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受薄熙来启发的太子党小说
时报看中国
一部受薄熙来启发的太子党小说
在裘小龙最新的小说《上海救赎》(Shanghai Redemption)中，上海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陈超发现自己再次卷入中共内部的高层政治斗争中，但这一次，他在这些冲突中周旋的难度比以往都要大。这是陈探长系列小说的最新一部，今年3月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定于9月在美国出版。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裘小龙现居美国圣路易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裘小龙谈到了野心勃勃的原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2012年倒台一事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薄熙来之所以被清除出共产党并以腐败指控接受刑事审判，是由他原先的手下王立军出逃事件引发的。当时，曾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告诉美国官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曾经下毒谋杀一名英国商人。
问：你曾经讲过《上海救赎》是受薄熙来丑闻启发而创作，还为时报撰写了一篇观点文章，讲述自己如何被这桩丑闻中的不堪细节吸引。
答：薄熙来丑闻里的密谋事件与政治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对《上海救赎》的创作启发非常大。薄熙来是我80年代早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学，我们之间没什么交集，除了有一次，打完乒乓球后，他没把我最喜欢的“红双喜”球拍还给我。对于一个“太子党”来说，这不是什么太让人吃惊的事。薄熙来的父亲当时是紫禁城内最有权势的中共官员之一。很多年后，我开始写陈探长系列，薄熙来快速窜升为有权有势的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最让我担心的是，他通过打造“重庆模式”来攫取更多权力。这种模式充满了毛泽东时代的措辞和做法，包括政府下达指示，要求大家唱那些改革开放前的赞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红歌”。一想起当时经历的事，我就会打冷战。我曾无助地站在父亲旁边，看他被红卫兵无情殴打，而这些歌曲就是从那个年代唱起来的。但我的感受远不止个人恩怨那么简单。我的愤怒缘于薄熙来试图把社会拉回文化大革命年代。之后，他的阴谋与落败过程中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凶残细节一一暴露，其戏剧性和诡异程度远非我塑造的陈探长所能想象。于是我开始创作《上海救赎》，尽管陈探长这一角色对于中共高层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
问：薄熙来丑闻中的哪些元素比较易于转化成小说情节？又有哪些是必须割舍的？
答：在将现实事件加工成小说时，作家往往要通过补充想象的迂回曲折的情节来增强戏剧性，但薄熙来丑闻本身已经展示了政党高官一败涂地的惨状，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很容易转换成三四流低俗小说的情节。我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以免读者——比如我自己——觉得这些可怖的情节超出了他们最漫无边际的想象。举个例子，薄熙来在盛怒之下给了他的得力助手王立军一个耳光。王立军当时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也是薄熙来妻子的秘密情人。由于担心性命不保，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身上携带着对薄熙来不利的犯罪证据，尤其是有关他的妻子谋杀一名西方商人的证据。这让事情演变成一出国际丑闻，涉及面过大，北京当局无法掩盖，同时也给薄熙来在党内的对手以可乘之机，可以给他致命一击。
这一事件如此荒谬，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开玩笑说，一个巴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不过，在《上海救赎》中，陈探长这个角色依然非常理想主义，完全没法想象做出王立军那样的事，虽然他也清楚能否活命就在此一举。所以，为了适应小说创作，我必须想办法删掉这类细节，至少是去除其中一部分。当然，需要去掉的素材还有很多，比如有关薄熙来在紫禁城内的同谋的猜测，这些猜测后来都被证实了。
问：这本书还有一些素材取自2012年曝光的其他一些党内丑闻，而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太子党或者说是“红色贵族”的腐败行为。对于你的创作来说，这点为什么重要？你觉得这种高层腐败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答：是的，我把一些眼下的党内丑闻作为背景也引入了《上海救赎》。经历了毛泽东在位和之后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党的意识形态垮台，而且在一党专政之下，权力腐败丛生，所以此类丑闻在当代中国大量滋生，有各种绘声绘色的细节描述在网络上蔓延。其中主要是太子党或说“红色贵族”的腐败行为，就像你说的，我对这些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
早在北京上学时期，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的太子党。我并不是说他们都一个样，但是本人在文革期间曾被指为“黑五类狗崽子”[“反革命”阶级背景]，不免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们。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是“高干子弟”，我在自己的第一部陈探长小说《红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中就使用了这个词。它强调了这些人因为家庭背景享受的特权。高干子弟的称呼演变为太子党，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其中的逻辑在红一代最具权势的领导人之一陈云所说过的话里就能看出。他的大概意思是，只有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交接到第二代红色领导人——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的子女——手中，他才能安心。
薄熙来不过是位居高层的腐败太子党的一个例子，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事实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即中国最具权势的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也都是太子党，尽管他们发誓要与党内腐败势力作斗争。对我来说，这种权力交接能轻易让人想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皇位继承。
问：你对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如何评价？
答：习近平很清楚，腐败丛生会危及一党制的合法性。如今在中国，有大量官员腐败的信息被曝光在网上或其他地方，人们对于威权政治的信心已经非常小。习近平必须推动大范围的反腐行动。但这些行动的目的仅仅是打击腐败吗？据一些批评者说，这样的行动对他而言，更像是为了巩固政权。
这类反腐调查是由党内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实施，而不是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预料它会如泥潭一样混沌不明。比如，尽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承诺，会对中国的前国内安全负责人周永康做出至少部分上公开和透明的审判，就像薄熙来的审判那样，但后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经过公众无从了解的秘密审判之后，《人民日报》开始撰文，把它当作反腐的另一项胜利成果来大肆庆祝。为什么？考虑到中国党的利益高于法治的惯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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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部小说中，很多情节都发生在上海。但陈探长也得和北京的人打交道。那里是中国真正的权力中心。这两座城市的政治人物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的确，很多情节发生在上海，而且不仅是在《上海救赎》里是这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的。写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时，我会觉得更有把握。至于北京和上海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早在文革时期，就有所谓的“上海帮”，它的运转仿佛是继北京之后的另一个中心。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早前的小说《中国之迷》(Enigma of China)提供了灵感。上海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北京的当权者不能失去对它的控制。在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中，有很多人说中纪委从北京派了工作组去上海，所以小说中陈探长总得和他们打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陈探长既是制度的一部分，又试图与其保持距离。但在您的书中，他变得越来越犬儒。这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吗？
答：在警察生涯初期，陈探长希望通过在体制内认真工作，同时又努力保持距离，来实现一些改变。我在国内有一些和他多少有些相似的朋友。但在被制度击败或同化前，他们能坚持多久呢？当警察的职责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陈探长的处境会特别艰难。他不可避免地会变得犬儒，并把它当做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欢迎在Twitter关注黄安伟 @comrade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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