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亞洲人恐怕要做最壞心理準備
亞洲人恐怕要做最壞心理準備
時間：2014-05-05 02:20
《內幕》編譯 江松京
多個機會把事情搞砸
如果事情能用“距離”來解決的話，一切就會變得簡單許多，拿釣魚島來說，台灣與釣魚島相隔200公里，中國與釣魚島相隔330公里，日本若以琉球群島計算，與釣魚島相隔更是有400公里之多。如此一來，包含五座無人島和三個露出海面的岩石的釣魚台（台灣稱釣魚台，中國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可說是“一個島嶼，各自表述”）應歸屬台灣，而不是任由中國和日本吵個不停。
的確，台灣政府向來堅持釣魚島屬於台灣，然而它的聲音始終被淹沒在更強大的鄰居之下，且大概不會有人不切實際地以為，釣魚島糾紛單純訴求“距離”就能解決的，誠如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指出，釣魚島揉合了霸權及民族主義，是國際影響力與自然資源之爭，加上歷史記憶攪局，使之成為東亞地緣政治中最麻煩的一座島嶼。無庸置疑，一場軍事危機正在醞釀，而醞釀者正是離荒涼小島1600公里的北京。
2013年11月23日，彷彿擔心釣魚島爭議鬧得還不夠大，中國宣布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此一舉動立即引起周遭國家極大反應，尤以美國和日本最甚，不到兩天的時間裡，在未依中國要求事先通知的情況下，美國從關島派遣兩架B-52轟炸機“侵入”中國防空識別區，當新聞出現後，距離釣魚島1800公里的東京立即信心大振，韓國也受到激勵，有樣學樣地陸續派出軍用飛機進入防空識別區，用中國成語形容，似乎有那麼一點“狐假虎威”的意味在。
當然，中國可不是紙老虎，面對美日韓侵門踏戶，中國也派出了戰鬥機“護送”日本和美國的飛機。於是，一個淺顯易見的問題浮現了：要是外國戰鬥機的駕駛員，或中國戰鬥機的駕駛員其中一方突然失去理智，東亞乃至於全世界能承擔如此後果嗎？
除了中國以外，所有參與這場危險遊戲的玩家無不認為，北京的行動將危及東亞和平，只要有些微的輕舉妄動，後續的連鎖效應肯定是非常之大的。前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威廉•法倫（William Fallon）曾於《金融時報》上批評，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完全沒有必要”，這只是提供多一個機會讓“人們把事情搞砸”，儘管他未明說，但這裡的“人們”指的正是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與韓國人。
《明鏡週刊》認為，中國在這場爭吵中的動機是很明確的：一年前，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90%出口都是通過海路運輸；與此同時，中國是快速崛起的國家，積極建立海軍力量在所難免，就像德意志帝國在100年前做的一樣，然而讓北京的軍事領導人感到困擾的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企圖一直被美國阻擋著，美國盟友如日韓台控制的島嶼及半島形成一道緊箍咒，大大限制了發展空間。
不免回想起1914年的歐洲
因此，突破“第一島鏈”儼然變成中國最為癡迷的戰略方向，因此當遼寧號駛進太平洋進行遠洋訓練時，不少中國人將之視為中國海軍的一大勝利，而釣魚島作為島鏈的一部分，理所當然是必須爭取的目標，同理可證，中國急於統一台灣也是出自相同考量。
突破“第一島鏈”儼然變成中國最為癡迷的戰略方向。
凡事有因必有果，在觀察未來東亞局勢走向前，不妨先從了解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做起。2011年，奧巴馬宣布將把美國戰略的支點（pivot）移往亞太地區，在分析人士眼中，此舉不僅意味著美國更加重視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也隱含遏制中國在東亞擴張的目的。同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於《外交政策》發表文章，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決心，增加軍事存在及促進民主人權等均是優先項目。
不管是美國增加軍事存在，或加強與盟友的軍事合作，不可能不讓中國如坐針氈，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將所言：“必要的時候，美國將公然對抗中國，就像過去對抗蘇聯那樣。”《明鏡週刊》也指出，2020年前五角大樓打算將60%的海軍部署在環太平洋地區，包含六艘航母以及大量的驅逐艦、巡洋艦和潛艇。
西方人或許可以將美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存在視為安撫亞洲盟國之舉，但對中國人而言，“百年屈辱”的記憶尚未遠去，很容易就把美國的參與當作一種威脅，這也是為什麼2013年12月初美國副總統拜登的亞洲行程格外重要，他不得不保持一種微妙平衡，一方面告誡盟友們不要過度反應，另一方面警告中國不要通過防空識別區進行挑釁，顯然地，這個任務十分艱鉅。
