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广东进行时之 归还治权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建锋
民间学者熊伟在乌坎居住、参与组织选举，长达3个多月，不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其有所争议。
有的官员在选举现场对其不置可否，陆丰市一位民政官员则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熊伟的做法，把乡村治理制度设计上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熊伟提出的村民代表被村委会操纵、村委会不召集村代表会议，这个问题其实民政部门也在递交报告向上反映。
而民间，乌坎村有熊伟的铁杆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者，不久前，熊伟与乌坎村民张建兴还在微博上争吵反目。
2012年4月，记者第四次来到乌坎采访，张建兴解释，自己与熊伟存在观念差异，有所误解。熊伟实际上帮乌坎村民在选举安排上讨还了更多的自主权，或者说，镇政府虽然有意继续大包大揽，但由于熊伟出谋划策，政府逐渐学会了尊重村民的做法。
杨色茂认为熊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他更希望熊伟把自己看作是“顾问”。林祖恋高度评价熊伟作用“功不可没”，但也指出，其作为外来者，介入方式还不够成熟，有时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人事上也没有完全掌握好介入的分寸。
对此，学者并不从成败角度考虑，他们认为参与本身便意味着政府与民间的双重进步。这进步是来源于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较快，基层矛盾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而政府的应对能力总是有限的，必须强化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体系。
“熊伟去乌坎帮忙，并且获准留下来，是一个好的方向：民间组织或者学者个人开始参与到冲突最尖锐的基层的治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在2012年1月对记者说。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也对熊伟主动介入和有关方面容许的态度表示赞赏。他认为熊伟去到乌坎，不仅是提供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代表社会组织介入治理，不论他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民间学者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具体事务的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一切全包的思维方式，不再是一切都必须由政府安排才算数的行为方式，”中山大学学者陈江华说，“这个时代，社会需求极大扩张，政府想揽也揽不下来，只有放手让更多的组织提出意见、参与管理。这本身就是‘还权’。”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也在1月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乌坎事件中，省内外学者在广东省委决策过程中组织学者讨论提建议，之后又有人介入乌坎村的治理，这本身便是大事，在本质上是一种治权共享，只不过还处在早期阶段、稍显稚嫩而已。
广东通过了系列文件推动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组织，在行政体系中推行大部制改革，缩减政府机构，砍掉了大量的审批项目，这是在还权，也就是把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从政府手里剥离出去，还给社会组织。
南方报业集团吸收民间活跃的智识人士组建民间智库，还通过凯迪网络等网络平台组织网友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话、交流、调研，是在融合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力图形成共识，达成协同共治的局面。
“现实的改革者，会从最稳妥易行处做起，广东省推行社会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培育社会组织，便是这个逻辑。”
惠州市龙门县县委调研室主任胡著好以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综治信访维稳系统，是确保放开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初期，不会因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经验都不足而出事的基础之一。广东省所以能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将一部分权力归还给社会组织来实施，也是因为近年在处置基层危机中，学会了一套保持快速反应、综合维稳的办法。
胡著好带记者体验了该县组织严密的综治信访维稳系统。社会综治维稳本身是广东省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综治维稳工作，将社会矛盾消化在最基层，与培育社会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完善基层社区服务来实现幸福广东，并不冲突。”
虽说社会舆论和广东省官方，已经在归还治权、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管理上，做了多重准备，但正如熊伟介入乌坎治理显得稚嫩生疏一样，广东省目前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除行业协会外，成熟的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如广州市海珠区，全区有18个街道，而到2012年4月中旬，其社工类组织，正式成立的还只有9家，另有两家正在成立阶段。
【公民培养者】
乌坎事件中村民最大的失误是9月21日那天有“打砸”。这是林祖恋等乌坎新任领导者的共识，也被中山大学学者陈江华认可。
陈江华曾在台湾考察了几个月的社区大学，他以为，台湾公民社会的形成，与这样的社区服务机构，关系密切。
“与老百姓一起学习，学会摆脱暴力思维，学会讲道理，学会谈判，学会妥协”，这是促使他参与创办中山市古镇社区学院的初衷。
中山市古镇，是闻名的灯饰之都，是国内最大的灯饰专业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全镇年工农业总产值二百多亿元，税收10多亿。其市场之专业、庞大，如果说你可能会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行走一公里都找不到一个吃法的地方，那就是这里。
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从外地来，或开店设厂，或打工。
一个镇上，能竖起数家五星级酒店，却深藏着治理危机。
本地人坐拥财富，却在外地人看来文化水平不高，而本地人歧视外地人穷困，不肯通婚。
2010年，古镇镇副镇长官华有鉴于广东其他地区外来工群体事件频发，外来工对古镇的归属感欠缺，而本地人社会责任感不强，对公共事务、公益活动的参与度不够，遂想创办一个机构，由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专业地深入社区，为社区治理探索路径。
官华找到学者高战，高战找到此前专门调研过台湾社区大学的陈江华，陈江华说，自己当时也正欲将培育公民社会的想法付诸实践。
2011年3月31日古镇社区学院揭牌成立，由古镇政府出资向中山大学购买服务，中山大学以派出学者主持和讲课、带领社会实践、推广社区服务、培养本地志愿者团队的形式，提供产品。
他介绍，学院通过组织外来工参观寻访古镇人文旧迹，感受到古镇并非无文化，而通过办学，让本地人亲眼见识到外来工的朴实优良。
