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泽东过生日
毛泽东过生日
壮怀激烈：毛泽东71岁生日与毛刘分歧
毛泽东不是一个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很重的政治家，且延安时代他就在党内倡导“不祝寿，不送礼” 的风气，因此尽管全国人在歌唱“大救星”的同时也在祝福他的生日，使得每年的12月26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但一般地说，毛的生日在其政治生涯中并不十分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生日并无可说之事，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1、壮怀激烈：71岁生日与毛刘分歧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寿宴，请了3桌人。据参加宴会的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乡去搞“四清”，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旁边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讲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1
也参加了寿宴的副总理薄一波则回忆说：“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2
激烈情辞把寿宴的喜庆气氛一扫而空，这是毛借寿宴之名所作的政治示威，其背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1964年12月28日的“十七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其起因是毛觉得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四清”运动头绪复杂，其节奏由几份重要文件反映出来。
《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彭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1963年5月20下发）是发动“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文件，中心内容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1963年11月14日下发）在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作了纠偏，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主持起草，1964年9月18日下发）是对是《后十条》的修正。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决定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挂帅。《修正草案》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很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要求“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在此前后，刘还采取了一系列使运动急剧“左”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全国推荐由其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开展运动。薄一波后来认为：王光美的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自杀、逃跑等事件经常发生。……在重划阶级成分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3由此生产了大量冤假错案。
《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根据毛的意见起草，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修改了刘少奇1964年12月28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由原来的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三条，去掉了原稿中“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直接通向“文革”的新观点，还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四清”运动始于大跃进之后大饥荒。1960年代初，刘少奇亲自下乡调查数十天，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极感震惊。基于责任和良知，他在党的会议上痛陈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指出“现在是非常时期”、“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刘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主持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一面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从极左政策上退下来，调整经济政策，与民休息，挽狂澜于既倒；一面调整社会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为数百万“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平反，承认彭德怀写信提意见这一行动本身的正确性，还着手大批“甄别“右派分子”。随着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刘的个人威望和号召力也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威望却因大饥荒而明显受损，以至于延安时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4应当说，毛是同意调整政策的，也参与了救灾救荒工作，偶尔还有“人祸”的说法，也突破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习惯性说法。5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在对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的判断上，毛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不同。毛只承认“没有经验”而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有什么错，他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加“苏修逼债”。有时他把大饥荒说成是阶敌人的破坏。如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复辟。对政权被敌人篡夺的，要进行夺权斗争。”6有时又把“浮夸风”归咎于曾经反对“浮夸风”的彭德怀。如在1961年3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应该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7如此等等，总之灾难与大跃进无关，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纠左政策是“右”了。还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就已经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实际否定中“看出问题”并对之产生警觉。此后，中央一线的纠左实践，特别是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进一步认为党内不少人已“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资本主义正在猖狂进攻，党内正在产生修正主义。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毛以反右代替纠“左”，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大讲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农村以“四清”为主，城市以五反为主。刘当然也有阶级斗争的兴趣，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问题。薄一波回忆：“……有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和9月26日在全会讲话中都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到去对付阶级斗争。”8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党的一贯理念。“四清”既已发动，刘也就因势利导，顺着毛的理路而作了更激越的演绎和实践，并迅速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1964年把自己积累的威望和权力发挥到顶点。这一年，刘不但带着夫人到处演讲“桃园经验”，而且不同意团结95％以上干部（这是毛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的规定。在1964年8月1日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又说“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毛所发明和倡导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搞‘四清’，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能把情况搞清楚。”9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现代史专家李新回忆，刘在这次会上的姿态和语言也特别张扬：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刘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如此“号令天下”岂是一个二把手所为？李新当时就感到：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他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10 军官们如此不满，毛更有理由不安，他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当李雪峰、陶鲁笳等华北大员于8月20日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毛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两份文件。问题是，当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他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这些大跃进的干将、也是毛的爱将都支持刘的主张，李雪峰亦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8月30日，毛明明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也明明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但与会者仍然同意刘的部署，将两份文件下发。“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11
这就是刘少奇在1964年的权势和威望。毛由此相信，自己的话已不管用了，刘少奇有“取而代之”的动机和能力。联系到一段时期以来自己“大权旁落”、两个主席像并列、全党开始学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现状，毛决定反击。1964年12月，中央利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问题。
在15日下午的会上，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20日下午的会上，刘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毛还在说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当刘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民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12
刘敢于插话、敢于当面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毛不能容许的。12月28日下午，毛在主持讨论了《十七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拿出随身带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和《宪法》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13给毛火上加油的还有两点。一是会议期间，刘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据曾志回忆，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对此很为不满。二是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按原计划准备结束了。毛对此深为不满，他怒发冲冠地对陶铸说：“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嘛！”“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14
