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新著《中国未来》：漫长衰落，还是重回政改？

沈大伟新著《中国未来》：漫长衰落，还是重回政改？

理解中共对内部反对派和外部颠覆势力的恐惧，是理解共产党领导层过去二十五年里，在政治领域所作所为的基础。
2016-04-11端传媒特约撰稿 维诺

2016年3月9日，北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发表工作报告。摄：Etienne Oliveau/GETTY

“2009年以来，不断收紧的控制与持续增加的镇压，只是让中国社会原本已经很严重的紧张，变得更加尖锐，更加突出。在我看来，这样的硬威权主义道路只会加速共产党的萎缩与衰败。不断收紧的控制是零和游戏，反应了一个高度缺乏自信，也不信任其人民的政权。镇压则反映了（它的）虚弱，而非力量。”

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3月出版的最新著作《中国未来》（China’s Future）中，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目下中国的尖锐看法。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在该书中，沈大伟分别从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层面，逐一解剖中国现时所面临的处境，并从可能的不同发展路径，推演了中国的未来走向。

该书引发热议，因为沈大伟新的观点除了让人想起他去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鸣惊人以外，也让人想起他在2008年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
沈大伟转向，还是共产党转向？

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中，沈大伟重点分析了中共作为执政党具备的优势、弱点、持久性和调适性，进而得出结论——中共具有长期执政的潜力。

在那本著作中，他认为西方分析家往往观察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是渐进和难以察觉的改革，并且发生在一党制之内，目的是加强、而非取代一党制，所以难以察觉。尽管中国存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并非西方媒体所言的“随时可能爆发”——相反，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与矛盾，尚未严重到威胁中共执政的地步。

2008年以前，沈大伟认为，“有一件事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坐以待毙。尽管中国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到失去执政地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它的领导人和干部也确信，只要进行自我反省、调整和实施具有先见之明的政策和改革，就可以避免灭亡的命运。”

在彼时沈大伟眼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开始收缩，控制力减弱；而对于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加剧、腐败盛行、失业率上升、农村地区动荡，中国共产党则进行改革与调试，进而走入一个“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的循环，这些改革足以保证中共继续执政，甚至加强其执政地位。

以上结论，基本上代表了2008年以前，这位“中国通”对于中国未来的基本看法。

直到去年，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竟全然反对昨日之我，直指中国即将遭遇“大失败”——因此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将保持继续强大繁荣，还是即将崩溃，也成为海外的一时舆论热点。而沈大伟则迅速从中国政府的座上客，变成了敏感词。

今年3月，在新书发布会上，沈大伟对自己的观点做了阐释——他认为自己并非中国崩溃论者。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将是衰落（decline），而非崩溃（collapse）。

沈大伟用一本书的方式，更详实的论证了一年前自己的结论——如果现任最高领袖继续走目前这条“硬威权主义道路”（hard authoritarianism），的确会暂时将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压制下去；但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经济改革蓝图将无法落实，四中全会的法治改革也将无法推行。而现实存在的各类矛盾，从经济下滑到民族边疆，都会迅速恶化，一切都将变得太迟。

他認為，如果继续饮鸩止渴，那末日（endgame）就真的开始了。

但沈大伟并未放弃对中共的另一种预测，他仍然强调它可能的调适能力。他仍然认为，中共可能会转向，从而走向一条“软威权主义”道路。如果这样，那末日就并未到来──所以沈大伟声称，不是我变了，而是党变了。但沈大伟同样认为，至少现任最高领袖习近平，不可能走这条道路。如果要走，会是党内其他人。

阅读《中国未来》一书时，我屡次想起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八十年代末，这位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用详实的资料和清晰的脉络，准确预言了不久后苏联与东欧的崩溃，以及中国改革可能走向的成功。

多年前，我读这本“反面教材”时，一直惊讶于布热津斯基锐利准确的灼见，但同时也充满疑惑，该书中对于中国的乐观预言，如何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呢？在今天这个外表静如止水，内里波涛翻滚的年代，这份疑惑与不安就越来越大。