2013年12月初美國副總統拜登的亞洲行程格外重要。
隨著緊張氣氛一天比一天升溫，亞洲人的焦慮可想而知，然而對於理性的外交政策如何在危機時期帶來災難這點，歐洲人再清楚不過。歷史學家和分析人士紛紛討論著中國一手打造的東亞局勢與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何其相似，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表示，美國之於現在的東亞，就像英國之於一戰前的歐洲，所以美國必須向扮演德國角色的中國展現決心，如果中國的表現讓人無法接受，美國是有能力制止的。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其暢銷書《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中描繪了歐洲是怎麼不經意地走向一次世界大戰，至於評論當前的全球秩序時，克拉克說：“自冷戰結束後，壁壘分明的陣營對抗已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複雜和更不可預測的國家力量，包括新興的大國和衰敗的大國，這不免令人回想起1914年的歐洲。”
人類不全然是理性產物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文章裡。2013年12月3日，沃爾夫以“中國絕不能複製凱撒的錯誤”（China must not copy the Kaiser’s errors，凱撒為德國給予皇帝的名稱）發文指出，維持全球經濟開放同時，妥善處理崛起的專制強權和衰落的民主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只是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帶來的問題，也是21世紀共產中國提出的挑戰，我們都知道1914年的故事以戰爭作收，那麼現在呢？
在沃爾夫眼中，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明顯是種“挑釁行為”，它不僅與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重疊，也未獲得日本、韓國及美國認可。不過有趣的是，美國的反應是具有矛盾傾向的，一來它既派遣B-52轟炸機進入防空區，二來又呼籲美國民間飛機遵守中國要求，以免無辜生命受到危害，看似妥協又不妥協的態度，沃爾夫說，加劇了事情的複雜性。
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讓人學到，微小事件可以迅速升級成毀滅性結果，而且我們也別忘了，一戰後僅僅25年，歐洲尚未完全恢復元氣，二戰又接踵而至。現在的中國由民族主義者習近平領導，日本則由不遜於習的另一民族主義者安倍晉三領導，加上美國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承諾，衝突的風險乃是真實存在的，這並不是說彼此交戰不可避免，但與一個月或一年前相比，東亞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日本由不遜於習近平的另一民族主義者安倍晉三領導。
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沃爾夫便為讀者回顧了一下歷史：20世紀初，德國與英國開展了一場海上軍備競賽，1911年，當法國處理摩洛哥危機焦頭爛額之際，德國將砲艦派到了摩洛哥沿岸，藉此測試英法之間的關係。套用到當今來看，中國的防空識別區就是對日韓同盟與日美同盟提出考驗，因此德國崛起帶給英國的困擾，跟中國崛起帶給美國的困擾可說是驚人地類似，我們實在無法否認，歷史永遠是人類最好的導師。
與其致力於維繫東亞和平，為什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反其道而行？沃爾夫說，有鑑於習在國內的強大地位，防空識別區不太可能不經過他同意，然而按常理來講，中國沒必要為爭奪幾座無人島的控制權而引起軒然大波，畢竟國內還有深奧的經濟難題等在前頭，中國也還沒成為高收入國家，面對這麼多選擇，為什麼習偏偏要加大釣魚島開戰的機率？
這些問題早在1909年就有人提出，英國自由派學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作品《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指出，現代戰爭已經過時，因各國經濟緊密交織，衝突成本將超過戰爭發動國所期望的任何收益。平心而論，安吉爾的邏輯並不難懂，更是擲地有聲，但到頭來一次世界大戰仍證明他不全然是對的，換句話說，人類不全然是理性產物，民族主義說穿了不正是一種情感的凝聚嗎？
中國應處理得更圓滑些
時至今日，很多觀察家選擇繼續當安吉爾的信徒，信誓旦旦地聲稱，既然20世紀的美蘇冷戰都能和平落幕，21世紀更不可能爆發戰爭，不過沃爾夫提醒，歷史的循環一再表明，當“維持現狀者”與“改變現狀者”互相碰撞時，我們不能天真地以為衝突難以想像，雅典與斯巴達如此，從前的英國和德國也是如此。眼下來看，美國是“維持現狀者”，二戰後的太平洋秩序由它建立，中國是“改變現狀者”，絕不願屈居於第一島鏈內，於是，現代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正蠢蠢欲動。
