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列宁回国和“德国总参谋部的资金”


1917年列宁回国和“德国总参谋部的资金”
战争史研究WHS 发布于2014年10月4日 00:57


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大概是俄国唯一一个既没有参与临时政府的组建、在苏维埃执委会中又不占据可观席位的主要政党。这并非由于布尔什维克对政权无动于衷,而是因为党的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错过了革命的班车。

1917年3月时,布尔什维克中最关键的一批“特殊人物”都在国外: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当时尚为匈牙利公民的卡尔·拉狄克在瑞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纽约;科伦泰夫人和乌里茨基在斯德哥尔摩(托洛茨基、卢纳察尔斯基和乌里茨基当时是区联派【注】成员,尚未公开转向布尔什维克);两位未来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和契切林在伦敦被英国当局扣押着。留在俄国国内的那些重要性稍次的布尔什维克“中坚人物”里,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捷尔-彼得罗相在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加米涅夫、奥尔忠尼启则和李可夫更是远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对首都彼得格勒的形势都是鞭长莫及。

【注】1902年,围绕《火星报》编委会改组(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经常有被捕之虞,因此火星报编委会是党真正的决策中心,列宁希望将人数减少至3人,以加强本人的地位),以及党员是否应当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两个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区联派是两者之间的调和派团体。此外还有个“立陶宛、波兰、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派别之一)



上图为191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成员。其结局如下(画X的是死在斯大林手里的):

1.阿·李可夫(1881-1938),苏联时期枪决

2.尼·布哈林(1888-1938),苏联时期枪决

3.雅·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病死

4.约·斯大林(1879-1953),自然死亡

5.格·季诺维也夫(1883-1936),苏联时期枪决

6.列·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时期放逐,被斯大林下令暗杀

7.列·加米涅夫(1883-1936),苏联时期枪决

8.弗·列宁(1870-1924),病死

9.亚·柯伦泰(1872-1952),自然死亡

10.伊·斯米尔加(1892-1938),苏联时期枪决

11.弗·诺金(1892-1926),自然死亡

12.安·布勃诺夫(1883-1940),苏联时期囚死

13.费·捷尔任斯基(1877-1926),病死

14.马·穆拉诺夫(1873-1959),自然死亡

15.格·洛莫夫(1888-1938),苏联时期枪决

16.雅·别尔津(1890-1938),苏联时期枪决

17.弗·米留京(1884-1937),苏联时期枪决

18.斯·阿尔滕(1883-1921),事故死

19.叶·斯塔索娃(1873-1966),自然死

20.尼·克列斯廷斯基(1883-1938),苏联时期枪决

21.格·索科尔尼科夫(1886-1939),苏联时期囚禁死

22.米·乌里茨基(1873-1918),苏俄内战中阵亡

23.阿·越飞(1883-1927),苏联时期自杀

24.斯·邵武勉(1878-1918),苏俄内战中被处决

25.普·查帕里泽(1880-1918),苏俄内战中被处决

26.阿·吉谢廖夫(1879-1937),苏联时期枪决(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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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二月革命爆发时,留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无名之辈。其中最有名的第一个叫彼得·扎卢茨基,后来被斯大林认定是反革命分子,给枪毙掉了;第二个是一个绰号“锤锤”的越狱犯人,这人就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爆发之后甘于做配角和旁观者:3月13日,红色流亡者中的头号吹鼓手列夫·托洛茨基就在纽约《新世界报》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我们是俄国第二次革命开始的目击者,我们希望我们中的许多人可以成为这次革命的参加者。”

1916年4月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结束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与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以及秘书季诺维也夫安居在苏黎世,筹建取代第二国际的新社会主义国际联盟。自1914年8月被奥利地政府当作敌侨驱逐出克拉科夫之后,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盘桓于瑞士,与亦敌亦友的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多数是孟什维克派)一起关注着俄国的局势。早在1916年的春天,列宁就曾断言:俄国的军事失败将有利于革命的爆发,但当革命的消息真正传到瑞士时,流亡的革命家们还是大大吃了一惊。

社会革命党人和中派孟什维克挤上了革命的头班车,现在,瑞士的流亡者们也要琢磨回国“赶考”了。当时,从瑞士返回俄国有两条主要路线可选:其一是自伯尔尼出发,先乘火车经巴黎抵达法国海岸,随后坐轮渡直达伦敦,最后乘坐由利物浦开航、绕经斯卡帕湾和整个斯堪迪纳维亚西北海岸线的邮轮,经挪威的北角抵达冰天雪地的摩尔曼斯克。这条路线沿途所经的都是协约国控制区,在目前这个阶段,俄国与英、法两国还勉强可算盟友。但从英国政府对待俄国政治流亡者的一贯态度来看,像列宁这样的“特殊人物”很可能在中途就被扣留了——实际上,当区联派领袖托洛茨基企图从纽约乘挪威轮船返回祖国时,就在加拿大遭到了羁押。列宁的对手、同在瑞士的孟什维克国际派领袖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也严肃地告诫他,俄国流亡者取道英国回国是不可行的。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原名以色列·格尔方德