这就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宴会前后发生的事。在此后延期的会议中，毛多次严厉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也否定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次年1月4日，毛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定稿下发。其实，没有毛的同意，《十七条》不可能通过下发，只不过它仍部分地反映了刘少奇的观点。如关于运动的性质，《十七条》在列举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认为：“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则干净利落多了：“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终于公开化。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5
会议期间恰值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没有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在朱德、贺龙等人的劝说下，刘主动找毛作自我批评，并于1月13日下午召集周恩来等17人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征求意见和听取批评。也是在这期间，毛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的抱负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而是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毛看来，他和刘的分歧，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所以，仅仅“四清”已经不能完全解决解决问题了，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文化大革命”。数月后，毛重上井冈山，填词抒怀：“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他要用更猛烈的“风雷”扫除“一切害人虫”，创造一个崭新的革命世界。
2、独有豪情：73岁生日与“天下大乱”
毛泽东毕生的兴趣在阶级斗争。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毛非常坦白地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16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晚上，毛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文革新贵”一道吃饭。饭菜平常，据介绍是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饭前，毛有一段话，虽无正式记录，但据在场的王力回忆，毛有这样一些话：“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7
根据王力的理解，这里的“全国全面”指的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毛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根据这一最新最高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在73岁的高龄，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不但要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之名扳倒延安时代以来就是党内二把手的刘少奇及一大批追随自己多年的革命家和领导干部，而且要“改造”自己主导建立的党/国领导体制及全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塑造一代新人和一个新世界，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确乎是史无前例的伟业。1967年1月17日，毛对外宾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18既然这么多人“不听话”，开展“文革”当然会有巨大阻力。1966年，毛做的三件大事都不太顺利。
以“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根据毛的要求，5月4日至2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重新设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中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发动。但第一，毛意欲打倒的主要目标，也就是“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会上并没有公开，与会者包括张春桥、戚本禹等人都不知道究竟指谁，多数人只想到此时已被打倒的彭真，而不敢往刘少奇身上想。而且鉴于此前高岗反刘的结局，一批高级官员虽然知道毛刘分歧，但谁都不敢介入两个主席之间的冲突，对运动更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第二，毛“天下大乱”的方针并未被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心领神会。刘不反对搞“文革”，事实上任何人也不敢反对毛的决定。不过在开展运动的方式上，刘、邓仍然循习惯性做法，主张有领导、有秩序、有节制地开展运动，他们向有关学校派出工作组，组织批判“反动权威”，却又把反党委、反工作组的造反学生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如北大的蒯大富就被开除团籍、关押18天。“文革”似乎又在按照刘少奇的设想进行。
以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发动“文革”。7月18日毛泽东回京，认为工作组“起阻挠作用”，各高校冷冷清清，运动“搞不出什么名堂”。7月24日，毛作出撤出工作组、全面支持红卫兵的决定；8月30日以中央通知的方式明确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主导地位（“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地命小组组长的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8月1日至13日，毛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4日在讲话中严厉指责刘少奇等等人，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毛泽东反复要求下直接从大连来到会场、在会上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的林彪在闭幕式上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19但第一，多数党政要员并未没有紧跟毛泽东而炮打司令部，4—6日的会上没有出现对毛的讲话热烈拥护的场面，对毛突然提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也颇感意外。在次年3月10日军队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就这样评说这次会议：“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后来也认为他的看法在这次会议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很多人仍然不通。20第二，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对猛烈狂热的红卫兵运动采取抵制态度。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直接走到群众队伍之中，把红潮从北京推向全国，校园多成战场，师生几为寇仇，红卫兵又纷纷走上街头“破四旧”， 积极揪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原“工作组”的成员，矛头逐步指向党政领导机关，打砸抢现象愈演愈烈。公安部长谢富治甚至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21一面是“领旨造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一面是惯于当领导、习惯于掌握群众的各级干部，对立不可调和。因此，运动越是狂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就越是怀疑和不满。在毛看来，刘、邓虽倒，但其路线还在、影响还在，因此还得加温。
以中央工作会议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9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开7天，由于许多领导人对现状忧心忡忡，会场情绪很不热烈。这就是毛在会议后期所说的“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会议延期后，刘、邓检讨，林彪、陈伯达等在作重点讲话，点明刘邓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为了动员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文革”，毛、林讲话都比较缓和。林彪对领导干部思想状况的估计是：“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总的方面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22毛在还这样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针对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毛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23如此苦口婆心，也没有说动大部分高级官员。他们明白：运动的展开就是自己受批判甚至下台，谁愿意积极参与否定自己、批判自己的运动呢？叶剑英的诗说出了他们心理：“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陈伯达在报告中用一则文学掌故来形容这些高级官员：德国诗人海涅既拥护共产主义运动， 又担心共产主义运动会粗暴地摧毁艺术、焚烧诗集。陶铸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就这样检讨：“……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24陶自己对批“资反路线”就持怀疑态度。而且，直到12月，北京乃至全国的造反组织中，“多数派”（重在造“牛鬼神蛇”反的保守派）仍然是多数派（“大派”），而毛和中央文革支持的“少数派”（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反的激进派）也还是少数派（“小派”）。总之现实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的性格是阻力越大、决心越大。既然中央一线的领导和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那就以自己的妻子和秘书、文人为先锋，以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和对官僚体制早就不满的底层群众为主力。他在12月21日表达了彻底变革现状的决心：“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25林彪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则正面说出了文革的目标：“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26总之，“文革”的目的不只是除刘邓，而是彻底“搞掉”长期存在的一条“黑线”。这就要排除一切阻力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的号召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全面开展“文革”。1966年的“文革”主要在学校（首先是高校）和文化单位展开，军队一直持谨慎态度。刘邓于6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的通知》、周恩来于9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陶铸于11月主持草拟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等三份文件都试图限制工矿企业和农村的运动。工矿企业不搞，农村不搞，军队不搞，这运动还有什么搞头？所以毛一定要否定这些条条框框，让全国都动起来。第二，直接开展夺权斗争。经过大半年的观察，毛相信，这些惯于当官做老爷的干部不少已不可救药地成为运动的阻力。因此他极为欣赏上海的“一月风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27《人民日报》1月22日的社论中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从中央的陶铸开始，各级阻挠运动的领导人都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代理人”而被打倒，一些高级干部或自杀或被打死，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真正完成了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转变。毛基本上实现了改造党的愿望。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而“文革”的迅猛展开又有其社会原因。从1949到1966，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当权者，观念和行为都与时俱进，确实出现了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生活特殊化等现象，有的官员甚至腐败堕落、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等等。1960年代开始，毛开始正视自上而下建立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些严重弊端，不再把一切批评干部特权的言论都视为“攻击党的领导”，逐步形成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来变革领导体制、解决干部作风的思路。