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李春阳 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徐昕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说这番话的是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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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阳：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徐昕 发布于2014年5月19日 11:24
受托发布李春阳博士的大作。学者，画家，诗人，她有关白话文危机的研究，虽未正式在大陆出版，却已影响巨大。前不久，她送我一幅画，好看，喜欢，珍藏。她专注地画画，品乐，写作。她的微博和博客，感性，雅致，深刻。网络众声喧哗，她就像一株寂静的蔓草…推荐她的博客和微博：@春阳写诗http://blog.sina.com.cn/chunyangxieshi——徐昕
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李春阳
胡适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给李敖的信中说，“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1]这封信没有写完，胡适就去世了。他临终前看重的这位作者，是周作人。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说这番话的是冯雪峰，时在抗战前夕，没有人怀疑三先生周建人对冯雪峰的这个回忆。[2]直至今日，这句话不但无可更改，也才显示它的分量：白话文运动的有限成就——因而更为珍贵——可以说，惟造就周氏兄弟这么两位文体家。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的一生，毁誉交织，难于被归类。他留下精美的创作与翻译文字，千馀万言，是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无可替代的财富。今天赞扬周作人，多半称道他的文章，本文更看重他一生丝毫不曾改变的“态度”。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一直试图强调，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线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那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胡适曾多次说，新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种怀疑的态度，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胡适与鲁迅一生秉承这样的态度：鲁迅三十年代与围攻者的论战，胡适晚年在台湾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表现的勇气，都是这一态度的纪念碑。但周作人的后半生深陷无可翻身的政治环境，而能从容镇定，一如既往，在持续的写作和翻译中未曾稍或丧失明净的理性精神。
任何写作，起于机缘。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太史公终也离不开史官之位和先人的遗命。周作人最后一部著作，是篇幅最长的《知堂回想录》，也竟得自机缘。[3]一九六六年一月周作人为该书所写《后序》中说：
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曹聚仁先生，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知堂回想》，陆续以业余的两整年的工夫，写成了三十多万字，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都是由曹先生经手收发的。[4]
鲁迅在旧中国对付书报检查与政治恶境，一是频繁更换笔名，二是藏身租界。此两种方式，周作人未用过，解放后却不得不拾来乃兄的故技。他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的青年时代》，包括众多翻译作品，均署笔名（官方不允署本名）；香港作为跟大陆有邮政联系的唯一租界，便是他得以发表文章的唯一渠道了。说来是传奇，如果没有租界，没有隐名的技巧，历史恐不能成全周氏兄弟。
租界而外，思想传播并不能被权力完全控制。在作者与读者两面，文字有它自己的传播命运。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被开除公职，未满三十岁的钟叔河在长沙以拖板车为生，工馀闭门读书，偶然得到了周作人的地址，就近在门口小店买来纸笔，给从未谋面的前辈写了封信：
周老先生：
从友人张志浩君处，拜读先生手书及大著二种，得知先生仍然康健，十分高兴。
从四十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著作，凡是能寻得的，无不用心地读了，而且都爱不能释。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死法》《碰伤》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纷或誉为平淡冲和或罹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草》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余年中，中国发生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过于苛责。我所感到不幸的，首先只是先生以数十百万言为之剀切陈辞的那些事物罢了。
我最引为恨的，就是虽然经过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无法看到。如今我所藏的，不过是《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以及解放后的几册回忆录而已。此外还有两本以前上海野鸡书店胡乱编印的集子，实在不能算数，只因有上述各书未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辈迫于生计，也无法多寻书读书，看将起来，这恐怕将会成为我永远难偿的心愿了。假如先生手边尚有留存的文集，无论旧印新刊，能够赐寄一册，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此外，我还想学志浩君的样子，求先生为我写一条幅，字句就用先生无论哪一首诗都好。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的那一段话，用在这里也许合适，就请先生把它当作交给别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请寄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
敬祝康健！
钟叔河，十一月，二十四日。
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要请先生原谅。又及。[5]
三十年后，钟叔河勉力促成周作人自编文集二十八种，在岳麓书社陆续出版。又十载，由钟叔河编辑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在湖南出版。但以为周氏的文章思想会怎样风靡，又是错的。鲁迅书籍在“文革”中仍然发行，武斗的派别甚至以鲁迅语录，彼此攻击，但那已和鲁迅先生毫无关系了。
周作人认为，“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值新文化运动之初，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6]
周作人的思想是什么呢？他多次说，是儒家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不正是儒家思想吗？作为五四时期首屈一指的叛逆者，周作人何以自称信奉儒家的思想？下面这段文字是一九四四年所写《我的杂学》的结尾部分，作者曾题作《愚人的自白》，后收入《知堂回想录》：
