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河内刺杀汪精卫:乌龙还是阴谋?
河内刺杀汪精卫:乌龙还是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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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生经历三次暗杀,第一次是1910年在北京,他本人刺杀满清摄政王未遂;第二次是1935年在南京,他身中三枪负了重伤;第三次是1939年在 河内,戴笠的部下只打死了汪的秘书。前两次都真相大白,但第三次却是疑云重重的“罗生门”。当晚与汪氏夫妇同处一室的汪精卫女儿女婿,向我详述了事情经过
在汪精卫于日本侵华期间发起“和平运动”、成立政府的悲剧性过程中,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遇刺事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虽然并不能说“一排枪,一滩 血,一个政权”(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以此作为河内刺汪事件一节的标题)(注1),将汪精卫政权的成立直接归结为河内行刺所导致,但是无疑这 个事件具有诡异的背景,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人认为,这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对于蒋汪互动、对于中国的走向和汪氏的命运,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并不是没 有道理的。
然而,这个事件乍看似乎清楚,细究又充满谜团,65年来史家论者一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为解开这一谜团,笔者于2004年春夏,对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多次进行了访谈。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这里先简略叙述如下: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从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 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史称“艳电”(当时电报为节 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刺客从后墙爬 入汪的寓所,冲上三楼,向事先侦查判定的三楼汪之卧室冲去,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是此屋居住的却并非汪氏夫妇,而是汪的秘书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 璧。曾仲鸣身中多弹,次日死在医院,方受了重伤,汪精卫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精卫与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孟晋(文婴)、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于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 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孟恒(又名何文杰),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 美国东部某地养老。在我们这里讨论的河内刺汪事件前后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写下一篇题为《凶杀》的详细回忆录。以下记叙他们关于当夜事件经过的回忆,文字上参考了《凶杀》中有关段落。
采访是在他们的女儿(即汪精卫的外孙女)何重光的寓所进行的,主要是由何孟恒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若干人物例如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整理记录时颇感踌躇。两位老人在接受采访的谈话中称呼比 较自由随意,在《凶杀》回忆录中则是以当年亲属关系相称。笔者本想统一,以减少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但不论统一到哪一种,都觉得别扭,只好定出一个原则,分成两类情况:当他们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时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均已九十高龄。(高伐林摄)
三个版本的刺汪事件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原因很多。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出入实在太大。其中由第三手、第四手资料演义的道听途说,我们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里只说几个应该算比较了解情况者的描述。
由戴笠派往河内的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晚年写了《河内汪案始末》,详述了当晚经过:陈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令两人在户外掩护,四人进入 宅内。“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随后“又传来枪声三响”,“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 分了”。开枪的王鲁翘汇报说:“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注2)——当然,他们以为的“汪 某”,是曾仲鸣。
汪精卫和平运动骨干、后来离他而去的陶希圣,其子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盛赞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是“巨著”, “允为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陈将军受层峰之命为国锄奸,从正义制裁叛逆的角度叙述事件经过,义正辞严”。奇怪的是,陶介绍这一事件,却完全不引用陈恭 澍“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只引用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的回忆,而陈昌祖当时并不在场,他的说法,恰恰与陈恭澍大相径庭。他写的是:“大约凌晨2时,有 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进楼往顶楼爬去,他们劈碎了门上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曾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方君璧正坐在床 边”,“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汪精卫夫妇、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注3)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之大,好像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算是第三个版本,说得更是邪乎:汪寓“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 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五人翻墙破网,格杀汪的内院警卫,急向三楼冲破房 门,“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门外越南警察大吹警笛,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他们紧急撤离(注4)……这份官方史料简直像小说了。
还有,金雄白(笔名朱子家)1959年起在香港《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后来出了单行本。其中第一册写了这个事件,第五册又重写这个事件,说法前后抵牾,看来前面是听传闻的多,后面却是从亲历者处得到了资料。
答:对,金雄白确实写信来问过我们,我们对他介绍过一些当时的情况。他在报纸上连载了文章之后,听到反映或者了解到新材料,就又订正,所以前后不一致,后面说的,应该是更准确一些。
高:你们的舅舅陈昌祖的回忆也有失真?