无论这种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法有多少错误，但“修正主义”云云确实提出了革命理想的蜕变和政治权力的“异化”问题。从底层群众民怨沸腾、热情参加“文革”、批斗领导来看，毛播下的虽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跳蚤”；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1976年三、四月间，朱德对孙子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我，……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上的已经作了结论，现在的还没作结论。老干部进城，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28朱德对“文革”的理解是积极的。问题是，谁愿意放弃权力地位和舒服生活？群众基于平等理想起来造反，“走资派”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斗争激烈，毛希望“群众运动”能够让官僚队伍焕然一新，但“群众”并无决定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命运的权利，“文革”既有造反派与官僚的斗争、更是官僚之间的斗争，打倒不打倒、打倒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由“上级”决定的，最后的“上面”就是毛泽东。所以“文革”并没有把一些领导干部的官气、“修正主义”革掉，他们学到的只是如何“保持晚节”、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从建立“革命委员会”到“九大”前后重建党组织，被打倒的官员多数又官复原职，其中少数人还旧病复发。比如一些将军们重新出来工作时，“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什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29 这里的问题是，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其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只能出之以乱批乱斗，并且无论是掌权的威风还是造反的豪情，都是更高权力赋予的。由于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规范和约束，革命的纯洁性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然而，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现实人间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所以“文革”不可能成功。而且，“大乱”一起就有其内在动力。“夺权”而不受处罚，当然美妙无比。造反派组织派系林立，谁都想取得权力，文斗不行就武斗，直至动刀动枪地开打，举国一片血腥。“党政都不行了”，毛于1967年1月21日发出部队“支左”的号令，而军队的介入实际上又加剧了混乱，这不但因为谁左谁右极难判断，而且毛的决策也有反复。比如毛批准于1967年初下达“军委八条”，各地支左部队大多据此而支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遵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保守派”，打击、镇压造反派。3月底，鉴于所谓“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毛又改变部署，转而支持各地造反派，下发削弱军方威权的《军委十条》，“两报一刊”相继发表社论呼吁“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求给前一段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支左部队不得不检讨“支一派压一派”、“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错误，向原来认定的“反革命”组织表示支持并反过来压制、打击甚至瓦解自己原来认定的“左派”（保守派）组织。这一反复不但给对立的两派群众火上加油，而且使一些支左部队深陷于派性冲突之中。这一混乱的顶峰就是武汉“七二O事件”：武汉军区因支持大派“百万雄师”、反对激进派“工总”而被毛和中央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当毛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时，“百万雄师”揪打了中央文革的王力，游行队伍逼进毛在武汉的住所，以至于毛不得不在21日凌晨2点离汉到沪。这是他1958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也是49年以后第一次被迫离开一地。
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好斗爱乱的毛泽东也有失控的感觉。他不再期待“全面开展内战”，不再号召“向党进攻”，而是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围剿派性”等，还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学校控制造反派（这其实是重复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直到重建党/政权威，把斗争的矛头再次转向地富反坏右叛徒等“阶级敌人”而不是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虽然距离“安定团结”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文革”动力已竭，“天下大乱”仍然讲，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3、老而弥坚 ：82岁生日与晚年心境
1962年12月26日，69岁的毛泽东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句表达了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胜慨。打倒刘少奇，毛并不费太大力气，但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标准来改造党、改造中国，却仍然任重道远。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自言自语：“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这一年的12月26日，是毛82岁、也是他最后的一个生日。
老朋友朝鲜的金日成、阿尔巴尼亚的霍查都派专人送来寿礼，邻邦越南和菲律宾也有表示，家乡湖南送来长达10米的面条，对这些礼物，衰老的毛泽东看都不能看完。女儿李敏、李讷来了，妻子江青来了，以前在他身边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护士俞雅菊和李玲师来了。毛的居处有了生气，他由张玉凤、孟锦云搀扶着来到大厅，坐在沙发上。
小孟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孩子要给老人磕头。”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要给我磕头，我可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噢！”小孟听了，很随便地说：“您都不敢当，还有谁敢当，我先给您磕。”说着还没有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跪在主席面前，郑重其事地磕了三个头。主席也不时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见小孟了磕了头，吴旭君、李玲师、张玉凤也都先后去磕头。
看来，毛泽东这时是很高兴了。他说：“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母亲常带着我去庙里烧香拜菩萨。那时，我比你们现在小多了，我很信神。一边给菩萨磕头，一边嘴里念叨着要菩萨保佑。你们今天给我磕头，我不是成了神啦，你们也让我保佑吧！”
“我们当然心里也想着让您保佑啦，只不过没说出声来。”张玉凤抢着说。
“现在不是我保佑你们，而是你们保佑我噢！”30
晚餐后，毛又躺回床上。“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的家里有欢声笑语，但也有平时的沉寂。”31此后更多的是沉寂。以至于1976年春节，毛特意要小张、小孟等放鞭炮来增加些热闹。李敏回忆说：“1976年的春节，爸爸是在悲伤与凄凉、孤独与寂寞中度过的。我们兄妹三人没有去和爸爸团聚，没有去给爸爸辞岁拜年。据说也没有客人到爸爸身边陪他辞岁迎新。陪伴爸爸的，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32毛是喜欢“独”的：“独立寒秋”、“独有英雄驱虎豹”、“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那些“独”所表达的是一种“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今日长缨在手”的自信，甚至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气。而在1975年，他是真正的孤独了。
崇拜毛泽东的人当然不会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是这样孤寂地度过最后一个生日的。“外边，照例是热热闹闹。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都在若明若暗地宣传着。每逢这一天，单位、家庭、个人都要在中午吃长寿面。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成文的信条。虽然，没有有文件，没有布置，但人们都已自觉与不自觉地进入了‘祝寿’氛围之中。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形成的习俗。”这一说法略显过头。比如本文作者所在苏北农村，虽然都有为毛祝寿的愿望，但一般农家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祝寿，“吃面”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吃寿桃的更少。不过无论如何，举国为毛祝寿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至少，“12月26日，每个中国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33史学家顾颉刚1949年后即响应毛的号召，认真学习毛著、积极改造思想，在毛生日这一天也有表示。其1963年12月26日记中即云：“今日为毛主席七十寿，阖家吃面以祝。”次日还写诗“祝毛主席寿”：“扫尽人间虎与狼，伟人伟略起东方。昆仑三载犹难压，要把河山一担装。”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改造，这位受过五四新思想启蒙的知名学者，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对毛的崇拜。据其1967年6月8的日记，他还梦见过伟大领袖：“予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象，但足徵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孔子以不梦见周公而自叹其衰，予今体已就衰而志则甚壮，是则闻道虽晚，当不至朝闻夕死，不措之于实用也。”34对一些高级领导人来说，在毛的生日这一天吃面吃寿桃具有政治意义。1971年12月24日，正在日坛医院治疗癌症的陈毅一早醒来就问：“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吧？”护士告诉他还没有到，他说：“我要吃点寿面、寿桃。”26日，吃饭已十分困难的陈毅还是勉力吃了一点寿面、一个小寿桃。35显然，为毛祝寿之于陈毅已是一种习惯，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也没有忘记。这一点，成为陈毅无限忠于毛的重要证据。当陈夫人张茜在陈毅追悼会上告诉毛这一点时，毛感到高兴。
在现已公开的材料中，毛泽东在生日之际接受磕头，1975年是唯一的一次。在萧瑟的晚年，毛显示了作为普通人脆弱的一面。小孟有次对张玉凤说：“张姐，我都快三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毛的回答是：“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36 岁月无情。一个痛斥“独立王国”的领袖、一个追求“天下大乱”的斗士，现在已是一个希望年轻人“保佑”的老人。毛晚年喜欢和小姑娘来往，喜欢回忆往事，喜欢看老电影，有时甚至迷信。他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1976年4月21日，小孟读完有关吉林陨石雨的报道后，毛在窗前伫立良久，感慨而又激动地对小孟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小孟反问：在大人物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毛沉思后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37唯物主义是不相信什么生死预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是无所畏惧，但此时的毛泽东，却似乎不再有往日的壮心和豪情了。
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老了。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毛就说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他以最高领袖的威望和权力发动了“文革”，“文革”又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威望和权力。1966年7月27日，陈伯达即在北师大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同年10月1日，张春桥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38如果说延安整风确立了他在全党的独尊地位，那么“文革”又使他凌驾于党之上，由“党中央、毛主席”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他的办事机构，除他之外的所有领导人都只有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责任，全国上下基本上步调一致。然而，“天下大乱”也严重损害了毛泽东，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灾难不说，他本人也并不轻松：多年的战友、同志大多被打倒，两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死于非命，对新提拔的王洪文不满意，对忠心耿耿的周恩来有疑虑，江青又不争气，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几个亲戚（毛远新、王海容）和秘书兼护士小张、小孟受到他的信任。对于一位志在万里江山和千秋万代的革命家来说，这是怎样一种难堪？所以他经常要小张、小孟讲些笑话给他听，有时还和她们吵架，愤怒时还会大声吼叫。
