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從陶鑄事件看毛澤東的政治斗爭手段 丁抒，美國諾曼社區學院教授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毛倒劉部署之一——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陶鑄不善審時度勢
本文是作者丁抒向《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刊載于《新史記》33期“文革50年研討會專號”。
毛澤東策劃的文化大革命，原本的目標只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即后來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文革前夕把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調到北京，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做的部署之一。陶鑄是毛設定的用以打擊劉鄧的主要幫手。但是陶鑄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倒台，“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竟然變成了“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
而在這幾個月的風云變幻中，我們卻可以清楚地窺見毛澤東獨特的政治斗爭風格、即他的權術和個性對上層政治風云的影響。
陶鑄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
1926年在黃埔軍校參加中共的陶鑄1933年被黨的中央局調往上海工作時被國民政府逮捕，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集體釋放共產黨要犯，中共向國民黨點名要人，陶鑄才從南京陸軍監獄被釋放。因此陶鑄資歷雖老，中共建政初還只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職務并不高。
1950年廣西剿匪時，毛澤東指責廣西軍區“犯了警[驚]人的右傾錯誤，寬大無邊”[[1]]，“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績最差者”[[2]]，特派陶鑄從漢口去廣西“幫助”實則主持剿匪。
陶鑄去廣西前曾在電話中問毛“這次去，是打長工，還是打短工？”毛回答“打短工”[[3]]。陶鑄“通天”，可以不經廣西省委、中南局、中南軍區直接與毛通電，廣西省委書記、廣西軍區司令兼政委張云逸被“靠邊”，不久稱病。毛同意他“去廣州休養”[[4]]后賦閑。
陶鑄糾正張云逸的“右傾”，剿匪中。據當時任廣西宜山地委書記的賀亦然說：陶鑄向毛報告，被捕獲的“這批人約有三分之一屬于可殺可不殺的。毛主席回電批復：‘在廣西應該殺。’”[[5]] (一說陶鑄發電“殲匪四十五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回復“廣西應該殺。” [[6]]一說“共殺了五萬多人”，“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7]])陶鑄堅決執行毛的指令，大開殺戒。毛對他的表現大為滿意，1951年1月說“提議陶鑄代理省委書記”[[8]]，陶鑄遂開始成為一省大員。而當時主持一省事務至少是大將級的干部。如主政湖南的就是后來評為大將的黃克誠。張云逸雖被評為大將，甚至享受元帥的工資待遇[[9]]，卻再也沒有獲任實職。
后來評為元帥的葉劍英當時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1951年毛澤東指揮全國“土地改革”，各地土改工作隊都對地主亂打亂殺。葉劍英他和第三書記方方(第二書記張云逸掛名)都原籍廣東。他們認為不能因地主富農出租土地、雇用農民工就抄沒其家產或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除欺壓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惡相應懲處外，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區別對待。毛澤東指責他們搞“和平土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 “廣東土改迷失方向”[[10]]，又指派陶鑄去廣東，重新搞土改。
1951年11月陶鑄到達廣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糾正葉劍英、方方的“土改右傾”，在廣東大開殺戒。葉劍英、方方靠邊。后來葉劍英說：“陶鑄，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云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11]]
此后陶鑄長期主政廣東，并于1960年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毛倒劉部署之一
在三千多萬農民餓死的三年大饑荒后召開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堅定地表忠心的只有林彪和周恩來兩個人。但任周恩來如何表態都不可能獲毛信賴。依靠掌握軍隊的林彪，把目標對準劉少奇，從那時起毛澤東的計劃就已經大致確定。
作為倒劉的重要部署之一，毛澤東開始有計劃地拉攏陶鑄。
陶鑄與劉少奇曾有積怨。1942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是“學習委員會”主任，劉少奇是副主任。但做具體事務特別是后期的“審干”是劉少奇。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一度是運動的“靶子”之一。在柯慶施被整時，陶鑄認為“劉少奇比較偏”、“不太公正。”他對劉表示不滿，留下積怨。[[12]]
1953年，毛澤東欲讓劉少奇“挪挪位子”，要原“東北王”高崗出頭游聯絡各方大員。他還打算讓高崗取代周恩來任總理。但高崗在高層的游說失敗，倒劉、周不成，反被毛當替罪羊拋棄，軟禁中以手槍自殺結束生命。而在這“高崗事件”中，與劉關系欠佳的陶鑄站錯了隊。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 [[13]]
陶鑄與劉關系不佳，與林彪的關系卻很好。1949年他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從東北入關南下。1950年林彪任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他任政治部主任，頗受林彪賞識。
陶鑄不僅是毛用以倒劉的一個棋子，而且可能是倒周的備用棋子。“倒周”是文革初毛澤東的選項之一。陳毅當時就看出毛的意圖，說：“說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連周恩來本人對此也有思想準備。他在住家的門廳里準備了一個小包，里面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自己隨時被抓，到時候提上這只小包就可以走。[[14]]
而就陶鑄的能力而言，是可以勝任總理職務的。當初毛要高崗考慮取代周恩來時，高崗回答說“我不行”，“恐怕林彪比我行”。[[15]]毛雖然沒有這樣問過陶鑄，卻也說過陶有“總理之才”。若真委以總理職務，可能沒有人懷疑其能力。
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
1964年終開始，毛澤東已經把陶鑄當作心腹。12月15日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毛人在北京卻不參加。會議一結束，毛就讓江青出面請陶鑄夫婦看京劇《紅燈記》。演出前，毛向陶鑄亮出對劉少奇的憤慨，故意問陶：“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話的嘛！”接著又說：“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于是已經離開的各省的書記被召回北京又重新開了一個會。 [[16]]
會議期間，正值26日毛澤東生日。江青出面辦了三桌宴席，請劉少奇及各大中央局書記等吃飯。陶鑄受到優待，是惟一連夫人也被邀請的。陶鑄夫人曾志是井岡山的老人。她與毛澤東的關系遠早于陶鑄與毛的關系。三十年代初毛當時的夫人賀子珍懷孕生產前毛離家，委托曾志照顧賀。賀、曾兩人同床共被一個多月，賀生產后曾志才離開。那天毛還向與席的錢學森、陳永貴介紹曾志，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話外之音似乎是“井岡山的”就是自己人。話也是說給曾志即陶鑄聽的。
這不尋常的酒席上，劉少奇、李富春、胡耀邦等在另兩桌，而陶鑄夫婦二人都被安排與毛同桌，可見毛對陶寄望之深。在餐桌上，毛一邊喝酒，一邊含沙射影，對在他近旁坐在另一桌的李富春說：“你們什么事情都不對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曾志回憶，在場的都看出“這決不是批評李富春。”“氣氛頓時就緊張了起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嬉笑斥責。”連陶鑄在內，他們都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后來才明白，“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17]]
這里，毛澤東在中共高層權斗中的布局一目了然：他親自拉攏和劉少奇有過種種私人過節和思想嫌隙的中上層干部，組織向劉少奇發功進攻的預備隊。不按黨內的選舉等規矩出牌，以破格提升的方式來拉攏親信可以達致組織隊伍的目的。但是這種在組織路線上的輕率性、功利性也有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那就是毛澤東對他要拉攏和利用的中上層干部的思想情況其實并無深入了解。他不可能及時把握每一個干部的思想變遷情況。有時候可以說他完全不知曉。
作為文革部署，毛澤東精心安排、破格提拔了三位大員，其中兩位“出了問題”，成為毛澤東的囚犯。陶鑄是其中的一位。
據陶鑄自述，“高崗事件”后劉少奇找他談話，陶鑄承認“在高崗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的意見。”由于劉對陶寬宏大量，“不計前怨”，且承認自己看人“可能有些偏”，此后陶鑄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18]]
相反，由于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大饑荒，陶鑄的思想有很大變化。他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我雖然沒有經過長征，但我有資格說這些話，我老婆長征過。”[[19]]他在廣東全省三級干部大會上說：“相當多的同志還懷疑，我們錯誤的形成是路線錯了，大躍進搞錯了，三面紅旗不正確。”“有這種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20]]這里的“中央”，雖然也包括劉少奇，但顯然主要是指毛。在1962年3月的一次報告中，他干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21]]1967年被毛打倒軟禁于中南海期間，他仍然坦承地對曾志說：“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觀點的。”[[22]]
這么重要的思想變遷，毛澤東大概全然無知。1964年12月的生日宴后不到十天，他就讓陶鑄當上國務院副總理，進入了國家領導層。
作為毛的文革部署之一，他對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也作了重要安排。原因是1964年夏天劉少奇對“四清”提出自己的設想：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搞運動。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表示贊同，但華北局的李雪峰有不同意見。毛澤東支持李雪峰，對他說：“你們南北開戰吧！”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意見相左的李雪峰可以在倒劉大戰中充當另一枚棋子。于是在1965年1月就提拔他擔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接著在1966年5 月打倒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后把這個重要位置交給了李雪峰。
毛澤東為了增強攻劉預備隊的力量，在提拔陶鑄、李雪峰的同時還把公安部長、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謝富治也提到了副總理的位置上。公安部隊是和軍隊同等重要的力量，也毛澤東必須牢牢控制在手的。
1966年8月毛讓林彪元帥成為“二把手”，卻不把拱衛北京的重任交給林彪系的軍人。這是毛澤東的又一個權力制衡的手段。交給林彪部下，毛可能會寢食難安。謝富治原是鄧小平的部屬，歷史經歷從未與林彪交集。
李雪峰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上只坐了三個月就被毛澤東趕走。接任的就是謝富治。謝后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還是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身負拱衛京城、保衛中南海之重任。1966年12月18日，毛設立專案組審查劉少奇、王光美的“歷史問題”。鑒于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便規避劉少奇的名字，稱“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組長就是謝富治。謝富治則唯組員江青之命是從，給江青打工。1968年2月22日，謝富治在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23]]
若不是謝富治1972年就因癌症過世，或許會在文革后期為毛出大力。
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
但陶鑄只是一枚棋子，毛澤東讓他留在廣東待用，空掛一個“副總理”的牌子。直到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毛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調陶鑄到北京。6月4日，陶抵京履新，入住為領導文化革命運動而特設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因為他還是毛澤東委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
陶鑄一人兼了原來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三個人的職務。他不僅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宣傳部部長，還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不僅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國務院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還掌管了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社、國家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等。文化、教育、理論、宣傳部門都在陶鑄管轄之下。
陶鑄對開展文化革命是竭誠擁護的。6月10日在杭州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毛澤東說：“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24]]
按陶鑄的理解，凡是與“文化”有點關聯的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教育界自然首當其沖。6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反省”。15日，陶鑄代表中央書記處召開高教部、教育部職工大會，宣布“蔣南翔是阻礙文化大革命的”，“以蔣南翔為首的一伙人……反對毛澤東思想，堅決拿資產階級思想來毒害高等學校的青年，把高等學校引向資產階級邪路上去。”“蔣南翔同彭真的關系很密切。彭真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25]]“反黨、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統治了我們高教部，也占據了我們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26]]
