不得不动手了。不止为驱散人群、收回广场，他还想要别的。
邓已经忘记北大学生在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中打出的那个用自己床单制成的横幅“小平您好”了么？已经忘记1976年丙辰清明时天安门广场树枝上挂着的叮当作响的小瓶子了么？
（三）回到1989
4月15日
胡耀邦离世。赵紫阳亲赴米粮胡同向邓小平报告（见《改革历程》）。
学生上街，“怀念耀邦”、“中国魂”等标语拉出。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邓“摒弃前嫌”。他告诉总书记，一定出席胡的葬礼。
此时的邓，想到什么？
十三年前“丙辰清明”的民众悼念，让身处最高权位的毛泽东（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一下子就敏感到：“矛头是对着我的”——以悼念总理为名；“有人插手”——直指的正是刚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
如今身处最高权位的，已经是邓小平自己。“矛头对着小平同志”！出此言者李鹏的嗅觉格外灵敏。
别的人呢？他们打算借这局势为自己一腔宏愿与一肚子不得意闹闹么？
4月18日
这一天，粗疏的口号式政治抗议（而非单纯悼念）开始。风头最劲者，涌向新华门。针对“冲击中南海”行动，邓小平立即同意杨尚昆的建议，调38军部分部队进京保卫中央。
按照常委分工，这天具体在第一线处置的是乔石：坚持不扣帽子的劝说与调用公安清场。奏效。
4月19日
北京《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这是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风潮中逐渐实现角色转换的两家报刊——联手召集在京的开明高干、舆论领袖等，开了一个“祥和”的追思会。
与会者籍怀念他们半个世纪的战友、他们蒙冤的总书记，从思念慢慢转向对蒙昧、对霸道、对无视规则之专权的批判，其力度已经远大于学生们的呼喊：他们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要命的痛脚。
从4月18-23日，邓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
和毛一样，邓应该算作是大时代的大政治家，而非平庸投机政客。邓最看重的，无疑是1980年代已经出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即将出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大权不可旁落，想要甩开共产党自己干，门儿都没有。
犹记86年底那次“闹事”，《人民日报》1987年开年的社论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说得干脆：“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
或许，还没到该出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整个北京传的是：小平同志认为，两边（即开明与强硬）“谁有本事谁解决”。邓的改革正推进到节骨眼，只望一切顺遂。有人闹事——以邓的意思，那就“快刀斩乱麻”。
这天，赵紫阳就访朝一事拜望邓时，特别谈了学潮情况和自己的处理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赵紫阳《改革历程》）。
广场局面胶着。对于知识人的自命不凡，对于盲众泛意识的恶，邓心里有数。
4月22日
邓出席了胡的葬礼。
年届84高龄、晚期帕金森病人。邓坚持站立一小时。
没有几个人知道邓在答应参加此葬礼之后，又恨恨地说的那句话：“规格够高的了”。他的这一纠结不是一天两天的了。1987年初，一举拿下胡耀邦大功告成，自认把到圣脉的李鹏建议乘胜追击，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批判”，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举全歼。邓当即喝止：他没犯什么错。淡化！
葬礼当天，徐勤先任军长的38军部分官兵赴京维持秩序。广场和人大会堂前数万北京大学生彻夜聚集。葬礼期间，三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请愿，引发骚动。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4月23日
出访朝鲜之前，赵紫阳特别前往邓家请示。邓说了什么？据赵记录——邓说“等朝鲜访问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总书记的问题”；邓让赵“放心去。回来以后，军委主席交给你”。（见《改革历程》）
然而，就在这天，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据李鹏日记，就在这天晚上八点半，一年前刚刚接受恩赏当上国家主席的杨尚昆“鼓励”他去见邓小平，说自己也同去——想来不会是去打桥牌。这“鼓励”，是杨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而为？
查《邓小平年谱》，这一天空白。事实上，不仅这一天，从4月22日到5月10日，在北京和全国多处“炸了锅”的局势下，公开发表年谱对邓的活动均无记载。
4月24日
就在总书记出访翌日，暂时受托“主持日常事务”的李鹏，出手一个统摄全局的动作。这天晚上，他召集并且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听汇报，作总结，气势十足。共产党历年用来吓人的“定性八卦”全用上了：形势严峻、蓄谋已久、有计划有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是中央委员、且任职常委会秘书的鲍彤，此次被排斥在外。鲍彤并非赵紫阳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亲随，如王瑞林之于邓小平。1980年，赵奉调入京担任总理，鲍彤是中组部为赵选派（而非他从广东或者四川带来）的秘书。
“动乱”二字在碰头会上出台。继而议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结束。李鹏宣布第二天到小平同志那里，“请老人家听一下常委汇报”。（见《李鹏六四日记》)
后人读史到此，难免油生疑窦：
23日李鹏送赵赴朝访问，赵在回答李鹏“还有什么交代”的时候，明确说“对于学潮，我还是那三条意见”（即已经邓首肯的“三条建议”：1，追悼会已经结束，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马上复课；2，尽量避免流血，但打砸抢要依法严惩；3，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怎么不过一天之后，政治局齐刷刷地全变了主意？
其实，对赵不利的迹象早已出现，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赵本人当然也蒙在鼓里。
这也就是说，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定调，很有可能是在23日晚上，而不是等到政治局常委正式汇报的4月25日上午才发出——那已经是在照着脚本演戏了。
这里，尚须补充一点具有启示意义的细节：