还好，毛喜欢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无数情调沉郁苍凉、喻意隐晦深刻的作品成了他晚年的心理寄托。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提供各种文史选篇的注释本；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毛演唱古典词曲和其他国人不允许接触的的作品。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要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作品的演唱。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39而另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40无论如何，毛对张词作了修改是确凿的。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唱《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也许是人生暮年的无奈，也许是对身后事的不放心。1974年3月20日毛给江青的信有“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一句，1976年向华国锋等人等交班时也有“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41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因此，毛晚年的孤独沉寂，是其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他1965年与刘少奇发生的冲突有关。毛认为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但他也明白，这一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采取的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人民和官员所认同。改造中国的宿愿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却已老迈衰弱，真是“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所以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病榻上的毛虽有伤感、有迷信，但壮心未因衰年减，豪情依然伴白发。1975年8月，毛和身边人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说的是两个男青年都去救落井的小姐，因为谁救出小姐谁就可以娶小姐。两人商量后，一个下去把小姐放进筐内，一个在上面把筐拉上来。小姐被救上来了，上面的这个人为了得到小姐，就用石头盖上井口，抱着小姐成亲去了。毛看后与小张、小孟等人讨论，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井下的人好井上的人坏，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赞同的观点。但毛却秉其一惯的斗争哲学，认为井上青年好一些：“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这一招儿，他太愚了，还是井上那个青年聪明噢。”“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就那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42这种观点与毛一贯提倡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是矛盾的，却真实地表达了毛的思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突破任何行为规范，“无法无天”，重要的是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就在发表这段宏论之后不久，毛又发动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且以更加霸蛮的语气设问：“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毛泽东是虎又是猴。何时是虎、何时是猴，取决条件、环境以及身体状况。1975年过最后一个生日时，毛权势依然，雄心依然，但毕竟老了，他不可能像批刘少奇那样以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那样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动员群众，也不可能像批林彪那样巡视大江南北、策动地方大员。1976年的运动固然举国响应、轰轰烈烈，但“文革”毕竟大势已去，气息奄奄，也不再像以前具有杀伤力了。除了病榻上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国上下都不想再折腾了。解放军曾经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军方将领也受到毛的特别信任，但此时的军队却是批邓的阻力。萧克上将时任军政大学校长，对批邓运动“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样，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当时，北大、清华和一些地方单位把邓小平当作敌我矛盾批判，我们也收到两本所谓批判的靶子，但没有印也没有传。……奉命到清华大学去听‘四人帮’的同伙迟群、谢静宜的所谓教育革命介绍，我们派人去听，但根本不表态，回来也不传达，不宣扬。”43王平上将时任武汉军区的政委，他的做法是：“我们按‘两报一刊’的口径搞批判，但不发挥，不创新，不搞上挂下联。我在军区宣布，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也不准许地方到军队来串连。‘四人帮’插手的那个军提出上街游行，我不同意，他们也不敢去。这个军上报了一份‘批邓经验’，军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提出转发，我告诉政治部‘送来就收，不予转发’。”44“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对“批邓”运动先是硬顶，然后是在2月28日在中央召集的会议上与新疆的领导同志统一口径：“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任何帽子。”45从6月到9月，新疆军区召开过21次常委会，没有一次是专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如此等等，运动实际上没有按照毛的意愿开展起来。
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这些军人断不敢如此轻慢在对待毛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但现在，他们知道此时的毛泽东不仅行动不便，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说话也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总之是雄风不再。将军们关心的不是“批邓”，而是毛之后的政治较量。比如杨勇就“常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国内政局，曾给政治局委员排过队，谁谁是站在这边的，谁谁可能倒到那边去，估计将来摊牌时会出现什么局面等。”46据陈再道上将说，1976年“四五事件”后，一些军队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罗瑞卿同志住处，议论形势的变化，研究党和国家大事，对万一主席不在，形势恶化，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四人帮’斗争到底。”47也就在毛躺在床上的1976年1月，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告诉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48
即使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切，他又能如何呢？他已经过完了最后一个生日了，他也承认：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几个月后，江青等人被抓，两年后，“文革”被彻底否定。
注释：
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432—433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6—1167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9、1160—1162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59页。
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0、1111页。
6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页。
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5页。
10李新：《回望流年一一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页。
1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6—1157页。
1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1页。
1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4页。
1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9—1170页。
1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9—1250页。
17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1462页。
1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8页。
1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31页。
2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2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5页。
2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16页。
2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1页。
2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4页。
2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59页。
2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5页。
2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69页。
28朱和平：“我和爷爷朱德在一起的日子”，载广州《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
29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30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页。
31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9—110页。
32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33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5页。
34余英时《未飞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4、103、104页。
35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3页。
36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18页。
37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33页。
3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65、100页。
39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
40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691页。
4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86、1782页。
42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67页。
43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29页。
44王平：《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82—583页。
45杨菁、张作光：《往事》，济南：明天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
46姜锋等：《杨勇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446页。
47冯征：“我所了解的陈再道将军”，载北京：《纵横》1999年第7期。
48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