既是“文化革命”，全國各省市文教界、宣傳部門的主要干部多數都在6月初被“整倒”。陶鑄雖已離開中南局，仍然頻頻對中南局發指示，要中南局將重點放在文、教、宣單位：《羊城晚報》、中國科學院華南分院和珠江電影制片廠。中南局宣傳部部長王匡“重用、包庇”作家秦牧、粵劇紅線女等“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陶鑄下令“王匡要停職反省。”[[27]]廣東省委召開批判王匡大會，宣布“王匡是廣東省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便幾個月后陶鑄自己倒了台，王匡也翻不了身，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以后才復出。
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
陶鑄本人主觀上是要緊跟毛澤東的。但他不盲目“緊跟”毛。而在毛看來，最初的兩個月里他不僅沒有“緊跟”，而且站錯了隊。
一是“工作組”問題，陶鑄站到了劉少奇那一邊。
6月4日陶鑄到北京時，《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大字報已經在全國廣播。“斗黑幫”的浪潮蔓延全國各地大中學校。這正是毛澤東想要出現的局面。毛澤東說：“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28]]而劉少奇和鄧小平認為派工作組領導各大中學校的運動是個好辦法。駐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就是毛澤東同意派的。
可是對劉少奇的多次電話請示，毛澤東故意不回答。毛的行蹤不定，劉少奇只能讓讓秘書問中央辦公廳“毛主席是不是還在杭州”，得到答復說毛還在杭州后，他和鄧小平于第二天飛到杭州。[[29]]但毛對劉、鄧派工作組的意見就是不表示態度。 “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劉少奇表示“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毛則耍太極拳法，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30]]
劉、鄧空手而回。他們走后，胸有成竹坐觀亂局的毛對其醫生李志綏說：“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31]]
從杭州回京，劉少奇即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不在北京的周恩來以外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和中央主要部門的領導人均參加。會議中收到陜西省委的關于6月6日西安交大事件的電報。劉少奇念了電報全文后，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并電告毛澤東。[[32]]
毛澤東收到電文回復同意。[[33]]這個“同意”完全不等于“贊成”。事實是，他根本不贊成。然而毛不向他的黨內同僚明言，更不叫停。
他耍的一個政治斗爭手段已經收效。他成功地攪起天下大亂，劉鄧們怎么做都將是一個錯。他遠在長江南邊隔岸觀火，坐等劉鄧在北京“犯錯誤”。他觀察了整整五十天，突然回到北京，將派工作組的舉措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下令“統統驅逐之”。
陶鑄是贊成派工作組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并且負責組織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工作組，是我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34]]
這樣，在毛澤東看來，陶鑄一開始就站到了劉少奇那邊。以后陶鑄被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其罪狀之一。
二是陶鑄拒當攻劉的“炮手”。
毛澤東口稱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是針對黨內高層同僚的。而他自己，無論耍什么“陰謀詭計”都是“光明正大”的。
例子太多，1953年他暗中唆使煽動高崗出面游說倒劉少奇、周恩來是一例。1972年不準治療周恩來癌症也是一例。當醫生查出周患早期膀胱癌時，若即刻手術，存活多年的機會很大。可是毛下令不僅不準告訴周本人，連其夫人鄧穎超也不準告訴，更不準做手術，甚至不準再檢查。[[35]]毛的三不準就是要讓周早點死。這是十足的陰謀詭計。可是他拿出了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說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養。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同樣大搞陰謀、暗盤操作。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派江青當“傳令兵”，身著軍裝直登陶鑄家門。江青告訴陶鑄，全會期間毛將親的自主持政治局“生活會”，議題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她向陶鑄“作路線交底”，要陶當馬前卒，在會上“開頭炮”。
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毛一定指為“非組織活動”。可他卻不認為自己這么做是“陰謀詭計”。
毛毫不懷疑被他破格提拔的陶鑄會遵命行事。可是為人正派的陶鑄偏偏不贊成以“暗盤交代”的方式行黨內斗爭。他以“剛到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婉言推脫。過了幾個月他被毛澤東打倒后對夫人曾志這樣解釋他為何拒不從命：“這么搞法子算共產黨還算國民黨？到底是她江青搞陰謀還是我陶鑄搞陰謀，歷史總有一天會作出結論。”[[36]]
江青只不過是毛的傳令兵，陶鑄對此心知肚明。但即使是與夫人的私下交談，他也只敢說江青搞陰謀，不敢點明是毛澤東搞陰謀。
陶鑄拒不領受毛交給的特殊任務。在毛主持的幾次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僅不“打頭陣”，而且“從頭到尾也沒有發言”。在幾次會上他都只喝茶、不發言。9月份曾志從廣州搬到北京與他相聚后，他告訴曾志，另一個不發言的是周恩來。[[37]]
那時，他的女兒、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生陶斯亮“革命大串聯”到北京。他對女兒解釋了為什么不“向劉、鄧放炮”。他說：“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沒計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如今他有了難……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要說派工作組和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么我也有一份。”針對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他說：“那我仍然有一份。” [[38]]
而與陶鑄同時被提拔為副總理的謝富治卻會受寵若驚，領受“開頭炮”的任務，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做了猛烈的批劉鄧發言。
陶鑄不僅自己不發言，而且在江青稱贊謝富治“批得好”，要求把謝的發言登在全體與會者都能看到的大會簡報上時斷然拒絕。陶鑄當然知道江青的背后是毛，但他有自己的主見。當時批劉鄧尚未公開，大部分與會者不知道會議的靶子是劉鄧。因此決定只登在供幾名中央常委能看的簡報上。為此他與江青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站在江青背后的毛澤東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他幾次主持“生活會”，陶鑄竟然一言不發。這時他應當已經后悔用錯了人。但并沒有立即對陶鑄采取措施。
毛澤東有他的政治智慧。誰都知道陶鑄是他毛澤東一手破格拔擢起來的。短短兩個月就讓陶鑄“靠邊站”顯然根據不足，徹底打倒更師出無名。惟一的選擇是繼續使用、觀察。所以，毛對陶鑄不僅沒采取措施，而且在審閱11人的中央常委新名單草案時，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從后面的位置勾到周恩來、陳伯達之間。這樣陶鑄就成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所謂“第四號人物”。
要再過三個多月毛澤東才決定拿掉陶鑄。一旦做了決定，陶鑄的死期就只是早晚的事。這類似林彪的情況。毛1969年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第二年在廬山會議時就想把他搞掉，但那樣對全黨全國畢竟太突兀，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可能激起反彈、傷及自身。因此他把陳伯達和林彪切割開，先打倒陳伯達，又花了一年的功夫才設法搞掉林彪，讓林彪死無葬身之地。
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
大家都認為毛澤東親自提拔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其實這只是一個官樣的排名。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第一次全體領導人出席的場合是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次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說：“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
由此可見，江青不僅已經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而且是實質上的“第四號人物”。別人包括陶鑄，都在“還有”之列。
當時給江青做秘書的閻長貴說：“江青不僅被置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39]]其實，這不僅不是陶鑄搞的，而且陶鑄對此極為不滿。他對夫人曾志說：“你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與總理平列了，像什么樣子！”[[40]]
應當說，這是負責人民日報的陳伯達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后做的特別報導。1966年5月組建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設計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工具。毛指定陳伯達當組長。但陳伯達知道毛要把江青放出來做大事，主動向毛表忠心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但江青在黨內沒有職務，毛要留點余地，堅持要陳干。陳只好提出江青為第一副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并無實權，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41]]另一位組員王力也說，“文革小組不是陳伯達作主。”“陳伯達一開始就是傀儡。他剛當文革小組組長不久，在十一中全會上，他就宣布自己不過是劉盆子(西漢末年農民起義，找了個放牛的作皇帝，此人叫劉盆子)，意思就是傀儡。文革小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42]]
“名不正則言不順”。讓江青管中央文革需要有個名。剛好8月間陳伯達病了幾天。這本來無需通告全國。可是毛澤東卻借此機會發文件告示全國：“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43]]毛澤東就這樣巧妙地把“組長”的名賦予了江青。
江青行使“組長”權力的第一個行動，不是別的，居然是派小組成員關鋒去醫院責令陳伯達出院。這是江青給“劉盆子”的一個下馬威。陳沒有二話，乖乖服從。后來陳在其回憶錄里也說：“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是‘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44]]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既已名存實亡，中共便是事實上的毛家天下。
毛澤東讓陶鑄給文革小組做“顧問”，本意是要他與江青配合，幫襯江青。但陶鑄偏偏不是陳伯達，不像陳伯達那樣懦弱，甘于傀儡身份。他不僅人有主見，還是個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可是陶鑄卻對周恩來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于有個名義聯系工作。”本來，無論誰聽了這話都會趕緊說“萬萬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來雖不贊同陶鑄，卻偏偏借此機會從中挑撥，把陶鑄的建議告訴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腳大罵“你們見到鬼了，我怎么能做這種事情！”[[45]]可以想見江青會向毛告狀，而毛當然要懷疑陶鑄是否想破壞他的“戰略部署”了。
陶鑄不僅有主見，而且訴諸行動。他親自寫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發表在9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要求工人農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沖天的革命干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的斗爭中去。”
這不僅引致江青、陳伯達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也直接與要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革命的毛澤東的意見相左。毛雖然畫圈批準發表這篇社論[[46]]，實際對陶鑄相當不滿。按王力的說法，毛澤東光畫一個圈只說明他看過，不等于贊成。
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心臟病發作死去。天津為他舉行了五十萬人的追悼大會。陶鑄批準向全國發布消息，肯定萬曉塘的一生。但是毛澤東認為萬曉塘是天津的“頭號走資派”，毛澤東對報刊發表對萬的褒獎大為憤怒，說：“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47]]
更要害的是，陶鑄以為他既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就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但是正如那段時間里幾乎天天見毛的王力所說：毛澤東“不要書記處，他所要的只是常委的、實際上是他自己的秘書參謀機構，而不是要一個權力機構。陶鑄不知道這點。”“他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毛“不滿意”[[48]]王力已經從毛的態度看出，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說：“毛主席同陶鑄的分歧是九月就已開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志不滿了。”[[49]]
陶鑄不善審時度勢或不愿出賣良知
10月1日出了個“換頭事件”。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后，按照黨的規定，主要領導人的照片都要見報，若漏了就要采取措施補救。這一次，記者偏偏漏拍了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若照章辦事，新華社就得對照片作“技術性處理”，使鄧小平“見報”。但是那時鄧小平已經被批，他滿可以找理由不予補救。但陶鑄同意按規章辦。剛好有一張不是政治局常委的陳毅的照片可以使用。攝影記者把陳的頭隱去，換成了鄧小平的頭。但那個“鄧小平”站在江青旁邊，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發現后認為不妥，報告陶鑄。陶鑄即令取消該照片，沒讓其見報。[[50]]
中共這么做，其實這是有先例的。當時全國流傳的一張毛澤東與林彪在江西紅軍時期的合影，原是毛和其前妻賀子珍的照片，用林彪的頭換成賀子珍的頭后造出來的。[[51]]后來姚文元控制新聞媒介，也照樣干這種事。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間，江青見到記者拍攝的她與許世友將軍在一起的照片，打電話給姚文元說：“我不和許世友在一起，我要和張春橋在一起。”姚文元立即遵命，將許世友的頭換成了張春橋的頭。[[52]]
