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西方讀者所認識的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在湖北首府武昌，一場由新軍中的革命人士發動的武裝起義，拉開了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風雲巨變的帷幕。對於發生在農曆辛亥年間的這段史事，民初的報章多以「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詞稱呼之，「辛亥革命」一詞，較早見於署名為渤海壽臣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於一九一二年六月，收錄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間各報章關於革命的報道。在該書的自序中著者寫到：「辛亥之秋，八月既望，武昌起義，各省回應。詳閱報章，默察時勢，預料中國此次革命，大功必可告成。然而熱心諸志士逐日進行之手續，雖已詳載各報，倘非逐日採集，集為一編，誠恐時過境遷，報紙散佚，革命成功之後，凡我同胞，克享共和幸福，飲水思源，上溯當日熱心諸志士若何革命曷以成功，求其詳情，竟不能得，必深恨無書之可考；而熱心諸志士耗費若干心血犧牲，若干頭顱舉沒而不彰，尤可惜也。故自八月二十日起，逐日選擇京津上海各報章，分門重印……」書中所輯報道、專電、上諭、奏章等，完整摘錄自《時報》、《國民公報》、《經緯報》、《民立報》等當時主要報紙，欲以詳實的文字資料，為這場改寫中國歷史的革命匯編出一部可供參考的史志。

西方報道的細微之處

在辛亥年的共和革命過去整整一百年之後，對這場革命的回顧，對它的歷史價值的評估，必然離不開對於革命前後各種細節的追究。其時的中文報紙和時人的記述，提供了陷身於局勢之中的國人對周遭的觀察；此外眾多外國報刊也闢出大量版面，以旁觀者的角度和專業的新聞素質，對革命的萌發與擴大積極跟進。關於辛亥革命一個被反覆提及的小插曲，是後來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革命爆發時尚身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他是從一份當地報紙的報道中得知的，旋即動身回國，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達上海。西方報刊對新聞的敏感性，使得他們的報道常常包含與主題事件相關的各種背景，也包括對事件過往的分析和未來走向的預測。以後來的發展來看很多分析和預測不見得準確，但在當時，總有相關的事實或現象作為他們判斷的依據，一些可能是很細微的東西，在今天或許正好能為歷史這張大拼圖補上缺失的一小塊。

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報刊裏有一個很受歡迎的分類，即以圖畫為內容主體的各種畫刊。自從一八四二年創刊的《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開創這一新的報道形式之後，在英國陸續有《泰晤士畫報》（Illustrated Times）、《星期畫報》（The Illustrated Weekly News）、《圖畫報》（The Graphic）、《星球報》（The Sphere）、《黑白畫報》（Black & White）等畫報問世；在歐洲大陸，有法國《小報》（Le Petit Journal）、《小報》增刊（Le Petit Journal Supplement Illustr）、《畫報》（L'Illustrations）、《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世界畫報》（Le Monde Iillustr）、《求精報》（Excelsior）、比利時《愛國者畫報》（Le Patriote Illustre）、意大利《意大利畫報》（L'Illustrazione Italiana）、西班牙《藝術畫報》（La Illustracion Artistica）等。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倫敦新聞畫報》發行了美國版，同時還有《格利生畫報》（Gleason's Pictorial）、《鮑洛畫報》（Ballou's Pictorial）等本土報紙。

眾多畫刊共同的主旨，是以圖畫的方式講述新聞故事。圖畫的具體形式，從早期的木刻版畫、石印版畫到後來直接由照片轉印，緊隨技術發展的腳步。各畫刊各自不同的特色，則主要表現在內容的偏重和版面的安排上，如《倫敦新聞畫報》偏好用整版的大幅圖畫來表現重要事件，或是用緊密排列的多幅圖像來對事件進行多方面的述；法國的《畫報》則多採用圖文混排的方式，以詳細的文字報道為圖片做註解。總體來說各種畫報都盡力呈現豐富的視覺內容，為讀者提供輕鬆愉快的閱讀體驗，因而很多畫報都極具影響力，受到各階層讀者的歡迎。