“学院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一年吸引了4820人参与，固定学员就有1229人，每个人还能影响到至少两三个家庭成员。开免费课程培育技能在其次，最要紧的是让所有能影响到的人，打破地域属性的鸿沟，学会沟通，学会与他人共处。让本地人与外来工交成朋友，培育一些不分来源地的志愿者队伍。”
经过一年的努力，学院已经形成了影响，下一步，要把社区学院办到村里去，前期调查已经在做，初步计划每个村，都设一到两个点，以更贴近地提供服务。
陈江华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巨变时期，公民社会的形成却前景堪忧，社会中坚力量，如果不能摆脱清谈，不能主动参与到构建理性和平的公民社会，社会大多数很可能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深渊。
【组织孵化器】
中山社区学院这样的组织，从创立之初就拿到政府的服务订单，因而资金使用充裕。但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调查了解，许多新注册的组织，因缺乏资金来源，也未能竞争到政府的订单，而处境艰难。
对此，广州市和东莞市采取的办法是，选择一批新成立的组织，为之提供办公场地、办公设施和补助部分人员经费，意即政府搭建了孵化器平台，在此平台中，组织最多可以留住两年。
这类组织，多为社区服务类，诸如爱苗、瓦蓝栈、天使家园……
东莞市将可以纳入孵化基地的组织，分为萌芽型、初创型和支持型，萌芽型着重强调其“宗旨方向正确、公益服务性质鲜明、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处于酝酿阶段”，初创型，则着重强调其社会需求高，发展前景好、服务潜力大，支持型，即指发展比较成熟并更够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具备带动作用。对这三类组织，既提供政策、更提供资金和组织运营机构的支持，据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透露，东莞市已经通过一项决议，拿出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社会组织建设。
深圳市，则在2009年，刘润华还在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时，从上海引进了上海“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恩派），于2010年1 月8日“深圳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成功注册。
深圳市采取的是政府在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购买恩派的服务。
当年，由恩派选择了6家公益组织，为其提供包括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能力建设、管理咨询、财务托管、协助注册、组织评估、筹资中介、信息共享等支持性服务；另选定4家公益组织提供上门孵化服务，包括能力建设、战略咨询、组织评估和资源平台搭建。
【中坚力量尚薄】
2011年8月，东莞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可以直接注册登记。消息传达到曾多年从事助学公益活动的张坤后，张坤去申请登记“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工作人员将名号上报，省民政工作人员认为“千分一”的名号有诱导强制之嫌，要求张坤改名登记，张坤拒绝，此事被媒体报道，9月29日，省委书记汪洋做出批示，推动 “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注册成功。
这消息一经传播，广东省的基层社会组织登记出现快速增长，东莞市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56家。
但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组织，绝大多数资金薄弱，有的甚至没有启动资金，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孵化基地而存在。包括社会需求旺盛的聋哑人服务和防家暴类组织。
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干部告诉记者，在政策可以直接注册登记之后，工作人员是逐个打电话邀请过去曾提出申请的组织来登记，其中不乏有筹款能力的，但现在，绝大多数还太弱小，必须依靠政府扶持，政府扶持的办法，一是通过与深圳恩派合作组建了东莞公益创投，一方面还提供孵化基地。
而张坤领导的“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自从2011年10月1日注册成功后直到2012年2月，一直没有正式运行。张坤在2012年2月告诉本记者的理由是，一，理事会内部认识存在差异，是坚持过去的单纯搭建平台、由捐助者自己与学生实施捐助，还是改换模式，接收社会资金，直接成为资金拨付者，争议颇大。二是，对管理者有担心。张坤自称过去多年一直做外省助学，与东莞市历任主政者的慈善理念不合，曾经屡受打压，如果一旦法律法规不熟悉或者资金运行出漏洞，便会被击得粉碎。
张坤注册成功前，其团队是成熟的民间助学组织的代表，但注册成功后，反而跌落到稚嫩的困境，缺乏智力支援和组织协助，这实是社会组织的另一重处境。
顺德市大良区的社工服务，部分由“启创”获得，3月，其服务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顺德注册成功的社工机构，很少，主要是如果拿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订单，生存就会非常艰难，而且，即便政府购买服务支付的资金，还需要缴纳税款，社会组织的需求空间很大，但支持力度仍然有欠。
东莞的一位资深公益人认为，现在缺乏制度严密的到位的监管，有了钱很容易出问题，许多民间组织没有长远的规划，管理混乱、财务不透明，缺少真正的专业人才，甚至连像样的项目计划书都做不好。现在的有的公益团队最缺的还是领导艺术与管理能力。
4月中旬，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采访广州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杨海清，他表示，问题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很多新的社会组织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却是人才匮乏，有很多社会需求，缺乏好的人才来做事，这比资金问题更大，而且一个好的社工人才，必会形成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当务之急是希望社会高素质人才，能够放低身段，参与建立和引领社会组织。
【五月消息，为培育发展民间组织，广东省财政立项安排了省孵育专项基金。广州由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立项安排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培育50个公益性社会组织、资助50个公益项目，并对市级行业协会实施财政专项补助制度。深圳社会福利公益金安排3760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启动资金。】
【社会大枢纽】
2012年2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省社会工作会议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打造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
事实上，在此次会议之前，广东便已有一些社会组织，承担起了枢纽性的作用，他们不但自我发展良好，还在广东和全国范围内，帮助了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
2010年12月3日在深圳注册成立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它履行了一个大型枢纽型公益组织的角色。在2011年一年，壹基金策划了多个项目，动用三千多万的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联合200多个社会组织来共同实施。
现任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在4月12日对记者回忆了壹基金这样一个大型枢纽型组织在深圳注册的过程：