但陶鑄的“換頭事件”換上的是行將倒台的鄧小平，這就不同了。這成了陶鑄的一大罪名。后來江青在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講話說：陶鑄“耍兩面派，他偽造照片。”“他對[中宣部副部長]熊復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就把陳毅的頭弄掉，換上鄧小平的頭，這是非常惡劣的！這是特務活動！”[[53]]
江青在講話中還說：“他們還搞了一張把毛主席、劉少奇和宋慶齡拼湊在一起的照片。已經發到了全國。(康生同志：已經傳到外國去了！)”實際這張照片是熊復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辦的。可見這種拼湊照片的事中共是常干的。盡管陶鑄并未參與此事，而且該照片只是“新聞照片”，并不見報。實際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采用。[[54]]但熊復是陶鑄的副部長，江青輕而易舉地把“照片事件”安到了陶鑄頭上。
類似的事還有：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三百多人到中南海向毛澤東遞交決心書，給劉少奇貼大字報，被陶鑄制止。毛澤東是知道的。陶鑄還讓中宣部發文件說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以繼續發售，售完為止。[[55]]
10月底和11月初，陶鑄兩次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看到批劉、鄧的大字報時，反復說“你們把主要目標對準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不對的”；“不能把劉少奇叫做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甚至到了12月份，陶鑄接見中宣部干部時仍然堅持說：“劉、鄧還是中央常委，只能講內部矛盾，不能講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56]]
他這樣說，可以是因為不善審察時局，也可以是因為不愿出賣良知。不會見風使舵。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澤東都不能容忍。陶鑄的倒台已無可逆轉
李雪峰模式：11月毛要陶鑄離開中央
11月10日，他又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都是違背毛主席的方針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社論還要求學生“不要從外頭去干預工業農業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部署。”
而毛澤東認為學生運動要與工人、農民相結合才有結果。陶鑄堅持那樣做，當然是錯誤路線。
11月22日，周恩來、李富春向毛匯報陶鑄主持召開的“工(業)交(通)座談會”擬定的工礦企業文化革命的“十五條”意見，毛澤東不滿意，要陳伯達、王力重寫。
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陶鑄。但陶鑄是他一手越級提拔上來的，不好一下撤他的職，便要他回到中南地區去。讓陶鑄走人，是因為毛要保自己的顏面。他不能由他自己來宣布打倒陶鑄，只能先讓他離職。至于以后由誰來宣布則走著瞧。
毛澤東對他部署文革時越級提拔的另一個干部李雪峰就是這樣處理的。文革一開始，他就把李雪峰放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重要位置上。結果李不了解毛的倒劉意圖，跟著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康生同陳伯達聯名向毛建議撤李的職。毛卻于8月29日單獨找李談話，僅僅讓他離職。他對李說：“職務先不動，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請吳德同志管。”[[57]]直到1970年廬山會議后毛著手解決“林彪問題”，才在12月華北會議上“挖”北京軍區的“墻角”，撤了李雪峰的第一政委和鄭維山司令員的職。一個月以后將其打入“陳伯達反黨集團”，押解至安徽關押了8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李雪峰還被關在安徽某地，直到1982年才獲平反。
在加州舉行的“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美國諾曼社區學院丁抒教授發言。
可能毛澤東當時的設想也是對陶鑄的處置采取李雪峰模式。但是政治遲鈍的陶鑄似乎沒有從毛對李雪峰的處置中學到一點東西。他毫不醒悟，絲毫未意識到危險在逼近他。他覺得北京的工作離不開，不遵命。他連林彪說的“不理解也要執行”也不懂。
他的夫人曾志后來才回憶說，“為什么突然命令他離開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這是個“不祥之兆”。[[58]]有人認為陶鑄錯過了急流勇退的機會。要是他立即遵命，卷鋪蓋走人，緩幾年被整肅是可能的。
11月27日，江青把她指使關鋒寫的陶鑄“七條問題”的信交給毛。其中講到“陶鑄到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并參與了劉鄧路線的制定”；陶鑄“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台戲”。[[59]]
這封信顯然得到了毛的認可。第二天，即11月28日召開的文藝界大會，除了陳伯達、江青、周恩來，連謝鏜忠和吳德出參加了，主管全國宣傳、文化工作的陶鑄卻缺席。江青的講話稿已于24日經毛澤東審閱修改。[[60]]她在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周恩來接著說“我在這里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61]]和江青一樣，他也故意漏掉了陶鑄的名字。
稍微敏感的人都能看出，陶鑄已經被半打倒。據王力說，這時毛澤東已經把陶鑄與其前任彭真一樣看待。[[62]]
毛知道林彪與陶鑄的關系，便偏偏要林彪而不是周恩來主持的12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集中批陶鑄。王力作主要的批評發言，陶鑄檢討他制定“工業六條”、“農村五條”，“是怕影響生產，這是老框框。毛主席思想發展了，主張工人農民要起來，我思想沒趕上。”[[63]]“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64]]
陶鑄還檢查說：“我知道我這個人不行，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大家說我執行了劉鄧路線，我的確是一直尊重劉少奇、鄧小平……同毛主席的思想不適合，趕不上。”他說陳伯達曾對他打過招呼，“我沒當一回事，我是咎由自取。”[[65]] “咎由自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66]]
陶鑄在給中央和毛澤東寫的信里也說自己是“咎由自取”。[[67]]
12月陶鑄成“劉鄧路線代理人”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陶鑄夫婦與毛同桌喝酒時，陶鑄似乎是一顆新星。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宴請的人里已經沒有陶鑄。毛對與宴的眾人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68]]
毛澤東和陶鑄兩個人都用了“咎由自取”這句成語，誰在先？王力說是陶鑄在先，“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69]]
這一天陶鑄實際已被打倒，只不過“還沒有被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說：陶鑄“1966年底被打倒”，指的就是這一天。[[70]]
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說是按毛澤東的指示給被迫辭職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提意見”，實際是一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批陶的主要發言者是陳伯達、江青、康生。[[71]]陶鑄在會上被說成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72]]
出爾反爾：毛澤東變調
兩天后，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突然變了一個調子，說陶鑄來中央后，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做了許多工作。毛澤東“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后毛還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約一個來小時。毛甚至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要陶趕快下去視察，還給他一個二十多人的名單，說“這些同志燒還是要燒，但是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３個月也可以。”毛還煞有介事地給陶鑄一個名單，要他到各地加以保護。
陶鑄以為毛放他過關了，一回到家就對夫人曾志說：“我的問題沒有那么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73]]
其實陶鑄是當局者迷，想當然。毛澤東并沒有保他。毛澤東是叫他馬上走人！據王力回憶，當時毛說“陶鑄這人也真怪，他自己說不當中南局第一書記，要王任重當。現在他又找我，說他還要回去當第一書記。” 王力判斷，毛澤東認為陶鑄和王任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陶鑄下去，名曰“視察”，實質是要停止陶鑄在中央的工作，不可能讓他重新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74]]
毛澤東的變調只是他的一個手段，目的就是要陶鑄離開中央的位置，又不失自己的顏面。李雪峰模式對他已經不適用。李雪峰的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一直還保留著，盡管只是個虛銜。而陶鑄，已經不可能再給他保留中央常委的位置了。
且不談以后如何處置陶鑄，撤職本身也是打倒的一種方式。
陶鑄被宣判
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因病于10月份去了廣州。以湖北學生為主的造反派成立了一個“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12月30日陶鑄曾經接見過該團成員，表示不贊成揪王任重。但1967年1月4日江青行使其實際的“組長”權力，組織再次接見該團的會議，“通知中央文革的人參加。”名義上的組長陳伯達也在被通知之列。在人民大會堂，他與周恩來、江青、康生、王力一起接見湖北的造反派，將陶鑄的問題公布于眾。[[75]]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6]]
差不多與此同時，陶鑄就人民大會堂隔壁的房間接見安徽群眾組織的代表，但他對另一個接見會的情況一無所知。傍晚，中南局書記李一清趕到陶鑄家報信。陶鑄夫人曾志見到“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走到陳毅家。陳毅安慰他：“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
5日凌晨兩點，周恩來召陶去他住所，謊稱他也剛剛聽說陳伯達、江青的講話。他編了連小孩也能識穿的假話，說接見“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他離開會場去給廣東省長陳郁打電話，打完電話回到會場時，“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但他接著告訴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77]]
這最后一句說明周恩來是在代表中央同陶鑄談話。陶鑄是黨內僅次于周恩來的干部，若無中央的決定，周恩來絕無膽量擅自讓他“休息”。12月份他就知道陶鑄被“靠邊”，公布于眾是早晚的事。他即便沒得到毛的直接指示，也能根據江青、陳伯達的講話揣摩到毛的意圖而做判斷，要陶鑄“休息”。
陶鑄得到的當然不是“休息”，而是軟禁，即“喪失自由”。[[78]]在周恩來處談話后幾個小時，他就接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電話，“勒令”他停職反省。他不加爭辯就放下了話機。當天傍晚，他召集身邊工作人員，說了一番“相信黨中央、毛主席”之類的話，并掉了眼淚。6日，陶鑄的警衛戰士被撤換。[[79]]
陳毅對曾志說陶鑄倒不了，“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其實從12月29日毛澤東“保”陶鑄到1月4日這幾天，毛澤東并沒有改變主意。據王力分析，“陶鑄實際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開了政治局生活會，他已經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鑄是不是違背毛主席意圖呢？不違背，也是他的意見。”“陶鑄不能工作不是1月4日開始的，早就不能工作了。”[[80]]王力還說：“陶鑄剛被打倒時，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打倒陶鑄他是贊成的。”[[81]]
康生也說：“陳伯達同志元月四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82]]可見打倒陶鑄的最終決策、指揮者只能是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是打算通過讓陶鑄走人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顏面。現在他改了一個法子。林彪說毛澤東“功為己，過為人。”這一次，毛澤東的“過為人”用到了鄧小平頭上。1月8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接著，他歷數陶鑄的罪狀：“十一中全會以前陶鑄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以后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候報紙上和電視里劉鄧的鏡頭和照片，都是陶鑄安排的。”“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希望你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83]]“陶鑄的這個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84]]
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毛澤東不需要再裝一點點“黨內民主”的門面。在除了他本人外只有陳伯達一名常委出席的會上，他徑自宣布他一個人的決定：“中央各部要改成組。首先從中宣部開始，改為宣傳組。中宣部長陶鑄已經打倒了，現在改成中央宣傳組，由王力、唐平鑄、胡癡三人組成。以王力為組長，代替陶鑄的工作。”[[85]]
不過，僅僅過了五天，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肖力(即李訥)在解放軍報奪權，本意是“小李”的肖力成了“敬愛的肖力同志”。代總編輯胡癡倒台，被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押了8年半。沒過多久王力、唐平鑄也先后入獄。毛澤東指定的接陶鑄班的三個人都是毛澤東的囚犯。
一個紅衛兵組織把上述毛的講話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陶鑄夫人曾志看到傳單，不相信十天前還那么親切地同陶鑄談話的毛主席會翻臉不認人，便給毛寫了封信，將那份傳單也附上，問毛傳單上的“這個人很不老實”是否系“不老成”之誤。她希望毛主席會出面辟謠……可是毛只在“不老實”三個字下面用鉛筆劃了一條杠，打了一個“？”退了回去。[[86]]
陳毅副總理終于明白，毛澤東的確“又改變了主意”。他不敢抗議，只能在自己家里發火。他對兒子說：“你看到滿街打倒陶鑄的大字報了？陶鑄是新選出來的中央常委，黨的第四號人物，昨天還在一起開會，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員，卻一無所知。這是建黨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87]]
1月10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接見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陳伯達說：“陶鑄是在劉鄧路線推行時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十一中全會以后……還繼續執行劉鄧路線，并且繼續推廣了。”“他后來寫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并不合適。什么‘咎由自取’？！事實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這樣嘛！”[[88]]