中國政界的西方記者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西方各層面交往的逐漸展開，使新聞業已有相當發展的西方各國紛紛向中國派駐記者，或是聘用特約通訊員。長居中國的外國記者中幾個著名的例子，如《泰晤士報》記者喬治·E·莫里循（George E. Morrison，一八六二—一九二零），《紐約先驅報》記者威廉·亨瑞·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一八七五—一九四六），《大陸報》記者、同時也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的愛德溫·丁格爾（Edwin John Dingle，一八八一-一九七二，中文名丁樂梅），都因廣泛參與中國事務或是對中國的細緻研究而聞名。莫里循曾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他與中國代表團一起，力爭獲取當時情況下最有可能的外交協議；端納曾是兩廣總督岑春的顧問，民國以後則先後出任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的顧問，經歷了從清朝覆滅、民國建立、直到抗戰勝利長達四十年的民國歷史。更多專注於本職工作的記者也努力拓寬他們在中國的視野，他們對中國的了解越深入，越能抓住中國社會表徵與內在的各種關鍵點，於是在中國逐漸打開大門之後的幾十年裏，在對東方世界的獵奇心理稍稍淡化之後，對中國的政局、社會形態、工商業發展等方面的深度報道越來越常見了。

電報電話已普遍使用

到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歐美及日本各大報刊都對局勢的發展作了及時的報道。武昌起義爆發後第三天，《紐約時報》即刊登了《武昌爆發共和革命，共和國體有望成立》、《大清政府緊急調兵支援漢口前線》、《清國駐美使館稱國內形勢非常嚴峻》等三篇通訊，並有標題為《清國革命旨在推翻滿清三百年統治》的述評。此時電報、電話這些現代通信技術已得到普遍使用，但據莫里循的講述，當時駐華記者採集的新聞，經電報發回本國後，會交由專人寫成通訊再作刊登，整個過程下來會導致一兩天的延遲。對於各種畫刊，由於照片的遞送依然通過郵路，因而來自革命現場的畫面最快也在兩三個星期以後才刊登出來。在此之前關於武昌起義以及相關事件的報道，多配以早前的舊圖，如孫中山的肖像、溥儀父子的合影、漢陽兵工廠及鐵廠、新軍的訓練與裝備，以及中國各地的風光民情等；另有一些根據文字述繪製的插圖，用以描繪革命中的某個場景。到十一月中旬以後，各大畫刊都有來自中國的照片大量刊出，從武漢到南京、上海，再到帝國的中心北京，取自多種角度的圖片從中國各地匯集起來，為這場革命提供了一幅日益完整的視覺圖景。

一九一一年十到十二月間的武漢，是全中國以及外國媒體關注的焦點。革命軍與清軍在武漢三鎮的戰鬥，從十月下旬持續到十一月底，一開始革命軍佔有些許優勢，待清軍的主力從北方開到之後，革命軍逐漸退守。隨著漢口、漢陽相繼失陷，武漢戰場上的共和革命可以說是陷入了困境。這期間各畫刊對武漢地區戰況的圖文報道，除了被燒毀的城區和府衙、遭到破壞的鐵路、逃難的民眾這類常見的戰爭場景，對戰鬥雙方兩支軍隊的關注，從報道和照片的數量來看，顯然是偏重於革命軍一邊。這種態度實際上可見於辛亥革命前後幾乎所有西方報刊對中國局勢的報道。革命軍在成功佔領武昌之後，於十月十三日即給駐漢各領事館分送了照會，承諾保護在漢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以避免招來外國的干涉。雖然戰爭真正爆發時，漢口的使館區卻難以置身事外；儘管如此，革命軍作出的外交宣示，仍使得各國將這次的革命與十一年前的庚子事變區分開來。隨著局勢的發展，駐漢各國領館保持中立的態度日趨明確，擅於審時度勢的各國媒體自然能捕捉到官方那些即便不算正式的表態。因為相較於一個羸弱又孤傲、頂著數千年傳統體制的重負而難以邁進的舊式中國，一個在思想和制度上與西方世界趨同的共和中國更容易獲得認同。