“社会建设应该动员社会参与，我想广东应该是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吸纳社会力量。我们政策法规对于民间发起成立公募基金会没有障碍，而‘壹基金’组织完善，是经验丰富的公认的好的团队，有好的理念、好的业绩，不让独立登记，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当时我跟李连杰一点不熟悉，我就是看了壹基金未来堪忧的新闻，我还想了一个月。后来我就给我的老领导、原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跟李连杰先生说说，看他愿不愿意来深圳。李连杰先生大概想，这怎么可能呢，王振耀说你去不去，行不行？他就派了一个人过来，现在的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杨鹏从下飞机，到上飞机回北京，总共不超过六小时，中间我陪他吃了一顿饭。我拿出了民政部跟深圳市政府签的部市协议，我说这是民政部授权我可以做这个事，因为没有政策的障碍，没有法规的障碍，我都给你办了。
“他说还有什么什么，我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把资料准备好，在保密的状态下，我给你做成。我为什么保密？因为我知道这个敏感，如果不保密的话，万一有领导说这个慎重一点啊（慎重永远是对的嘛），说完了慎重你继续办，那你不给我面子啊，这不很伤感情？有人讲，这个没有报告是不对的，我说报告绝对办不成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是所有手续办完了，我再报告给李立国同志，李部长说这个事情做得好。
“我最激动的是什么呢，李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我，刘润华怎么样？我说部长你有什么指示。‘没指示，我怕你有压力，我就打个电话给你了，我全力支持你。’后来我问他的秘书杨秘，我说，部长打电话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啊，我在旁边啊。我说你在旁边他是用自己的电话打给我的吗，他说是啊，他拨给你，他有你号码，他不知道怎么一下想起这个事，拨给你。他主要的是怕我有压力，他打电话，他说润华你没事，这个我支持你。”
2010年1月在深圳成立的恩派，也是刘润华在深圳期间引进的，它的定位是也是枢纽型组织：“公益组织孵化器应用‘社会力量兴办、政府政策支持、专业团队管理、社会公众监督、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培育和扶持初创期民间公益组织发展。”
而恩派自身成立时的支持者，是由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注资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
南都基金会的使命也明确表述为：“支持民间公益……资助优秀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平等和谐……基金会的三大资助方向是：发起、支持行业发展的宏观性项目，资助支持性机构、引领性机构和优秀公益人才的战略性项目，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灾害救援等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同时开展指导三大资助方向的战略性、政策性研究。”
壹基金、恩派和南都基金的实例，展示了在社会组织发展极度欠缺的时代，通过发展枢纽型组织，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妙用。
据南方日报报道，2012年5月16日上午，广东省总工会牵头成立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会《章程》规定，未经过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职工服务组织，可申请登记为备案会员，作为本会支持和培育的对象，具备相应条件并经过合法注册登记后，可成为正式会员。
由于“工青妇”有着先天的官方色彩，他们成立枢纽型组织，是否会以婆家的身份对相关的社会组织过度干预呢？记者对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讲述了采访深圳狮子会两位前任总监的见闻——深圳狮子会成立早期因主管单位过度干涉造成的种种艰难。
刘润华在回答时着重强调了枢纽型社会组织要确立市场化的原则，要在平等、互助、自愿的原则指导下。
他也解释，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只要坚持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改革的大方向，“只要我们保持向前，保持向着正确的方向，那就是进步。”
上篇广东进行时（之三）
社会改革的精要在于明确目标、完善实务操作
——访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
经济观察报记者 刘建锋
广东省正式提出社会领域的改革，是在2011年1月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汪洋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这被广东省委定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任务，这是国内首次有省级党委把社会建设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双核心”位置。
其后，不到半年，广东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会，专题研究社会建设，随后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全面加强社会建设。
9月，广东省便印发了7个配套文件，组成了该省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这七个配套文件建议制作成配文的小贴士：《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关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建设信息化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建设的实施意见》】
在出台文件的同时，广东快速组建了省、市、县（区、市）三级社会工作委员会，各级社工委干部在2012年3月底前全部到位。
2012年9月开始，广东省社工委正式开始运作，它受省委、省政府双重领导，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省社工委主任，省社工委实行委员制，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省发改委、公安厅、民政厅、财政厅等数十家省级党政单位作为成员单位，派出委员。
其工作运行机制是：决策、执行既相对分离又相互协调，省社工委负责研究和统筹处理社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成员单位按照委员会的决策和部门职责分工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由于成立如雷霆迅猛，机构组成阵容强大，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又被传媒称为“超级机构”。
2012年4月12日，记者对这家“超级机构”的专职副主任刘润华作了两个小时的专访。
刘润华现年52岁，2011年9月，他获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此前，他曾是深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以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著名。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主要内容。
社会改革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经济观察报：