答:他当时不在场,对于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中枪的经过并不是非常清楚。
高: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与你们的岳父、岳母(汪氏夫妇)四人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何孟恒关于河内高朗街25号和27号的示意图。何按照英式习惯,将一楼称为“底层”,二楼称作“一楼”,三楼称作“二楼”。(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在河内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你们当时住的三层洋房,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这一点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除了金雄白在他的书的第五册说过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他大概也是听你们说 了才更正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刺客确实是只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27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注5)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陈恭澍看到了金雄白的文章之后,在连载其回忆录的第六部分中,才承认“我们事前只知道高朗街27号这一幢是汪的寓所,却不晓得还有25号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注6) 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 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姑(朱微,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女儿,也是汪精卫的亲戚,“微”应为女旁,但我在电脑中找不着这 个字——高注)和孟济,孟济是十一姑丈的长子,那时年纪只有九岁。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是汪屺和雷庆。后面的小卧室是陈国琦,前面的一间是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两位老人家(汪氏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那间房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有很多资料说特务们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监视,不过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
答:特务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何孟恒与汪文惺于1939年2月在河内举行婚礼时所摄。左二为陶希圣,左四为陈璧君,左六(白衣者)为新娘汪文惺,左七至右依次为汪精卫,新郎何孟恒,何的母亲李凌霜,曾仲鸣,朱微(脸被半遮住者)。(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惊魂一夜
高:1939年3月20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答:那天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渴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 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 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比较上最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 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 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坚忍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 刻催促微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 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未完待续)
注释:
1,《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香港春秋杂志出版,1964年。
2,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写道: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绊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 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 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微,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被方君璧和朱微拖进 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 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 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微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蜷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 了至少一分钟……
当时,四哥及四姐(即汪精卫夫妇)正在(自己的)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 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
《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陈昌祖,薛纪国译,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31-132页。
3,作为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其实并没有亲自入内,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务为: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掩护,王鲁翘、余鉴声、陈 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其中陈为开路先锋,唐事先曾数度前去侦察,当视为识途老马,引导登楼,王为主、余为辅“同力执行锄奸”当行动组成员陈邦国在该 楼底层忽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举枪便射。“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的那 个方向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这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 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 “鲁翘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 面孔。”
据《河内汪案始末》(五)“博浪一击,误中副车”,陈恭澍,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六期,120-121页。
4,“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伦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 陈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二十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 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 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
《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10月出版。转引自《河内汪案始末》(五),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123页。
5,《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36页。
6,何孟恒本称其为“二楼”。查何按照英式习惯,将一楼称为“底层”,二楼称作“一楼”,三楼称作“二楼”。他所画的图上也是这么标注的。为与别的史料的说法相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征得何先生同意,这里作了相应改动,下同。
河内刺杀汪精卫:乌龙还是阴谋?(下)
時間:2014-05-13 02:24瀏覽:186 收藏
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杀手前往别国,潜伏多日,要暗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这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务,应该是志在必得。但是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行动的轻忽,与任务的重要,完全无法相对应。汪精卫的女儿女婿当时在场,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
(前篇简介: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长女婿何孟恒,在1939年3月20日汪精卫河内遇刺时,与他同在一个房间,讲述当晚经过)
(续前篇)何孟恒: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凶徒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视,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 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凶徒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凶徒的手电筒照 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凶徒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微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视,见到凶徒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 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凶徒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放枪。这时朱微刚好踡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所有的枪弹 不幸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凶徒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 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都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即越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不得、也不必领取自卫的枪。
奇怪的油漆店东主
高:特务们在这次行动之前,想必早就跟踪、监视你们和侦查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有发现?汪氏等人在河内曾经搬迁过数次,是否因为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异常情事?
答:我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在河内搬迁数次,都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不过,事后回想,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微姑和我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 未太热,便赶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有 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法 国当局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
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高:对,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过(注7),他们驾车追踪你们,是想伺机下手的。但是你们突然掉头返回了。还有吗?
答:住在南洋一带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间天气实在太热,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午饭后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务,全部暂时休息,直至下午4时以后才 恢复办公。我们住在河内,也都入乡随俗。记不得是当天还是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说油漆匠要量度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 墙还没有粉饰好。我打开房门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度了好一会,还要 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度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 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这人的真实身份后来是否查清?
答:没有。不过我没有让他进入其余的房间是对的。而且那天晚上幸亏25、27号两边中间相通的门关上了——平时经常开着,如果那夜也开着,他们只要(从27号)往(25号)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完了!
