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向云南“移民”

向云南“移民” (2012-12-17 17:48:46)
说起中国人的移民，一般都会想起美加澳，而近十年来，却有一群人将目的地锁定云南，形成一波新的『移民』潮，这些『移民』大多自嘲为loser。他们无法适应那些难以撼动的竞争逻辑：成者为王，不成为寇，多样性、包容性价值观的空间被挤压到所剩无几，他们开始陆续定居云南，在这一片风景优美、民族融合、且房价未涨的土地上组成『城市失败者联盟』。他们在那里似乎找到了心中的自由，以及安放心灵，乃至尸骨的地方。

文 | 壹读iRead记者 靳锦
农历三月二十八，作家野夫背着一袋白花花的大米，来到大理附近的西门村。村子古香古色，主街道两侧坐满了衣不蔽体的乞丐，绵延数里。他们大多数身有残疾，行动不便，却井然有序，野夫路过他们的时候，在每个人面前的碗里撒下一把大米。

这一天是花子节，也是野夫口中的“丐帮大会”。相传执掌阴间事物的东岳大帝今天过生日，要把死鬼放出来游玩一天，让叫花子也来接受施舍。

“他们是在讨米。你在城里还能找到讨米的乞丐吗”？野夫问道。城里不能，大理可以。旅游开发日趋完善的今日，大理仍然保持了神秘感：为何还有如此之多乞丐，他们如何到达这里，是否有人组织。在作家野夫眼中，这种仪式性的行为颇有古风，甚至有“行帮或者半秘密社会”的感觉。吸引他来大理定居的原因之一，就是出门口不久，就能碰见这样的“江湖”。

近几年，“到云南去”和之前的“到西藏去”一样，成为文艺青年必修的功课。无处不在的旅游手册介绍说，“到西藏去”可以净化都市尾气里苟延残喘的疲惫心灵，而“到云南去”则可以在苍山听风、洱海观月的行为中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有趣的是，西藏成为旅游热点，而云南，尤其是大理成为了热门的定居点，定居者中不乏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分子群落。
江湖

柴静到大理，野夫开辆老富康去接她，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柴静由此写下那篇流传很广的《日暮乡关何处是》。

“江湖”是野夫钟爱的词。“江湖是什么？就是民间社会。”野夫解释道。“牛鬼蛇神”—柴静这么总结。除了背米去花子会，野夫还有更广的“圈子”，开客栈的、摆地摊的、出租书的、卖首饰的，都是乡亲好友。

野夫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大理写成，买一大背篓的菜放在冰箱，在苍山下的院子里一待就是十几天。觉得寂寞，去老友开的酒吧喝酒，来往的都是性情中人，常常有人因言论不合，直接从二楼被扔到墙外的荒草中去。派出所开始还问问，后来摔得多了，也没出人命，就再也不肯来了。

谈禅论道更是方便。野夫常去山里见大理无为寺的大和尚，问问是否要带油米，朱红的寺门，两边楹联也是野夫写的，“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唐代，云南与东南亚交易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成为佛教东传之路。因为与越南接壤，传教士在越南法属殖民地时期北上，带来基督教和西方事物，至今云南中部偏远的藏民家里仍有酿制葡萄酒的习俗。南接三国，地育26个民族，各种宗教并行不悖，野夫得以在住所方圆之内，看花子，交游子，访僧人。

2006年，野夫离了婚，也厌倦了已经做了近十年、颇有成就的书商生涯。他关闭了图书公司，遣散员工，勾销了百万账本，一个人开着车直奔大理。

他前半生跌宕起伏，当过警察，也蹲过监狱，赶上民营图书公司兴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赚了一笔钱，却发现自己过着“四十岁还在为一万块天天电话向人要钱，和黑社会一样”的生活。之前到大理，出身土家族的野夫感受到了“在故乡也没有感受到的家的感觉”，老街、青石板路、瓦房顶，都像童年时小镇上的光景。“毁家之变”后，野夫决定去大理。

这个“家的感觉”并没有被更多的人呵护，至少他的第一个房东如此。房东同意野夫先付首付，余下的钱再凑，不久却反悔，硬要他拿出26万全款。野夫不得已只好另寻他处。

但租房子并未给野夫后来在大理的生活造成更多的困扰。在苍山脚下找了个院子住下后，他享受着作家向往的平静生活，并继续发现“江湖”的神妙，“这是我可以埋骨的地方”，他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没有产权就没有安全”，前媒体人陈朗感慨道。他也有一个田园梦，在玉龙雪山脚下找了个农家小院租住，房租签了20年。他还将居所的一部分改建成客栈，招待来往的朋友。