这年4月初，80年代活跃在文化界的张郎郎听到华润在香港的中国广告公司总经理胡文善——胡那时更重要的角色，其实是该公司派到邓家专事打点这家成员杂事的跑腿，比如邓林香港开展卖画，胡便邀阔佬前往，然后在阔佬出手时再在定价后边加上一个0——在审看赠送即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礼品像册的时候，胡几次开口“他（赵紫阳）的（照片）别太大，别放这个（重要）位置”。张记得自己当时心里一惊：怎么，赵在邓家已经不被看好了！
再有，鲍彤曾记得，邓家女儿在学运前曾专门上门要求总书记身边的鲍彤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组建的公司）”的动议，不意竟遭到鲍的拒绝。她最后丢下了一句糙话“老娘不高兴”（25年后，鲍彤对此仍是一头雾水，不知这“老娘”所指何方神圣）。是否可以由此推测，早在十三大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之后的1988年，邓家女眷已经有要总书记“挪挪位子”的议论了？
4月25日
在党的总书记不在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在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的家里召开了。听汇报的邓小平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定调：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见《李鹏六四日记》）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俗称“4·26社论”），正式把春夏之交这场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定性为“动乱”——镇压开场了。
4月27日
1989毕竟不是1957。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中国青年，经历了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十年，不打算再在政治恫吓下屈服。
绝不认可“4·26社论”！数万学生在百万市民的夹道瞻顾下，以平和而坚定步伐通过一道又一道（北京警察、武警、包括军队的）拦阻线。
旨在抗议“4·26社论”“动乱”定性的“4·27大游行”秩序井然。这本是八九风波里最可播扬的亮点——无论民众还是官方；无论组织者还是军令发布者。
4月30日
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
在平壤，当他得知“4·26社论”时，曾回电“同意小平同志决策”，但具体究竟是坚持他提出的“三点意见”，还是坚持邓的“反对动乱”，不得而知。
然而，如此重大与紧急求见，居然遭挡驾：一连十多天。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中苏最高级会晤定于5月中旬举行），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对此，赵紫阳没有过丝毫怀疑，只有“请闫明复（时任统战部长）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自己的想法转告。
这期间间或有话从邓那里传来：鉴于社会反应，邓周围的人也感到“4·26社论”的问题，希望事情“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弯子”，具体做法，“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顶好不要找邓，万一不同意，反而难办。（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从4月底到5月11日，赵一直按照此精神办理，正如他在5月4日的“亚银”讲话中所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
问题是，小平同志在哪里？
“重大决策的掌舵人”从上下左右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受制于不同元老的常委们，在“4·26社论”背景下各怀拳经、艰难运作。
对这“消失了的十多天”，除了民间研究者的推测，官方（包括军方）没有一个字透露。
5月4日
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
5月6日
赵紫阳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5月11日
除去近随，在对几乎所有人——包括赵紫阳——保密的情况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的邓从外地回到北京。杨尚昆获准前往汇报并聆听。由此，邓得知了赵的“亚银”讲话；得知了讲话之后上上下下的反应——包括李鹏在内的常委们、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都认为“很好”——在北京的许家屯曾写条子给赵：“杨尚昆对这个讲话极为赞同”。
邓得知局面依然胶着。邓还得知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建议人大常委在六月份的会议上对此次学运做专题研究。（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5月13日
在求见邓小平13天之后，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得以前往觐见这位党的军委主席——杨尚昆陪伴。
恰在这天，趋于和缓（间或拉锯）的局面被突破——绝食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
此时聚积在邓心中的，除却恼怒，更多的，或许是焦急——中苏最高级会晤在即。
无人能够否认，中苏两党两国能突破毛的任性而走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步，可谓运筹擘画十载，是邓内心的巨大骄傲。一生成就之高峰揭幕在即，却遭逢如此尴尬。
元老们（陈云、李先念、还有从头至尾一以贯之视“犯上作乱之众”为齑粉的王震）再度施压：“党内思想混乱”、“出现两种声音”等等。到这时候，邓对赵并未严厉责备，只要求“尽快拿出办法”。邓当然也没有忘记强调“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见《邓小平年谱》）。
赵能拿出办法么——当邓坚持视国民为子民的中共法统，无视民意诉求，坚持不从“4·26社论”退步，坚持“坏人挑事”说时。
改革离不开邓的专权，对此，赵紫阳比谁都清楚。将他从四川调入北京，担任副总理、总理、总书记，哪一步离得开邓？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次接一次风浪，没有邓的一言九鼎，顶得住么？
赵没能拿出办法。
（四）这三天
5月16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第次会见戈尔巴乔夫：杨（15日，机场）、邓（上午见，中午宴请，人大会堂）、李（下午，钓鱼台）、赵（晚，钓鱼台）。