陶鑄倒台，每日在警衛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門看“打倒劉鄧陶”的大字報。家中電線由220伏電壓改成了36伏以防他自殺。睡覺時床頭燈光直射他的眼睛，警衛戰士站在床邊監視。[[89]]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
9月，《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審定的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將陶定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1968年10月毛澤東以“歷史問題”為由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同時，又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歷史上有問題。”[[90]]
1969年4月初，毛澤東召開為文革慶功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再次抹黑劉少奇等人：“進城后又勝利地把許多人團結起來了，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后來查明是叛徒、內奸、工賊。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薄一波、安子文與國民黨有聯系。”[[91]]周恩來在閉幕那天的全體會議上發言，也以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陳伯達總結文革成果時說的是“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摧毀了劉少奇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誰都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不是疏忽，而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夠定罪。除了“歷史問題”、“叛變投敵”的罪名外，毛澤東已拿不出東西向全國交待。
7個月后的11月12日、30日，相隔僅18天，監禁中的劉少奇和陶鑄先后死亡。對打倒劉少奇、陶鑄，并將其殘酷整死，毛至死未改其衷。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也是最卑鄙的手段。
給劉少奇和陶鑄安上“歷史問題”的罪名，只說明毛澤東想讓他們永遠翻不了案。1972年毛在批復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的信、同意讓他復出時，為防備日后有人為劉翻案，特別說明鄧與劉不同，雖然“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92]]好像劉少奇的“投降過敵人”是板上釘釘的事實，無需再議。
可是這種捏造的案子恰恰是最不可靠、最容易被推翻的。
毛澤東一死，他精心策劃的案子就垮了。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時，除開極少數幾個文革得益者，全國上下沒有什么人反對。
由此可見，對劉少奇案，陶鑄案，薄一波、安子文案，真正認同毛澤東的栽贓，認同其卑鄙手段的人，少之又少。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62頁。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659頁。
[3] 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載《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5] 賀亦然、關相生〈陶鑄在廣西〉,載《高山青松》(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6] 《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號54頁。
[7] 但《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稱：“所謂民匪不分大開殺戒××萬的說法”是夸大,“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9] 張光東口述,周海濱撰〈兒子眼中的張云逸:唯一拿元帥工資的大將〉。
[10]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1995年第6期35頁。
[11]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123頁,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鑄〉。
[1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1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08-309頁。
[14]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316頁。原載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255、281頁。
[15] 參見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2頁。
[1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3頁。
[1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頁。
[19] 1962年陶鑄在廣東全省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打倒陶鑄∶陶鑄的罪惡歷史》(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1967) 8頁。
[20] 1961年6月24日陶鑄在廣西三干會上的報告,《徹底揭露陶鑄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7)24-25頁。
[21] 1962年3月5日陶鑄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的報告。
[2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23] 馬儒〈謝富治的榮辱人生〉, 2011年11月17日。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4] 1966.6.10毛澤東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談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5]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 )》(第一集)。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6] 北京電力學院“人民戰爭戰斗組”編印的《首長講話》第一集2頁。
[27] 陶鑄66年6至9月給中南局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電話指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54頁。
[29]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1頁。
[30]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8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5頁說劉、鄧等6月4日去的杭州。
[31]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42、448頁。
[32]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2頁。
[33]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82頁。
[34]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9頁。
[3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378-379頁。
[36]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91-109頁。
[3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1頁。
[38]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13頁。
[39] 閻長貴〈江青“第一夫人”的地位比中央政治局委員重要〉,2012-8-30人民網文史。
[40]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5頁。
[41] 穆欣〈劍拔弩張：中央文革小組實錄〉,原載《縱橫》2006年第1期,見2007.11.21華夏文摘 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446)。
[4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687、34頁。
[43] 1966.8.30中共中央關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中發[66]439號。
[44] 《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82、109頁。
[45]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4頁。
[46]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7頁。
[47] 《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1968)235頁。
[4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47頁。
[4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4頁。
[50]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1] 美洲《民主中國》1993年7月號101頁。
[52] 葉永烈《姚氏父子》330頁。
[53]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54]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5] 羅世榮、劉永《紅衛兵祭》,長春《新苑》雙月刊總第56期 98頁。
[56] 1967年4月中國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哲學研究所《紅宇宙》戰斗隊〈陶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7] 〈胡耀邦阻礙李雪峰文革后平反內幕〉,2014.9.3《明報》, 見(www.powerapple.com)
[5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0頁。
[59] 馬齊彬、陳文斌等編寫《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282-283頁。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63-165頁。
[61]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印發,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12頁。
[6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68頁。
[6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39-140頁。
[6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頁。
[6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
[67]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2)。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6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70] 閻長貴〈《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問題〉,2014.2.28《記憶》第109期。《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7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1頁。王力說：“歷史學家不知道這個會。”“沒有記錄,所以歷史學家找不到這個材料。”王力只說是下旬,依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錄的逐日記載,應12月27日。
[72]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3]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2-443頁
[74]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539頁。
[7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頁。
[76]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47頁。
[77]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8頁
[78] 曾志459頁：1月4日以后“喪失自由”。
[79]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179-181頁。
[80]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6頁。
[8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771頁。
[82]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8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476、508頁。1968年北京大學等單位以“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名義出版的《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243頁的記載稍不同：“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
[84] 葉永烈《陳伯達傳(下冊)》(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134頁。
[8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7頁。
[86]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9頁
[87]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陳曉魯的文章。
[88]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9]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文匯》月刊1986年第9期,曾志《陶鑄在最后的歲月里》。
[90] 1968.10.13毛澤東在中共8屆擴大的12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1] 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2] 《鄧小平同志言論摘錄（初編）》（清華大學,1976.2.5）55-57頁；《人物》雜志1994年第1期13頁。
丁抒，美國諾曼社區學院教授。（《新史記》33期）。