对于在云南的生活，陈朗比作家要少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描述，“北京有的人，这里都有”。云南意境开阔、风物宜人，农庄梦容易实现，但“理想国是不存在的”，陈朗摇了摇头。
庙堂

陈朗在媒体圈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1995年从事媒体工作。1999年，他26岁，出差途中遇到一群得了“奇怪的病”的人。出于记者的敏锐，他没有坐到目的地，而是沿着这条线索调查下去。震惊世界的河南“艾滋病村”浮出水面。

他在那篇轰动的报道艾滋病的文章上署了真名。后来，报社要求他用一个新的名字重新工作，他从此很少用到自己的真名字，偶尔有人喊他，他竟感到陌生。从2000年到2001年，他自费走访了30多个艾滋病村庄，并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河南农村艾滋病报道”；同样是2001年，他被开除了。这一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承认了河南的艾滋病问题。

陈朗2011年在云南大理附近租下了个小院子。之前找院子就花了好几年，他去了腾冲、香格里拉等地，最后在玉龙雪山下找了个地方，抬头见山，锄花篱下。他对自己定居点的要求是：要有山有水有田园；不能离城市太远，也不能太热闹。他在院子里种下蔬菜和花，但主要是雇人打理，“想要有田园的感觉，又不想自己动手”。

不同于其他定居者，他仍然担任北京某杂志要职，虽然每个月会去大理的房子小住几日，但北京的一切都还压在肩头。2004年，他宣布淡出艾滋病报道。2005年开始，他担任南方某媒体驻京记者，继续关注社会民生。今年，他办了一本新刊，在一个媒体人职业化的道路上走到了高层。

他亲自设计了在大理的房子。虽然位于远离旅游区的村子，但重新装了热水、电、网络，几十平米的大客厅中有投影仪，看电影很方便。他甚至做了个玻璃房子，晚上吃饭，抬头便是灿烂星辉。在《哈利·波特》里，这样的场景在霍格沃茨出现过，不过需要用魔法变出来。

揭露艾滋病的道路艰辛，他曾见感染艾滋病的24岁青年在自己眼前暴毙，也曾因报道艾滋病而被迫北上。多年前，一位艾滋病病人粗糙的手划过他的手背，甚至留下了渗血的伤口。作家阎连科听他讲了艾滋病村的故事，回去写了小说《丁庄梦》。陈朗痛惜时至如今虽然艾滋病已经“去政治化”，但病人仍遭歧视，自己的努力“像拳头打在软绵绵的墙壁上，没有回力”。

“在自己的行业里，该做的都做了，也做得足够多了，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陈朗说，他决定缓慢交出手头的工作，定居大理，做个自由人。“‘这里’和‘那里’都是一样的。若说区别，就是一个不同人生阶段的选择，现在去云南的这批人，就是当年去北京的那批人”。

摄影师程昌是从“那里”到“这里”的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位。他29岁，之前在北京做专职摄影师。程昌的家人都从事摄影，“睁开眼看见的第一缕光线就是我爸在摆弄胶片”，自己的摄影师生涯也如鱼得水。他曾为《昕薇》、《时尚》等各大时尚杂志拍摄照片，镜头前的尤物，是演员、模特和亚洲小姐。

现在他主要拍大理的特色客栈、风景和民俗人像。最近拍摄的一组大理村民，人物脸上的纹路皱成一朵花，他也不需要修片了。程昌2012年的春节来到了大理，在古城内开了个咖啡馆。他穿麻布的衣服，正点吃饭，想要和朋友聚餐了，一次叫10个朋友，大家20分钟内就到齐，不用再从各个环线上飞奔到某个用可疑油的小餐馆，还需要提前半天通知。

程昌并未在职业上遭遇不可解的困境，虽然也会表示“美女看多了都头疼”，并叹道“圈子太乱”。他搬去大理的2012年，国内的新闻里充斥着问题牛奶、塑化剂风波、勾兑酒和瘦肉精的新闻；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持续披露，人们才发现北京的空气质量在P M2 .5的标准上从未达标。“我浑身是毒”，程昌感慨道。他和妻子决定在云南养两年，把体内的毒素排出去，再生个孩子。