单世联，作者博客
毛泽东不是一个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很重的政治家，且延安时代他就在党内倡导“不祝寿，不送礼” 的风气，因此尽管全国人在歌唱“大救星”的同时也在祝福他的生日，使得每年的12月26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但一般地说，毛的生日在其政治生涯中并不十分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生日并无可说之事，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1、壮怀激烈：71岁生日与毛刘分歧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寿宴，请了3桌人。据参加宴会的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乡去搞“四清”，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旁边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讲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1
也参加了寿宴的副总理薄一波则回忆说：“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2
激烈情辞把寿宴的喜庆气氛一扫而空，这是毛借寿宴之名所作的政治示威，其背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1964年12月28日的“十七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其起因是毛觉得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四清”运动头绪复杂，其节奏由几份重要文件反映出来。
《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彭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1963年5月20下发）是发动“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文件，中心内容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1963年11月14日下发）在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作了纠偏，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主持起草，1964年9月18日下发）是对是《后十条》的修正。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决定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挂帅。《修正草案》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很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要求“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在此前后，刘还采取了一系列使运动急剧“左”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全国推荐由其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开展运动。薄一波后来认为：王光美的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自杀、逃跑等事件经常发生。……在重划阶级成分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3由此生产了大量冤假错案。
《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根据毛的意见起草，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修改了刘少奇1964年12月28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由原来的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三条，去掉了原稿中“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直接通向“文革”的新观点，还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四清”运动始于大跃进之后大饥荒。1960年代初，刘少奇亲自下乡调查数十天，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极感震惊。基于责任和良知，他在党的会议上痛陈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指出“现在是非常时期”、“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刘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主持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一面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从极左政策上退下来，调整经济政策，与民休息，挽狂澜于既倒；一面调整社会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为数百万“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平反，承认彭德怀写信提意见这一行动本身的正确性，还着手大批“甄别“右派分子”。随着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刘的个人威望和号召力也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威望却因大饥荒而明显受损，以至于延安时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4应当说，毛是同意调整政策的，也参与了救灾救荒工作，偶尔还有“人祸”的说法，也突破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习惯性说法。5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在对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的判断上，毛与刘少奇等人有很大不同。毛只承认“没有经验”而不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有什么错，他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加“苏修逼债”。有时他把大饥荒说成是阶敌人的破坏。如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凡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复辟。对政权被敌人篡夺的，要进行夺权斗争。”6有时又把“浮夸风”归咎于曾经反对“浮夸风”的彭德怀。如在1961年3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应该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7如此等等，总之灾难与大跃进无关，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纠左政策是“右”了。还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就已经从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实际否定中“看出问题”并对之产生警觉。此后，中央一线的纠左实践，特别是所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进一步认为党内不少人已“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资本主义正在猖狂进攻，党内正在产生修正主义。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毛以反右代替纠“左”，在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大讲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农村以“四清”为主，城市以五反为主。刘当然也有阶级斗争的兴趣，但他关心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问题。薄一波回忆：“……有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和9月26日在全会讲话中都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到去对付阶级斗争。”8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党的一贯理念。“四清”既已发动，刘也就因势利导，顺着毛的理路而作了更激越的演绎和实践，并迅速取得运动的领导权，在1964年把自己积累的威望和权力发挥到顶点。这一年，刘不但带着夫人到处演讲“桃园经验”，而且不同意团结95％以上干部（这是毛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的规定。在1964年8月1日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又说“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毛所发明和倡导的方法）“已经不行了”，“搞‘四清’，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能把情况搞清楚。”9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现代史专家李新回忆，刘在这次会上的姿态和语言也特别张扬：周恩来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刘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如此“号令天下”岂是一个二把手所为？李新当时就感到：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他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10 军官们如此不满，毛更有理由不安，他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当李雪峰、陶鲁笳等华北大员于8月20日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毛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两份文件。问题是，当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他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这些大跃进的干将、也是毛的爱将都支持刘的主张，李雪峰亦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8月30日，毛明明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也明明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但与会者仍然同意刘的部署，将两份文件下发。“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的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11
这就是刘少奇在1964年的权势和威望。毛由此相信，自己的话已不管用了，刘少奇有“取而代之”的动机和能力。联系到一段时期以来自己“大权旁落”、两个主席像并列、全党开始学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现状，毛决定反击。1964年12月，中央利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问题。
在15日下午的会上，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20日下午的会上，刘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毛还在说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当刘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民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12
刘敢于插话、敢于当面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毛不能容许的。12月28日下午，毛在主持讨论了《十七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拿出随身带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和《宪法》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13给毛火上加油的还有两点。一是会议期间，刘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据曾志回忆，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对此很为不满。二是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按原计划准备结束了。毛对此深为不满，他怒发冲冠地对陶铸说：“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嘛！”“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14