現代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正蠢蠢欲動。
最後沃爾夫呼籲，民族主義的野心及怨恨過去日本的侵略是人之常情，但對習近平而言，這場遊戲過於危險，代價過於龐大，為了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習不只要適可而止，還得三思而後行。
沃爾夫將問題說得很嚴重，但也不是每個分析人士都如此悲觀，誠如在線雜誌《外交者》副主編香農‧蒂耶茲（Shannon Tiezzi）寫道，東海困局用一句電影台詞來說，就是“我們這裡缺乏的是有效溝通”（what we have here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出自1967年的《鐵窗喋血》），因為根據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的說法，防空識別區有建立的必要性，用以捍衛中國領土和領空安全，它能為國家防空系統提供預警，是不針對特定國家或特定地區的防禦措施，並且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公約。
這段話很有道理，但國際社會領情嗎？或者先不論外國人怎麼看，據《南華早報》報導，即使耿雁生曾明確表示劃定的區域不等同中國領土，絕大多數中國人仍將防空識別區視為“維護主權”的做法；另一份《環球時報》的調查則顯示，53%的受訪者認為防空識別區能幫助中國在與日本的領土爭端中取得“上風”，僅有39%說防空識別區有助於促進和平穩定，因此諷刺的是，無論耿雁生多麼努力強調防空識別區是“安全區”不是“危險區”，對航空和通信有益，相信者寥寥可數。
蒂耶茲認為，北京應採取主動姿態，與相關國家加強溝通，這不是說中國沒有設立防空識別區的合法權利，而是它應該處理得更圓滑些，更尊重他人些，畢竟“合法”不等於“不引起緊張”，否則的話，2012年日本的購島行為也是合法的，中國人又何必如此之義憤填膺？
歐洲正是歷經了兩次慘絕人寰的戰爭才體會到和平的可貴，因此他們建立歐盟，同心堅定地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走下去；相對地，東亞歷經的戰爭不會比歐洲少，可是距離實現真正的和平還很遙遠，亞洲人恐怕要做出最壞的心理準備，也就是中日領導人學到的教訓還不夠多，還要以無辜百姓的性命作為個人前途的賭注。
（《內幕》第24期）
時間：2014-05-05 02:20
《內幕》編譯 江松京
多個機會把事情搞砸
如果事情能用“距離”來解決的話，一切就會變得簡單許多，拿釣魚島來說，台灣與釣魚島相隔200公里，中國與釣魚島相隔330公里，日本若以琉球群島計算，與釣魚島相隔更是有400公里之多。如此一來，包含五座無人島和三個露出海面的岩石的釣魚台（台灣稱釣魚台，中國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可說是“一個島嶼，各自表述”）應歸屬台灣，而不是任由中國和日本吵個不停。
的確，台灣政府向來堅持釣魚島屬於台灣，然而它的聲音始終被淹沒在更強大的鄰居之下，且大概不會有人不切實際地以為，釣魚島糾紛單純訴求“距離”就能解決的，誠如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指出，釣魚島揉合了霸權及民族主義，是國際影響力與自然資源之爭，加上歷史記憶攪局，使之成為東亞地緣政治中最麻煩的一座島嶼。無庸置疑，一場軍事危機正在醞釀，而醞釀者正是離荒涼小島1600公里的北京。
2013年11月23日，彷彿擔心釣魚島爭議鬧得還不夠大，中國宣布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此一舉動立即引起周遭國家極大反應，尤以美國和日本最甚，不到兩天的時間裡，在未依中國要求事先通知的情況下，美國從關島派遣兩架B-52轟炸機“侵入”中國防空識別區，當新聞出現後，距離釣魚島1800公里的東京立即信心大振，韓國也受到激勵，有樣學樣地陸續派出軍用飛機進入防空識別區，用中國成語形容，似乎有那麼一點“狐假虎威”的意味在。
當然，中國可不是紙老虎，面對美日韓侵門踏戶，中國也派出了戰鬥機“護送”日本和美國的飛機。於是，一個淺顯易見的問題浮現了：要是外國戰鬥機的駕駛員，或中國戰鬥機的駕駛員其中一方突然失去理智，東亞乃至於全世界能承擔如此後果嗎？
除了中國以外，所有參與這場危險遊戲的玩家無不認為，北京的行動將危及東亞和平，只要有些微的輕舉妄動，後續的連鎖效應肯定是非常之大的。前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威廉•法倫（William Fallon）曾於《金融時報》上批評，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完全沒有必要”，這只是提供多一個機會讓“人們把事情搞砸”，儘管他未明說，但這裡的“人們”指的正是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與韓國人。