中联部与外交部相当紧张：接待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会见为主，还是与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见为主？讲究规格仪礼的外事活动，怎么个处理法？
尽管中联部已经照会苏方，与邓的见面是所有会见的最重头，但对方还是心有狐疑。会见最后排序：邓在先，赵在后。外交部也很紧张，只好定出“淡化处理，既不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
中联部与外交部不知道的是，早在三天前的5月13日，在总书记上门请示小平同志有关此次会见的时候，邓已经明确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戈尔巴乔夫如期抵达。因为广场被学生占领，这场准备了近一年、引起世界关注的大事，国宾欢迎仪式只能临时由天安门广场改到机场举行。
不知出于隐忍还是淡定，在这天上午出场的、曾在60年代主持过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九评苏共中央”写作事宜的邓小平，表现得兴致很高、谈锋甚健，脱稿历数中苏历年恩怨。最后，在客人既没见到总理也没见到总书记的情况下，邓握住对方的手：“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傍晚，总书记出场。赵心里惦记着三天前小平说的那句话，于是——据赵后来回忆——“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小平同志掌舵，最后的决策人是小平同志”。
宴请结束，赵立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局面如何疏解，双方依旧纠结在“4·26社论”。对于寻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的对手，赵似毫无察觉——哪怕李鹏相当不寻常地不许鲍彤如往常一样列席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总书记下的决心是：必须改变对学潮的定性，由自己承担责任，明天直接“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
赵是不是依旧相信邓对改革局面的珍惜？相信自己与邓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知与道德底线？
这天的政治局常委会，直开到凌晨2点。艰难地、几经拉锯地定下“赵代表常委，对广场学生发表《停止绝食书面谈话》”——此“谈话”一一列出五名常委的名字，内含爱惜与期待，但“4·26社论”精神已不见踪影——这是赵做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才争取到的！广场上亢奋的抗议者却毫无反应。
直到此时，还未见一个人对赵戈会面提到“小平是最后决策人”提出质疑。（以上引文均见《改革历程》）
这天，知识分子筹划有时的《五一六声明》发布，声明以北京知识界的名义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
5月17日
凌晨，赵求见邓：希望单独见。邓办通知他下午再说。
“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最后的机会了。十三大以来的政治经济局面，不都因为邓小平最后把舵？这，赵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自1980年4月调入北京，九年以来，赵稳扎稳打，而且特别顾及“意识形态脸面”地只谈经济体制改革——邓对赵因此鼎力支持；对于政治改革，邓的意见和底线，赵不仅清楚，也不曾掉以轻心。这样的局面，太难得了。失去，太可惜了。
下午，赵的求见遭邓拒绝。似乎是，通过自己的特别渠道，邓小平已经被“下了小话”，已经没有了单独见他的必要（见《改革历程》)。
下了什么小话？时任国台办主任丁关根后来对李鹏说，这天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见《李鹏六四日记》）
广场几近沸腾。“邓小平下台”标语（大约在10时）第一次出街；临近中午，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的《5·17宣言》出台，其起草者：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下午，政治局常委会在邓家召开（杨尚昆、薄一波参加）。
诸常委焦虑地一一议论之后，邓给出结论：紫阳同志的亚银讲话之后，学生闹得更凶了……接着，邓对“学潮”给出了远超过“4·26社论”的判词：
“这次事情不一样……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止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见《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在他的发言里，再次点鲍彤的名，说赵的亚银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联想到16日晚李鹏超乎寻常地不许鲍依惯例列席赵召集的常委会，联想到邓在讲话的最后发出“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之后，“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十天之后，鲍彤即以诬指的“泄密”遭捕——此刻，是不是在某个更小的圈子里，“4·26社论”所指的“后台、黑手”终于锁定（见《改革历程》）？
姚依林在会上率先提出，赵见戈尔巴乔夫时“把小平同志推出来……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一致认定。这一“一致认定”虽从未正式公诸全党和国民，但赵见戈氏前也数次在兄弟党和来访国家首脑间公示。这次赵戈会见之前，赵曾就此专门请示过邓；四月中以来，中共要员在会见工人和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都曾专门讲过这一点。为什么到了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一句不仅全党默认、而且正在践行着的事实的话，竟变得如此大恶不赦，变成了“赤裸裸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小平同志的反革命宣言”？（见《陈一咨回忆录》）
在软禁中，赵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这段按照他的意思、而且事后反应很好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见《改革历程》）
对愈演愈烈的局势，邓给出结论：当局不能再退。邓“郑重地向常委会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
说是向常委“提出”，在场的没有人认为这不是最后拍板。总书记当场表示“对此难于执行”，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纪律”。
在赵紫阳不同意戒严，甚至要求辞职的情况下，邓小平“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