但都市从未做过大理的对立面，“庙堂”也没有淡出过“江湖”的关怀。时尚摄影的收入仍然支持着程昌开咖啡厅，他要先给湖南卫视拍一组美女照，才有可能去拍靠在洱海边上的一只悠闲的藤椅。纵然已经宣布“中年记者职业理想已死”的陈朗，仍然不忘继续在微博上关注、转发民生话题，他最近发言的焦点是河南的平坟问题。

“你看过电影《最爱》吗？”我问陈朗。《最爱》是导演顾长卫2011年拍摄的一部有关艾滋病人的故事片。

健谈的陈朗陷入了一阵沉默。“没看过，也不想看。我参与得太深了。”“废人”

“我基本上是个废人”。刘然说道，没有感慨的语气，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他从事媒体工作14年，曾和陈朗共过事，现在，他们都选择了定居大理。

他们的周围，还有一群选择大理的媒体人，“这和市场化媒体施展空间日益逼仄有关”，陈朗提到。刘然年近四十，在党媒八年，市场化媒体八年，擅长报道小人物生活。有一阵子，他连续报道广州骨巨细胞瘤患者跳桥、父亲为医治患儿而坚持乞讨多年等几起事件，终于心力交瘁，既为报道本身的无力而疲惫，也为事实的残酷而灰心。他曾问一个医生，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将如何？医生面无表情地说；“我现在只能坐在我这个位置上考虑问题”。

陈然无法再做一个斗士。现在，他需要不断剃光头以遮掩荒芜的头顶，腰椎旧伤让他再也踢不了一场球赛。年轻的时候有职业理想，后来发现除了理想上的差距，这个职业也并不能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房价一上涨，就产生了怀疑”。

他在双廊和朋友合资开了一家客栈，不看新闻，只关心身边的人。作为资深户外旅游者，他不用请假就有时间到处游玩，也不用再为都市里的同类竞争而焦虑。他虽热爱家庭和父母，但生来不愿意为这些责任定位，在世俗的习惯中消磨迎合，直到中年，才下决心离了婚一个人过。目前离婚十年。

莫七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他喜欢写作、翻译，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学校当老师，提职称、拿学位，“后来工作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开始反思自己身处的现代文明系统，发现自己并不赞同其中的价值观，“产生了避让的想法”。

莫七租住的平房在大理古城附近，平时除了在家翻译，就是出门和朋友聚聚，或者野游。以前工作时他曾来过十多次大理，今年翻译了凯鲁亚克的三本书，身未远行，但继续“在路上”。

“云南移民”在采访中无一例外地自嘲自己是“失败者”、“废人”、“los e r”。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社会这几十年快速变化中形成的难以撼动的竞争者逻辑：成者为王，不成为寇。多样性、包容性价值观的空间被挤压到所剩无几，“失败者们”偏安西南，在这一片风景优美、民族融合、且房价未涨的土地上组成“城市失败者联盟”。陈朗干脆称自己是个“病人”，并对云南某些定居地点做了等级划分：去丽江附近的大研等镇，你的“病”在门诊部就可以看好；到了束河，你是进了“住院部”；而到了更偏远的白沙，则说明你已经“病入膏肓”，不得不去“IC U病房”了。至于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丽江古城，则根本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逃得越远，似乎就越决绝。阿坚本来住在大理古城，后来一直往远处搬，现在住在山上。他14岁出来在广州混江湖，组过乐队、干过各种各样的生计，“物质化世界”的疲惫感，他比同龄人要更有感触。2010年，27岁的阿坚定居大理，专心做古琴。他在山上和朋友合租了一个院子，自己的卧室也是工作室，桌子上面摆满了曲线锯、锤子、凿子等各式各样的工具，还有四处搜罗来的资料。在一个雨天，他看到屋檐前瓦落下一滴水，就做了一个曲线优美的“水滴琴”，有朋友要买，他就卖，也不吆喝。

“忙就是‘心亡’”，阿坚说。他朋友在古城内租了个店面，想做豆腐了，才会在店面门口挂出“今日做豆腐”的牌子。对于阿坚和他的朋友们来说，“竞争”已抛诸脑后，“有用”也实在值得商榷。

“年轻的时候漂泊感是美学的孤独，但中年之后要面对最终漂向何方的问题”，方向在哪？“就是过简单快乐的日子”，刘然说道。虽然中国有古话，“心安处是故乡”、“大隐隐于市”，但刘然认为，“中国人普遍缺少信仰，人的支撑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周围的环境”，因此，“食品安全、成功学、空气污染，都让人焦虑”，剩下的保留地已经不多了。
精英