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为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我想神农大禹的传说就从这里发生，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屡次自号儒家者即由于此。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自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作参考，但是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彻，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这个主意既是确定的，外边加上去的东西自然就只在附属的地位，使它更强化与高深化，却未必能变其方向。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我也知道偏爱儒家中庸是由于僻好，这里又缺少一点热与动力，也承认是美中不足。
我说儒家总是从大禹讲起，即因为他实行道义之事功化，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人。近时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7]
这篇文章除了前面的“小引”和结尾的“自白”，计有十八个标题，是他深感兴趣而素有研究的十八个领域，或可视为周作人的“十八般兵器”：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和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川柳、落语、滑稽本，俗曲、童谣、玩具图，外文与译书，佛经与戒律。
在《我的杂学·非正统的儒家》中他流露出这样的思绪：
笼统地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无不合，其实这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设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价值。
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物理人情，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8]
周作人不仅自认是“儒”，还认为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也是儒家的。他将这思想的要点概括为三项，第一利人，第二讲实际，第三中庸。上至圣人，下至百姓，莫不如此。所以对所谓保存国粹，他不以为然，理由很简单：“只要中国不消灭，这种思想也不会消灭的，没有保存提倡的必要。”儒家思想原本健全，近五百年因为科举制度弄坏了。“我们要补救他，就要吸收世界的科学知识，不偏于物质，同时还要注意科学的根源，一方面发展有用的机械文明，普遍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方面顾到固有的文化，如此则中国的缺点可以补足，原有的优点也可以发扬了。”[9]周作人不以思想家名世，但在本人看来，他于儒家的见识却比今天的种种新儒家更高明、更平实。
文体家之难于被论述，在于原文不可有一字之移易。今时鲁迅研究与周作人评说，是显学，著述繁杂，但实多为啖饭之具，有些可能连爱好都谈不上。仅就文字论，引文与本文之间反差太甚，这是周氏兄弟身后的寂寞，也是白话文运动的荒凉。
据说鲁迅病危期间，读的是周作人的书，周作人临终前，读的是鲁迅的书。这对失和的兄弟在文章与文字中未曾离弃，倘若以上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这种阅读超越兄弟关系，超越失和。统观周氏二人的文章与日期，往往发见许多大的问题，本不过是兄弟之间的讨论与回应，言辞与意涵，相属相契，本文暂不详论。鲁迅是幸福的，死后还能活在周作人的文字中。周作人所写关于鲁迅的文字，最早是一九二二年在《晨报副镌》发表对《阿Q正传》的评论，精准允当，至今仍是不易之论。失和之后，作人对鲁迅冷嘲热讽过一阵子，鲁迅则始终宽以待之。鲁迅去世，作人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关于鲁迅》，十几日后又写《关于鲁迅之二》，对当时上海文艺界和左派人士“神化鲁迅”的倾向，试图有所警醒，未见收效。五十年代后，周作人所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三书，是留给后人最好的回忆鲁迅文字。他的长寿使他从容地为后代写出鲁迅，还有他自己的故事。《知堂回想录》后序的结尾说“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吧’，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10]
周作人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粗通国文，略具常识”。熟悉作人遣词造句的读者，对此八字所坦然透露的谦逊与自负，只能无可奈何。他又说自己“要说多少有点了解，还只有本国的文字和思想”。意思也依然是谦逊与自负。上面谈及他的“儒家思想”，亦即他所“略具”的“常识”。下面拟就本文的主旨，谈谈他所谓的“粗通国文”。
周作人怎样看待文言（古文）？他心目中理想的白话文是怎样的？在他看来，文言和白话的关系又是怎样？其文学价值何所体现？还有汉字改革诸多问题，他皆有清晰的见解：
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更为重要：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我们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或扩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张。（《国语改造的意见》，一九二二年）[11]
古文者文体之一耳，用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体而在隶属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白话文亦文体之一，本无一定属性，以作偶成的新文学可，以写赋得的旧文学亦无不可，此一节不可不注意也。如白话文大发达，其内容却与古文相差不远，则岂非即一新古文运动乎。（《现代散文选》序，一九三四年）[12]
国语文学就是华语所写的一切文章，上自典谟，下至滩簧，古如尧舜，今到郁达夫，都包括在内，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
我相信古文与白话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国语文学谈》，一九二六年）[13]
反对古文，尽力攻击它的原因，和要推倒满清，得骂满清怎么不好，怎么把溥仪驱逐走了一样。溥仪既被赶出，决不能说他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实用国语，亦不能把古文完全置诸度外不生关系似的，只好把他放在文学范围以内，讲讲他就得了。
我的主见，国语古文得拿平等的眼光看他，不能断定所有古文都是死的，所有的白话文都是活的。
我们分别死的活的，必须得用自己的眼光去分别，哪是死的，哪是活的，哪是坏的，哪是好的。想有这种眼光，预先得养有简单的常识，而常识的培养，至好在中学时期间，新的文学旧的文学场地里边，多跑几趟，多尝试几次，才有成效。没有这种常识，学古文学，容易上了迷信的当；学新文学，怕也免不掉有不通的地方。
对于古文白话，拿常识去应付他，达到不要限制自由的目的。（《死文学与活文学》，一九二七年）[14]
其一，我觉得各种文体大抵各有用处，骈文也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自有其达意之用，但是如为某一文体所拘束，如世间认定一派专门仿造者，有如削足适履，不能行路，无有是处。其二，白话文之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要求，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因为时代改变，事物与思想愈益复杂，原有文句不足适用，需要一新的文体，乃始可以传达新的意思，其结果即为白话文，或曰语体文，实则只是一种新式汉文，亦可云今文，与古文相对而非相反，其与唐宋文之距离，或尚不及唐宋文与《尚书》之距离相去之远也。这样说来，中国新文学为求达起见利用语体文，殆毫无疑问，至其采用所谓古文与白话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则完全由作家个人自由规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即用汉字写成者是也。（《汉文学的前途》，一九四三年）[15]
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
我对于国语的各方面问题的意见，是以“便利”为一切的根据。为便利计，国民应当用现代国语表现自己的意思，凡复兴古文或改用外国语等的计画都是不行的，这些计画如用强迫也未始不可实现，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成效还很可疑，牺牲却是过大了。为便利计，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国语，尽他能力的范围内，容纳古今中外的分子，成为言词充足、语法精密的言文，可以应现代的实用。总之我们只求实际上的便利，一切的方法都从这一点出来，此外别无什么理论的限制。（《国语改造的意见》，一九二二年）[16]
