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抗战时期的最高机密：“岩井公馆”

抗战时期的最高机密：“岩井公馆”

　　抗战时期的最高机密：“岩井公馆”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就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日本外务部门迫切需要有一个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分析，以便为下一步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外务系统的日特机关“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应运而生。

　　“特别调查所”亦名“岩井公馆”，岩井英一是个中国通，汉语流利，曾数次被派任驻渝蓉日本领事机构外交官，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虽然职位不很高，权柄却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全由他掌握核发，取得了操纵、干预日伪特务组织的权力，而且他还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图谋在中国建立和扩张他自己的势力，以此作为资本，在日本官场中攀升。因此，岩井英一对成立和运作这一特务机关非常卖力，成立之初也确实小有斩获，受到日本外务部门的夸奖，这让他对这一机构更加寄予厚望。

　　袁殊，本文另一个重要人物，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幼年随母迁来上海浦东。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震惊了全国。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本文第三个重要人物，介绍加入了CCP，成为中共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员。

　　1939年，投靠日本的汉奸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在租界内掀起白色恐怖。袁殊决心消灭“76号”这个特务魔窟，就组织一批工人，准备挖地道安放炸药，将之炸毁。不料，已经秘密投靠汪精卫的军统上海组组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袁殊随后被“76号”逮捕，并准备将他处决。潘汉年叫袁殊的妻子马景星立刻去找岩井英一设法营救。岩井当即答应了马景星的要求，亲自赶到“76号”要人。岩井给袁殊设宴压惊，并透露了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想法。袁殊随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后同意了。于是，袁殊就发表亲日的《兴亚建国论》，同时根据潘汉年指令，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担任总干事，接着在岩井的支使下，袁在各家中外文报纸上发表《兴亚建国论》，为“大东亚共荣” 张目，成为公开的汉奸。后来，经潘汉年同意，袁殊介绍潘与岩井直接见面，潘随即返回香港。

　　不久，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恽逸群由党派来上海，也被安排在“岩井公馆”工作。袁殊说：“‘岩井公馆’对内对外由我总负责，老翁负责人事和经理部门，老恽负责文化、教育事业。我们三个人是一辆三驾马车，一定要紧密团结。各部门负责人几乎是共产党员。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岩井英一每月拨给大量“军票” (日本侵略者专门在沦陷区发行的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供应日本部队和机关的开支)。因此“岩井公馆”经费充足，一切开支实报实销。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晓。情报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却不露声色，鉴于潘表示可以帮助他搜集大后方情报，岩井经研究请示后派遣袁殊赴香港，同意潘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的请求，并请潘提供一个合作工作计划给岩井本人。

　　潘提出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岩井每月供给2000港币作为情报费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给一笔在香港办刊物的开办费。岩井接报后立即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并派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情报官员小泉清一与袁殊一道会见潘，交付潘首期刊物开办费一万港币，以后潘须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报，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与廖承志、张唯一商量后，布置中共打入军统的内线提供情报，交由廖承志经陈曼云给付与小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务经费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世纪》杂志也开张了，其编辑部顺理成章也成潘汉年的情报机关之一。陈曼云从小泉口中也证实，岩井早已认出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并为得以同中共情报首脑人物合作而高兴，尤其关心“胡先生”的安全。既如此，日、伪、蒋、共四家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唯有蒋家被蒙在鼓里，其余三家均已“知己知彼”，算是打入日伪情报机关，还是心照不宣的亲密合作?只能见仁见智了。

　　我们来看这个事例。珍珠港开战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日军同时攻占香港。如此，在香港的大批中共或亲中共人士面临日军捕杀的危险。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退在港人员，但经历极其艰难危险，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潘把分别撤退至内地和上海的方案报经延安批准后，便立即寻求岩井协助。岩井认定这批共方人士将对削弱国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协助潘将他们撤离香港。不但同意给潘所派遣的叶文津出具日本公函与日驻香港总领事馆接洽，还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同叶文津前往香港协助办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通力协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干部与“爱国人士”顺利撤退到内地与上海。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意味着什么?

　　1941年毛ZD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岩井英一(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日本外务省特务)，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ZD特使”，就优礼有加，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 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 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 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 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 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 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 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 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等人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后来，袁殊又兼任了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一系列伪职。

　　抗战胜利后，袁殊和恽逸群二人乘小汽车来到西@X藏路上的联华银行，把沉甸甸的三只大皮箱寄存在这家银行的仓库里，三只皮箱中装满了黄金、外币和房地契、银行单据等，当时价值近千万元。三天后，他们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前来把三只皮箱取走，全部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除此以外，当时中共派人来上海筹划出版《新华日报》，袁殊、恽逸群就把“岩井公馆”的一幢房屋，交该报作为社址，又把“岩井公馆”所属新昌印刷厂的厂房、机器和器材交给该报社使用。不久，夏衍受党指派，来上海创办《建国日报》，也缺少经费，袁殊、恽逸群又把“岩井公馆”的新闻纸100筒、油墨20大桶，装满3大卡车，送给了《建国日报》社。

　　鉴于抗战胜利后惩罚汉奸的呼声，中共安排他们到解放区去。袁殊随即把敌伪留下的枪械、弹药装了几只木船，和翁从六等人一起奔赴苏北解放区，恽逸群随后也离开了上海。自此，“岩井公馆”走进了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杨事件”含冤入狱，1982年获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恽逸群在1952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而入狱，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获得平反，1980年 10月恢复党籍。翁从六到解放区后主要担任财经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他和同志们乘一辆运输车去石家庄时，因中途车祸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