本文是作者丁抒向《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刊載于《新史記》33期“文革50年研討會專號”。
毛澤東策劃的文化大革命，原本的目標只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即后來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文革前夕把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調到北京，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做的部署之一。陶鑄是毛設定的用以打擊劉鄧的主要幫手。但是陶鑄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倒台，“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竟然變成了“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
而在這幾個月的風云變幻中，我們卻可以清楚地窺見毛澤東獨特的政治斗爭風格、即他的權術和個性對上層政治風云的影響。
陶鑄
陶鑄屢獲毛澤東拔擢
1926年在黃埔軍校參加中共的陶鑄1933年被黨的中央局調往上海工作時被國民政府逮捕，判處無期徒刑。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集體釋放共產黨要犯，中共向國民黨點名要人，陶鑄才從南京陸軍監獄被釋放。因此陶鑄資歷雖老，中共建政初還只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職務并不高。
1950年廣西剿匪時，毛澤東指責廣西軍區“犯了警[驚]人的右傾錯誤，寬大無邊”[[1]]，“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績最差者”[[2]]，特派陶鑄從漢口去廣西“幫助”實則主持剿匪。
陶鑄去廣西前曾在電話中問毛“這次去，是打長工，還是打短工？”毛回答“打短工”[[3]]。陶鑄“通天”，可以不經廣西省委、中南局、中南軍區直接與毛通電，廣西省委書記、廣西軍區司令兼政委張云逸被“靠邊”，不久稱病。毛同意他“去廣州休養”[[4]]后賦閑。
陶鑄糾正張云逸的“右傾”，剿匪中。據當時任廣西宜山地委書記的賀亦然說：陶鑄向毛報告，被捕獲的“這批人約有三分之一屬于可殺可不殺的。毛主席回電批復：‘在廣西應該殺。’”[[5]] (一說陶鑄發電“殲匪四十五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回復“廣西應該殺。” [[6]]一說“共殺了五萬多人”，“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7]])陶鑄堅決執行毛的指令，大開殺戒。毛對他的表現大為滿意，1951年1月說“提議陶鑄代理省委書記”[[8]]，陶鑄遂開始成為一省大員。而當時主持一省事務至少是大將級的干部。如主政湖南的就是后來評為大將的黃克誠。張云逸雖被評為大將，甚至享受元帥的工資待遇[[9]]，卻再也沒有獲任實職。
后來評為元帥的葉劍英當時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1951年毛澤東指揮全國“土地改革”，各地土改工作隊都對地主亂打亂殺。葉劍英他和第三書記方方(第二書記張云逸掛名)都原籍廣東。他們認為不能因地主富農出租土地、雇用農民工就抄沒其家產或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除欺壓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惡相應懲處外，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區別對待。毛澤東指責他們搞“和平土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 “廣東土改迷失方向”[[10]]，又指派陶鑄去廣東，重新搞土改。
1951年11月陶鑄到達廣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糾正葉劍英、方方的“土改右傾”，在廣東大開殺戒。葉劍英、方方靠邊。后來葉劍英說：“陶鑄，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云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11]]
此后陶鑄長期主政廣東，并于1960年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毛倒劉部署之一
在三千多萬農民餓死的三年大饑荒后召開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堅定地表忠心的只有林彪和周恩來兩個人。但任周恩來如何表態都不可能獲毛信賴。依靠掌握軍隊的林彪，把目標對準劉少奇，從那時起毛澤東的計劃就已經大致確定。
作為倒劉的重要部署之一，毛澤東開始有計劃地拉攏陶鑄。
陶鑄與劉少奇曾有積怨。1942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是“學習委員會”主任，劉少奇是副主任。但做具體事務特別是后期的“審干”是劉少奇。擔任軍委秘書長的陶鑄一度是運動的“靶子”之一。在柯慶施被整時，陶鑄認為“劉少奇比較偏”、“不太公正。”他對劉表示不滿，留下積怨。[[12]]
1953年，毛澤東欲讓劉少奇“挪挪位子”，要原“東北王”高崗出頭游聯絡各方大員。他還打算讓高崗取代周恩來任總理。但高崗在高層的游說失敗，倒劉、周不成，反被毛當替罪羊拋棄，軟禁中以手槍自殺結束生命。而在這“高崗事件”中，與劉關系欠佳的陶鑄站錯了隊。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 [[13]]
陶鑄與劉關系不佳，與林彪的關系卻很好。1949年他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從東北入關南下。1950年林彪任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他任政治部主任，頗受林彪賞識。
陶鑄不僅是毛用以倒劉的一個棋子，而且可能是倒周的備用棋子。“倒周”是文革初毛澤東的選項之一。陳毅當時就看出毛的意圖，說：“說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舊政權的矛盾，說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劉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來。”連周恩來本人對此也有思想準備。他在住家的門廳里準備了一個小包，里面裝著簡單的洗漱用具，準備自己隨時被抓，到時候提上這只小包就可以走。[[14]]
而就陶鑄的能力而言，是可以勝任總理職務的。當初毛要高崗考慮取代周恩來時，高崗回答說“我不行”，“恐怕林彪比我行”。[[15]]毛雖然沒有這樣問過陶鑄，卻也說過陶有“總理之才”。若真委以總理職務，可能沒有人懷疑其能力。
1964年底已將陶鑄視為心腹
1964年終開始，毛澤東已經把陶鑄當作心腹。12月15日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毛人在北京卻不參加。會議一結束，毛就讓江青出面請陶鑄夫婦看京劇《紅燈記》。演出前，毛向陶鑄亮出對劉少奇的憤慨，故意問陶：“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話的嘛！”接著又說：“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于是已經離開的各省的書記被召回北京又重新開了一個會。 [[16]]
會議期間，正值26日毛澤東生日。江青出面辦了三桌宴席，請劉少奇及各大中央局書記等吃飯。陶鑄受到優待，是惟一連夫人也被邀請的。陶鑄夫人曾志是井岡山的老人。她與毛澤東的關系遠早于陶鑄與毛的關系。三十年代初毛當時的夫人賀子珍懷孕生產前毛離家，委托曾志照顧賀。賀、曾兩人同床共被一個多月，賀生產后曾志才離開。那天毛還向與席的錢學森、陳永貴介紹曾志，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話外之音似乎是“井岡山的”就是自己人。話也是說給曾志即陶鑄聽的。
這不尋常的酒席上，劉少奇、李富春、胡耀邦等在另兩桌，而陶鑄夫婦二人都被安排與毛同桌，可見毛對陶寄望之深。在餐桌上，毛一邊喝酒，一邊含沙射影，對在他近旁坐在另一桌的李富春說：“你們什么事情都不對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曾志回憶，在場的都看出“這決不是批評李富春。”“氣氛頓時就緊張了起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里嬉笑斥責。”連陶鑄在內，他們都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后來才明白，“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17]]
這里，毛澤東在中共高層權斗中的布局一目了然：他親自拉攏和劉少奇有過種種私人過節和思想嫌隙的中上層干部，組織向劉少奇發功進攻的預備隊。不按黨內的選舉等規矩出牌，以破格提升的方式來拉攏親信可以達致組織隊伍的目的。但是這種在組織路線上的輕率性、功利性也有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那就是毛澤東對他要拉攏和利用的中上層干部的思想情況其實并無深入了解。他不可能及時把握每一個干部的思想變遷情況。有時候可以說他完全不知曉。
作為文革部署，毛澤東精心安排、破格提拔了三位大員，其中兩位“出了問題”，成為毛澤東的囚犯。陶鑄是其中的一位。
據陶鑄自述，“高崗事件”后劉少奇找他談話，陶鑄承認“在高崗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的意見。”由于劉對陶寬宏大量，“不計前怨”，且承認自己看人“可能有些偏”，此后陶鑄對劉的看法大為改變。[[18]]
相反，由于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大饑荒，陶鑄的思想有很大變化。他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我雖然沒有經過長征，但我有資格說這些話，我老婆長征過。”[[19]]他在廣東全省三級干部大會上說：“相當多的同志還懷疑，我們錯誤的形成是路線錯了，大躍進搞錯了，三面紅旗不正確。”“有這種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說，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犯了嚴重錯誤，這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20]]這里的“中央”，雖然也包括劉少奇，但顯然主要是指毛。在1962年3月的一次報告中，他干脆就說:“要跟共產黨走，不是跟哪個人走。”[[21]]1967年被毛打倒軟禁于中南海期間，他仍然坦承地對曾志說：“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觀點的。”[[22]]
這么重要的思想變遷，毛澤東大概全然無知。1964年12月的生日宴后不到十天，他就讓陶鑄當上國務院副總理，進入了國家領導層。
作為毛的文革部署之一，他對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也作了重要安排。原因是1964年夏天劉少奇對“四清”提出自己的設想：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搞運動。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表示贊同，但華北局的李雪峰有不同意見。毛澤東支持李雪峰，對他說：“你們南北開戰吧！”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意見相左的李雪峰可以在倒劉大戰中充當另一枚棋子。于是在1965年1月就提拔他擔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接著在1966年5 月打倒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后把這個重要位置交給了李雪峰。
毛澤東為了增強攻劉預備隊的力量，在提拔陶鑄、李雪峰的同時還把公安部長、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謝富治也提到了副總理的位置上。公安部隊是和軍隊同等重要的力量，也毛澤東必須牢牢控制在手的。
1966年8月毛讓林彪元帥成為“二把手”，卻不把拱衛北京的重任交給林彪系的軍人。這是毛澤東的又一個權力制衡的手段。交給林彪部下，毛可能會寢食難安。謝富治原是鄧小平的部屬，歷史經歷從未與林彪交集。
李雪峰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上只坐了三個月就被毛澤東趕走。接任的就是謝富治。謝后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同時還是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身負拱衛京城、保衛中南海之重任。1966年12月18日，毛設立專案組審查劉少奇、王光美的“歷史問題”。鑒于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便規避劉少奇的名字，稱“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組長就是謝富治。謝富治則唯組員江青之命是從，給江青打工。1968年2月22日，謝富治在專案組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23]]
若不是謝富治1972年就因癌症過世，或許會在文革后期為毛出大力。
1966年6月毛澤東特調陶鑄進京
但陶鑄只是一枚棋子，毛澤東讓他留在廣東待用，空掛一個“副總理”的牌子。直到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毛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調陶鑄到北京。6月4日，陶抵京履新，入住為領導文化革命運動而特設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因為他還是毛澤東委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
陶鑄一人兼了原來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三個人的職務。他不僅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宣傳部部長，還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不僅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國務院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還掌管了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社、國家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等。文化、教育、理論、宣傳部門都在陶鑄管轄之下。
陶鑄對開展文化革命是竭誠擁護的。6月10日在杭州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毛澤東說：“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24]]
按陶鑄的理解，凡是與“文化”有點關聯的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教育界自然首當其沖。6月10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反省”。15日，陶鑄代表中央書記處召開高教部、教育部職工大會，宣布“蔣南翔是阻礙文化大革命的”，“以蔣南翔為首的一伙人……反對毛澤東思想，堅決拿資產階級思想來毒害高等學校的青年，把高等學校引向資產階級邪路上去。”“蔣南翔同彭真的關系很密切。彭真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25]]“反黨、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統治了我們高教部，也占據了我們的最高學府清華大學。”[[26]]
既是“文化革命”，全國各省市文教界、宣傳部門的主要干部多數都在6月初被“整倒”。陶鑄雖已離開中南局，仍然頻頻對中南局發指示，要中南局將重點放在文、教、宣單位：《羊城晚報》、中國科學院華南分院和珠江電影制片廠。中南局宣傳部部長王匡“重用、包庇”作家秦牧、粵劇紅線女等“資產階級文化界人士”。陶鑄下令“王匡要停職反省。”[[27]]廣東省委召開批判王匡大會，宣布“王匡是廣東省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便幾個月后陶鑄自己倒了台，王匡也翻不了身，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以后才復出。
陶鑄擁護開展文革但拒絕搞陰謀詭計