由于社会发展、需求多元化，民间力量快速增长，参与社会管理的呼声高涨，当前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这个趋向，是否势不可逆？
刘润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推进“政企分开”，厘清了政府和市场，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日趋成熟的市场，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经济体制是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因此，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生产力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制度也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随之也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伴随经济大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增高，同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社会结构正在从紧密型社会向松散型社会转型。所谓紧密型社会是指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打上一个“烙印”，都从属于某一单位，在“单位人”的时代，公权力通过各个单位，对社会成员实行非常有效的管理。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机器，每个人就像这个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经过多年发展，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把人从对单位的依附关系逐渐释放了出来。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又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相对独立的“社会人”身份，给社会带来了新变化，对社会稳定性带来了一定冲击。
当前的社会变革需要与时俱进，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但要避免导致动荡。
社会改革关键是明确目标把握尺度
经济观察报：
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广东的社会体制改革，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走在全国的前沿？根据广东的经验，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刘润华：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先行先试，很多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因发展阶段不同，相较中西部地区，一些问题首先在广东出现，其中一些问题已开始尖锐起来。因此，加强社会建设更具有迫切性。对此，广东高度重视。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社会建设。去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十届八次全会，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广东今后一段时期的核心任务，并要求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考核。
去年7月，广东省委召开十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社会建设问题，并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随后又颁发了七个配套文件，并在省、市、县三级设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工作机构体系。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改革理念是建设“大社会、好社会”和“小政府、强政府”，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专门成立三级社工委，充分体现了广东推进社会建设的决心。
广东加强社会建设的范畴很宽广，《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至少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以民生为重点，二是以社会服务为基础，三是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特色。排序清晰，定位明确，超出了内地很多地方经常提到的社会管理的概念范畴。
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广东具备条件面对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并响亮地提出发展为了人民，要让社会成员更好、更多地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指导思想。
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是以“政社分开”为前提，厘清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体制，从而建设成熟社会。
成熟社会不能单纯用公权力把社会管起来，而是借助公权力和社会力量，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实现社会的有序、稳定和发展。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能政府”管理形式，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社会治理结构。
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是三点：
第一是政府有所不为，必须从大量的公共事务、公共领域中退出，只要可以不管的，哪怕现在管得还不错，但社会也能做的，我们就要创造条件让社会去做，也就是要缩小行政权力的范围和活动的空间，为社会成长提供舞台。
第二是政府要承担诸如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不断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并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提高服务质量和减低服务成本。
第三是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自上而下地对公民和社会事务进行有序管理与服务。逐渐增强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修复、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自治功能，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经济观察报:
加强社会建设、开放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必备条件可否概述为不可抑止的社会需求？社会体制改革又会面临怎样的阻力？
刘润华: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我想，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不同的时期改革面对的压力有所不同。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压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但实践证明改革对个人而言相对冲突不大，相反，社会各阶层的成员普遍是从中得到红利。