总之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至于有益于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唯一的期望。（《汉字改革的我见》，一九二二年）[17]
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理想的国语》，一九二五年）[18]
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一）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我们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则其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二）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19]
我们平日写文章，本来没有一定写法，未必定规要反古，也不见得非学外国不可，总之是有话要说，话又要说得好，目的如此，方法由各人自己去想，其结果或近欧化，或似古文，故不足异，亦自无妨。（《春在堂杂文》，一九四零年）[20]
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药堂杂文》，一九四三年）
时下研究周作人有大量专著、专职、专家，比钟叔河先生一九五八年的条件不知好多少，周作人的著作，更不难搜寻，然而以上平易而醒豁的言论，多年来居然少被称引，未能成为白话文公案的知识背景和学界讨论近代语言问题的共识与起点。其观点过时了吗？被证明是错误的吗？非也。
周作人的文章境界，可在《雨天的书》的《自序二》里窥见。他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同书的《自序一》就是一篇平淡自然的文字：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碳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发生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21]
朱光潜说：“除着《雨天的书》，这本短文集找不出更恰当的名目了。这本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你在雨天拿这本书看过，把雨所生的情感和书所生的情感两相比较，你大概寻不出区别，除非雨的阴沉和雨的缠绵，这两种讨人嫌的雨幸而还没有渗透到《雨天的书》里来。”[22]
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大致以西方文学的体裁模式——其实是程度可疑的翻译体——建构而成。周作人的汉语写作，难于归入以上所谓文学的范畴。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属小说无疑，《朝花夕拾》《野草》是纯正的散文与散文诗，但周作人始终游离于这类文体之外。他的“小品文”固然是自觉的文体追求，以他的说法，是“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知识，指他的十八般兵器，趣味，则雅俗兼顾。“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融会雅趣和谐趣，似乎是他所嘱意的文趣。
但“小品文”也未见是周作人的志业。他多次说，闲适的小品未尝不写，却不是主要的工作。他的“绅士鬼”与“流氓鬼”之说，究竟“绅士鬼”仅居小半，而“叛徒”与“隐士”，又以前者为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这是大可注意的意思，他的文字与思想的进退裕如，由之而来。他说，“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识也很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说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两个鬼的文章》）[23]
这话说得很明白。那么，依他看来，他自己主要的作品是什么呢？他给确定的名目，也还是叫做“文章”。他不止一处说过，“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是说话的技巧，也是说话的境界，虽不过两句，然而直指文章之与文学的要害：文学须得是好的文章，文章不可读，未必就是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周作人那里并不被看得那么不可逾越。他说：
懂文学的知道文学不是专门学问，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写信给人，作文章和许多人作朋友，看书和古今的人作朋友，都脱不了这个范围。文学和国家是不成问题的，不一定弄弄文学就可以救国，简单说来，文学是个人与多人中间交通的媒介。[24]
他似乎看轻文学，又其实将文学的端正高明说了出来，即便周密的理论，也难以攻解这观点的。如果非要在美文与实用的文章间作取舍，他或者宁可将自己的所写归入实用一途。但他的“实用”并非指容易做到，更无涉功利。他的作文决不是为了应用或利益，相反，倒是明知一桩难事，却使自己去做做看，近于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所以他愿称自己是儒家。在这样一种“儒”的态度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中，他的文字又具有一种总体上的美文特质，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形容为恰当。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说，“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有时通用于建筑，那即是使用实物的材料，从无生出有来，所以诗人的本领乃是了不得的。”“十九世纪的王尔德很叹息浪漫思想的不振，写一篇文章曰《说诳的衰颓》，即是说没有诗趣，我们乡下的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这倒是与做诗的原意很相近的。”“我平常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25]像这样地将文学与诗如家常般说破，今天弄理论的文学批评家们，做得到吗？
他出版过一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其中《小河》被推许为新诗的杰作。他也以旧体写过自成滋味的“杂诗”，但实在是有意与“诗”留出清淡的距离。他说，“好的回想录既然必须具备诗与真实，那么现在是只有真实而没有诗，也何妨写出另一种的回想录来。”[26]六七十年后，木心以《知堂回想录》的字句材料作出一些诗来。[27]
谈及小说，周作人的意态清爽而坦然，“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28]这类乎调笑的话语，今时的文学家们听得出意思吗？其中顶要紧的真知，是“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而如今的不少小说，恐怕连起码的用字造句，都还过不得关。
他未曾专门讨论过戏剧。欧里庇得斯的传世剧本，计十八种，其中十三种乃周作人所译。但他的兴趣未必在戏剧。他认为“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和利益的。”话说得清淡，而其实是对西洋的典籍与文化，有着一种“不知为不知”的敬意与防范，审慎看待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差异，对另一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都留着明智的退路。
他的十八般兵器，除了“欧洲文学”外，均有别于所谓文学。写文章时，这些兵器都能派上用场，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武艺的一部分即是对兵器的把握，娴熟而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因为看得开。若以文学论周作人，怕只涉及到他的十八分之一，所以他自称“知道文章的好坏”，决非谦抑，而是自负的表达。
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拿文学当文学，唯周作人而已。但他自始至终拿汉语当汉语，以写文章当作自己的志业，这种姿态，也没有第二人！