第二条路线则是出自马尔托夫的建议,即冒险穿越同盟国控制区,由瑞士过境德国抵达波罗的海,再取道中立国瑞典驶往芬兰湾入口处的汉科,最后乘火车到达彼得格勒。这条线路较英国航线行程要短很多,也不必冒长途海上航行的风险,但缺点是一样的:可能被尚处于敌对状态的德国政府当成间谍予以逮捕。

另一方面,在俄国君主制垮台后,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曾经通过驻丹麦公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同俄国临时政府接触,试图单独缔结和约。彼得格勒作出的反应是建议其盟国(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简要地说明并宣布自己的作战目的,以便在德国引起一种有利于缔结和约的情绪。但是英法两国犹豫不决,于是德国人便转向列宁。作为中间人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亚·以·格尔方德-帕尔乌斯(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Parvus),他在1890年时是俄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移居德国。

在帕尔乌斯和另一位名叫克斯库埃拉的人(这是一位爱沙尼亚人,希望俄国被革命削弱后能使他的祖国获得独立。为促成列宁回国,他从德国总参谋部领取了25万马克的活动经费)斡旋下,鲁登道夫这个德国军队的首脑同意列宁及其同志经德国回国。他认为俄国的革命暴动可以使他把军队从东线调到西线。德皇威廉二世对此也表示赞同。鲁登道夫后来在1937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承认,他在1917年让列宁经德国回国时,根本不知道(大概也没有注意)列宁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德皇对此也茫然无知。

从节约时间的角度出发,德国路线当然是第一选择;但为保险起见,最好事先与柏林方面达成共识,最低限度也要取得对方不会施加阻挠的许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授意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普拉滕(Fritz Platten)与德国驻瑞士公使举行谈判,双方达成了一项书面协议:列宁一行乘坐德方提供的专用列车穿越德国领土、经海路前往瑞典,德国当局在沿途不对其作任何护照和行李检查,但也不准任何人员下车。列宁等人回国后,必须力促彼得格勒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尽快释放当时羁押在俄国的德国和奥匈战俘。





上图是1919年的列宁和普拉滕。弗里茨·普拉滕(1883-1942)在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次会议上发生分裂,左派主张变世界大战为内战,后成为各国共产党前身;中右派主张和平主义,后来成立新的第二国际,即延续至今的社会党国际)之后创建瑞士共产党,并参与组建共产国际。1918年列宁遇刺时,普拉滕正站在他身旁,他迅速地把列宁扑倒,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掩护,左手被刺客卡普兰的子弹射穿。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普拉滕在苏联居住了很长时间。1937年其妻子伯塔·齐默尔曼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不久以“英国和德国双重间谍”的罪名被枪毙。普拉滕本人也在不久之后被捕,被打为“间谍”,判处8年徒刑,关入北极地区的尼延多马集中营。1942年3月12日普拉滕刑期届满,但是没有被释放。当年4月22日,即列宁诞辰日,普拉滕死于尼延多马集中营。苏联官方说法(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之后)是他死于心血管疾病,但曾在同集中营服刑的犯人在七十年代对瑞士议会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议员组成的联合调查团(普拉滕和妻子保留了瑞士国籍,属于瑞士公民,劳动党即原瑞士共产党)作证说,普拉滕由于长期的虐待、苦役和疾病,此时已卧床不起。由于不能完成集中营的劳动定额,被监狱看守拖到外面狠毒殴打一顿,然后拔出手枪将其击毙。之后同狱犯人扒光了普拉滕身上的衣服(给新来的犯人使用),“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丢进了一个没有标记的土坑,草草掩埋。1956年,苏联政府给普拉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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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看来,事情很简单:他需要尽快返回俄国,而其他一切道路全被封锁。至于俄国的敌人和西欧的敌人会说什么,他丝毫也没有担心。他知道孟什维克是不会拿这件事攻击他的,因为他们的领袖尤里·马尔托夫后来也是经这条路线回到俄国的。

4月9日,在前期的铺垫工作就绪之后,列宁夫妇与季诺维也夫夫妇、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创建人米哈·茨哈卡雅(他是齐赫泽的入党介绍人)、伊涅萨·阿尔曼德、格利高里·索柯里尼科夫、当时还是奥匈帝国臣民的卡尔·拉狄克,以及一批崩得(Bund)分子,一共31名成人和一名14岁的男孩罗别尔特(他是一名崩得分子的儿子)搭上了从伯尔尼出发的德国列车,卢那察尔斯基在站台上为他们送行。

列宁穿越德国时所乘坐的那节车厢并不是像托洛茨基后来所说的“打上铅封”,实际上只是一节普通的旅客车厢,只是乘客在中途不准走出车厢而已(另一方面,他们在出入德国边境时,护照和行李不受任何检查,这实际上相当于外交特权),有一名手艺很好的厨子专门为他们服务。在哈雷,为了让列宁的列车通过,德国皇太子威廉的专列被阻留了近两个小时。德皇甚至亲自下了命令:“如果瑞典不准布尔什维克入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德军在东线的驻地通过。”