现阶段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所以说，掌握公权力者要有自我革命的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来自哪里呢？来自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来自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如果你不改革，社会矛盾不断地集聚，结果就会像堰塞湖一样，如果不能恰当地疏导，就可能有颠覆性的结果出现。
如果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与时俱进”的概念。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晚清时期，中国到了必须改革的阶段，但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改革，觉得王朝是不会垮的，有一天真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清朝政府的垮台，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执政者要有改革的自觉，要排除万难去推进改革。但是，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因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比如说社会组织自身的培育发展、自身的能力提升等。
经济观察报：
社会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把握好哪几点呢？我们说社会改革，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那么推行它的关键难点在哪里？根据广东的经验，在实务操作上有哪些讲究呢？
刘润华：
社会建设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千万次的实验来验证，但社会体制改革不能瞎折腾，关键是改革的方向感要强，同时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条件，用历史的眼光看准前进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找到两者间的距离，并想办法逐步向目标方向前进。
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会受到物质条件、人的思想与认识等因素的限制，我们提倡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车开得太快，会有翻覆的危险。社会改革需要有妥协精神，需要有妥协的智慧，妥协是为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更好地推进改革。
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痕迹加以清除，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比如社会组织的计划经济痕迹体现在“行政化”与“垄断化”。
社会组织偏离了其应有的民间属性，成为“二政府”。2006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协议商会作用的决定》。同年省人大常委会颁发了《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推动以“五自四无”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组织民间化改革。所谓“五自”，就是民间“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主会务、自筹经费、自聘人员”，所谓“四无”就是“无行政业务主管单位、无行政事业编制、无行政级别、无现职国家机关人员兼职”，充分体现了“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
社会组织“垄断性”的典型表现是行业协会的“一业一会”，原来由各个职能部门演变而来的行业协会，逐渐发展成为行业的垄断平台，唯我一家，别无分店。
垄断导致了行业协会普遍活力不足、作用不大。我们推行“一业多会”，反对声音不少。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连5A级行业协会这样发展好的协会对施行“一业多会”也很不理解，他们说，难道我这个组织不好吗？我们的解释是，你已经是本行业内的“龙头老大”，难道还害怕一个“小萝卜头”去跟你竞争吗？我们要构建的正是一种竞争性的优胜劣汰机制。
“垄断化”不仅在行业协会中有所体现，公益慈善组织同样存在垄断，“壹基金”成立过程的艰难，充分说明了行政性垄断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有人用美国的数据和中国对比，认为中国的公募基金会过多，应大力发展私募基金会。我认为这种观点错误理解了两国的信息：美国以私募基金会为主的格局是自然形成的，如果基金会的生存与筹款能力不行，作为公募基金会自然没有办法生存，自然会被淘汰；中国以公募基金会为主的格局则是通过行政性垄断形成的，只有官方机构才可以注册为公募基金会，尽管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已运作多年，成绩有目共睹，却困难重重，说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不信任。
如果不破除这些思想、体制和政策的障碍，社会组织将难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改革也不等于随意放开，而是要通过分类指导，分类管理，渐进地改革。
目前，广东主要放开了对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之所以先放开这三种类型，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很多东西还看不清，需要先试先行并把握分寸。
以政社分开为抓手
经济观察报：
社会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发展社会组织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社会组织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提供什么样的环境？
刘润华：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任重道远，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推动社会结构的重组，把像散沙一样的“社会人”整合成为一块块“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社会的大厦给建起来。
毫无疑问，我们现有的主流组织框架如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要大发展，要全覆盖，要继续充分发挥作用，这关乎我国的政体。但仅依靠这些组织，不足以把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吸纳进来。因此要利用社会组织这个载体，也就是说，以社会组织的多样性来满足老百姓多样性的组织诉求。