沈大伟的著作，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份空白。

转向的沈大伟，会成为下一个布热津斯基吗？《中国未来》，会是下一本《大失败》吗？共产党还会再度转向，改变人们的预期吗？

沈大伟给出了自己的推演。
中共的政治周期率

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沈大伟判断，中国未来都有四种可能，从而走向不同的未来。但经济与社会的走向，严重的仰赖于政治走向。

在沈大伟看来，中共政治走向一直遵循着“放收周期”（fang-shou cycle），而这种精神分裂模式，来自于中共党内的两股势力，“改革派”与保守派。对于改革派来说，他们主张经济改革，同时认为政治松绑是对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保守派则认为经济改革不需要伴随着政治改革，甚至，他们也不赞同市场化，而是强烈主张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据沈大伟总结的收放模型，中国政治走向如下：

1985-1989年，中国政治是自由化的新权威主义； 1989-1992年，经历了六四之后，中国回到了新极权主义； 1993-1997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走在硬威权主义道路上； 1998-2008年，江泽民执政后期和胡锦涛执政前期，中国经历了十年的软威权主义时代； 而2009年开始，胡锦涛执政后期，到习近平上台，中国则回到了硬威权主义道路来。

“改革派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起，然后遇见保守派的抵抗，而被击退。他们也许会因为惧怕迫害，而退避三舍，保持沉默，但他们的自由倾向，会在党内和社会持续渗透，直到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兴起，政治改革就再度时兴。”沈大伟写道，“当然，改革派也同样认同一党制和共产党领导权，但是他们相信，共产党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心，会让党变得更好，更能得到社会支持。”

为了论证这种“收放模式”周期律，沈大伟甚至追溯到1950年代。百花运动，“大鸣大放”之后是“收”，反右运动与大跃进相继发动，55万右派被打倒，超过3000万人民死亡。巨大灾难后，1962年至1965年因此成为“放”的年代，刘少奇与邓小平等改革者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因为文革终端，但都在1978年之后得到延续），也对被打倒的知识分子适度放松控制。紧接着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一场长达10年的灾难由此发生。

此后，短暂的华国锋过渡阶段后，中国开始重建秩序。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818讲话，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沈大伟彼时在中国读书，在邓小平改革年代早期，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从漫长噩梦中的觉醒，但也同样目睹了1984年保守派发动的精神清污运动，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邓胡赵体制在80年代初成型，胡耀邦与赵紫阳分别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与“党政分开”的道路，但胡耀邦在1986年被不合党内程序的打倒，赵紫阳在此后继续大力推进政改，并一度奉行得到邓小平认可的“新权威主义”，但一切在1989年中戛然而止。

1989年到1992年，中国回到新极权时代，许多毛时代的残酷镇压手段大量使用，强硬路线的领袖掌握着政权与军队，以确保控制整个国家。直到邓小平不满“左派”对经济改革的阻挠，进行了他最后的政治行动——南巡讲话，并且设定了当年秋天，中共十四大的改革议程。

江泽民作为彼时名义最高领袖，完全继承了邓小平的想法。而邓小平则在十四大之前，强行命令数位党内强硬保守派退休，其中包括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并且，邓小平指定了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尽管在那一届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几位保守派面孔，比如李鹏、乔石、刘华清等。但直到1998年，江泽民并未推行改革。而中国共产党也未能从苏东剧变的恐惧中回过神来，他们仍然相信，1989年如果不进行镇压，中国将遭遇苏东一样的结局。

沈大伟说，“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内部反对派和外部颠覆势力的真实恐惧，是理解共产党领导层过去二十五年里，在政治领域所作所为的基础。”

根据这个观点，理解中共对于1990年代苏东剧变、2000年之后的颜色革命，乃至于2010-2011茉莉花革命的评估，是人们理解中国后八九时代，政治演变的核心。

但尽管恐惧不断，中共对于这些事件的评估也在不断变化。中共保守派素来将其理解为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主张严酷镇压。但改革派则认为，发展经济与融入世界，才是维持政权的基本要素。而保守派只会让政权陷入僵化、萎缩、衰败，以至于最终崩溃。

保守派在90年代一直占据上风，直到1997年十五大，因天安门事件而形象败坏的总理李鹏终于被调任至人大委员长，朱镕基取而代之，进而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胡锦涛也进入政治局常委。仍然在世的天安门强硬路线执行者纷纷退休，其他高级领导重新洗牌。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用一整个章节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也轻微的暗示了政治改革者已经重新站上舞台，开始了维持十年的政治改革。
1998-2008：中共从改革到谢幕