高:我有一个疑问: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特务,应该就知道了左右两侧25、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答: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但我无法解释,对此人的身份我也一直没有弄清楚。
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居此无误。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这是著名画家方君璧笔下的丈夫、被刺客误当成汪精卫射杀的曾仲鸣。(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国事家事“没有什么不放心”
高:请再接着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们报警之后怎么样了?
答: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曾仲鸣)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 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 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 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说:“阿杰(何孟恒又名何文杰,小名“阿杰”),浪费你的血了。”
医生 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 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但是特务可能就在住所门外,他们还会继续下手,怎样出入才避过凶徒的耳目?一时 也想不出办法,我与妈妈赶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 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 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到了医院,十一姑丈的情形已经更困顿了。爸爸和他执手相看,记得十一姑丈说过一句:“国事有四哥(汪精卫),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十一姑丈于21日下午四时逝世。我跟随妈妈把噩耗透露给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姑含着泪说:“抗战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们要把个人的死亡,换取国家民族的生存!”
曾仲鸣的夫人方君璧在河内刺汪事件中身中四枪、负了重伤。后来成为著名画家,一直侨居欧洲。1972年她74岁时回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宴请她,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回答说,希望遍游神州作画,周总理当即下令提供方便。她于1986年逝世。(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曾仲鸣是汪精卫左膀右臂
高:你称曾仲鸣为“十一姑丈”,他称汪精卫为“四哥”,他与汪家是什么关系?
答:你上次曾经采访我们的女儿何重光,写了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女杰方君瑛,曾仲鸣正是方君瑛的四嫂曾醒的十弟,他的夫人方君璧又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汪家、曾家、方家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上个世纪初汪氏去日本留学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志,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和六弟方声涛、七弟方声洞 (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及八妹方君笄,姐弟相继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献身反清革命。其四哥方声濂的遗孀、他们叫“四嫂”的曾醒,也受方君瑛襄 助到日本留学,也参加了同盟会。
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他是与汪精卫、方君瑛等同赴法国留学的八人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 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汪精卫在曾遇刺身亡之后,哀愤交加,写过一篇《曾仲鸣先生行状》,其中叙述曾仲鸣在法国“初治化学,兼治 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
高:我曾经查到曾仲鸣的一些著述译作,《中国与法国》、《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丛谈》,翻译《法国歌谣》、《法国短篇小说集》等。
答:1925年他与方君璧一起回国,一起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曾仲鸣被任为秘书。从此以后,曾仲鸣在国民党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五大时当选连任。1931年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1937年2月,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他是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在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如何?
答:出力甚多。《曾仲鸣先生行状》中,汪氏还说:“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 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然之毁誉,及其一身之生死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 仁且勇矣!”
曾仲鸣视汪、陈夫妇亦师亦友,称汪氏为“四哥”;汪氏视他亦生亦友,称他为“十一弟”。本是这么一种关系,在这次事件中,他又是代己而殉,汪氏心情自是大悲大恸。
高:你们当时分析凶徒是什么人、为何而来呢?
答:凶徒自然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多人持枪前来,直奔三楼,开枪就射,射了就走——这就排除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就是蒋介石派来特务,进行政治谋杀。
高:你们当时就作出了其意图是暗杀汪精卫,曾仲鸣是被误杀的判断吗?