他相当了解西洋、东洋的语言和思想，把古希腊文、英文和日文的经典，译成上好的汉语，早年自学古希腊文的目的，是想把《圣经新约》，至少《四福音书》以文言译介，后来放弃了。与鲁迅合作出版《域外小说集》二十岁出头，《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成之时，已年过八旬。他对本国的文字和思想亦有相当的了解，身后存三十种自编文集（两种生前未出版，一千五百馀篇），回忆鲁迅专著三本，知堂回想录两册，大量未刊稿计六百万字。周作人的文章实难于归类，钟叔河以十年之力编纂《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收录周氏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六六年计六十八年间所写文章两千九百五十四篇，规模之大、用力之勤，令人钦佩，但分类之乱，却也实难以忍受。[29]
今日之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分门别类、制式俨然，形成比较死板的格局，凡不能归顺这一格局的文本，自然被看轻、被闲置。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几乎不讲周作人，文学史也只在民国散文类分他一席地盘。研究新儒家的人几乎不知周作人的儒学主张，与他十八般兵器所相属的专业，也鲜有认真相待的学者，周作人的“名”，仿佛在闲适小品一类，其实，他的工作与识见，向来涵盖并超越了所谓文学与学术的层面。
胡适—鲁迅—周作人，在新与旧之间，各自给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与姿态。
鲁迅被认为是矛盾的集合体。在文学宿命、道德担当与政治考验之间，他勇于承受并往来于三者的尖锐冲突，概不回避。在新文化运动史上于是形成两个鲁迅：政治的鲁迅和文学的鲁迅，毛泽东所称扬的鲁迅，与被这政治性赞美所遮蔽的另一个鲁迅。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是中国的鲁迅、汉语的鲁迅，国家—政治—历史语境中的鲁迅，以及，个人—生存—文学的鲁迅。
在身份与形象上看，胡适全然新型知识分子，洋教授、学术明星、弄潮儿，是一位由英美价值观塑造的中国绅士。而鲁迅始终是新旧交织，抱持前卫的激进的思想，对美术有深刻的认识，他以文言写就《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他使白话具有文言般的凝练，书写尼采式的格言；他提倡并实验“欧化”文体的“硬译”；但他真正的功绩并不在此。他毕生不遗馀力攻击文言和传统，但他的语言和文采，莫不得力于旧学和文言的功底。
论读书之广、知识之杂，无论西学抑或中学，作人超过乃兄，胡适更望尘莫及。鲁迅一九三六年离世，周作人的著述和翻译又延续三十馀年，相当于鲁迅一生的两倍，文字总量也远超《鲁迅全集》，逾千万字。周作人精通英文、希腊文和日文，是最早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教授，对西方文化的通识与领会，至今罕有人及。但他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迄未动摇。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根植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目的却在启示未来。
世人曾予评说：周作人冷，鲁迅热，周作人疑，鲁迅信。如此粗浅的概括，岂能形容两种无比复杂的人格，但念及周氏兄弟生前身后在历史语境中的无数是非，也不失为一说。“文革”后，国人的“热”和“信”俱皆走到尽头，由冷而疑，被长期晦暗的周作人于是成为镜面。他的冷静与怀疑主义竟然在热诚信仰的年代，沉静而成熟。孤独而健全的个人理性抵御集体的狂热，当我们细味周作人并读懂他，才知道那份从容不迫的理知与自持，原是经过希腊和希伯莱两大传统的洗礼。即使谈论中国，他的态度也非纯然是中国的，而又自然而然出之于儒家的适度与温润。譬如西方文化尊重妇女和儿童，他以庄子“嘉孺子而哀妇人”一语，便使两种文化的声气相交汇，以他的博识，仅庄子七字，不假多言，中西文化已然会意。这种跨文化的点化工作，看似轻松，实则有胜于万言。
从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翻译《希腊的神和英雄》起，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被迫中断《平家物语》的翻译止，周作人十九年内译作近四百万字，同时另有著述约二百万字，此实非量之多寡，而是文化的跋涉之功。《苦雨斋译丛》编者止庵认为，“如果想想这些成自老人六十二岁到八十一岁之间，我们合该慨叹其其创造力之旺盛，之持久了。”
林语堂将周作人所有的成就归结为文章，认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应有”与实际之间往往有所差别，所以周作人并不容易被了解，即使是欢喜阅读其文的人，又有几人敢说读懂了他的意思呢？孔子的意思，经由别人整理加工出来，周作人的意思，出自自己的文章，即使有一天，他的意思变为了常识，他的文章依然有价值。
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在三十年代，废名几乎每本书出版，皆由周作人制序，小说、散文到谈新诗的讲义，有的还不止一种。周作人写《怀废名》一文，使那些不懂废名文章的读者，对这个长相奇古之人不敢小视。林语堂编《人间世》时，曾专门约请废名写《知堂先生》，废名写了两篇长文，另有一文《关于派别》，写好发表时加了段编者的附言，以为“识得知堂先生面目更非私淑先生而心地湛然者莫办，废名可谓识先生矣”。废名曾赠周作人一联，其词曰：
“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周作人读了叹息，“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1] 转引自周质平《胡适与鲁迅》，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2]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3]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曹聚仁为香港《新晚报》向周氏约稿，经一番商议，确定为一组自述文章。自1960年末开笔，1962年12月完成，四卷207节近40万字，以连载方式在《新晚报》发表了一部分。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单行本。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弁言》第3页。
[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1898-1929）》第一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492页。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9]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1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页。
[1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12]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13] 同上，第97页。
[14] 同上，第103-104页。
[1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30页。
[1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页。
[17] 同上，第724页。
[18] 同上，第779页。
[19]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2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2] 转引自舒芜《周作人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612页。
[24]周作人《死文学与活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2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441页。
[26] 同上，第441页。
[27]木心以知堂的语言材料所做诗题为《道路的记忆》、《辛亥革命》、《北京秋》、《城和桥》与《知堂诗素录》。参见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29]如第三卷《本色》的主题为“文学·文章·文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的主题是“生活·写作·语文”，可见其交叉与重叠。《我的杂学》本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包括“小引”“自白”，计二十个小标题，在这套书中不得不拆分至十卷中，给阅读带来不便，且没有索引。