这就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宴会前后发生的事。在此后延期的会议中，毛多次严厉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也否定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次年1月4日，毛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定稿下发。其实，没有毛的同意，《十七条》不可能通过下发，只不过它仍部分地反映了刘少奇的观点。如关于运动的性质，《十七条》在列举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认为：“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则干净利落多了：“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终于公开化。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5
会议期间恰值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没有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在朱德、贺龙等人的劝说下，刘主动找毛作自我批评，并于1月13日下午召集周恩来等17人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征求意见和听取批评。也是在这期间，毛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的抱负不只是要打倒刘少奇，而是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毛看来，他和刘的分歧，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所以，仅仅“四清”已经不能完全解决解决问题了，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文化大革命”。数月后，毛重上井冈山，填词抒怀：“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他要用更猛烈的“风雷”扫除“一切害人虫”，创造一个崭新的革命世界。
2、独有豪情：73岁生日与“天下大乱”
毛泽东毕生的兴趣在阶级斗争。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毛非常坦白地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16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晚上，毛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文革新贵”一道吃饭。饭菜平常，据介绍是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饭前，毛有一段话，虽无正式记录，但据在场的王力回忆，毛有这样一些话：“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7
根据王力的理解，这里的“全国全面”指的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毛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根据这一最新最高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在73岁的高龄，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不但要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之名扳倒延安时代以来就是党内二把手的刘少奇及一大批追随自己多年的革命家和领导干部，而且要“改造”自己主导建立的党/国领导体制及全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塑造一代新人和一个新世界，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确乎是史无前例的伟业。1967年1月17日，毛对外宾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18既然这么多人“不听话”，开展“文革”当然会有巨大阻力。1966年，毛做的三件大事都不太顺利。
以“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根据毛的要求，5月4日至2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重新设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中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发动。但第一，毛意欲打倒的主要目标，也就是“通知”中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会上并没有公开，与会者包括张春桥、戚本禹等人都不知道究竟指谁，多数人只想到此时已被打倒的彭真，而不敢往刘少奇身上想。而且鉴于此前高岗反刘的结局，一批高级官员虽然知道毛刘分歧，但谁都不敢介入两个主席之间的冲突，对运动更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第二，毛“天下大乱”的方针并未被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心领神会。刘不反对搞“文革”，事实上任何人也不敢反对毛的决定。不过在开展运动的方式上，刘、邓仍然循习惯性做法，主张有领导、有秩序、有节制地开展运动，他们向有关学校派出工作组，组织批判“反动权威”，却又把反党委、反工作组的造反学生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如北大的蒯大富就被开除团籍、关押18天。“文革”似乎又在按照刘少奇的设想进行。
以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发动“文革”。7月18日毛泽东回京，认为工作组“起阻挠作用”，各高校冷冷清清，运动“搞不出什么名堂”。7月24日，毛作出撤出工作组、全面支持红卫兵的决定；8月30日以中央通知的方式明确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主导地位（“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地命小组组长的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8月1日至13日，毛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4日在讲话中严厉指责刘少奇等等人，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毛泽东反复要求下直接从大连来到会场、在会上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的林彪在闭幕式上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19但第一，多数党政要员并未没有紧跟毛泽东而炮打司令部，4—6日的会上没有出现对毛的讲话热烈拥护的场面，对毛突然提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也颇感意外。在次年3月10日军队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就这样评说这次会议：“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后来也认为他的看法在这次会议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很多人仍然不通。20第二，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对猛烈狂热的红卫兵运动采取抵制态度。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直接走到群众队伍之中，把红潮从北京推向全国，校园多成战场，师生几为寇仇，红卫兵又纷纷走上街头“破四旧”， 积极揪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原“工作组”的成员，矛头逐步指向党政领导机关，打砸抢现象愈演愈烈。公安部长谢富治甚至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21一面是“领旨造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一面是惯于当领导、习惯于掌握群众的各级干部，对立不可调和。因此，运动越是狂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就越是怀疑和不满。在毛看来，刘、邓虽倒，但其路线还在、影响还在，因此还得加温。
以中央工作会议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9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开7天，由于许多领导人对现状忧心忡忡，会场情绪很不热烈。这就是毛在会议后期所说的“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会议延期后，刘、邓检讨，林彪、陈伯达等在作重点讲话，点明刘邓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为了动员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文革”，毛、林讲话都比较缓和。林彪对领导干部思想状况的估计是：“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总的方面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22毛在还这样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针对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毛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23如此苦口婆心，也没有说动大部分高级官员。他们明白：运动的展开就是自己受批判甚至下台，谁愿意积极参与否定自己、批判自己的运动呢？叶剑英的诗说出了他们心理：“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陈伯达在报告中用一则文学掌故来形容这些高级官员：德国诗人海涅既拥护共产主义运动， 又担心共产主义运动会粗暴地摧毁艺术、焚烧诗集。陶铸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就这样检讨：“……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24陶自己对批“资反路线”就持怀疑态度。而且，直到12月，北京乃至全国的造反组织中，“多数派”（重在造“牛鬼神蛇”反的保守派）仍然是多数派（“大派”），而毛和中央文革支持的“少数派”（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反的激进派）也还是少数派（“小派”）。总之现实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的性格是阻力越大、决心越大。既然中央一线的领导和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那就以自己的妻子和秘书、文人为先锋，以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和对官僚体制早就不满的底层群众为主力。他在12月21日表达了彻底变革现状的决心：“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25林彪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则正面说出了文革的目标：“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26总之，“文革”的目的不只是除刘邓，而是彻底“搞掉”长期存在的一条“黑线”。这就要排除一切阻力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的号召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全面开展“文革”。1966年的“文革”主要在学校（首先是高校）和文化单位展开，军队一直持谨慎态度。刘邓于6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的通知》、周恩来于9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陶铸于11月主持草拟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等三份文件都试图限制工矿企业和农村的运动。工矿企业不搞，农村不搞，军队不搞，这运动还有什么搞头？所以毛一定要否定这些条条框框，让全国都动起来。第二，直接开展夺权斗争。经过大半年的观察，毛相信，这些惯于当官做老爷的干部不少已不可救药地成为运动的阻力。因此他极为欣赏上海的“一月风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27《人民日报》1月22日的社论中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从中央的陶铸开始，各级阻挠运动的领导人都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代理人”而被打倒，一些高级干部或自杀或被打死，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真正完成了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转变。毛基本上实现了改造党的愿望。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而“文革”的迅猛展开又有其社会原因。从1949到1966，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当权者，观念和行为都与时俱进，确实出现了脱离群众、官僚特权、生活特殊化等现象，有的官员甚至腐败堕落、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等等。1960年代开始，毛开始正视自上而下建立的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些严重弊端，不再把一切批评干部特权的言论都视为“攻击党的领导”，逐步形成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来变革领导体制、解决干部作风的思路。无论这种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法有多少错误，但“修正主义”云云确实提出了革命理想的蜕变和政治权力的“异化”问题。从底层群众民怨沸腾、热情参加“文革”、批斗领导来看，毛播下的虽不是“龙种”，但也不全是“跳蚤”；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官员不能说是无的放矢。