陶鑄本人主觀上是要緊跟毛澤東的。但他不盲目“緊跟”毛。而在毛看來，最初的兩個月里他不僅沒有“緊跟”，而且站錯了隊。
一是“工作組”問題，陶鑄站到了劉少奇那一邊。
6月4日陶鑄到北京時，《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大字報已經在全國廣播。“斗黑幫”的浪潮蔓延全國各地大中學校。這正是毛澤東想要出現的局面。毛澤東說：“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28]]而劉少奇和鄧小平認為派工作組領導各大中學校的運動是個好辦法。駐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就是毛澤東同意派的。
可是對劉少奇的多次電話請示，毛澤東故意不回答。毛的行蹤不定，劉少奇只能讓讓秘書問中央辦公廳“毛主席是不是還在杭州”，得到答復說毛還在杭州后，他和鄧小平于第二天飛到杭州。[[29]]但毛對劉、鄧派工作組的意見就是不表示態度。 “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劉少奇表示“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毛則耍太極拳法，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30]]
劉、鄧空手而回。他們走后，胸有成竹坐觀亂局的毛對其醫生李志綏說：“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31]]
從杭州回京，劉少奇即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不在北京的周恩來以外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和中央主要部門的領導人均參加。會議中收到陜西省委的關于6月6日西安交大事件的電報。劉少奇念了電報全文后，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并電告毛澤東。[[32]]
毛澤東收到電文回復同意。[[33]]這個“同意”完全不等于“贊成”。事實是，他根本不贊成。然而毛不向他的黨內同僚明言，更不叫停。
他耍的一個政治斗爭手段已經收效。他成功地攪起天下大亂，劉鄧們怎么做都將是一個錯。他遠在長江南邊隔岸觀火，坐等劉鄧在北京“犯錯誤”。他觀察了整整五十天，突然回到北京，將派工作組的舉措定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下令“統統驅逐之”。
陶鑄是贊成派工作組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并且負責組織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工作組，是我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34]]
這樣，在毛澤東看來，陶鑄一開始就站到了劉少奇那邊。以后陶鑄被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其罪狀之一。
二是陶鑄拒當攻劉的“炮手”。
毛澤東口稱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是針對黨內高層同僚的。而他自己，無論耍什么“陰謀詭計”都是“光明正大”的。
例子太多，1953年他暗中唆使煽動高崗出面游說倒劉少奇、周恩來是一例。1972年不準治療周恩來癌症也是一例。當醫生查出周患早期膀胱癌時，若即刻手術，存活多年的機會很大。可是毛下令不僅不準告訴周本人，連其夫人鄧穎超也不準告訴，更不準做手術，甚至不準再檢查。[[35]]毛的三不準就是要讓周早點死。這是十足的陰謀詭計。可是他拿出了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說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養。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同樣大搞陰謀、暗盤操作。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派江青當“傳令兵”，身著軍裝直登陶鑄家門。江青告訴陶鑄，全會期間毛將親的自主持政治局“生活會”，議題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她向陶鑄“作路線交底”，要陶當馬前卒，在會上“開頭炮”。
若這事發生在別人身上，毛一定指為“非組織活動”。可他卻不認為自己這么做是“陰謀詭計”。
毛毫不懷疑被他破格提拔的陶鑄會遵命行事。可是為人正派的陶鑄偏偏不贊成以“暗盤交代”的方式行黨內斗爭。他以“剛到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婉言推脫。過了幾個月他被毛澤東打倒后對夫人曾志這樣解釋他為何拒不從命：“這么搞法子算共產黨還算國民黨？到底是她江青搞陰謀還是我陶鑄搞陰謀，歷史總有一天會作出結論。”[[36]]
江青只不過是毛的傳令兵，陶鑄對此心知肚明。但即使是與夫人的私下交談，他也只敢說江青搞陰謀，不敢點明是毛澤東搞陰謀。
陶鑄拒不領受毛交給的特殊任務。在毛主持的幾次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僅不“打頭陣”，而且“從頭到尾也沒有發言”。在幾次會上他都只喝茶、不發言。9月份曾志從廣州搬到北京與他相聚后，他告訴曾志，另一個不發言的是周恩來。[[37]]
那時，他的女兒、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生陶斯亮“革命大串聯”到北京。他對女兒解釋了為什么不“向劉、鄧放炮”。他說：“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沒計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如今他有了難……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要說派工作組和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么我也有一份。”針對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他說：“那我仍然有一份。” [[38]]
而與陶鑄同時被提拔為副總理的謝富治卻會受寵若驚，領受“開頭炮”的任務，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做了猛烈的批劉鄧發言。
陶鑄不僅自己不發言，而且在江青稱贊謝富治“批得好”，要求把謝的發言登在全體與會者都能看到的大會簡報上時斷然拒絕。陶鑄當然知道江青的背后是毛，但他有自己的主見。當時批劉鄧尚未公開，大部分與會者不知道會議的靶子是劉鄧。因此決定只登在供幾名中央常委能看的簡報上。為此他與江青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站在江青背后的毛澤東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他幾次主持“生活會”，陶鑄竟然一言不發。這時他應當已經后悔用錯了人。但并沒有立即對陶鑄采取措施。
毛澤東有他的政治智慧。誰都知道陶鑄是他毛澤東一手破格拔擢起來的。短短兩個月就讓陶鑄“靠邊站”顯然根據不足，徹底打倒更師出無名。惟一的選擇是繼續使用、觀察。所以，毛對陶鑄不僅沒采取措施，而且在審閱11人的中央常委新名單草案時，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從后面的位置勾到周恩來、陳伯達之間。這樣陶鑄就成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所謂“第四號人物”。
要再過三個多月毛澤東才決定拿掉陶鑄。一旦做了決定，陶鑄的死期就只是早晚的事。這類似林彪的情況。毛1969年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第二年在廬山會議時就想把他搞掉，但那樣對全黨全國畢竟太突兀，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可能激起反彈、傷及自身。因此他把陳伯達和林彪切割開，先打倒陳伯達，又花了一年的功夫才設法搞掉林彪，讓林彪死無葬身之地。
9月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
大家都認為毛澤東親自提拔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其實這只是一個官樣的排名。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第一次全體領導人出席的場合是年8月18日接見紅衛兵。次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說：“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
由此可見，江青不僅已經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而且是實質上的“第四號人物”。別人包括陶鑄，都在“還有”之列。
當時給江青做秘書的閻長貴說：“江青不僅被置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39]]其實，這不僅不是陶鑄搞的，而且陶鑄對此極為不滿。他對夫人曾志說：“你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與總理平列了，像什么樣子！”[[40]]
應當說，這是負責人民日報的陳伯達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后做的特別報導。1966年5月組建的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設計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工具。毛指定陳伯達當組長。但陳伯達知道毛要把江青放出來做大事，主動向毛表忠心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但江青在黨內沒有職務，毛要留點余地，堅持要陳干。陳只好提出江青為第一副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陳伯達雖然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并無實權，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41]]另一位組員王力也說，“文革小組不是陳伯達作主。”“陳伯達一開始就是傀儡。他剛當文革小組組長不久，在十一中全會上，他就宣布自己不過是劉盆子(西漢末年農民起義，找了個放牛的作皇帝，此人叫劉盆子)，意思就是傀儡。文革小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42]]
“名不正則言不順”。讓江青管中央文革需要有個名。剛好8月間陳伯達病了幾天。這本來無需通告全國。可是毛澤東卻借此機會發文件告示全國：“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43]]毛澤東就這樣巧妙地把“組長”的名賦予了江青。
江青行使“組長”權力的第一個行動，不是別的，居然是派小組成員關鋒去醫院責令陳伯達出院。這是江青給“劉盆子”的一個下馬威。陳沒有二話，乖乖服從。后來陳在其回憶錄里也說：“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是‘文革’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44]]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既已名存實亡，中共便是事實上的毛家天下。
毛澤東讓陶鑄給文革小組做“顧問”，本意是要他與江青配合，幫襯江青。但陶鑄偏偏不是陳伯達，不像陳伯達那樣懦弱，甘于傀儡身份。他不僅人有主見，還是個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可是陶鑄卻對周恩來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于有個名義聯系工作。”本來，無論誰聽了這話都會趕緊說“萬萬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來雖不贊同陶鑄，卻偏偏借此機會從中挑撥，把陶鑄的建議告訴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腳大罵“你們見到鬼了，我怎么能做這種事情！”[[45]]可以想見江青會向毛告狀，而毛當然要懷疑陶鑄是否想破壞他的“戰略部署”了。
陶鑄不僅有主見，而且訴諸行動。他親自寫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發表在9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要求工人農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沖天的革命干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的斗爭中去。”
這不僅引致江青、陳伯達的非難，說他“用生產壓革命”，也直接與要工礦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革命的毛澤東的意見相左。毛雖然畫圈批準發表這篇社論[[46]]，實際對陶鑄相當不滿。按王力的說法，毛澤東光畫一個圈只說明他看過，不等于贊成。
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心臟病發作死去。天津為他舉行了五十萬人的追悼大會。陶鑄批準向全國發布消息，肯定萬曉塘的一生。但是毛澤東認為萬曉塘是天津的“頭號走資派”，毛澤東對報刊發表對萬的褒獎大為憤怒，說：“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47]]
更要害的是，陶鑄以為他既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就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但是正如那段時間里幾乎天天見毛的王力所說：毛澤東“不要書記處，他所要的只是常委的、實際上是他自己的秘書參謀機構，而不是要一個權力機構。陶鑄不知道這點。”“他要行使書記處的職權”，毛“不滿意”[[48]]王力已經從毛的態度看出，陶鑄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說：“毛主席同陶鑄的分歧是九月就已開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志不滿了。”[[49]]
陶鑄不善審時度勢或不愿出賣良知
10月1日出了個“換頭事件”。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后，按照黨的規定，主要領導人的照片都要見報，若漏了就要采取措施補救。這一次，記者偏偏漏拍了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若照章辦事，新華社就得對照片作“技術性處理”，使鄧小平“見報”。但是那時鄧小平已經被批，他滿可以找理由不予補救。但陶鑄同意按規章辦。剛好有一張不是政治局常委的陳毅的照片可以使用。攝影記者把陳的頭隱去，換成了鄧小平的頭。但那個“鄧小平”站在江青旁邊，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發現后認為不妥，報告陶鑄。陶鑄即令取消該照片，沒讓其見報。[[50]]
中共這么做，其實這是有先例的。當時全國流傳的一張毛澤東與林彪在江西紅軍時期的合影，原是毛和其前妻賀子珍的照片，用林彪的頭換成賀子珍的頭后造出來的。[[51]]后來姚文元控制新聞媒介，也照樣干這種事。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間，江青見到記者拍攝的她與許世友將軍在一起的照片，打電話給姚文元說：“我不和許世友在一起，我要和張春橋在一起。”姚文元立即遵命，將許世友的頭換成了張春橋的頭。[[52]]
但陶鑄的“換頭事件”換上的是行將倒台的鄧小平，這就不同了。這成了陶鑄的一大罪名。后來江青在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講話說：陶鑄“耍兩面派，他偽造照片。”“他對[中宣部副部長]熊復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就把陳毅的頭弄掉，換上鄧小平的頭，這是非常惡劣的！這是特務活動！”[[53]]
江青在講話中還說：“他們還搞了一張把毛主席、劉少奇和宋慶齡拼湊在一起的照片。已經發到了全國。(康生同志：已經傳到外國去了！)”實際這張照片是熊復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辦的。可見這種拼湊照片的事中共是常干的。盡管陶鑄并未參與此事，而且該照片只是“新聞照片”，并不見報。實際也沒有任何一家報紙采用。[[54]]但熊復是陶鑄的副部長，江青輕而易舉地把“照片事件”安到了陶鑄頭上。
類似的事還有：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三百多人到中南海向毛澤東遞交決心書，給劉少奇貼大字報，被陶鑄制止。毛澤東是知道的。陶鑄還讓中宣部發文件說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以繼續發售，售完為止。[[55]]