2009年3月于北京西山玉皇顶下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说这番话的是冯雪峰
@徐昕
【推荐关注@春阳写诗 】学者画家诗人，她有关白话文的研究，虽未正式出版，却已影响巨大。前不久，她送我一幅画，好看，喜欢，珍藏。她专注地画画，品乐，写作。她的微博和博客，感性，雅致，深刻。网络众声喧哗，她就像一株寂静的蔓草…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李春阳：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李春阳：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徐昕 发布于2014年5月19日 11:24
受托发布李春阳博士的大作。学者，画家，诗人，她有关白话文危机的研究，虽未正式在大陆出版，却已影响巨大。前不久，她送我一幅画，好看，喜欢，珍藏。她专注地画画，品乐，写作。她的微博和博客，感性，雅致，深刻。网络众声喧哗，她就像一株寂静的蔓草…推荐她的博客和微博：@春阳写诗http://blog.sina.com.cn/chunyangxieshi——徐昕
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李春阳
胡适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给李敖的信中说，“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1]这封信没有写完，胡适就去世了。他临终前看重的这位作者，是周作人。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说这番话的是冯雪峰，时在抗战前夕，没有人怀疑三先生周建人对冯雪峰的这个回忆。[2]直至今日，这句话不但无可更改，也才显示它的分量：白话文运动的有限成就——因而更为珍贵——可以说，惟造就周氏兄弟这么两位文体家。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的一生，毁誉交织，难于被归类。他留下精美的创作与翻译文字，千馀万言，是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无可替代的财富。今天赞扬周作人，多半称道他的文章，本文更看重他一生丝毫不曾改变的“态度”。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一直试图强调，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线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那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胡适曾多次说，新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种怀疑的态度，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胡适与鲁迅一生秉承这样的态度：鲁迅三十年代与围攻者的论战，胡适晚年在台湾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表现的勇气，都是这一态度的纪念碑。但周作人的后半生深陷无可翻身的政治环境，而能从容镇定，一如既往，在持续的写作和翻译中未曾稍或丧失明净的理性精神。
任何写作，起于机缘。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太史公终也离不开史官之位和先人的遗命。周作人最后一部著作，是篇幅最长的《知堂回想录》，也竟得自机缘。[3]一九六六年一月周作人为该书所写《后序》中说：
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曹聚仁先生，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知堂回想》，陆续以业余的两整年的工夫，写成了三十多万字，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都是由曹先生经手收发的。[4]
鲁迅在旧中国对付书报检查与政治恶境，一是频繁更换笔名，二是藏身租界。此两种方式，周作人未用过，解放后却不得不拾来乃兄的故技。他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的青年时代》，包括众多翻译作品，均署笔名（官方不允署本名）；香港作为跟大陆有邮政联系的唯一租界，便是他得以发表文章的唯一渠道了。说来是传奇，如果没有租界，没有隐名的技巧，历史恐不能成全周氏兄弟。
租界而外，思想传播并不能被权力完全控制。在作者与读者两面，文字有它自己的传播命运。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被开除公职，未满三十岁的钟叔河在长沙以拖板车为生，工馀闭门读书，偶然得到了周作人的地址，就近在门口小店买来纸笔，给从未谋面的前辈写了封信：
周老先生：
从友人张志浩君处，拜读先生手书及大著二种，得知先生仍然康健，十分高兴。
从四十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著作，凡是能寻得的，无不用心地读了，而且都爱不能释。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死法》《碰伤》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纷或誉为平淡冲和或罹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草》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余年中，中国发生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过于苛责。我所感到不幸的，首先只是先生以数十百万言为之剀切陈辞的那些事物罢了。
我最引为恨的，就是虽然经过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无法看到。如今我所藏的，不过是《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以及解放后的几册回忆录而已。此外还有两本以前上海野鸡书店胡乱编印的集子，实在不能算数，只因有上述各书未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辈迫于生计，也无法多寻书读书，看将起来，这恐怕将会成为我永远难偿的心愿了。假如先生手边尚有留存的文集，无论旧印新刊，能够赐寄一册，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此外，我还想学志浩君的样子，求先生为我写一条幅，字句就用先生无论哪一首诗都好。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的那一段话，用在这里也许合适，就请先生把它当作交给别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请寄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
敬祝康健！
钟叔河，十一月，二十四日。
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要请先生原谅。又及。[5]
三十年后，钟叔河勉力促成周作人自编文集二十八种，在岳麓书社陆续出版。又十载，由钟叔河编辑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在湖南出版。但以为周氏的文章思想会怎样风靡，又是错的。鲁迅书籍在“文革”中仍然发行，武斗的派别甚至以鲁迅语录，彼此攻击，但那已和鲁迅先生毫无关系了。
周作人认为，“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值新文化运动之初，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6]
周作人的思想是什么呢？他多次说，是儒家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不正是儒家思想吗？作为五四时期首屈一指的叛逆者，周作人何以自称信奉儒家的思想？下面这段文字是一九四四年所写《我的杂学》的结尾部分，作者曾题作《愚人的自白》，后收入《知堂回想录》：