到最后，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上次”？说的是不是4月25日？那回，李鹏一干人前往邓宅“向小平同志汇报”。邓听后同他们讲的，应该算是内部交底吧？而李鹏的做法是：当天夜里就把邓的内部交底向各级干部传达，并立刻将其写成社论发表。李鹏闻戒后连连说：不会！不会！（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实施戒严，有了邓的明确“提议”，如何具体部署？晚上，常委们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统一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邓的戒严“提议”，竟然在中国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常局常委会上没能得到多数同意。
赵紫阳请求辞职——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行使，事实上已经画上了句号。党与国家命运的决策，即使在形式上，也无可掩饰地转到邓小平（外加元老）手中。这回，年届八十有四的“老爷子”，不得不亲自走上一线。
邓是否知道，为了改革能在老人政治中向前推进，赵一直“靠小平同志的威望”、即所谓“跪着执行”。此刻，是否对平民动用武力，已经触到了这名政治理想家的底线。有些理念，比如内心深处对自由与正义的坚守，是不能拿来交易或者玩弄的。也就是说，赵不能做到像邓在林彪堕机后给毛写输忠信那样——在口头绝对服软，至于以后，那就再说了。
也许，邓在等着赵的告饶。可赵无动于衷。
一手亲选的人，居然不一致紧跟……对邓说来，是不是有些意外？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还没等他们晚上开会，邓已经自己动作起来：召集“三大佬”——陈云、李先念、彭真，秘书们也立即通知军委常委们外加王震、邓颖超：次日（18号）上午召集中顾委和军委常委开会，通报政治局常委的戒严部署。
广场那边呢，在这十多个小时里？
《5·17声明》起草人严家其后来说：《5·17声明》将郁积于胸腹之中对专制体制的憎恶，尽情挥洒出来：
“清王朝已经灭亡76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4·26》就无法否定……”
这篇檄文，17日凌晨之前就完成了。推算起来，此件被遍布各处的耳目“报送中南海”时，也许正是赵希望单独见小平而遭拒的时间档。
这一声明，“在决策圈引起强烈反响”。“是日晚邓家人坐在一起。邓脸色凝重一言不发，看着《5·17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来，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见《陈一咨回忆录》）
5月17日——“八九六四”最关键的一天！
图穷匕首见。中共最核心的问题此时现身：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5月18日
这一天凌晨，一线的领导人到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几家医院看望因绝食而被救治的学生。赵返回后，分别在上午和下午给小平写信：一封请求辞去职务；一封请求邓再考虑，改变戒严主意——两封都被杨尚昆劝阻。（见《改革历程》）
这天上午，李鹏在11点与学生代表对话并现场直播；杨尚昆则召集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戒严决定。
甩开了坚持“和缓、协商”的总书记，中办几乎瘫痪，军委和国务院依照指令动作起来。
邓呢？有没有动作——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将规章玩弄于股掌：党内外种种组织、机构、名号、小会大会、书记处工作会、政治局扩大或者不扩大的会议……不过是毛专权的行头：或撮或撇，完全根据情势需要。
这回，到了邓时代，由邓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会，居然拒绝紧跟他的“戒严”决定，这太意外了。但决心已定，话也放出去了，邓小平效法恩师，一招不成换一招：召集顾问委员会，换个方式通过。
按照小平建议的“部署”：戒严命令将于5月19日内部宣布；21日凌晨实施。杨尚昆负责具体规划。最后，邓小平签署命令：三大军区及武装警察约十八万人于5月19、20两日，进驻北京地区的目的地。
说是“戒严第二天宣布，21日实施”——事实上，没等他们决策，三名军委常委上将刘华清、洪学智、秦基伟也还没有表态，杨尚昆（包括下午参加“戒严工作会议”的李鹏、乔石）已经动作起来。
杨尚昆上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拟定出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邓签署后，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三大军区司令员最后确定“每一个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具体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命令发布。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
对此，徐后来曾对李锐等人有过“交代”：
北京军区于当天在驻首都的军区大院，以“作战会议”的规格，传达军委命令。
蹊跷的是，并没有什么会议，而是“一个野战军一个野战军的来”听命令，每个战斗单位“多少人，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北京，指挥所设在什么地方，带什么武器，带什么装备”——任务部署明确具体。
面对执行传达命令的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38军军长徐勤先说：“你们亲自给军里边传达去，我不管。”周说，你是军长，你怎么能不管？徐：“军队是党领导的，没有我还有别人呢。”
多年后，徐勤先追述：“局面僵持着。他说，你还是传达吧。我沉默了一会，我说你给我个文字命令。但是他也把我堵了，他说打仗的时候先口头的，完了以后再给你补文字命令。这个他说的也对，军队有一个口述战斗命令（的军规），而且口述战斗命令在前，就是我布置任务口述的，任务部署完了，这时候根本没有文字的，文字的是后下的，可能仗打完了打差不多了，才下去。所以，他这个说的也对。我朝他要文字命令也对，他驳的我也对。僵持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还是到作战室用保密机子把命令传回去了”——从北京传到保定38军军部。“传达完了命令我表了态，我说我不同意。我都跟他们讲了：我不同意，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
“抗命”之后，徐勤先被送到军区85楼招待所。在那里，“我想，我在这儿呆着还干什么呢？我就给刘志华同志打了个电话。我说政委，命令我传达完了，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我回总院住院去。刘政委还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吧。我就走了。”