同时，应当使社会组织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在效率、成本等方面具备体制机制的优势。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必须营造一个公平参与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基本上还是以政府机构提供为主，事业单位扮演了主体角色。现在，政府应该有所不为，向社会组织让渡空间，要以“政社分开”为抓手，厘清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当年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就是以“政企分开”为抓手，逐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比如，交通管理部门推行“政企分开”，不等于说国有运输公司没有了，只是这些国企和交通管理部门脱离了关系，而统一交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从行业管理的行政部门分出去，有助于构建一个让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行业发展环境，相对公平公正的实现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社会组织要参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不解决“政社分开”的问题就是空谈。面对复杂的社会体制的重新设计，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是一个核心环节。因此，广东省现阶段加强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并把社会组织打造成社会建设的主体。
经济观察报：
您刚才说政社分开，政社分开在广东这边具体是怎么做？
刘润华：
这方面有两个概念，第一是增量改革，第二是存量改革。
增量改革，主要指的是新增的公共服务项目。只要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原则上不再成立新的事业单位，这就倒逼政府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服务。
存量改革，针对的主要是现有的事业单位。改革要尽量少一点触动社会各阶层的既得利益，为我们的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那么改革的空间在哪里？不妨参考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还是举政企分开的例子，我们不是消灭国企，而是把它交给市场管理部门。试想，如果将来设立一个事业单位的管理部门，并实现事业单位与各个相关的行业管理职能部门脱钩，就能为参与公共服务的各种不同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管理和服务。
我曾经在深圳市民政局当局长，民政部门直属的老人院和社会组织办的老人院并存。假如民政部门将其直属的老人院交给另外一个单位去管，使之在人、财、物等方面跟民政局没有关系，民政部门才能为各种不同举办主体的老人院实行公平的管理和服务。
只有没有部门的利益的时候，才可能是公正的，这是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至于具体方式还需要再研究，但起码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操作层面要注重理性善于妥协
经济观察报：
针对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不会有一个放开登记的不同的时间表？一些确实有很广泛的社会需求、但可能又有所顾虑的，怎么办？
刘润华：
没有时间表。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带有敏感色彩的话题。可以先将敏感的领域放下，在相对敏感度较低的领域先试先行。妥协不是问题，但是关键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必须坚持改革，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往前推进。
怎样创造一个环境推动改革呢？
举一个例子，在广东有三千六百多万异地务工人员，真正数量应该超过这个数，这些人身在他乡，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生活非常艰苦，很多问题不去找老乡还能找谁？所以事实上存在着很多乡亲互助组织。
无论它合法登记与否，对其实行有效管理，当地党委政府都是责无旁贷的。不让它登记，只不过是鸵鸟政策，连掌握动态的渠道都没有，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性的做法。同乡结社是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我觉得宜疏不宜堵。我们可以通过异地商会，比如，在异地商会内设一个互助委员会，对来自同一地源的乡亲提供帮助，这样就解决了组织载体合法性的问题。
异地商会的领袖，通常都是老乡中的能人，都是有产有识之士，我们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他们的家业都在广东，是愿意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其本身就是一股社会稳定的力量。我们还可以通过各地驻广东的办事处，加强对异地商会的管理。
我们愿意正视广泛存在的社会需求，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政策有冲突怎么办？不能强行硬闯，需要变通和妥协，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来调整。
构建新的监管责任体系
经济观察报：
3月在顺德召开的广东社会管理创新论坛上，有位代表问道：如果经手登记的社会组织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我在广东省多个地方调查，发现有一些地方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干部对此也很困惑，表示压力不小，怎么办？
刘润华：
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根源在于计划经济的印记——实行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
一旦社会组织出了问题，首先要问责的就是业务主管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各职能部门的理性选择就是尽量不做业务主管单位，这样显然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也就是民间发起的社会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的体制性原因。所以，广东要取消业务主管单位，推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二是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后，如果监管责任全部落在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也必然会设置障碍，以尽量少登记为妙。
我们经常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因此，在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我们对某些问题看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妨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找灵感。
比如，企业是法人单位，具备依法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某个企业出了问题，没有人会想到追究工商部门的责任。
同理，社会组织也是独立法人，应该在尊重其法人地位的同时也强调它的法人责任。
我们就是要构建一个各个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承担相应监管责任的体系，并已经将这一内容列入了今年广东工作的要点，在工作要点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明确民政部门应该主要承担与登记有关的责任。
比如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料等，如果不是民政部门的责任，就应由社会组织承担责任，但如果在登记时应该发现却没发现，甚至与对方串通搞虚假，那么民政部门就应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
今年2月，广东省出台了《深化社会组织改革的工作措施》，把以上内容列入其中，具体政策由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牵头，正在加紧研究制定。