《明鏡週刊》認為，中國在這場爭吵中的動機是很明確的：一年前，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90%出口都是通過海路運輸；與此同時，中國是快速崛起的國家，積極建立海軍力量在所難免，就像德意志帝國在100年前做的一樣，然而讓北京的軍事領導人感到困擾的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企圖一直被美國阻擋著，美國盟友如日韓台控制的島嶼及半島形成一道緊箍咒，大大限制了發展空間。
不免回想起1914年的歐洲
因此，突破“第一島鏈”儼然變成中國最為癡迷的戰略方向，因此當遼寧號駛進太平洋進行遠洋訓練時，不少中國人將之視為中國海軍的一大勝利，而釣魚島作為島鏈的一部分，理所當然是必須爭取的目標，同理可證，中國急於統一台灣也是出自相同考量。
突破“第一島鏈”儼然變成中國最為癡迷的戰略方向。
凡事有因必有果，在觀察未來東亞局勢走向前，不妨先從了解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做起。2011年，奧巴馬宣布將把美國戰略的支點（pivot）移往亞太地區，在分析人士眼中，此舉不僅意味著美國更加重視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也隱含遏制中國在東亞擴張的目的。同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於《外交政策》發表文章，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決心，增加軍事存在及促進民主人權等均是優先項目。
不管是美國增加軍事存在，或加強與盟友的軍事合作，不可能不讓中國如坐針氈，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上將所言：“必要的時候，美國將公然對抗中國，就像過去對抗蘇聯那樣。”《明鏡週刊》也指出，2020年前五角大樓打算將60%的海軍部署在環太平洋地區，包含六艘航母以及大量的驅逐艦、巡洋艦和潛艇。
西方人或許可以將美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存在視為安撫亞洲盟國之舉，但對中國人而言，“百年屈辱”的記憶尚未遠去，很容易就把美國的參與當作一種威脅，這也是為什麼2013年12月初美國副總統拜登的亞洲行程格外重要，他不得不保持一種微妙平衡，一方面告誡盟友們不要過度反應，另一方面警告中國不要通過防空識別區進行挑釁，顯然地，這個任務十分艱鉅。
2013年12月初美國副總統拜登的亞洲行程格外重要。
隨著緊張氣氛一天比一天升溫，亞洲人的焦慮可想而知，然而對於理性的外交政策如何在危機時期帶來災難這點，歐洲人再清楚不過。歷史學家和分析人士紛紛討論著中國一手打造的東亞局勢與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何其相似，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表示，美國之於現在的東亞，就像英國之於一戰前的歐洲，所以美國必須向扮演德國角色的中國展現決心，如果中國的表現讓人無法接受，美國是有能力制止的。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其暢銷書《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中描繪了歐洲是怎麼不經意地走向一次世界大戰，至於評論當前的全球秩序時，克拉克說：“自冷戰結束後，壁壘分明的陣營對抗已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複雜和更不可預測的國家力量，包括新興的大國和衰敗的大國，這不免令人回想起1914年的歐洲。”
人類不全然是理性產物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文章裡。2013年12月3日，沃爾夫以“中國絕不能複製凱撒的錯誤”（China must not copy the Kaiser’s errors，凱撒為德國給予皇帝的名稱）發文指出，維持全球經濟開放同時，妥善處理崛起的專制強權和衰落的民主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只是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帶來的問題，也是21世紀共產中國提出的挑戰，我們都知道1914年的故事以戰爭作收，那麼現在呢？
在沃爾夫眼中，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明顯是種“挑釁行為”，它不僅與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重疊，也未獲得日本、韓國及美國認可。不過有趣的是，美國的反應是具有矛盾傾向的，一來它既派遣B-52轟炸機進入防空區，二來又呼籲美國民間飛機遵守中國要求，以免無辜生命受到危害，看似妥協又不妥協的態度，沃爾夫說，加劇了事情的複雜性。