1976年三、四月间，朱德对孙子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我，……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上的已经作了结论，现在的还没作结论。老干部进城，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28朱德对“文革”的理解是积极的。问题是，谁愿意放弃权力地位和舒服生活？群众基于平等理想起来造反，“走资派”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斗争激烈，毛希望“群众运动”能够让官僚队伍焕然一新，但“群众”并无决定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命运的权利，“文革”既有造反派与官僚的斗争、更是官僚之间的斗争，打倒不打倒、打倒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由“上级”决定的，最后的“上面”就是毛泽东。所以“文革”并没有把一些领导干部的官气、“修正主义”革掉，他们学到的只是如何“保持晚节”、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从建立“革命委员会”到“九大”前后重建党组织，被打倒的官员多数又官复原职，其中少数人还旧病复发。比如一些将军们重新出来工作时，“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什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29 这里的问题是，既无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就只能借运动之机释放出来，其真实的义愤与合理的要求只能出之以乱批乱斗，并且无论是掌权的威风还是造反的豪情，都是更高权力赋予的。由于没有民主宪政的制度性规范和约束，革命的纯洁性只能靠权力予夺的政治谋略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涤来保证。然而，打倒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旧官僚，谁又能保证新官僚就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决问题，“七、八年再来一次”也不能解决问题。新世界遥遥无期，现实人间却动乱不已，空前的社会改造蜕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所以“文革”不可能成功。而且，“大乱”一起就有其内在动力。“夺权”而不受处罚，当然美妙无比。造反派组织派系林立，谁都想取得权力，文斗不行就武斗，直至动刀动枪地开打，举国一片血腥。“党政都不行了”，毛于1967年1月21日发出部队“支左”的号令，而军队的介入实际上又加剧了混乱，这不但因为谁左谁右极难判断，而且毛的决策也有反复。比如毛批准于1967年初下达“军委八条”，各地支左部队大多据此而支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遵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保守派”，打击、镇压造反派。3月底，鉴于所谓“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毛又改变部署，转而支持各地造反派，下发削弱军方威权的《军委十条》，“两报一刊”相继发表社论呼吁“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要求给前一段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支左部队不得不检讨“支一派压一派”、“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错误，向原来认定的“反革命”组织表示支持并反过来压制、打击甚至瓦解自己原来认定的“左派”（保守派）组织。这一反复不但给对立的两派群众火上加油，而且使一些支左部队深陷于派性冲突之中。这一混乱的顶峰就是武汉“七二O事件”：武汉军区因支持大派“百万雄师”、反对激进派“工总”而被毛和中央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当毛亲赴武汉解决问题时，“百万雄师”揪打了中央文革的王力，游行队伍逼进毛在武汉的住所，以至于毛不得不在21日凌晨2点离汉到沪。这是他1958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也是49年以后第一次被迫离开一地。
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好斗爱乱的毛泽东也有失控的感觉。他不再期待“全面开展内战”，不再号召“向党进攻”，而是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围剿派性”等，还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学校控制造反派（这其实是重复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直到重建党/政权威，把斗争的矛头再次转向地富反坏右叛徒等“阶级敌人”而不是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虽然距离“安定团结”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文革”动力已竭，“天下大乱”仍然讲，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3、老而弥坚 ：82岁生日与晚年心境
1962年12月26日，69岁的毛泽东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句表达了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胜慨。打倒刘少奇，毛并不费太大力气，但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标准来改造党、改造中国，却仍然任重道远。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自言自语：“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这一年的12月26日，是毛82岁、也是他最后的一个生日。
老朋友朝鲜的金日成、阿尔巴尼亚的霍查都派专人送来寿礼，邻邦越南和菲律宾也有表示，家乡湖南送来长达10米的面条，对这些礼物，衰老的毛泽东看都不能看完。女儿李敏、李讷来了，妻子江青来了，以前在他身边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护士俞雅菊和李玲师来了。毛的居处有了生气，他由张玉凤、孟锦云搀扶着来到大厅，坐在沙发上。
小孟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孩子要给老人磕头。”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要给我磕头，我可不敢当，我承受不起噢！”小孟听了，很随便地说：“您都不敢当，还有谁敢当，我先给您磕。”说着还没有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跪在主席面前，郑重其事地磕了三个头。主席也不时向前起身表示回敬。见小孟了磕了头，吴旭君、李玲师、张玉凤也都先后去磕头。
看来，毛泽东这时是很高兴了。他说：“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母亲常带着我去庙里烧香拜菩萨。那时，我比你们现在小多了，我很信神。一边给菩萨磕头，一边嘴里念叨着要菩萨保佑。你们今天给我磕头，我不是成了神啦，你们也让我保佑吧！”
“我们当然心里也想着让您保佑啦，只不过没说出声来。”张玉凤抢着说。
“现在不是我保佑你们，而是你们保佑我噢！”30
晚餐后，毛又躺回床上。“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的家里有欢声笑语，但也有平时的沉寂。”31此后更多的是沉寂。以至于1976年春节，毛特意要小张、小孟等放鞭炮来增加些热闹。李敏回忆说：“1976年的春节，爸爸是在悲伤与凄凉、孤独与寂寞中度过的。我们兄妹三人没有去和爸爸团聚，没有去给爸爸辞岁拜年。据说也没有客人到爸爸身边陪他辞岁迎新。陪伴爸爸的，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32毛是喜欢“独”的：“独立寒秋”、“独有英雄驱虎豹”、“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那些“独”所表达的是一种“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今日长缨在手”的自信，甚至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霸气。而在1975年，他是真正的孤独了。
崇拜毛泽东的人当然不会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是这样孤寂地度过最后一个生日的。“外边，照例是热热闹闹。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都在若明若暗地宣传着。每逢这一天，单位、家庭、个人都要在中午吃长寿面。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成文的信条。虽然，没有有文件，没有布置，但人们都已自觉与不自觉地进入了‘祝寿’氛围之中。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形成的习俗。”这一说法略显过头。比如本文作者所在苏北农村，虽然都有为毛祝寿的愿望，但一般农家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祝寿，“吃面”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吃寿桃的更少。不过无论如何，举国为毛祝寿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至少，“12月26日，每个中国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33史学家顾颉刚1949年后即响应毛的号召，认真学习毛著、积极改造思想，在毛生日这一天也有表示。其1963年12月26日记中即云：“今日为毛主席七十寿，阖家吃面以祝。”次日还写诗“祝毛主席寿”：“扫尽人间虎与狼，伟人伟略起东方。昆仑三载犹难压，要把河山一担装。”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改造，这位受过五四新思想启蒙的知名学者，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对毛的崇拜。据其1967年6月8的日记，他还梦见过伟大领袖：“予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象，但足徵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孔子以不梦见周公而自叹其衰，予今体已就衰而志则甚壮，是则闻道虽晚，当不至朝闻夕死，不措之于实用也。”34对一些高级领导人来说，在毛的生日这一天吃面吃寿桃具有政治意义。1971年12月24日，正在日坛医院治疗癌症的陈毅一早醒来就问：“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吧？”护士告诉他还没有到，他说：“我要吃点寿面、寿桃。”26日，吃饭已十分困难的陈毅还是勉力吃了一点寿面、一个小寿桃。35显然，为毛祝寿之于陈毅已是一种习惯，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也没有忘记。这一点，成为陈毅无限忠于毛的重要证据。当陈夫人张茜在陈毅追悼会上告诉毛这一点时，毛感到高兴。
在现已公开的材料中，毛泽东在生日之际接受磕头，1975年是唯一的一次。在萧瑟的晚年，毛显示了作为普通人脆弱的一面。小孟有次对张玉凤说：“张姐，我都快三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毛的回答是：“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36 岁月无情。一个痛斥“独立王国”的领袖、一个追求“天下大乱”的斗士，现在已是一个希望年轻人“保佑”的老人。毛晚年喜欢和小姑娘来往，喜欢回忆往事，喜欢看老电影，有时甚至迷信。他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1976年4月21日，小孟读完有关吉林陨石雨的报道后，毛在窗前伫立良久，感慨而又激动地对小孟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小孟反问：在大人物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毛沉思后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37唯物主义是不相信什么生死预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是无所畏惧，但此时的毛泽东，却似乎不再有往日的壮心和豪情了。
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老了。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毛就说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他以最高领袖的威望和权力发动了“文革”，“文革”又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威望和权力。1966年7月27日，陈伯达即在北师大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同年10月1日，张春桥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38如果说延安整风确立了他在全党的独尊地位，那么“文革”又使他凌驾于党之上，由“党中央、毛主席”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他的办事机构，除他之外的所有领导人都只有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责任，全国上下基本上步调一致。然而，“天下大乱”也严重损害了毛泽东，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灾难不说，他本人也并不轻松：多年的战友、同志大多被打倒，两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死于非命，对新提拔的王洪文不满意，对忠心耿耿的周恩来有疑虑，江青又不争气，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几个亲戚（毛远新、王海容）和秘书兼护士小张、小孟受到他的信任。对于一位志在万里江山和千秋万代的革命家来说，这是怎样一种难堪？所以他经常要小张、小孟讲些笑话给他听，有时还和她们吵架，愤怒时还会大声吼叫。