追蹤報道袁世凱的動向

武漢之外政治局勢與各種事態的發展，其實比武漢三鎮的戰鬥更關乎共和革命的走向。十月二十八日，法國的《畫報》將目光投向了河南北部的一個小城彰德，在這裏「隱居」著一位足以牽動整個時局的大人物袁世凱。袁於一九零八年被諭令去除所有職務「回籍養」，但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新式陸軍北洋六鎮依然由他的眾多親信統率。武漢情勢緊急時，清政府一面急調北洋軍馳援漢口，一面重新啟用袁世凱，希望他的出山能夠平定目前的亂局。清政府於十月十四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統領軍事，袁一開始雖藉故不出，但敏銳的西方媒體和對朝中政治力量有所知聞的人們都看到了關鍵所在。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以及共和建立之後的數年間，都以中國第一實權人物的形象出現在各種西方畫刊上，關於他的報道涉及他的官場生涯、復出的經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遭炸彈刺殺事件、就任大總統後的各種活動，此外他在北京錫拉胡同的宅第、身邊的侍衛以及剪辮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也都登上了西方的畫刊。

孫中山是辛亥革命期間媒體關注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與袁世凱不同的是，他的聲譽和地位並非來自權力，而是來自多年堅持不懈地對共和革命的宣傳和實踐。早在一八九六年，孫中山就因「倫敦蒙難」事件登上了英國《圖畫報》；武昌起義爆發幾天後，《圖畫報》增刊在報道中國剛剛發生的革命時，即預言孫中山有可能成為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法國《求精報》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專文介紹了孫中山的革命歷程，並刊登了他與歐洲革命同志的合影。作為一名與西方交往頗深的政治人物，他的夫人、子女也在一些畫刊上出現；在他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他所參與的一些重要活動、政治事件更是經常性地將他帶入西方讀者的視野。

日暮西山的清室

外國人對中國持續的興趣點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即清朝的皇室。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的道光皇帝到慈禧太后，每一任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和宮廷裏的實權人物，都以某種形象在西方畫刊上出現過。到辛亥革命時，皇室的保留與否已經是一個過時的話題，因為不但革命黨人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很多長期堅持君主立憲的立憲派人士，也積極地加入到要求建立共和國體的隊伍中來了。此時命懸一線的滿清皇室，以五歲的幼帝、弱勢的太后和幾位不足以應付局面的少年親王的組合，於內於外都難以賺得足夠的支持。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英國《星球報》通過滿人統治中國的歷史簡介，道出清末滿漢矛盾的本質。其他畫刊上關於皇室成員及其活動的報道，尤其在一九零零年以後，總是與各種危機相關聯，似乎一有大事發生，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今的滿清皇室是否有能力處理危機，並且讓自己生存下去。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外界對皇室的信心日漸減少的一種證明。

西方畫刊對革命中的中國社會的觀察，當然不限於戰爭、政局以及政治人物的各種亮相。幾乎所有介紹辛亥革命的書籍都會論及一個話題，即這場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一頁的共和革命，在文化和地域上廣義的中國，到底進行到何種程度。在偏遠農村，革命多半並未波及，而一場突發的革命遠不能給傳統的中國社會帶來即刻的轉變。在上海這樣開埠已久的大城市，區別於傳統社會的標誌物已是隨處可見，這些變化並非由革命帶來，而是外部世界長期的影響所致。因此在從帝制到共和的巨變之外，古老的中國顯然還需要經歷一個起點不同、步伐不一的社會變革的過程，眾畫刊對當時中國整體形勢的解析，也涵蓋了社會生活中未受革命直接影響的一些方面。

專業的新聞編採工作

總覽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的各種西方畫刊，在所有有關中國的報道裏，每一幅照片、插圖都重現了辛亥前後某一段顯著或是被人忘卻的史事。其中的觀點與角度，除去少數必然存在的偏頗與誤導，多數時候都體現了專業的新聞編採者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把握和判斷。在革命過去一百週年之際，將這些畫刊匯集整理，一方面希望為有關辛亥歷史的研究增補一些圖像化的資料；一方面也抱有與前人共同的心願，即以此檔案資料，紀念那場許多仁人志士為之辛苦奮鬥的革命，不至於讓「熱心諸志士耗費若干心血犧牲，若干頭顱舉沒而不彰」；以對過去的回顧，來審視這一百年中對昔日理想的超越、達成以及部分的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