沈大伟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段总结是新颖的。

不同于许多中国观察家，往往习惯以领导人执政周期断代，沈大伟总结的政改时段，则跨越江泽民执政的后四年，以及胡锦涛执政的前六年。

在十年内，中共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尝试，沈大伟总结如下：

差额选举党委书记，同时扩大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官员差额选举； 让商人和知识分子入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扩大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 增加政治局程序透明度； 增加党内讨论与反馈机制，扩大党内民主； 共产党与政协进行常规化协商；重建地方党组织和委员会； 对干部实施更加精英化的管理评价标准； 对4500万党和国家干部进行强制性职业中期培训（每三年，三个月）； 强制性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放松对国有及市场化媒体的控制； 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空间，发出更多元的声音； 允许公民社会，包括境内与境外的NGO的大量增长； 在高校介绍更多外国思想……

中共领导层非常明确地试图在不失去掌控的情况下，用以上的改革措施，增加政治自由度，他们认为，这些改革是避免苏东剧变等灾难的唯一方式。而这样的“改革派”观点，直到2009年以前，在共产党内都普遍盛行，而这种模式被称为“弹性威权主义”，或者按照沈大伟在此前著述中所提出的，这是中共的“适应”范式。

而中共之所以能维持长达十年的改革之路，其幕后操盘手，在沈大伟看来，就是曾庆红。他被沈大伟称为中共政治改革的主要策划人。曾庆红由江泽民提携至中央，属于“上海帮”，但不仅与江泽民关系密切，也取得了胡锦涛的信任。曾庆红进入中央后，迅速巩固并扩大权力，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国家副主席。

沈大伟特意提到中共2004年16届4中全会，不同于18届4中全会的“法治”主题，16届4中全会的主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直接任命曾庆红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份决议也是中共对苏联崩溃及其启示的全面总结，并且认为，中共只有培养危机意识，从失败与成功的执政党中，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将其上升到中共生死攸关的高度。

而曾庆红在大会上做了关键演讲，总结苏联崩溃的经验，这成为政治变革的蓝图与命令。他认为，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跟上潮流与时俱进”，那么就会脱离人民，终将消亡。他虽然承认苏东剧变的多重原因，但仍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僵化、执政能力退化、人们对官员不满、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在他讲这番话之前，已经用了6年时间推动改革进程”，沈大伟说。而到2008年，曾庆红的退休，直接导致了中共政治改革项目，缺乏智囊与高层支持者了。

沈大伟还提到了另一个人，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认为曾庆红卸任之后，党内只剩下温家宝一人，数度公开呼吁政治改革。我在发表于端传媒的《改革派之死》一文中，也重点谈到温家宝在2010年的7次公开呼吁政改。而到2012年，他也卸任之后，中共党内改革派彻底陷入沉寂。

沈大伟在2009年时，一直住在北京，他说不清是那一年的具体哪天，但亲眼目睹了中国政治走向的悄然变化。这份变化不如80年代精神清污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样显而易见，没有正式的文件公布，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氛围明显转向了。尽管2009年秋天的17届4中全会，仍然在纸面上延续了政治改革的方案，纸面上延续了曾庆红提出的改革意见，但在现实中，完全背道而驰。

在沈大伟看来，中共最终再次转向，保守派势力迅速崛起，除了曾庆红的卸任，2008-200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重要原因，2008年的拉萨，2009年的乌鲁木齐，都发生了大规模骚乱。这些事件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整体恐慌。沈大伟彼时在北京，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紧张的转向。

当曾庆红不再能掌控政改进程之后，胡锦涛作为一位弱势领导人，在党内与军队都没有足够权威，“尽管胡锦涛在任内前六年都在推行政改，但他的党内同僚很可能认为他反对政改。我认为，胡锦涛是一个很容易被权势人物和利益机构操控的人。”沈大伟说。