这就是徐勤先的“抗命”（徐因此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徐不知道如此行事的后果么？当然不是。因为，在与周司令员的僵持中，徐已经说“你上级命令我当军长，你可以撤我嘛！”但徐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清楚地记得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徐说，《准则》“其中有一条，无条件执行的条件——除非是会立即引起的严重后果的情况，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政治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你都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例外呢？就是立即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对于这次的军令部署，徐勤先认为，“这个事和打仗不一样，这是个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这么办。”
徐如此认识，并非无根无据。从学潮一开始，38军就在北京执勤，5月16日碰巧徐又因突发性肾结石在北京住院。对北京市内的情况，徐是了解的：“矛盾很激烈，这样的话非发生冲突不可。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明显当时的状况不适合用激烈的办法解决，还是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政治问题。”
而依照军令武装强行推进——“这样的话，非出事不可，就是军队和群众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无非就是流血。因为他已经明确带枪带子弹，带枪带子弹肯定要出问题。”“带枪带子弹就是为了要镇压，因为邓在这之前有好多讲话，‘我们有300万军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名声不好’——他的狠招儿已经出去了。”
在命令传达的当场，徐勤先就明确讲出他的意见：“我说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
当晚，此情被报告到中央军委。杨尚昆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立即赶到保定38军驻地，以保障该军党委成员坚决执行军委命令。
邓小平当然随后即得知。他只原则上说“军纪严，军心齐”，让杨尚昆去处置。
军长“抗命”，这是邓小平自学潮以来，遭受到的第三个“当头棒”。第一个是“4·26社论”之后的“4·27”大游行；第二个是他明确发令之后的常委会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这是第三个：王牌军军长抗命！
三个当头棒：民心、党心、军心！
（五）又三天
5月19日
如果说前三天，就“戒严”而言，是提出与决策，而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与实施的时刻。
《李鹏六四日记》载：这天上午10点，应召赴邓宅“开会”的，是部分元老、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军委常委，外加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
据李鹏“当时的记录”，邓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妥。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
“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据李鹏之所记，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许多人注意到，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对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之名拢起自己的人号令全局，早就一肚子的不甘。与邓联手成功闹掉胡耀邦之后，他们对学潮这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更是心中暗喜。他们最怕的，恰是学生没闹到他们的目标达成就住手。40天来，台上台下不停捣鼓，到了“大乱子，赵酿成”胜利在望，即只差最后逼邓小平出演最后一场：组织解决（赵紫阳胡启立出常）。然后，他们再一个个道貌岸然地拎出自己亲信排座次，分果果。
这天凌晨，赵紫阳终于冲破“一再阻止”，依照中办安排，到广场和绝食七天的学生们见了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面。正是在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他那带有河南滑县口音的几句话流传全国以至回响到今天：“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下午，他接到“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包括不知何人起草、与他的意见完全相违、却需要他来宣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讲话稿。
赵拒绝出席。
这天下午，广场人头汹涌，“来京声援学生已达六万余众……‘戒严’‘军队进城’的传说纷至沓来”（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也在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送达中办：鉴于当前严峻局势，建议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会议。虽然是中共党组的报告，但人大十一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对此均一致赞同。（见《李鹏六四日记》）
也是在这天下午，属于“改革智囊”（即体制内改革精英）的“三所一会有关反对戒严决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布。尚可称作体制外具有独立意见和运筹能力的“公知”（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站到了第一线：在蓟门饭店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晚10点，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政治局常委戒严决定”。诺大北京，开会的地方都不好找了，动员大会最后定在军队总后勤部礼堂召开。
简单的主席台，一排七把椅子，坐了六个人：第七张是一把空椅子——总书记赵紫阳“身体不适，请假”。
乔石宣布开会。与前番原则性的空洞恫吓不同，在这次会上，北京最高领导人（市委书记李锡铭）点了一串“幕后黑手”的名字：方励之夫妇以及海外的一些人。
李鹏的“主报告”中的一个亮点，是在尚未点名的批判中，将赵的罪错定在了5月4日“亚银”讲话的“分裂党”。