还好，毛喜欢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无数情调沉郁苍凉、喻意隐晦深刻的作品成了他晚年的心理寄托。当时，北京、上海一些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提供各种文史选篇的注释本；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毛演唱古典词曲和其他国人不允许接触的的作品。1975年5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要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等作品的演唱。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39而另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197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40无论如何，毛对张词作了修改是确凿的。张元干的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唱《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别之意。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也许是人生暮年的无奈，也许是对身后事的不放心。1974年3月20日毛给江青的信有“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一句，1976年向华国锋等人等交班时也有“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41这些预感也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因此，毛晚年的孤独沉寂，是其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他1965年与刘少奇发生的冲突有关。毛认为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但他也明白，这一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采取的行动并不为大多数人民和官员所认同。改造中国的宿愿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却已老迈衰弱，真是“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所以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病榻上的毛虽有伤感、有迷信，但壮心未因衰年减，豪情依然伴白发。1975年8月，毛和身边人一起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说的是两个男青年都去救落井的小姐，因为谁救出小姐谁就可以娶小姐。两人商量后，一个下去把小姐放进筐内，一个在上面把筐拉上来。小姐被救上来了，上面的这个人为了得到小姐，就用石头盖上井口，抱着小姐成亲去了。毛看后与小张、小孟等人讨论，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井下的人好井上的人坏，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赞同的观点。但毛却秉其一惯的斗争哲学，认为井上青年好一些：“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这一招儿，他太愚了，还是井上那个青年聪明噢。”“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就那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42这种观点与毛一贯提倡的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是矛盾的，却真实地表达了毛的思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突破任何行为规范，“无法无天”，重要的是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就在发表这段宏论之后不久，毛又发动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且以更加霸蛮的语气设问：“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毛泽东是虎又是猴。何时是虎、何时是猴，取决条件、环境以及身体状况。1975年过最后一个生日时，毛权势依然，雄心依然，但毕竟老了，他不可能像批刘少奇那样以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那样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动员群众，也不可能像批林彪那样巡视大江南北、策动地方大员。1976年的运动固然举国响应、轰轰烈烈，但“文革”毕竟大势已去，气息奄奄，也不再像以前具有杀伤力了。除了病榻上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等人，全国上下都不想再折腾了。解放军曾经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军方将领也受到毛的特别信任，但此时的军队却是批邓的阻力。萧克上将时任军政大学校长，对批邓运动“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样，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当时，北大、清华和一些地方单位把邓小平当作敌我矛盾批判，我们也收到两本所谓批判的靶子，但没有印也没有传。……奉命到清华大学去听‘四人帮’的同伙迟群、谢静宜的所谓教育革命介绍，我们派人去听，但根本不表态，回来也不传达，不宣扬。”43王平上将时任武汉军区的政委，他的做法是：“我们按‘两报一刊’的口径搞批判，但不发挥，不创新，不搞上挂下联。我在军区宣布，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也不准许地方到军队来串连。‘四人帮’插手的那个军提出上街游行，我不同意，他们也不敢去。这个军上报了一份‘批邓经验’，军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提出转发，我告诉政治部‘送来就收，不予转发’。”44“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对“批邓”运动先是硬顶，然后是在2月28日在中央召集的会议上与新疆的领导同志统一口径：“硬顶当然不是办法，发言时我们可以绕开‘批邓’，避实就虚，多检查自己，实在避不开，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坚持三条：一、要称同志，二、人民内部矛盾，三、不给戴任何帽子。”45从6月到9月，新疆军区召开过21次常委会，没有一次是专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如此等等，运动实际上没有按照毛的意愿开展起来。
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这些军人断不敢如此轻慢在对待毛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但现在，他们知道此时的毛泽东不仅行动不便，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说话也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总之是雄风不再。将军们关心的不是“批邓”，而是毛之后的政治较量。比如杨勇就“常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国内政局，曾给政治局委员排过队，谁谁是站在这边的，谁谁可能倒到那边去，估计将来摊牌时会出现什么局面等。”46据陈再道上将说，1976年“四五事件”后，一些军队领导人“几乎每天都在招待所罗瑞卿同志住处，议论形势的变化，研究党和国家大事，对万一主席不在，形势恶化，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和‘四人帮’斗争到底。”47也就在毛躺在床上的1976年1月，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告诉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48
即使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切，他又能如何呢？他已经过完了最后一个生日了，他也承认：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几个月后，江青等人被抓，两年后，“文革”被彻底否定。
注释：
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432—433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6—1167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9、1160—1162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59页。
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0、1111页。
6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页。
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5页。
10李新：《回望流年一一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页。
1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6—1157页。
1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1页。
1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4页。
1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9—1170页。
1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9—1250页。
17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1462页。
1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8页。
1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31页。
2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2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5页。
2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16页。
2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1页。
2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4页。
25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59页。
2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45页。
2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69页。
28朱和平：“我和爷爷朱德在一起的日子”，载广州《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3日。
29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30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页。
31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9—110页。
32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33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05页。
34余英时《未飞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4、103、104页。
35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3页。
36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18页。
37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33页。
3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65、100页。
39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出版社，1999年，第290页。
40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691页。
4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86、1782页。
42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67页。
43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29页。
44王平：《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82—583页。
45杨菁、张作光：《往事》，济南：明天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
46姜锋等：《杨勇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446页。
47冯征：“我所了解的陈再道将军”，载北京：《纵横》1999年第7期。
48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
单世联，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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