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未來總理難題絕不是一個人選問題

未來總理難題絕不是一個人選問題

《明鏡月刊》田橫


　　羅小朋說，中共18大面臨的總理難題，絕對不是一個人選問題，也不僅是中共高層的派系權力平衡問題，而涉及到18大後，整個中國權力結構和治理結構的通盤設計，涉及到中共應對危機的改革方向和路徑選擇。

　　【檢討胡溫執政得失，首先是不論誰當新總理，象溫家寶那樣連任十年，且一人對經濟決策大權在手，這對中共政權乃至整個國家的風險都實在太大，不堪承受。其次，胡溫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弱點，就是不知如何對付地方政府。他們與地方政府的博弈是完全失敗的，結果是肥了無數貪官，害了億萬百姓，留下無窮後患。18大後中央與地方博弈的規則設計和總理選任規則的設計，不僅要求對解決地方有效治理這個要害問題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新總理將要面對的新問題，就是如何對付強勢封疆大吏。這個問題在薄熙來主政重慶之後開始突現，令胡溫不知所措。規範面臨變天危險的黨天下總理與有全國影響力的封疆大吏之間的政治和行政關係，不僅涉及到新的政治平衡是否穩定，而且涉及到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一些重大立法和政策的協調。

　　不言而喻，18大後黨天下的總理難題，最關鍵的焦點還不在總理與地方大員之間的政治關係如何安排，而在於總書記習近平與總理之間將構建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張力。這個問題如何處理，將影響整個中共權力結構的未來佈局。習李雙接班的安排，是曾慶紅的傑作。這個有想象力的創意，展示了曾慶紅過人的政治智慧和謀略。曾慶紅17大時為什麼以激流勇退為這樣的安排開路，非常耐人尋味。

　　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助力太子黨在18大後主政中國。曾慶紅不可能不知道，推動這一格局，不得人心，而且也不可能不遭到胡錦濤的堅決抵制，但他為什麼要堅持這樣做，又為什麼要安排李克強以總理的位子與習近平一道接班？原因之一，當然就是避免清朝垮臺前皇族內閣的下場。如果中共最高權力完全被太子黨壟斷，其政治後果會非常嚴重。但如果因此而認為曾慶紅只不過是想讓李克強作個陪襯，或不得不向胡錦濤妥協，就太低估他了。

　　我的看法是，曾慶紅真心想推動中共內部形成一種健康的派系競爭，增強中共內部的活力。】

　　羅小朋說，把黨內派系之爭，尤其是大政方針之爭，正式轉化為總書記與總理之間的角色張力是說不通的。溫家寶以總理的角色呼吁政治改革，總書記胡錦濤又另唱一套，是一種非常狀態。那麼，中共18大之後，總書記和總理之間的張力，應賦予什麼新的政治和治理內涵呢？我的理解是，要增加有利於促進地方自治，用地方自治來帶動社會自治，擴大政治自由的政治張力。



　　　　　　　　　　《十八大亂局》（财大出版社）

　　常務副總理總理輪流坐莊？

　　積多年對中央地方關係之研究和思考，羅小朋提出如下一個具體思路，以推動中國精英，尤其是推動即將主政的中共新領導去思考：

　　第一，提高中央決策過程對地方的開放性，讓幾個重要省份的封疆大吏正式參與國務院日常決策。鑒於重慶、廣東以及上海、新疆在探索地方自治路徑的重要戰略地位，應考慮讓這些地方的主政大員身兼國務院副總理或國務委員，定期參加國務院常務會議。

　　第二，以上措施必然加強總理直接協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關係的職權。這種安排，有利於促進總理的這一職能，促進高層精英合作，從而避免再發生類似4萬億那樣的決策災難。更重要的是，這種安排是一種既有利於維護法律和政令統一的尊嚴，又有利地方創新的精英政治形式。為此，可以進而考慮常務副總理輪流坐莊，考慮總理輪流坐莊。

　　第三，以上安排，增強了總理既代表中央行政權力，也代表地方行政權力的政治基礎，這就提出了如何增加總書記的權力和手段來制衡總理之權，從而有效制衡整個官僚系統權力的問題。我認為可以考慮的辦法就是由黨中央，也就是由總書記直接任命部分縣份的一把手。這實際上是對帝制中國郡縣制傳統的再創造。由中央直接選拔和任命一批縣份的一把手，擴大了地方精英政治的開放性。對這些人實行新的選任和激勵機製，可以解決前兩屆存在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問題。這一措施能夠對各省的治理和改革，施加有效的壓力和監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這個開放性的辦法，從黨內外選拔和培養一批職業政治家，從總體上提高精英政治的開放性。

　　這個權力結構改革設計中最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中國郡縣制的治理傳統來改造黨天下越來越封閉和封建化的地方治理。眾所周知，中共現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地方治理危機，地方政府的集體腐敗，地方權力與黑惡勢力的勾結極為普遍。這種普遍現象的制度根源之一，就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紅色封建制在改革過程中發生了腐敗蛻變。薄熙來在重慶以高壓打黑的辦法，解決了當地這類問題。但全國沒有那麼多薄熙來，而且，強人治官的辦法並不是一種可持續的辦法。

　　對於中國式地方分權的構造，羅小朋提出並闡述了 “互惠性地方主義”（reciprocal localism）這一概念，就是在一定前提下，給地方更大自主權，探索擴大自由和平等權利。

　　【在新形勢下推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義，就是要明確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城市對農村的援助義務，並促進它們在援助的效果和成本方面展開競爭。為此，中央要把更多的財力留給地方。事實證明，地方花錢向中央買自由的結果，是中央和各級政府權力越來越大，越來越不顧人民死活。這是不是一條通往自由的生路，而是一條通向新型奴役的死路。中央把更多的經濟剩餘留給地方，讓各地自己解放自己，也幫助別人獲得解放，應該是一條真正通向自由之路。】

　　在文章結尾處，羅小朋表達了自己對中共18大的真誠期望：“我希望這次重要的會議能夠成為中華文明走向自由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上世紀中國人鬧了兩場革命，卻沒有得到自由，這其中的教訓究竟是什麼？向往自由是人類的本性，中國人絕不會例外。為此，中國人很可能還要再來一場大革命。即將主政中國的中共領導人不可能阻止這場政治革命，但他們有可能讓這場政治革命不在今後10年內發生。為此，我提出了開放的精英主義和互惠的地方主義兩大建言，希望中共以此路徑穩健地擴大地方自治和社會自治，繼而擴大政治自由，從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準備條件。這樣，黨天下雖然不可避免會被終結，但中共有可能像國民黨那樣，獲得新生。”（《明鏡月刊》第25期）


《明鏡》月刊 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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