下边本应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讲话。但是无奈之下，小平同志与政治局常委会的联络员——杨尚昆不得不上前脱稿做即席发言。杨说北京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且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回调兵的“不得已”，以及“绝不是对付学生”。
如果不是对付学生，那对付谁呢？用二十万正规军！李锡铭点出的“幕后黑手”多在境外啊！
邓小平的戒严这步棋，谁看得透？
散会。与会者离开总后礼堂的时候，“从东南西北各路进京的军车，在各个重要路口，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堵截”。（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5月20日
到北京执行戒严的部队依照命令开进，但无法进入预定目的地。
下午，杨尚昆主持军委和戒严部队负责人会，做出“从次日起，部队转入休整状态”的决策。李鹏在日记里对此解释说：受阻部队原地休整，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5月21日
这一天，军队中张爱萍、萧克等八位上将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发信：“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这些空有老资格但并未实际执掌兵权的老将一时之激愤，难阻戒严。
这天上午，“因病请假三天”（19日-21日）的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杨尚昆拒绝了赵的建议。（见《李鹏六四日记》）
杨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兼邓的大管家，对邓的态度有十足把握。终生不喜欢虚套的邓，与毛一样，视人大政协为安排些名人和“退下来”老同志的窝窝。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过：“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此情，赵紫阳岂不知？但必须制止流血，这在他心头已是重中之重。从1987年代理总书记，到十三大之后任总书记，在推进改革的每一道坎上，都是邓在支持。这次，从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到5月13日广场绝食之前，邓对赵“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之意见，不仅“原则上表示赞成”，更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在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已经无法工作的情况下，赵只好全力推进另一步棋：必须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启动《宪法》，“由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赵紫阳早在5月6日就已经正式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接着，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赵又对此一再强调。其后，人大委员长（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万里及时做出呼应：“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开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
在21号这天，人大委员长万里无疑已成为各方争夺的人物：何时回国，何地降落，回国之后人大如何运作……显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的戒严决定，如果再触礁于人大这块突然变硬的“橡皮图章”上，那么，接下来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化。
为此，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彭冲已经动作起来。
5月19日，彭冲（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曾就“提前召开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原定6月20日）”的问题，召开了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共11人）。委员长们一致同意将提前开会的提议上报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然而，中央无人批复。
而据赵记载：“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外交部长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见《改革历程》）”
志在必得的李鹏，这天也相当紧张。据他自己记载：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见《李鹏六四日记》）”
这里传达出两个信息：李促最高决策层依照章程换将，俨然已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再一个，“大军进入北京（会）才能开得有把握”——一曰政治局扩大会，必须在武力炫耀下召开，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二曰，也即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法宝：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
这一天，已推进至北京周边的戒严部队受命休整“暂不进城”。
（六）从休整到清场
5月22日
戒严部队被“围阻”在北京中心之外。
到此时，《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数日来，彭冲、胡绩伟（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社长），加上由四通公司创办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分别行动，就“万里立即回国”、“提前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以开会讨论戒严的合法性，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到戒严令发布的第三天，已经征集到57名常委签名，这已经超过了开会所需要的经法定“三分之一”（委员总数156）常委会委员提议的人数。