枢纽型社会组织要确立市场原则
经济观察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要让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个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刘润华：
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和省民政厅正在牵头研究如何打造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关键是要加强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与社会组织的联系。
枢纽型社会组织需要在以平等、互助、自愿的原则指导下，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发挥作用，尤其要强调的是要构建一个双向选择的机制。枢纽型社会组织利用自己的品牌和资源优势，广泛联合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提升自身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地位。而社会组织也通过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合作，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指工青妇，也包括像“壹基金”这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比如，去年，“壹基金”策划了多个项目并动用三千多万的资金，联合全国各地200多个社会组织共同实施相关项目，充分体现了枢纽性作用。
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应避免陷入两个误区：
一是按照组织类型把相关的社会组织行政性地划给对应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
二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比如以区或街道为范围成立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让其对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行使管理职能。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各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凭什么将某些社会组织行政性划给其他组织管理呢？
社工委的职能定位
经济观察报：
我们看报道，当时你是拎着包就过来上班了。那时候是什么心态？您在深圳搞改革，然后到省委来搞这个改革，怎么说呢，在职务上的提升？
刘润华：
其实我之前根本不会想到有这么一个职位，但是既然来了，也是一个机遇。
广东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考核，并且专门成立一个系统，担任这个系统的专职副主任，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一份信任。
看到广东省里有这么好的氛围、有这么明确的改革方向，有非常具体的改革任务，我心里踏实了很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也有了一些集体的成就感。
我们感觉社工委这个机构的定位和设置非常正确，它是通过统筹、协调、决策来推动社会建设。这种统筹、协调和决策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经常性地研究社会问题，提出社会政策建议。要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是专责推进社会建设的工作部门。
第二，要着眼于跨部门的统筹和协调，我们不能够干预各职能部门内部的工作和运作，一旦干预了马上就会产生摩擦，但社会领域工作又往往是跨部门的，我们社工委就是要发挥跨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
第三，我们要跟基层联动，要调动基层的参与，共同推进工作。
第四，我们要构建一种体制内外的合作平台，吸纳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
社工委现在有干不完的事情，但由于编制非常有限，决定了社工委不可能处理太多具体个案，只能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跨部门的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上。
比如“乌坎事件”，省社工委没有直接参与现场处理，否则像广东这样一个有一亿多常住人口的大省，每天都有事情发生，如果社工委都去处理，就会变为“消防队”。但我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研究，所以，我们通过分析调研、解剖麻雀，形成了三份研究报告呈报省领导，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这就是职责分工。
改革的自信来源于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
经济观察报：
改革也有风险，面对阻力，改革者还需要有足够的自信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自信来源于什么地方，比如说在广东？
刘润华：
改革意味着社会责任。一个公务员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就是不称职的公务员。改革不仅是某些层面的阻力，其实相当一部分来自我们内心的恐惧，怕担责任。
最重要的自信来自于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当改革改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自我的利益可能会受一点影响，但这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阵痛，我们都要有这种认识，有这种自觉，有这种自信。
要改革，可能会改出一些问题。如果不改革，可能眼前没事，将来会酿成大错。比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这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还坚持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拒绝改革，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热火朝天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承担的是经济建设的任务，现在高度重视社会建设，要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考核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从事这样一份工作，这不是很幸运吗？如果说通过我们努力，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实现了我们的人生价值。
经济观察报：
社会改革的边缘在哪里？会不会到哪一个阶段走不动了。
刘润华：
改革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改革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一定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断改进。我们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改，在短时间内，可能改革的步伐没有那么大，但没关系，只要我们保持向前，向着正确的方向，那就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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