沈大伟认为，2009年之后，在胡锦涛的弱势领导下，四大权势机构（宣传系统、国家安全系统、国有企业系统和军队系统）强势结盟，他称之为“铁四角”。在政治局常委中，周永康是他们的领袖，并且说服胡锦涛，党的自由化政策会导致其失去掌控，使党陷入危机，进而改变曾庆红路线，回到“硬威权主义道路”上来。而随着政治收紧，这些权势机构反而会大获其利，除了政治，在金钱上同样如此。比如维稳费用，在2011年高达8350亿，首次超过了军费开支8120亿。

习近平的上台，只是延续并加剧了政治收紧。2015年10月22日，英国伦敦，中国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时会见传媒。摄：Anthony Devlin - WPA Pool/GETTY
强硬而保守的习近平，只是“外硬内软”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候，民间曾对他寄予厚望——追溯其父亲的改革历程，进而期望习近平能够大力推动被中断的政改。但三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南辕北辙。

“习近平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反自由化的领袖”，沈大伟说。

从对异议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的镇压，到对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严控；从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到在民族政策上更加严格；从上百名维权律师被拘留投入监狱，到公共集会被严格限制；从大范围出版物被审查，到外国教材不能进入大学课堂；从媒体与意见领袖被清理，到NGO遭到史无前例的管理压力……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非政府组织的规章和法律出台并付诸实施。

“中国今天的镇压程度之大，是从1989-199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沈大伟说。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习近平已经成为从邓小平以来（有的人甚至认为是从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袖。沈大伟形容习近平是一位强硬的领袖，要扭转共产党那“失去的八年”。

但目前来看，反腐仍然是习近平任内最大的政绩，但这也恰恰是可能的危机所在。反腐运动以来，大量省部级和地方官员被调查和惩处，2013年到2014年期间，有超过180000党政官员，74名省级官员，和4024名解放军军官（包括82名将军）和68名部长级官员落马，最高层落马则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

“尽管这项反腐运动仍然受到公众欢迎，并且毫无疑问的有利于中国，但这仍然是一项选择性的反腐运动。许多江派和胡派成员遭到反腐，但没有一个习近平的太子党成员受到波及。在他们俩都还活着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

除了上层政治，这项运动也会让官僚系统“就地卧倒，啥都不干”，进而陷入瘫痪，沈大伟也注意到了。而王岐山曾经在2013年说“用治标的方式，为治本赢得时间”，但现在看来，中共最高领导人并没有要在透明度、媒体监督、司法独立、减少寻租、降低税收、增加政治竞争等各方面做出努力的迹象。

因此，沈大伟得出结论，这位强硬而保守的领导人，他过分强硬的性格，以及过于自负的政策——实际上反应了极其脆弱的制度。“外硬内软”，沈大伟还特别使用了一个中文词汇，“政权的高度压制，恰恰是它深刻不安的症状。”

习近平上台之初，对于苏联解体的反省其实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改革”的态度，在他眼中，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曾庆红则在16届4中全会强调，苏联的失败，根源于政权本身的失败，因此应该“提高执政能力”。二人的对比，恰恰是沈大伟所论述的，中共党内对于苏东剧变的反应，预示着中共的道路选择。如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所言，目下中国确实在“改革”，只是我们误以为改革，就是自由化改革罢了。
习近平可能遭遇什么？

在笔者与诸多党史学者的交流中，他们普遍认为习近平的精神底色与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撑他担任如此名目众多、完全不同的小组长。也因此，“当他做已经写好的政治报告时照稿念，往往会讲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但一到即席讲话，一开口便是红色的毛时代语言。”

沈大伟也注意到，习近平是邓小平以后，唯一一位没有谈过“政治改革”的国家领导人，“这很奇怪，但也暴露了一切”。

因此，沈大伟对于这位“外硬内软”的领袖产生忧虑，他认为，如果在习近平任内会发生自由化转向，那么在2017年的19大上，他可能遭遇其他政治局成员结盟，而被强迫进行自由化改革。而如若不然，习近平预计将继续执政掌权，直到2022年卸任。

届时，沈大伟认为仍然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他成功执政到2022年，之后再成为幕后教父。

而另一种猜测则更为大胆：政变。“虽然不太可能，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沈大伟补充。

麦克法夸尔也对中国未来政局的预测：习近平的未来，可能遭遇赫鲁晓夫式政变。

沈大伟与麦克法夸尔可能没有料到的是，中共建政以来，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是中共政治的两个头号大敌，中共政治从未出现过赫鲁晓夫式政变，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模式也很难出现。