这天，未被“八老”免去的职务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下午紧急开会，讨论接下来如何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解决组织处理赵）。按照邓的部署，此会应放到一周后——“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见《李鹏六四日记》）。
5月23日
在这几天里，京外的省市第三层领导（包括江泽民）纷纷入都，由中央第二层领导一对一分别谈话：形势、决策、应对措施，让他们一个个表态。
民间，由新闻、出版、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文化界代表组成“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并发布成立宣言：《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同时创办《新闻快讯》。“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来又有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建立了关系——他们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这可正戳共产党心窝。
5月25日
这一天，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
万里应召提前回国——但没被允许落地他的工作地北京，而是被飞机载到了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见《李鹏六四日记》）”。
丁关根是上海交大毕业生，一直稳当低调地在铁道系统任职。1982年秋，丁还只是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这位邓小平的桥牌牌友，幸得火箭式提拔，其后五年间，已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铁道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无奈此位子尚未坐热，即以列车出轨等铁道事故而循当时其他部委首长被问责辞职的先例而引咎辞职。但是，与先前得咎辞职的其他部委首长不同，丁虽辞去了原职，官阶却接着升：中央书记处书记、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直到此刻担此重任。而且，人们后来已经知道：丁确确是不辱使命——万里同志站到了党的一边。
万里怎么就听他的了？让我们等着这百岁老人的自述吧。
5月26日
这一天，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态”。到会的22人——包括曾经致信反对戒严的上将们都“一致坚决拥护”。83岁的陆定一没有象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那样拍案而起，而是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张爱萍、黄华等五人“因事因病”请假。
至于这天下午彭真（丁关根、阎明复陪同）与非（中共）党员副委员长的“座谈”，已属中共运作娴熟的统战应酬：喝杯茶、摆摆花——七位德高望重民主党派领袖当然也“一致拥护”戒严的决定。
5月27日
这天，由党为人大委员长起草的《万里书面谈话》发布，宣布那千呼万唤的人大常委会议将于6月20日左右召开。至于李先念以主席身份召开的政协会，本属老生常谈。
这天，“动乱”的“黑手”终于被揪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自1980年即担任总理秘书、总书记秘书、政治局常委秘书的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鲍彤。纠黑的举措是李鹏将一份国家安全部“报送”的“最高机密”《要件》紧急批阅，然后立呈小平、先念、陈云：“鲍彤泄露了戒严的最高国家机密，蛊惑人心。建议立即予以法办。”
邓说：“鲍彤这人我不熟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李鹏主张立即法办。”
不熟悉？邓本人或许如此，但邓办、邓家，就不能这么说了吧。学运开头，在游行者要求彻查康华公司的时候，邓家女眷专门找到总书记大秘鲍彤希望通融，但遭碰壁。当时还丢下一句村妇骂架的狠话……回去没对老爷子说么？
或许这些都上不得台盘。此刻既然邓发了话，李鹏立即亲自下达逮捕令——中组部部长宋平现场执行：谈话后，直接将鲍彤押送秦城。
5月28日
这天晚上，李鹏见了丁关根。李鹏在当晚的日记中记载：“晚上，我和（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同志谈话。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
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
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
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
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李鹏写道：
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还先后对我说过，国务院任务十分繁重，你已经开始熟悉这一工作，比较之下，由你继续担任总理更合适一些（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看来，党的总书记究竟如何产生，这至少与《党章》所规定的产生程序不一样。
5月29日
以主持编辑对80年代启蒙具有重大意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包遵信披露出一件他在这天亲历的事：
深夜回家，他发现邓的长子邓朴方的密友何维凌留下的一张条子：“无论多晚回来，都立即回电话。”包立即拨打，接通时已是午夜。何接听后立刻赶了过来。
一见面，何维凌就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动员学生月底撤离。原则是“别让老爷子一口气咽不下去”。老爷子“气咽下去”了，杀戮或许能够停止，办法是广场打扫出一块地方，学生代表和军队长官都讲几句话，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团结和解的气氛”下把事情了结。
包问何，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说“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杨家也知道。”
第二天早晨，包遵信赶往文化书院（负责协调天安门广场行动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所在地）通告此事。大家听后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决定了联席会议具体联络运作人：刘刚（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人员）、刘苏里（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丹（北大学生）——其实刘刚他们这几天一直忙的，也是这个：人员撤出广场，军队进来也白来一场。