10月底和11月初，陶鑄兩次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看到批劉、鄧的大字報時，反復說“你們把主要目標對準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不對的”；“不能把劉少奇叫做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甚至到了12月份，陶鑄接見中宣部干部時仍然堅持說：“劉、鄧還是中央常委，只能講內部矛盾，不能講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56]]
他這樣說，可以是因為不善審察時局，也可以是因為不愿出賣良知。不會見風使舵。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澤東都不能容忍。陶鑄的倒台已無可逆轉
李雪峰模式：11月毛要陶鑄離開中央
11月10日，他又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強調“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產，都是違背毛主席的方針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社論還要求學生“不要從外頭去干預工業農業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部署。”
而毛澤東認為學生運動要與工人、農民相結合才有結果。陶鑄堅持那樣做，當然是錯誤路線。
11月22日，周恩來、李富春向毛匯報陶鑄主持召開的“工(業)交(通)座談會”擬定的工礦企業文化革命的“十五條”意見，毛澤東不滿意，要陳伯達、王力重寫。
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陶鑄。但陶鑄是他一手越級提拔上來的，不好一下撤他的職，便要他回到中南地區去。讓陶鑄走人，是因為毛要保自己的顏面。他不能由他自己來宣布打倒陶鑄，只能先讓他離職。至于以后由誰來宣布則走著瞧。
毛澤東對他部署文革時越級提拔的另一個干部李雪峰就是這樣處理的。文革一開始，他就把李雪峰放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重要位置上。結果李不了解毛的倒劉意圖，跟著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康生同陳伯達聯名向毛建議撤李的職。毛卻于8月29日單獨找李談話，僅僅讓他離職。他對李說：“職務先不動，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請吳德同志管。”[[57]]直到1970年廬山會議后毛著手解決“林彪問題”，才在12月華北會議上“挖”北京軍區的“墻角”，撤了李雪峰的第一政委和鄭維山司令員的職。一個月以后將其打入“陳伯達反黨集團”，押解至安徽關押了8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李雪峰還被關在安徽某地，直到1982年才獲平反。
在加州舉行的“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美國諾曼社區學院丁抒教授發言。
可能毛澤東當時的設想也是對陶鑄的處置采取李雪峰模式。但是政治遲鈍的陶鑄似乎沒有從毛對李雪峰的處置中學到一點東西。他毫不醒悟，絲毫未意識到危險在逼近他。他覺得北京的工作離不開，不遵命。他連林彪說的“不理解也要執行”也不懂。
他的夫人曾志后來才回憶說，“為什么突然命令他離開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這是個“不祥之兆”。[[58]]有人認為陶鑄錯過了急流勇退的機會。要是他立即遵命，卷鋪蓋走人，緩幾年被整肅是可能的。
11月27日，江青把她指使關鋒寫的陶鑄“七條問題”的信交給毛。其中講到“陶鑄到中央工作以來，就積極支持劉鄧路線，并參與了劉鄧路線的制定”；陶鑄“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唱對台戲”。[[59]]
這封信顯然得到了毛的認可。第二天，即11月28日召開的文藝界大會，除了陳伯達、江青、周恩來，連謝鏜忠和吳德出參加了，主管全國宣傳、文化工作的陶鑄卻缺席。江青的講話稿已于24日經毛澤東審閱修改。[[60]]她在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周恩來接著說“我在這里要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61]]和江青一樣，他也故意漏掉了陶鑄的名字。
稍微敏感的人都能看出，陶鑄已經被半打倒。據王力說，這時毛澤東已經把陶鑄與其前任彭真一樣看待。[[62]]
毛知道林彪與陶鑄的關系，便偏偏要林彪而不是周恩來主持的12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集中批陶鑄。王力作主要的批評發言，陶鑄檢討他制定“工業六條”、“農村五條”，“是怕影響生產，這是老框框。毛主席思想發展了，主張工人農民要起來，我思想沒趕上。”[[63]]“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64]]
陶鑄還檢查說：“我知道我這個人不行，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大家說我執行了劉鄧路線，我的確是一直尊重劉少奇、鄧小平……同毛主席的思想不適合，趕不上。”他說陳伯達曾對他打過招呼，“我沒當一回事，我是咎由自取。”[[65]] “咎由自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66]]
陶鑄在給中央和毛澤東寫的信里也說自己是“咎由自取”。[[67]]
12月陶鑄成“劉鄧路線代理人”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陶鑄夫婦與毛同桌喝酒時，陶鑄似乎是一顆新星。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宴請的人里已經沒有陶鑄。毛對與宴的眾人說：“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68]]
毛澤東和陶鑄兩個人都用了“咎由自取”這句成語，誰在先？王力說是陶鑄在先，“這四個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鑄的。”[[69]]
這一天陶鑄實際已被打倒，只不過“還沒有被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說：陶鑄“1966年底被打倒”，指的就是這一天。[[70]]
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說是按毛澤東的指示給被迫辭職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提意見”，實際是一個“批評陶鑄的生活會”。批陶的主要發言者是陳伯達、江青、康生。[[71]]陶鑄在會上被說成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72]]
出爾反爾：毛澤東變調
兩天后，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突然變了一個調子，說陶鑄來中央后，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做了許多工作。毛澤東“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后毛還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約一個來小時。毛甚至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要陶趕快下去視察，還給他一個二十多人的名單，說“這些同志燒還是要燒，但是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３個月也可以。”毛還煞有介事地給陶鑄一個名單，要他到各地加以保護。
陶鑄以為毛放他過關了，一回到家就對夫人曾志說：“我的問題沒有那么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73]]
其實陶鑄是當局者迷，想當然。毛澤東并沒有保他。毛澤東是叫他馬上走人！據王力回憶，當時毛說“陶鑄這人也真怪，他自己說不當中南局第一書記，要王任重當。現在他又找我，說他還要回去當第一書記。” 王力判斷，毛澤東認為陶鑄和王任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陶鑄下去，名曰“視察”，實質是要停止陶鑄在中央的工作，不可能讓他重新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74]]
毛澤東的變調只是他的一個手段，目的就是要陶鑄離開中央的位置，又不失自己的顏面。李雪峰模式對他已經不適用。李雪峰的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一直還保留著，盡管只是個虛銜。而陶鑄，已經不可能再給他保留中央常委的位置了。
且不談以后如何處置陶鑄，撤職本身也是打倒的一種方式。
陶鑄被宣判
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因病于10月份去了廣州。以湖北學生為主的造反派成立了一個“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12月30日陶鑄曾經接見過該團成員，表示不贊成揪王任重。但1967年1月4日江青行使其實際的“組長”權力，組織再次接見該團的會議，“通知中央文革的人參加。”名義上的組長陳伯達也在被通知之列。在人民大會堂，他與周恩來、江青、康生、王力一起接見湖北的造反派，將陶鑄的問題公布于眾。[[75]]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6]]
差不多與此同時，陶鑄就人民大會堂隔壁的房間接見安徽群眾組織的代表，但他對另一個接見會的情況一無所知。傍晚，中南局書記李一清趕到陶鑄家報信。陶鑄夫人曾志見到“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走到陳毅家。陳毅安慰他：“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
5日凌晨兩點，周恩來召陶去他住所，謊稱他也剛剛聽說陳伯達、江青的講話。他編了連小孩也能識穿的假話，說接見“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他離開會場去給廣東省長陳郁打電話，打完電話回到會場時，“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但他接著告訴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77]]
這最后一句說明周恩來是在代表中央同陶鑄談話。陶鑄是黨內僅次于周恩來的干部，若無中央的決定，周恩來絕無膽量擅自讓他“休息”。12月份他就知道陶鑄被“靠邊”，公布于眾是早晚的事。他即便沒得到毛的直接指示，也能根據江青、陳伯達的講話揣摩到毛的意圖而做判斷，要陶鑄“休息”。
陶鑄得到的當然不是“休息”，而是軟禁，即“喪失自由”。[[78]]在周恩來處談話后幾個小時，他就接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電話，“勒令”他停職反省。他不加爭辯就放下了話機。當天傍晚，他召集身邊工作人員，說了一番“相信黨中央、毛主席”之類的話，并掉了眼淚。6日，陶鑄的警衛戰士被撤換。[[79]]
陳毅對曾志說陶鑄倒不了，“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其實從12月29日毛澤東“保”陶鑄到1月4日這幾天，毛澤東并沒有改變主意。據王力分析，“陶鑄實際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開了政治局生活會，他已經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鑄是不是違背毛主席意圖呢？不違背，也是他的意見。”“陶鑄不能工作不是1月4日開始的，早就不能工作了。”[[80]]王力還說：“陶鑄剛被打倒時，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打倒陶鑄他是贊成的。”[[81]]
康生也說：“陳伯達同志元月四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82]]可見打倒陶鑄的最終決策、指揮者只能是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是打算通過讓陶鑄走人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顏面。現在他改了一個法子。林彪說毛澤東“功為己，過為人。”這一次，毛澤東的“過為人”用到了鄧小平頭上。1月8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接著，他歷數陶鑄的罪狀：“十一中全會以前陶鑄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以后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候報紙上和電視里劉鄧的鏡頭和照片，都是陶鑄安排的。”“國慶節十一個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鑄搞的。”“希望你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83]]“陶鑄的這個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84]]
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毛澤東不需要再裝一點點“黨內民主”的門面。在除了他本人外只有陳伯達一名常委出席的會上，他徑自宣布他一個人的決定：“中央各部要改成組。首先從中宣部開始，改為宣傳組。中宣部長陶鑄已經打倒了，現在改成中央宣傳組，由王力、唐平鑄、胡癡三人組成。以王力為組長，代替陶鑄的工作。”[[85]]
不過，僅僅過了五天，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肖力(即李訥)在解放軍報奪權，本意是“小李”的肖力成了“敬愛的肖力同志”。代總編輯胡癡倒台，被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押了8年半。沒過多久王力、唐平鑄也先后入獄。毛澤東指定的接陶鑄班的三個人都是毛澤東的囚犯。
一個紅衛兵組織把上述毛的講話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陶鑄夫人曾志看到傳單，不相信十天前還那么親切地同陶鑄談話的毛主席會翻臉不認人，便給毛寫了封信，將那份傳單也附上，問毛傳單上的“這個人很不老實”是否系“不老成”之誤。她希望毛主席會出面辟謠……可是毛只在“不老實”三個字下面用鉛筆劃了一條杠，打了一個“？”退了回去。[[86]]
陳毅副總理終于明白，毛澤東的確“又改變了主意”。他不敢抗議，只能在自己家里發火。他對兒子說：“你看到滿街打倒陶鑄的大字報了？陶鑄是新選出來的中央常委，黨的第四號人物，昨天還在一起開會，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員，卻一無所知。這是建黨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87]]
1月10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接見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陳伯達說：“陶鑄是在劉鄧路線推行時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十一中全會以后……還繼續執行劉鄧路線，并且繼續推廣了。”“他后來寫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并不合適。什么‘咎由自取’？！事實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這樣嘛！”[[88]]
陶鑄倒台，每日在警衛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門看“打倒劉鄧陶”的大字報。家中電線由220伏電壓改成了36伏以防他自殺。睡覺時床頭燈光直射他的眼睛，警衛戰士站在床邊監視。[[89]]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
9月，《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審定的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將陶定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1968年10月毛澤東以“歷史問題”為由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同時，又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歷史上有問題。”[[90]]