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为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我想神农大禹的传说就从这里发生，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屡次自号儒家者即由于此。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自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作参考，但是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彻，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这个主意既是确定的，外边加上去的东西自然就只在附属的地位，使它更强化与高深化，却未必能变其方向。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我也知道偏爱儒家中庸是由于僻好，这里又缺少一点热与动力，也承认是美中不足。
我说儒家总是从大禹讲起，即因为他实行道义之事功化，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人。近时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7]
这篇文章除了前面的“小引”和结尾的“自白”，计有十八个标题，是他深感兴趣而素有研究的十八个领域，或可视为周作人的“十八般兵器”：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和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川柳、落语、滑稽本，俗曲、童谣、玩具图，外文与译书，佛经与戒律。
在《我的杂学·非正统的儒家》中他流露出这样的思绪：
笼统地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无不合，其实这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设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价值。
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物理人情，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8]
周作人不仅自认是“儒”，还认为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也是儒家的。他将这思想的要点概括为三项，第一利人，第二讲实际，第三中庸。上至圣人，下至百姓，莫不如此。所以对所谓保存国粹，他不以为然，理由很简单：“只要中国不消灭，这种思想也不会消灭的，没有保存提倡的必要。”儒家思想原本健全，近五百年因为科举制度弄坏了。“我们要补救他，就要吸收世界的科学知识，不偏于物质，同时还要注意科学的根源，一方面发展有用的机械文明，普遍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方面顾到固有的文化，如此则中国的缺点可以补足，原有的优点也可以发扬了。”[9]周作人不以思想家名世，但在本人看来，他于儒家的见识却比今天的种种新儒家更高明、更平实。
文体家之难于被论述，在于原文不可有一字之移易。今时鲁迅研究与周作人评说，是显学，著述繁杂，但实多为啖饭之具，有些可能连爱好都谈不上。仅就文字论，引文与本文之间反差太甚，这是周氏兄弟身后的寂寞，也是白话文运动的荒凉。
据说鲁迅病危期间，读的是周作人的书，周作人临终前，读的是鲁迅的书。这对失和的兄弟在文章与文字中未曾离弃，倘若以上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么这种阅读超越兄弟关系，超越失和。统观周氏二人的文章与日期，往往发见许多大的问题，本不过是兄弟之间的讨论与回应，言辞与意涵，相属相契，本文暂不详论。鲁迅是幸福的，死后还能活在周作人的文字中。周作人所写关于鲁迅的文字，最早是一九二二年在《晨报副镌》发表对《阿Q正传》的评论，精准允当，至今仍是不易之论。失和之后，作人对鲁迅冷嘲热讽过一阵子，鲁迅则始终宽以待之。鲁迅去世，作人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关于鲁迅》，十几日后又写《关于鲁迅之二》，对当时上海文艺界和左派人士“神化鲁迅”的倾向，试图有所警醒，未见收效。五十年代后，周作人所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三书，是留给后人最好的回忆鲁迅文字。他的长寿使他从容地为后代写出鲁迅，还有他自己的故事。《知堂回想录》后序的结尾说“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吧’，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10]
周作人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粗通国文，略具常识”。熟悉作人遣词造句的读者，对此八字所坦然透露的谦逊与自负，只能无可奈何。他又说自己“要说多少有点了解，还只有本国的文字和思想”。意思也依然是谦逊与自负。上面谈及他的“儒家思想”，亦即他所“略具”的“常识”。下面拟就本文的主旨，谈谈他所谓的“粗通国文”。
周作人怎样看待文言（古文）？他心目中理想的白话文是怎样的？在他看来，文言和白话的关系又是怎样？其文学价值何所体现？还有汉字改革诸多问题，他皆有清晰的见解：
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更为重要：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我们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或扩充，但根本上不能有所更张。（《国语改造的意见》，一九二二年）[11]
古文者文体之一耳，用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体而在隶属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白话文亦文体之一，本无一定属性，以作偶成的新文学可，以写赋得的旧文学亦无不可，此一节不可不注意也。如白话文大发达，其内容却与古文相差不远，则岂非即一新古文运动乎。（《现代散文选》序，一九三四年）[12]
国语文学就是华语所写的一切文章，上自典谟，下至滩簧，古如尧舜，今到郁达夫，都包括在内，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
我相信古文与白话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国语文学谈》，一九二六年）[13]
反对古文，尽力攻击它的原因，和要推倒满清，得骂满清怎么不好，怎么把溥仪驱逐走了一样。溥仪既被赶出，决不能说他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实用国语，亦不能把古文完全置诸度外不生关系似的，只好把他放在文学范围以内，讲讲他就得了。
我的主见，国语古文得拿平等的眼光看他，不能断定所有古文都是死的，所有的白话文都是活的。
我们分别死的活的，必须得用自己的眼光去分别，哪是死的，哪是活的，哪是坏的，哪是好的。想有这种眼光，预先得养有简单的常识，而常识的培养，至好在中学时期间，新的文学旧的文学场地里边，多跑几趟，多尝试几次，才有成效。没有这种常识，学古文学，容易上了迷信的当；学新文学，怕也免不掉有不通的地方。
对于古文白话，拿常识去应付他，达到不要限制自由的目的。（《死文学与活文学》，一九二七年）[14]
其一，我觉得各种文体大抵各有用处，骈文也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自有其达意之用，但是如为某一文体所拘束，如世间认定一派专门仿造者，有如削足适履，不能行路，无有是处。其二，白话文之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要求，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因为时代改变，事物与思想愈益复杂，原有文句不足适用，需要一新的文体，乃始可以传达新的意思，其结果即为白话文，或曰语体文，实则只是一种新式汉文，亦可云今文，与古文相对而非相反，其与唐宋文之距离，或尚不及唐宋文与《尚书》之距离相去之远也。这样说来，中国新文学为求达起见利用语体文，殆毫无疑问，至其采用所谓古文与白话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则完全由作家个人自由规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即用汉字写成者是也。（《汉文学的前途》，一九四三年）[15]
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
我对于国语的各方面问题的意见，是以“便利”为一切的根据。为便利计，国民应当用现代国语表现自己的意思，凡复兴古文或改用外国语等的计画都是不行的，这些计画如用强迫也未始不可实现，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成效还很可疑，牺牲却是过大了。为便利计，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国语，尽他能力的范围内，容纳古今中外的分子，成为言词充足、语法精密的言文，可以应现代的实用。总之我们只求实际上的便利，一切的方法都从这一点出来，此外别无什么理论的限制。（《国语改造的意见》，一九二二年）[16]