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讓人學到，微小事件可以迅速升級成毀滅性結果，而且我們也別忘了，一戰後僅僅25年，歐洲尚未完全恢復元氣，二戰又接踵而至。現在的中國由民族主義者習近平領導，日本則由不遜於習的另一民族主義者安倍晉三領導，加上美國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承諾，衝突的風險乃是真實存在的，這並不是說彼此交戰不可避免，但與一個月或一年前相比，東亞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日本由不遜於習近平的另一民族主義者安倍晉三領導。
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沃爾夫便為讀者回顧了一下歷史：20世紀初，德國與英國開展了一場海上軍備競賽，1911年，當法國處理摩洛哥危機焦頭爛額之際，德國將砲艦派到了摩洛哥沿岸，藉此測試英法之間的關係。套用到當今來看，中國的防空識別區就是對日韓同盟與日美同盟提出考驗，因此德國崛起帶給英國的困擾，跟中國崛起帶給美國的困擾可說是驚人地類似，我們實在無法否認，歷史永遠是人類最好的導師。
與其致力於維繫東亞和平，為什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反其道而行？沃爾夫說，有鑑於習在國內的強大地位，防空識別區不太可能不經過他同意，然而按常理來講，中國沒必要為爭奪幾座無人島的控制權而引起軒然大波，畢竟國內還有深奧的經濟難題等在前頭，中國也還沒成為高收入國家，面對這麼多選擇，為什麼習偏偏要加大釣魚島開戰的機率？
這些問題早在1909年就有人提出，英國自由派學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作品《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指出，現代戰爭已經過時，因各國經濟緊密交織，衝突成本將超過戰爭發動國所期望的任何收益。平心而論，安吉爾的邏輯並不難懂，更是擲地有聲，但到頭來一次世界大戰仍證明他不全然是對的，換句話說，人類不全然是理性產物，民族主義說穿了不正是一種情感的凝聚嗎？
中國應處理得更圓滑些
時至今日，很多觀察家選擇繼續當安吉爾的信徒，信誓旦旦地聲稱，既然20世紀的美蘇冷戰都能和平落幕，21世紀更不可能爆發戰爭，不過沃爾夫提醒，歷史的循環一再表明，當“維持現狀者”與“改變現狀者”互相碰撞時，我們不能天真地以為衝突難以想像，雅典與斯巴達如此，從前的英國和德國也是如此。眼下來看，美國是“維持現狀者”，二戰後的太平洋秩序由它建立，中國是“改變現狀者”，絕不願屈居於第一島鏈內，於是，現代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正蠢蠢欲動。
現代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正蠢蠢欲動。
最後沃爾夫呼籲，民族主義的野心及怨恨過去日本的侵略是人之常情，但對習近平而言，這場遊戲過於危險，代價過於龐大，為了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習不只要適可而止，還得三思而後行。
沃爾夫將問題說得很嚴重，但也不是每個分析人士都如此悲觀，誠如在線雜誌《外交者》副主編香農‧蒂耶茲（Shannon Tiezzi）寫道，東海困局用一句電影台詞來說，就是“我們這裡缺乏的是有效溝通”（what we have here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出自1967年的《鐵窗喋血》），因為根據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的說法，防空識別區有建立的必要性，用以捍衛中國領土和領空安全，它能為國家防空系統提供預警，是不針對特定國家或特定地區的防禦措施，並且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公約。
這段話很有道理，但國際社會領情嗎？或者先不論外國人怎麼看，據《南華早報》報導，即使耿雁生曾明確表示劃定的區域不等同中國領土，絕大多數中國人仍將防空識別區視為“維護主權”的做法；另一份《環球時報》的調查則顯示，53%的受訪者認為防空識別區能幫助中國在與日本的領土爭端中取得“上風”，僅有39%說防空識別區有助於促進和平穩定，因此諷刺的是，無論耿雁生多麼努力強調防空識別區是“安全區”不是“危險區”，對航空和通信有益，相信者寥寥可數。
蒂耶茲認為，北京應採取主動姿態，與相關國家加強溝通，這不是說中國沒有設立防空識別區的合法權利，而是它應該處理得更圓滑些，更尊重他人些，畢竟“合法”不等於“不引起緊張”，否則的話，2012年日本的購島行為也是合法的，中國人又何必如此之義憤填膺？
歐洲正是歷經了兩次慘絕人寰的戰爭才體會到和平的可貴，因此他們建立歐盟，同心堅定地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走下去；相對地，東亞歷經的戰爭不會比歐洲少，可是距離實現真正的和平還很遙遠，亞洲人恐怕要做出最壞的心理準備，也就是中日領導人學到的教訓還不夠多，還要以無辜百姓的性命作為個人前途的賭注。
（《內幕》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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