1969年4月初，毛澤東召開為文革慶功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再次抹黑劉少奇等人：“進城后又勝利地把許多人團結起來了，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后來查明是叛徒、內奸、工賊。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薄一波、安子文與國民黨有聯系。”[[91]]周恩來在閉幕那天的全體會議上發言，也以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來證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陳伯達總結文革成果時說的是“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摧毀了劉少奇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誰都沒有提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不是疏忽，而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夠定罪。除了“歷史問題”、“叛變投敵”的罪名外，毛澤東已拿不出東西向全國交待。
7個月后的11月12日、30日，相隔僅18天，監禁中的劉少奇和陶鑄先后死亡。對打倒劉少奇、陶鑄，并將其殘酷整死，毛至死未改其衷。
以“叛變投敵”為由給政敵治罪是毛澤東的最后手段，也是最卑鄙的手段。
給劉少奇和陶鑄安上“歷史問題”的罪名，只說明毛澤東想讓他們永遠翻不了案。1972年毛在批復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的信、同意讓他復出時，為防備日后有人為劉翻案，特別說明鄧與劉不同，雖然“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92]]好像劉少奇的“投降過敵人”是板上釘釘的事實，無需再議。
可是這種捏造的案子恰恰是最不可靠、最容易被推翻的。
毛澤東一死，他精心策劃的案子就垮了。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時，除開極少數幾個文革得益者，全國上下沒有什么人反對。
由此可見，對劉少奇案，陶鑄案，薄一波、安子文案，真正認同毛澤東的栽贓，認同其卑鄙手段的人，少之又少。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62頁。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659頁。
[3] 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載《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5] 賀亦然、關相生〈陶鑄在廣西〉,載《高山青松》(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6] 《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號54頁。
[7] 但《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姬文波〈毛澤東與廣西剿匪〉稱：“所謂民匪不分大開殺戒××萬的說法”是夸大,“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91頁。
[9] 張光東口述,周海濱撰〈兒子眼中的張云逸:唯一拿元帥工資的大將〉。
[10]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1995年第6期35頁。
[11]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123頁,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鑄〉。
[1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1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08-309頁。
[14] 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316頁。原載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255、281頁。
[15] 參見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2頁。
[1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33頁。
[1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頁。
[19] 1962年陶鑄在廣東全省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打倒陶鑄∶陶鑄的罪惡歷史》(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1967) 8頁。
[20] 1961年6月24日陶鑄在廣西三干會上的報告,《徹底揭露陶鑄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7)24-25頁。
[21] 1962年3月5日陶鑄在全國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的報告。
[2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2頁。
[23] 馬儒〈謝富治的榮辱人生〉, 2011年11月17日。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4] 1966.6.10毛澤東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談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5]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 )》(第一集)。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6] 北京電力學院“人民戰爭戰斗組”編印的《首長講話》第一集2頁。
[27] 陶鑄66年6至9月給中南局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電話指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54頁。
[29]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1頁。
[30]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8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5頁說劉、鄧等6月4日去的杭州。
[31]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442、448頁。
[32]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242頁。
[33]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82頁。
[34]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9頁。
[3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378-379頁。
[36]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91-109頁。
[37]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1頁。
[38]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13頁。
[39] 閻長貴〈江青“第一夫人”的地位比中央政治局委員重要〉,2012-8-30人民網文史。
[40]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5頁。
[41] 穆欣〈劍拔弩張：中央文革小組實錄〉,原載《縱橫》2006年第1期,見2007.11.21華夏文摘 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446)。
[4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687、34頁。
[43] 1966.8.30中共中央關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中發[66]439號。
[44] 《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82、109頁。
[45]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4頁。
[46]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7頁。
[47] 《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1968)235頁。
[4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47頁。
[4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54頁。
[50]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1] 美洲《民主中國》1993年7月號101頁。
[52] 葉永烈《姚氏父子》330頁。
[53]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54] 申曉云〈文革“四把手”陶鑄的“驟起”與“驟落”〉,《當代中國研究》23卷地期,2016
[55] 羅世榮、劉永《紅衛兵祭》,長春《新苑》雙月刊總第56期 98頁。
[56] 1967年4月中國科學院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哲學研究所《紅宇宙》戰斗隊〈陶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7] 〈胡耀邦阻礙李雪峰文革后平反內幕〉,2014.9.3《明報》, 見(www.powerapple.com)
[58]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0頁。
[59] 馬齊彬、陳文斌等編寫《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282-283頁。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63-165頁。
[61]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印發,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四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2]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12頁。
[6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68頁。
[6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39-140頁。
[6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頁。
[6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
[67]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2)。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8]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69]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99頁。
[70] 閻長貴〈《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問題〉,2014.2.28《記憶》第109期。《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7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1頁。王力說：“歷史學家不知道這個會。”“沒有記錄,所以歷史學家找不到這個材料。”王力只說是下旬,依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錄的逐日記載,應12月27日。
[72]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3]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2-443頁
[74]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4、539頁。
[7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頁。
[76]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匯編》47頁。
[77]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48頁
[78] 曾志459頁：1月4日以后“喪失自由”。
[79]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179-181頁。
[80]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6頁。
[81]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771頁。
[82]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化大革命文庫》。
[8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475-476、508頁。1968年北京大學等單位以“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名義出版的《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大事記(1921-1967)》243頁的記載稍不同：“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
[84] 葉永烈《陳伯達傳(下冊)》(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134頁。
[85]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豎排本577頁。
[86]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49頁
[87]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陳曉魯的文章。
[88] 1967.01.10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大字報匯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1967)：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9]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59頁。《文匯》月刊1986年第9期,曾志《陶鑄在最后的歲月里》。
[90] 1968.10.13毛澤東在中共8屆擴大的12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1] 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2] 《鄧小平同志言論摘錄（初編）》（清華大學,1976.2.5）55-57頁；《人物》雜志1994年第1期13頁。
丁抒，美國諾曼社區學院教授。（《新史記》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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