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辛亥百年成为中日和解契机
让辛亥百年成为中日和解契机
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被打倒，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体制走向终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由此诞生。孙中山的毕生理想即为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但最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含恨离去。
孙中山在大陆被敬称为“革命之父”，在台湾被尊称为“国父”，在日本则被惯称为“孙文”。日本对孙中山及辛亥百年的纪念热情一点都不亚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NHK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策划了大型纪念专题。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施政演说中称，“孙文曾有很多大力支持他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
百年沧桑，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国民党战败，丢掉了大陆政权，在台湾继续维持40多年的白色统治后，最终引导台湾实现了民主化改革，遭遇政权更替后又重新执政，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甚至让在野党喊出“生在大陆的孙文和台湾没有丝毫关系！”
而在中国大陆，以孙中山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自居的领导者们，在引导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离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体制下的“民权”以及权力分立还相去甚远，更离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很远。
然而，回眸辛亥百年，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日本。日本对康梁戊戌维新的影响自不必说，“留日派”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显然也因种种原因而被低估了。可以说，在那段时期，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反清基地”、“中国革命圣地”的角色，拿面积仅18平方公里的东京新宿而言，梁启超（五轩町）、孙中山（鹤卷町）、宋教仁（五轩町）、黄兴（五轩町）、蒋介石（若松町）等皆曾以此为居处、据点，新宿区7丁目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蒋介石当年的住处。
的确，根据目前的历史研究成果，可粗略计算出，孙中山结交的日本友人至少有300多人。在新宿百人町，当年曾有200多名四海宾客为孙中山和宋庆龄举行盛大的婚礼。这场“世纪婚姻”的介绍人梅屋庄吉，在历史上的知名度虽不及孙中山结交的宫崎滔天、犬养毅、平山周等人，但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大的个人财源。梅屋庄吉自1895年向孙中山承诺“君若举兵，我必以资财相助”后，先后向孙中山提供了按现在币值计算约一万亿日元的资助。孙中山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贤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日本不仅留下了孙中山的足迹，甚至还留下了他和横滨商人大月素堂长女薰的血脉——宫川东一。
当然，在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中，有很多是“无私无欲”的理想主义者，也不乏意在“中国利权”的野心家，这些“日本友人”在辛亥革命中投下了或明或暗、或黑或白、色调各异的身影。准确地讲，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很多理想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了野心家。如年轻的石原莞尔在听到辛亥革命成功时，带着手下的士兵冲到山上朝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他认为中日命运一体，若有色人种只有日本崛起，日本也难免被西方白人吞灭，中国若能一起崛起，则日本也有依靠。
但当时的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外交压力，对孙中山一直持冷淡态度，辛亥革命20年后，石原莞尔成为“关东军大脑”，亲自策划主导了“满洲事变”，日本最终没能奉行孙中山提倡的“王道”，而走向孙中山多次警告的“霸道”之路，
但回到历史的原点，孙文在日本神户所做的“大亚洲主义”的著名演说，曾引起亚洲有识之士的广泛共鸣。而反观当今，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彼此只关注对方的弱点和缺陷，而不是虚心地学习各自所长，彼此成为对方引爆“民粹主义”火药桶的最好发泄口。“兴亚”的理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兴中”或“兴日”的主张，在这样的两极对立思维中，中日之间丧失了许多合作的空间与机会。
跨越百年时光，重温那个理想与现实跌宕起伏的辛亥岁月，在中日建交即将迎来4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深思，如何在包括日本、中国和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范围内，构筑起亚洲人共通的理想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虑如何面对和处理一系列棘手难题。
中日若始终无法解套，则所谓的“亚洲时代”就将遥不可及。而解套的关键在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更应“以史为鉴”，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应“面向未来”，少了“加害者”的反省，缺了“受害者”的宽容，历史和解之套将永远无法解开。（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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