但是中共政治有另一种模式，政治观察者一般将其视为“七千人大会模式”，即最高领袖退居二线的软下台模式。据总结，这种模式在中共建政以来一共出现过四次：

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跃进”，但彭德怀突然发难，反对“大跃进”，被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整肃。“政变”失败。

1962年七千人大会，会议主题本来是总结“大跃进”成果，但会上刘少奇说了与报告完全不同的内容，直接反对毛泽东的话，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被迫做检讨，并且退居二线。“政变”成功。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讨论四届人大筹备问题。但会上陈伯达和林彪突然发难张春桥，要砍掉毛泽东最信任的“左臂”，毛泽东因此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会后受到审查，不久之后林彪叛逃。“政变”失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主题本来是讨论农业与经济计划问题，但会上陈云突然发难，“彭德怀同志没有罪”，会议主题迅速转向，华国锋的地位迅速动摇，其后就很快被邓小平取代。“政变”成功。

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模式的成功率是50%。
中共可能的软威权主义转向

沈大伟在书中预言了中国政治走向的四种可能：新极权主义道路、硬威权主义道路、软威权主义道路、半民主道路（新加坡模式）。但在沈大伟眼中，新极权道路和半民主道路，都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也因此，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要么继续延续习近平的硬威权主义道路，要么走向1998-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道路。

按照沈大伟总结的“收放模型”，中共一般放6-8年，收2-3年，但自2009年这一波收紧，已经长达七年，并且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加倍了全国的控制与镇压”。

如前文所述，沈大伟认为，如果继续沿着硬威权主义道路走下去，会加速共产党的萎缩与衰败。在经济上，这一政策的延续，会让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目标无法实现。而恶果已经显现，精英正在用脚投票。2014年，上海胡润研究所研究表明，据393个亿万富翁投票，高达64%的比例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移民。

“习近平和他的同僚可能认为这对中国，以及维持自身权力来说，是正确的道路。但我相信，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沈大伟说。

但中共仍然有可能回归软威权主义道路，“每一次，改革派重新掌权后，他们会打开尘封已久的抽屉，翻出以前的改革计划，吹掉灰尘，然后自言自语，‘现在我们到哪儿了？’”沈大伟说，“在共产党体系内，有很多的政治改革派和自由倾向的党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俞可平。”但沈大伟并未点名更多例子，不知是否因为俞可平已经彻底离开官场，回归学院之故。

沈大伟认为，在19大上，现任7位政治局常委中的4位都将卸任，25位政治局委员中的13位将退休。而留在政治局的12位政治局委员中，有9位都有政治改革记录，他们分别是：李克强、王沪宁、李源潮、汪洋、刘奇葆、孙政才、胡春华……

“这非常可能组成一个权力联盟。即便习近平不同意开放政改，这个联盟也足够强大去硬推改革。如果习近平继续反对，那么政治僵局和最后摊牌就很有可能发生。要么习近平用武力镇压，要么他将失去权力。”

如果政治改革得以推行，那么现在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与社会改革瓶颈，将迎刃而解，而如若不然，“现政权会在停滞和衰败中，越陷越深。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末日已经开始了”，沈大伟再次断言，“除非，他们回归软威权主义道路。”

这几乎是沈大伟新书的全部观点。一切围绕着他对于中国政局的深刻梳理，当然，这份梳理并非人人信服。比如，乔石在很多人眼里，并非沈大伟所说的“保守派”，曾庆红也并未如此的“改革派”。香港《南华早报》对于沈大伟新书的书评最末写道，2008年在党内公推直选的李源潮，如今成为近年来，最弱势的国家副主席。这些都是改革派被大量边缘化的象征……沈大伟所预言的改革联盟，至少目前看来，在19大上几乎很难实现。但谁也不能否认，沈大伟接近了比大多数中国记者与观察家更核心的信源，他或许看到了更多暗流汹涌。

不同于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沈大伟的预言是双向的，他仍然对中共寄予一丝希望，但其核心观点仍然与去年相同。因此，或许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中国未来》一书的价值了。它会成为一本失败之书，还是成为下一本《大失败》呢？

（维诺，记者，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