总之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至于有益于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唯一的期望。（《汉字改革的我见》，一九二二年）[17]
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理想的国语》，一九二五年）[18]
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一）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话，——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我们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则其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独抒性灵”。（二）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19]
我们平日写文章，本来没有一定写法，未必定规要反古，也不见得非学外国不可，总之是有话要说，话又要说得好，目的如此，方法由各人自己去想，其结果或近欧化，或似古文，故不足异，亦自无妨。（《春在堂杂文》，一九四零年）[20]
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药堂杂文》，一九四三年）
时下研究周作人有大量专著、专职、专家，比钟叔河先生一九五八年的条件不知好多少，周作人的著作，更不难搜寻，然而以上平易而醒豁的言论，多年来居然少被称引，未能成为白话文公案的知识背景和学界讨论近代语言问题的共识与起点。其观点过时了吗？被证明是错误的吗？非也。
周作人的文章境界，可在《雨天的书》的《自序二》里窥见。他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同书的《自序一》就是一篇平淡自然的文字：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碳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发生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21]
朱光潜说：“除着《雨天的书》，这本短文集找不出更恰当的名目了。这本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你在雨天拿这本书看过，把雨所生的情感和书所生的情感两相比较，你大概寻不出区别，除非雨的阴沉和雨的缠绵，这两种讨人嫌的雨幸而还没有渗透到《雨天的书》里来。”[22]
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大致以西方文学的体裁模式——其实是程度可疑的翻译体——建构而成。周作人的汉语写作，难于归入以上所谓文学的范畴。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属小说无疑，《朝花夕拾》《野草》是纯正的散文与散文诗，但周作人始终游离于这类文体之外。他的“小品文”固然是自觉的文体追求，以他的说法，是“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知识，指他的十八般兵器，趣味，则雅俗兼顾。“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融会雅趣和谐趣，似乎是他所嘱意的文趣。
但“小品文”也未见是周作人的志业。他多次说，闲适的小品未尝不写，却不是主要的工作。他的“绅士鬼”与“流氓鬼”之说，究竟“绅士鬼”仅居小半，而“叛徒”与“隐士”，又以前者为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这是大可注意的意思，他的文字与思想的进退裕如，由之而来。他说，“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识也很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说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两个鬼的文章》）[23]
这话说得很明白。那么，依他看来，他自己主要的作品是什么呢？他给确定的名目，也还是叫做“文章”。他不止一处说过，“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这是说话的技巧，也是说话的境界，虽不过两句，然而直指文章之与文学的要害：文学须得是好的文章，文章不可读，未必就是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周作人那里并不被看得那么不可逾越。他说：
懂文学的知道文学不是专门学问，文学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写信给人，作文章和许多人作朋友，看书和古今的人作朋友，都脱不了这个范围。文学和国家是不成问题的，不一定弄弄文学就可以救国，简单说来，文学是个人与多人中间交通的媒介。[24]
他似乎看轻文学，又其实将文学的端正高明说了出来，即便周密的理论，也难以攻解这观点的。如果非要在美文与实用的文章间作取舍，他或者宁可将自己的所写归入实用一途。但他的“实用”并非指容易做到，更无涉功利。他的作文决不是为了应用或利益，相反，倒是明知一桩难事，却使自己去做做看，近于孔子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所以他愿称自己是儒家。在这样一种“儒”的态度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中，他的文字又具有一种总体上的美文特质，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形容为恰当。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说，“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有时通用于建筑，那即是使用实物的材料，从无生出有来，所以诗人的本领乃是了不得的。”“十九世纪的王尔德很叹息浪漫思想的不振，写一篇文章曰《说诳的衰颓》，即是说没有诗趣，我们乡下的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这倒是与做诗的原意很相近的。”“我平常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25]像这样地将文学与诗如家常般说破，今天弄理论的文学批评家们，做得到吗？
他出版过一部新诗集《过去的生命》，其中《小河》被推许为新诗的杰作。他也以旧体写过自成滋味的“杂诗”，但实在是有意与“诗”留出清淡的距离。他说，“好的回想录既然必须具备诗与真实，那么现在是只有真实而没有诗，也何妨写出另一种的回想录来。”[26]六七十年后，木心以《知堂回想录》的字句材料作出一些诗来。[27]
谈及小说，周作人的意态清爽而坦然，“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28]这类乎调笑的话语，今时的文学家们听得出意思吗？其中顶要紧的真知，是“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而如今的不少小说，恐怕连起码的用字造句，都还过不得关。
他未曾专门讨论过戏剧。欧里庇得斯的传世剧本，计十八种，其中十三种乃周作人所译。但他的兴趣未必在戏剧。他认为“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和利益的。”话说得清淡，而其实是对西洋的典籍与文化，有着一种“不知为不知”的敬意与防范，审慎看待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差异，对另一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都留着明智的退路。
他的十八般兵器，除了“欧洲文学”外，均有别于所谓文学。写文章时，这些兵器都能派上用场，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武艺的一部分即是对兵器的把握，娴熟而潇洒，拿得起，放得下，因为看得开。若以文学论周作人，怕只涉及到他的十八分之一，所以他自称“知道文章的好坏”，决非谦抑，而是自负的表达。
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拿文学当文学，唯周作人而已。但他自始至终拿汉语当汉语，以写文章当作自己的志业，这种姿态，也没有第二人！