这列火车在柏林停留了一个小时,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上了火车,列宁拒绝见到他们。火车穿越德国领土后,他们乘船抵达瑞典港口城市特雷勒堡,从那里坐火车前往斯德哥尔摩,受到瑞典共产党人涅曼、林德哈根等人的热烈欢迎。正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委员雅科夫·加涅茨基(Jacob Furstenberg-Ganetsky)从克斯库埃拉那里给列宁要来3000瑞典克朗,作为前往彼得格勒的旅费(1914年列宁被奥匈当局以俄国间谍罪名逮捕时,是加涅茨基设法使他获释的。加涅茨基后来返回苏联,担任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馆长,在1937年被枪决)。



列宁一行在斯德哥尔摩,1917年4月13日

围绕列宁归国这一事件,长久以来有许多争议颇大的说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学家和评论人士声称,列宁是通过与德国签署“卖国协议”才得以回国的,他回国后的任务就是颠覆临时政府、使俄国退出战争,帮助德国在战争中取胜。这种说法在西欧协约国和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尤其盛行。后来发现的德国档案也证实,当时德军总参谋部曾经制订了“雷神计划”,保障列宁一行的沿途安全。

但是,与其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巧合归因于政敌们攻击列宁的所谓“卖国”,倒不如说是德国人下注轮盘赌意外中彩——除去与列宁一同出发的季诺维也夫等人外,马尔托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随后也在德方的默许下穿越德国境内回到彼得格勒,这些人中既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也有区联派、社会护国主义者和“崩得”分子。无独有偶,奥地利人在1914年8月也曾以“间谍”和“敌侨”罪名扣押身在克拉科夫的列宁,但随后就允许他前往瑞士,理由是“此人不仅是帝国的敌人,更是沙皇的敌人”——两害相权取其轻。



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的阿克塞罗德、马尔科夫等孟什维克领导人

临时政府后来在调查七月事件时也证实,从瑞士经德国回到俄国的500多名政治流亡者中有400多人属于社会护国主义者和中右翼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只占五分之一不到。德国的确指望这些人加剧俄国局势的动荡、间接地有利于东线战局,但绝不可能预见到哪一派人会在随后掌权。至于列宁本人,他在1917年春天从未与德国当局展开过关于和平问题的谈判,也没有对德国人许诺过任何明确义务,甚至都没曾料想到布尔什维克会在几个月后夺权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围绕回国问题发生的联系,只能视为消极的“互利”,而不可能是长期、积极的“合作”关系。资助列宁回国的经费是由德国总参谋部通过第三方捐赠的,这种经费同时也提供给多个协约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并没有证据表明德国总参谋部的金钱援助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决定造成过任何影响。



上图为1917年7月逃亡芬兰拉兹里夫湖的列宁。他拿了一张假身份证躲了起来,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彼得格勒附近的谢斯特罗列茨克镇的兵工厂工人“康·彼·伊万诺夫”。为避免引起注意,列宁戴上了假发、剃去胡须,与后人较熟知的外形有很大差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拉兹里夫湖把列宁藏在自己窝棚里的工人尼·亚·叶梅利亚诺夫早在1935年就被斯大林下令镇压,尽管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流着泪央求斯大林让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免于一死。叶梅利亚诺夫的妻子和1917年曾帮助列宁躲藏的三个儿子也在斯大林时代先后被镇压



上图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右边站在平台上的两人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时期的御用图片修改师将两人涂抹掉了(下图)







上图为1918年囚禁于托博尔斯克的尼古拉二世和阿列克谢皇储。当年7月16日,根据乌拉尔苏维埃执委会的命令,沙皇和皇后、14岁的皇储和三位女大公,以及一名医生、一名女仆、两名皇室男佣和一名厨师被枪决。下图为处决沙皇一家的地下室







上图为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时曾传位给他,但米哈伊尔在一天后就宣布退位。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给这位“共和元勋”开具了普通公民证明,允许他在俄国境内自由居住,但不久就将他转移到彼尔姆软禁起来。1918年6月25日深夜,在莫托维利哈村苏维埃主席米雅斯尼科夫的指挥下,米哈伊尔及其秘书被当地布尔什维克劫持到城外灌木林中枪杀,尸体被浇上硫酸焚毁。2009年6月8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为米哈伊尔封圣。

1918年7月18日,约翰、伊戈尔、康斯坦丁三位大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儿子,曾祖父为尼古拉一世)与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亚历山大二世幼子保罗的私生子)、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妹妹,尼古拉二世叔叔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遗孀)一道被乌拉尔地区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契卡委员会下令丢入当地一个矿井中,随后向矿井投入手榴弹,所有的人都死于炸伤和饥饿。这些人的遗骸在1918年被白军发掘出来,安葬于北京东正教墓地,文革时期被捣毁。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耶路撒冷的玛丽·抹大拉东正教堂。下图为1919年10月,白军在阿拉帕耶夫斯克矿井中发现的约翰大公和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女大公的遗体。此外,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大二世幼子)、季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后三位大公的祖父都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于1919年1月在彼得格勒要塞被彼得格勒契卡委员会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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