答:是的,后来阅报知道,余鉴声、陈邦国、张奉义(注8)等三名凶徒当时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注9)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
高:但是依据这一判断,最大的蹊跷就是: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杀手前往别国,潜伏多日,要暗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这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务,应该是志在必得。但是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行动的轻忽,与任务的重要,完全无法相对应。
蒋介石的意图有多种可能,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无法自圆其说,金雄白的书中对之提出了三种解释,或许,这就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来解谜了:如果放在当 时的日本侵华日急、中国危机加深、中国最高决策层内战与和之争格外复杂和尖锐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蒋介石派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精卫未遂,却刺杀了曾仲鸣这件 事,你们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并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所以不好下结论。再抽时间跟你谈谈我们当时随着汪氏夫妇离开重庆、经昆明来到河内的经历吧。那就说来话长了。
(写于2004年7月)
注释:
7,《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118页。
8,陈恭澍回忆录中为“张逢义”,《河内汪案始末》(六),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1卷第1期,108页。
9,陈恭澍回忆录中为“孙亚东”,出处同上。
10,《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35页。
汪精卫一生经历三次暗杀,第一次是1910年在北京,他本人刺杀满清摄政王未遂;第二次是1935年在南京,他身中三枪负了重伤;第三次是1939年在 河内,戴笠的部下只打死了汪的秘书。前两次都真相大白,但第三次却是疑云重重的“罗生门”。当晚与汪氏夫妇同处一室的汪精卫女儿女婿,向我详述了事情经过
在汪精卫于日本侵华期间发起“和平运动”、成立政府的悲剧性过程中,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遇刺事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虽然并不能说“一排枪,一滩 血,一个政权”(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以此作为河内刺汪事件一节的标题)(注1),将汪精卫政权的成立直接归结为河内行刺所导致,但是无疑这 个事件具有诡异的背景,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人认为,这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对于蒋汪互动、对于中国的走向和汪氏的命运,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并不是没 有道理的。
然而,这个事件乍看似乎清楚,细究又充满谜团,65年来史家论者一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为解开这一谜团,笔者于2004年春夏,对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多次进行了访谈。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这里先简略叙述如下: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从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 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史称“艳电”(当时电报为节 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刺客从后墙爬 入汪的寓所,冲上三楼,向事先侦查判定的三楼汪之卧室冲去,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是此屋居住的却并非汪氏夫妇,而是汪的秘书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 璧。曾仲鸣身中多弹,次日死在医院,方受了重伤,汪精卫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精卫与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孟晋(文婴)、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于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 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孟恒(又名何文杰),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 美国东部某地养老。在我们这里讨论的河内刺汪事件前后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写下一篇题为《凶杀》的详细回忆录。以下记叙他们关于当夜事件经过的回忆,文字上参考了《凶杀》中有关段落。
采访是在他们的女儿(即汪精卫的外孙女)何重光的寓所进行的,主要是由何孟恒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若干人物例如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整理记录时颇感踌躇。两位老人在接受采访的谈话中称呼比 较自由随意,在《凶杀》回忆录中则是以当年亲属关系相称。笔者本想统一,以减少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但不论统一到哪一种,都觉得别扭,只好定出一个原则,分成两类情况:当他们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时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均已九十高龄。(高伐林摄)
三个版本的刺汪事件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原因很多。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出入实在太大。其中由第三手、第四手资料演义的道听途说,我们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里只说几个应该算比较了解情况者的描述。
由戴笠派往河内的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晚年写了《河内汪案始末》,详述了当晚经过:陈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令两人在户外掩护,四人进入 宅内。“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随后“又传来枪声三响”,“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 分了”。开枪的王鲁翘汇报说:“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注2)——当然,他们以为的“汪 某”,是曾仲鸣。
汪精卫和平运动骨干、后来离他而去的陶希圣,其子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盛赞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是“巨著”, “允为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陈将军受层峰之命为国锄奸,从正义制裁叛逆的角度叙述事件经过,义正辞严”。奇怪的是,陶介绍这一事件,却完全不引用陈恭 澍“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只引用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的回忆,而陈昌祖当时并不在场,他的说法,恰恰与陈恭澍大相径庭。他写的是:“大约凌晨2时,有 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进楼往顶楼爬去,他们劈碎了门上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曾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方君璧正坐在床 边”,“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汪精卫夫妇、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注3)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之大,好像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算是第三个版本,说得更是邪乎:汪寓“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 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五人翻墙破网,格杀汪的内院警卫,急向三楼冲破房 门,“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门外越南警察大吹警笛,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他们紧急撤离(注4)……这份官方史料简直像小说了。
还有,金雄白(笔名朱子家)1959年起在香港《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后来出了单行本。其中第一册写了这个事件,第五册又重写这个事件,说法前后抵牾,看来前面是听传闻的多,后面却是从亲历者处得到了资料。
答:对,金雄白确实写信来问过我们,我们对他介绍过一些当时的情况。他在报纸上连载了文章之后,听到反映或者了解到新材料,就又订正,所以前后不一致,后面说的,应该是更准确一些。
高:你们的舅舅陈昌祖的回忆也有失真?