萧望野的房子和工作室在距大理古城20分钟车程的村子里。苍山脚下，白云深处，隔很远就望见一块块齐整的农田里立着一栋木质小屋。屋前是一洼水塘，和20亩的向日葵地。

木屋新建成，家具还没有到位，宾客都拿个垫子席地而坐。话毕，只要抬头，浓郁的葵黄色排山倒海，但又寂静无声。这是萧望野实践了十数年“灵性教育”的另一个基地。她之前在广西支教数年，即便在深山之中，也坚持实行“反射精神需求”的灵性教育”。现在，她在大理附近的村子里办了一个小班，招收几个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启发心灵”。

在纪录片《那美》中，萧望野记录了一个小班的学习过程。一群四五岁的孩子住在集体宿舍，白天由萧望野带着去远足、扎染、听音乐。“不是教，而是感受”，萧望野强调这一点。

萧望野并非坚持“非主流教育”的独行者。定居在大理城南的陈志鹏同样如此。他家的四合院里，有一栋房子的二楼被空出来安放学生住宿的上下铺，一楼则是学生活动的场所，散放着手鼓和座椅。陈志鹏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张大千的学生。他本人亦颇有绘画天分，十几岁时已经有人收藏他的画。到他后来放下绘画，转行做了音乐，“声音是震动，一种更直接的表达和交流方式，”他顿了顿，“绘画是独处，而且也太容易了”。在他开办的“学校”里，听手鼓、感受声音律动是很重要的“课程”。

“精神要在物质世界里说的话，早就已经存在那里，我们人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去反射它。”除了一些比较模糊的哲理，萧望野没有对“灵性教育”进行更清晰、更明确的定义，“不说比说有力量”。

在云南，还有为数众多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坚持并实践自己的价值观，但他们似乎并不过度宣传，或者争辩。在大理街头为社团募捐的艺人，也要对游人特别强调：“不要宣传，不要上网”。

定居大理的外地人，对自己的事情多三缄其口。问及种种生活选择，他们的回答总是非常抽象。莫七说来大理是因为“找到了‘本我’”，而什么是“本我”？他回答：“本我即自我，如同太阳即太阳，无法再作解”。

无论萧望野的“灵性教育”，还是莫七不愿深谈的“本我”，甚至陈朗对于云南定居点等级的笑谈，都显示出“精神贵族”的默契。自嘲多源于自信，而沉默大概是对找到自我定位的坚定或者自豪。

“云南移民”们都有很明确的美学追求。萧望野将自己的居所置于田野之中、花海之间；陈朗自己设计了藏书室、电影放映厅；刘然的客栈里有可以举行画展、发布会甚至演唱会的“公共空间”；住在山上的阿坚，捡回家一个巨大的树根，修剪打磨之后，是个古朴大气的茶桌。而环保主义则是不言自明的规则：陈志鹏的家里，甚至都不用含有化学原料的洗洁精。

野夫表示：“我们并非奔着苦难而去，而是奔着自由安逸的生活而去”。莫七也说：“不认同现代文明，不等于要过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定义的，不是自暴自弃式的放逐，而是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

代价呢？摄影师程昌租的院子，年租金2万元。这基本上是定居大理的均价，村子里要更便宜一些。野夫的院子月租金500元。但是如果要开客栈、开咖啡馆，还是需要大数额的投资。陈朗在玉龙雪山下的居所也是一个小型的客栈，前期投入已经有100多万元。而刘然在双廊的客栈，投资已经超过400万元。

野夫认为，大理有大山大海，气候优越，环境宽容，“是中国最像欧洲的地方”；但投资一个客栈，也和欧洲投资移民的成本不相上下。他又在大理古城旁边的小区新买了一套房子，住在那个小区里的诗人就有十几位。现在开了北京至大理的直飞航班，来回也更加方便。

在众多选择定居大理的人中，有如莫七这般，生活朴素、所需不多，不必负担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有像野夫、陈朗、刘然、程昌一样，除了精神生活之外，世俗生活也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准。相对于公众对“大理移民”的文艺范儿、嬉皮士印象，他们更有对现实的体认和考量。

“你挣十年钱，到财政自由。财政自由了，身体才能自由。身体自由是精神自由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陈朗对我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陈朗、刘然、莫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