他相当了解西洋、东洋的语言和思想，把古希腊文、英文和日文的经典，译成上好的汉语，早年自学古希腊文的目的，是想把《圣经新约》，至少《四福音书》以文言译介，后来放弃了。与鲁迅合作出版《域外小说集》二十岁出头，《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译成之时，已年过八旬。他对本国的文字和思想亦有相当的了解，身后存三十种自编文集（两种生前未出版，一千五百馀篇），回忆鲁迅专著三本，知堂回想录两册，大量未刊稿计六百万字。周作人的文章实难于归类，钟叔河以十年之力编纂《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收录周氏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六六年计六十八年间所写文章两千九百五十四篇，规模之大、用力之勤，令人钦佩，但分类之乱，却也实难以忍受。[29]
今日之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分门别类、制式俨然，形成比较死板的格局，凡不能归顺这一格局的文本，自然被看轻、被闲置。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几乎不讲周作人，文学史也只在民国散文类分他一席地盘。研究新儒家的人几乎不知周作人的儒学主张，与他十八般兵器所相属的专业，也鲜有认真相待的学者，周作人的“名”，仿佛在闲适小品一类，其实，他的工作与识见，向来涵盖并超越了所谓文学与学术的层面。
胡适—鲁迅—周作人，在新与旧之间，各自给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与姿态。
鲁迅被认为是矛盾的集合体。在文学宿命、道德担当与政治考验之间，他勇于承受并往来于三者的尖锐冲突，概不回避。在新文化运动史上于是形成两个鲁迅：政治的鲁迅和文学的鲁迅，毛泽东所称扬的鲁迅，与被这政治性赞美所遮蔽的另一个鲁迅。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是中国的鲁迅、汉语的鲁迅，国家—政治—历史语境中的鲁迅，以及，个人—生存—文学的鲁迅。
在身份与形象上看，胡适全然新型知识分子，洋教授、学术明星、弄潮儿，是一位由英美价值观塑造的中国绅士。而鲁迅始终是新旧交织，抱持前卫的激进的思想，对美术有深刻的认识，他以文言写就《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他使白话具有文言般的凝练，书写尼采式的格言；他提倡并实验“欧化”文体的“硬译”；但他真正的功绩并不在此。他毕生不遗馀力攻击文言和传统，但他的语言和文采，莫不得力于旧学和文言的功底。
论读书之广、知识之杂，无论西学抑或中学，作人超过乃兄，胡适更望尘莫及。鲁迅一九三六年离世，周作人的著述和翻译又延续三十馀年，相当于鲁迅一生的两倍，文字总量也远超《鲁迅全集》，逾千万字。周作人精通英文、希腊文和日文，是最早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教授，对西方文化的通识与领会，至今罕有人及。但他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迄未动摇。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根植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目的却在启示未来。
世人曾予评说：周作人冷，鲁迅热，周作人疑，鲁迅信。如此粗浅的概括，岂能形容两种无比复杂的人格，但念及周氏兄弟生前身后在历史语境中的无数是非，也不失为一说。“文革”后，国人的“热”和“信”俱皆走到尽头，由冷而疑，被长期晦暗的周作人于是成为镜面。他的冷静与怀疑主义竟然在热诚信仰的年代，沉静而成熟。孤独而健全的个人理性抵御集体的狂热，当我们细味周作人并读懂他，才知道那份从容不迫的理知与自持，原是经过希腊和希伯莱两大传统的洗礼。即使谈论中国，他的态度也非纯然是中国的，而又自然而然出之于儒家的适度与温润。譬如西方文化尊重妇女和儿童，他以庄子“嘉孺子而哀妇人”一语，便使两种文化的声气相交汇，以他的博识，仅庄子七字，不假多言，中西文化已然会意。这种跨文化的点化工作，看似轻松，实则有胜于万言。
从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翻译《希腊的神和英雄》起，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被迫中断《平家物语》的翻译止，周作人十九年内译作近四百万字，同时另有著述约二百万字，此实非量之多寡，而是文化的跋涉之功。《苦雨斋译丛》编者止庵认为，“如果想想这些成自老人六十二岁到八十一岁之间，我们合该慨叹其其创造力之旺盛，之持久了。”
林语堂将周作人所有的成就归结为文章，认为“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应有”与实际之间往往有所差别，所以周作人并不容易被了解，即使是欢喜阅读其文的人，又有几人敢说读懂了他的意思呢？孔子的意思，经由别人整理加工出来，周作人的意思，出自自己的文章，即使有一天，他的意思变为了常识，他的文章依然有价值。
废名是周作人的学生，在三十年代，废名几乎每本书出版，皆由周作人制序，小说、散文到谈新诗的讲义，有的还不止一种。周作人写《怀废名》一文，使那些不懂废名文章的读者，对这个长相奇古之人不敢小视。林语堂编《人间世》时，曾专门约请废名写《知堂先生》，废名写了两篇长文，另有一文《关于派别》，写好发表时加了段编者的附言，以为“识得知堂先生面目更非私淑先生而心地湛然者莫办，废名可谓识先生矣”。废名曾赠周作人一联，其词曰：
“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周作人读了叹息，“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
[1] 转引自周质平《胡适与鲁迅》，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2]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3]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曹聚仁为香港《新晚报》向周氏约稿，经一番商议，确定为一组自述文章。自1960年末开笔，1962年12月完成，四卷207节近40万字，以连载方式在《新晚报》发表了一部分。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单行本。
[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弁言》第3页。
[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1898-1929）》第一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1-492页。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9]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1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8页。
[1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12]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13] 同上，第97页。
[14] 同上，第103-104页。
[15]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30页。
[1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页。
[17] 同上，第724页。
[18] 同上，第779页。
[19]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2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2] 转引自舒芜《周作人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612页。
[24]周作人《死文学与活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2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441页。
[26] 同上，第441页。
[27]木心以知堂的语言材料所做诗题为《道路的记忆》、《辛亥革命》、《北京秋》、《城和桥》与《知堂诗素录》。参见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29]如第三卷《本色》的主题为“文学·文章·文化”，第九卷《夜读的境界》的主题是“生活·写作·语文”，可见其交叉与重叠。《我的杂学》本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包括“小引”“自白”，计二十个小标题，在这套书中不得不拆分至十卷中，给阅读带来不便，且没有索引。
2009年3月于北京西山玉皇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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