答:他当时不在场,对于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中枪的经过并不是非常清楚。
高: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与你们的岳父、岳母(汪氏夫妇)四人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何孟恒关于河内高朗街25号和27号的示意图。何按照英式习惯,将一楼称为“底层”,二楼称作“一楼”,三楼称作“二楼”。(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在河内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你们当时住的三层洋房,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这一点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除了金雄白在他的书的第五册说过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他大概也是听你们说 了才更正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刺客确实是只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27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注5)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陈恭澍看到了金雄白的文章之后,在连载其回忆录的第六部分中,才承认“我们事前只知道高朗街27号这一幢是汪的寓所,却不晓得还有25号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注6) 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 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姑(朱微,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女儿,也是汪精卫的亲戚,“微”应为女旁,但我在电脑中找不着这 个字——高注)和孟济,孟济是十一姑丈的长子,那时年纪只有九岁。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是汪屺和雷庆。后面的小卧室是陈国琦,前面的一间是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两位老人家(汪氏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那间房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有很多资料说特务们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监视,不过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
答:特务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何孟恒与汪文惺于1939年2月在河内举行婚礼时所摄。左二为陶希圣,左四为陈璧君,左六(白衣者)为新娘汪文惺,左七至右依次为汪精卫,新郎何孟恒,何的母亲李凌霜,曾仲鸣,朱微(脸被半遮住者)。(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惊魂一夜
高:1939年3月20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答:那天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渴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 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 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比较上最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 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 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坚忍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 刻催促微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 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未完待续)
注释:
1,《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香港春秋杂志出版,1964年。
2,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写道: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绊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 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 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微,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被方君璧和朱微拖进 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 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 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微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蜷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 了至少一分钟……
当时,四哥及四姐(即汪精卫夫妇)正在(自己的)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 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
《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陈昌祖,薛纪国译,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31-132页。
3,作为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其实并没有亲自入内,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务为: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掩护,王鲁翘、余鉴声、陈 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其中陈为开路先锋,唐事先曾数度前去侦察,当视为识途老马,引导登楼,王为主、余为辅“同力执行锄奸”当行动组成员陈邦国在该 楼底层忽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举枪便射。“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的那 个方向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这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 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 “鲁翘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 面孔。”
据《河内汪案始末》(五)“博浪一击,误中副车”,陈恭澍,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六期,120-121页。
4,“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伦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 陈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二十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 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 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
《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10月出版。转引自《河内汪案始末》(五),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123页。
5,《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36页。
6,何孟恒本称其为“二楼”。查何按照英式习惯,将一楼称为“底层”,二楼称作“一楼”,三楼称作“二楼”。他所画的图上也是这么标注的。为与别的史料的说法相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征得何先生同意,这里作了相应改动,下同。
河内刺杀汪精卫:乌龙还是阴谋?(下)
時間:2014-05-13 02:24瀏覽:186 收藏
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杀手前往别国,潜伏多日,要暗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这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务,应该是志在必得。但是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行动的轻忽,与任务的重要,完全无法相对应。汪精卫的女儿女婿当时在场,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
(前篇简介: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长女婿何孟恒,在1939年3月20日汪精卫河内遇刺时,与他同在一个房间,讲述当晚经过)
(续前篇)何孟恒: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凶徒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视,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 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凶徒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凶徒的手电筒照 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凶徒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微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视,见到凶徒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 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凶徒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放枪。这时朱微刚好踡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所有的枪弹 不幸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凶徒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 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都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即越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不得、也不必领取自卫的枪。
奇怪的油漆店东主
高:特务们在这次行动之前,想必早就跟踪、监视你们和侦查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有发现?汪氏等人在河内曾经搬迁过数次,是否因为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异常情事?
答:我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在河内搬迁数次,都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不过,事后回想,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微姑和我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 未太热,便赶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有 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法 国当局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
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高:对,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过(注7),他们驾车追踪你们,是想伺机下手的。但是你们突然掉头返回了。还有吗?
答:住在南洋一带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间天气实在太热,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午饭后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务,全部暂时休息,直至下午4时以后才 恢复办公。我们住在河内,也都入乡随俗。记不得是当天还是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说油漆匠要量度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 墙还没有粉饰好。我打开房门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度了好一会,还要 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度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 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这人的真实身份后来是否查清?
答:没有。不过我没有让他进入其余的房间是对的。而且那天晚上幸亏25、27号两边中间相通的门关上了——平时经常开着,如果那夜也开着,他们只要(从27号)往(25号)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完了!