包遵信立刻给何维凌回电话——再也无人接听。“几天之后我才知道”，包写道，“他从我家回去以后就被捕了。”那时，是5月30日丑末寅初。（见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陈一咨《陈一咨回忆录》）
何维凌（后被放出国，90年代初死于墨西哥的一场车祸），“六四”之前即遭拘押的第二个人。何的逮捕令由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
5月30日
江泽民突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下午抵京。化了妆的江泽民甫下飞机，即依照杨尚昆安排，分别拜会陈云、李先念。见邓，被放在次日上午。
这天，“全体撤出天安门广场”计划，在最后一刻出了意外。至此，撤出广场的机会全盘落空。
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
曾有文章说，坚持不撤的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坚决不撤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
时至该日，“赵身边”还有谁在上班么？难道什么人顶他们的名在联络广场学生——不撤离？
5月31日
这一天，邓先见了李鹏和姚依林，主题是“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此会见刚完，旋即接到陈云处通知——两人立刻过去。
李鹏记载：“通知我到陈云同志处。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都在，一致同意赵紫阳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
问题是，在如此紧急时刻就如此重大议题做决定，为什么把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乔石抛在一边？
6月1日
这天早晨，外地大学生联合会的总指挥连胜德，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还打算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北京“高自联”的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说“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那个主动联络学生、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秘书究竟是谁，在李鹏日记里没有记载。
6月2日
宣布戒严第十三天。在这十多天里，党内顶层人事调整，各派势力已达成一致。中共元老决定清场——邓小平主持。
这天，在李鹏“对局势的汇报”里边，主要对手已经由赵紫阳变为“非法组织”、境外反对势力、港台财金支援。
邓认为当前的局面有可能导致“全面内战”。杨尚昆再次强调“以和平方式在天安门清场”。大家一致认为“清场行动”越早越好。
邓最后发话（还没忘冠以“建议”）：
“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
下午，杨尙昆召集“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发布3日零时进入“攻击出发地，向警戒目标开进”命令。
下午16时，戒严部队接到“如遇阻拦，采取一切手段”命令。
午夜，一辆无牌照但暗藏器材的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冲上人行道，发生三死一重伤车祸。由此，军队进城的消息广泛播扬开来。
6月3日
凌晨，戒严部队开始准备行动。
下午，常委和军委制定清场坚决措施。
晚10：00，各路部队奉命开进……
这天，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被抓捕。曹一直在运作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事宜。曹自述其宗旨是：“开会总比开枪好。”
6月4日
子时，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广场上十多万市民学生，剩下数千名。
丑时，6月2日“咸与绝食的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由红十字会医生陪同，出面与金水桥边的部队谈判。
38军112师336团政委季新国上校出面接应，许诺立刻报告。
正在此刻，“准备清场”时间（4：00）到。广场上灯光关闭。
数分钟，命令下来，双方决议达成：留出广场东南口，尽快带领人群撤出。军队在限定时间内不开枪。作出这一决策的，是从38军序列到天安门指挥部、再到中南海，决策由李鹏、乔石和杨尚昆当即做出。
那天晚上的伤亡数字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都有，从几百到几千……“天安门母亲”核实的数字已经有200多人。
在六部口，有坦克追着撤离人群的一路碾压……
还有，“暴徒”对军人、军车的暴烈行为……
徐勤先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在戒严决策刚刚达成时所预料的情形，终于未能避免。
李鹏记载道：寅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人民”？新华门影壁上那金光闪闪的大字么？
6月6日
下午，“反革命暴乱”平息之后第一次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会议，在西山举行。邓小平再谈“四项基本原则”，再谈“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上，确定了6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6月23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走一趟以合法方式认定他们已经非法干下的事情的过场。
江泽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谰言归谰言，国人受到十足威慑。
6月9日
震惊世界的“六四”平暴结束。
邓小平在王权象征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武力宣威功臣——“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捍卫者”、“最可爱的人”。
邓再次说：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六四”——尚有多少待披露、待剖析的“绝密”啊。对自己国度的历史，中国人有知情权。
中国人民要求真相之上的正义与和解。
我们等着。
等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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