高:我有一个疑问: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特务,应该就知道了左右两侧25、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答: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但我无法解释,对此人的身份我也一直没有弄清楚。
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居此无误。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这是著名画家方君璧笔下的丈夫、被刺客误当成汪精卫射杀的曾仲鸣。(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国事家事“没有什么不放心”
高:请再接着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们报警之后怎么样了?
答: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曾仲鸣)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 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 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 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说:“阿杰(何孟恒又名何文杰,小名“阿杰”),浪费你的血了。”
医生 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 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但是特务可能就在住所门外,他们还会继续下手,怎样出入才避过凶徒的耳目?一时 也想不出办法,我与妈妈赶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 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 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到了医院,十一姑丈的情形已经更困顿了。爸爸和他执手相看,记得十一姑丈说过一句:“国事有四哥(汪精卫),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十一姑丈于21日下午四时逝世。我跟随妈妈把噩耗透露给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姑含着泪说:“抗战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们要把个人的死亡,换取国家民族的生存!”
曾仲鸣的夫人方君璧在河内刺汪事件中身中四枪、负了重伤。后来成为著名画家,一直侨居欧洲。1972年她74岁时回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宴请她,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回答说,希望遍游神州作画,周总理当即下令提供方便。她于1986年逝世。(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曾仲鸣是汪精卫左膀右臂
高:你称曾仲鸣为“十一姑丈”,他称汪精卫为“四哥”,他与汪家是什么关系?
答:你上次曾经采访我们的女儿何重光,写了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女杰方君瑛,曾仲鸣正是方君瑛的四嫂曾醒的十弟,他的夫人方君璧又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汪家、曾家、方家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上个世纪初汪氏去日本留学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志,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和六弟方声涛、七弟方声洞 (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及八妹方君笄,姐弟相继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献身反清革命。其四哥方声濂的遗孀、他们叫“四嫂”的曾醒,也受方君瑛襄 助到日本留学,也参加了同盟会。
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他是与汪精卫、方君瑛等同赴法国留学的八人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 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汪精卫在曾遇刺身亡之后,哀愤交加,写过一篇《曾仲鸣先生行状》,其中叙述曾仲鸣在法国“初治化学,兼治 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
高:我曾经查到曾仲鸣的一些著述译作,《中国与法国》、《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丛谈》,翻译《法国歌谣》、《法国短篇小说集》等。
答:1925年他与方君璧一起回国,一起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曾仲鸣被任为秘书。从此以后,曾仲鸣在国民党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五大时当选连任。1931年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1937年2月,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他是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在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如何?
答:出力甚多。《曾仲鸣先生行状》中,汪氏还说:“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 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然之毁誉,及其一身之生死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 仁且勇矣!”
曾仲鸣视汪、陈夫妇亦师亦友,称汪氏为“四哥”;汪氏视他亦生亦友,称他为“十一弟”。本是这么一种关系,在这次事件中,他又是代己而殉,汪氏心情自是大悲大恸。
高:你们当时分析凶徒是什么人、为何而来呢?
答:凶徒自然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多人持枪前来,直奔三楼,开枪就射,射了就走——这就排除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就是蒋介石派来特务,进行政治谋杀。
高:你们当时就作出了其意图是暗杀汪精卫,曾仲鸣是被误杀的判断吗?
答:是的,后来阅报知道,余鉴声、陈邦国、张奉义(注8)等三名凶徒当时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注9)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
高:但是依据这一判断,最大的蹊跷就是: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杀手前往别国,潜伏多日,要暗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这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务,应该是志在必得。但是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行动的轻忽,与任务的重要,完全无法相对应。
蒋介石的意图有多种可能,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无法自圆其说,金雄白的书中对之提出了三种解释,或许,这就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来解谜了:如果放在当 时的日本侵华日急、中国危机加深、中国最高决策层内战与和之争格外复杂和尖锐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蒋介石派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精卫未遂,却刺杀了曾仲鸣这件 事,你们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并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所以不好下结论。再抽时间跟你谈谈我们当时随着汪氏夫妇离开重庆、经昆明来到河内的经历吧。那就说来话长了。
(写于2004年7月)
注释:
7,《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118页。
8,陈恭澍回忆录中为“张逢义”,《河内汪案始末》(六),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1卷第1期,108页。
9,陈恭澍回忆录中为“孙亚东”,出处同上。
10,《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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