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衷不改 信念未衰
我對我父親的最深印象，是他入過獄。在裏面的時候我常想起他，覺得自己比他艱難。他進國民黨的監獄時只有二十幾歲，而我進這個黨的獄時已是五十多歲了。我擔心出來的時候我兒子已經不認識我了。
把你關在裏面的時候，你會覺得天迅速黑下來了，每一刻都不一樣，沒那麼樂觀。關進去才知道。就像一個人的環境突然沒有氧氣了，說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
你幾次問我有恐懼嗎我都承認我有，沒有人面對這些時不恐懼。只有你們這一代年輕人才對這種恐懼是陌生的，我和我的上一代從來沒有消除過。我曾形容我是走在一個黑洞裏，一個人上了路，就回不了頭。我告訴你我的軟肋是甚麼，是感情。在感情上我向來都是一個脆弱的人。
—艾未未
草場地， fake工作室，青草依依。
他回來了。境外媒體聞風而動，他也只能在院落外寥寥數言，「我只想好好享受生活」。八十一天的黯淡無光，他有理由做此慨嘆。對於一直等待他回來的陌生人們，他坦承心存感激。
我是在銀行裏和他偶遇，他獨自一人，舊Ｔ恤，肥大褲子，拖鞋。回來當天理了頭髮。老樣子，笑咪咪的，眼神清澈又閃着狡慧，瘦了十二公斤也仍然是個胖子。
「我去看你吧？」我說。
他痛快應道：「我手機號沒變，只是有人監聽。」
果然我去探訪之前就有國安知道，告知他不許接受我的採訪。
「我擔心就這樣悄無聲息」
幾個月來從那墨綠色大門前經過，心裏總是悲憤和委屈。那時艾未未生死未卜，外界所得隻言片語也淨是訛傳訛。極左派以為他此次絕無重獲自由的可能，公然嘲笑和惡意圍觀；大陸藝術界人人自危自保，集體噤聲，更有落井下石者，判斷他入獄是精心策劃—共產黨成全了他，令他名聲影響力更大。更多的人是從高聲吶喊到默默等待，時而樂觀時而悲觀。甚至引發了新移民潮，一些作家和外籍人士匆匆離開，對這國家的制度徹底絕望，喪失信心。我每晚都去的法國文化中心，學法語的白領們告訴我：艾未未都敢抓，何況我們？
當日他在機場似被綁架，頭套手銬一應俱全，拉到不知名的地方（後來得知是密雲），這個完全沒有司法程式和依據的手段，不是逮捕，更何談所謂審訊和定罪？
這些無視司法的人面對強大輿論之下的此種結局，又該怎樣交代？真正給政府抹黑的人是他們。這真是個恐怖的荒誕劇集。
如今官方也謹小慎微，只稱他是「有爭議的人」。
當日抓他的人和後來審訊他的人，都並不瞭解藝術家是甚麼。他剛進去時曾「狂妄」地示意：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你們想像不到，我比劉曉波，胡佳，高智晟，這三個人加起來影響力還大。
外人太容易猜到了，他在裏面所受的訊問都是預備給他施以煽動顛覆政府的罪名。如同那三人。
他早年也說到：無非是恐嚇，綁架，失蹤，這個集團沒有想像力，他們不知道飛翔和自由的樂趣。
果然風雲席捲，從他失去自由的第一個小時，國外政界藝術界和民間都在關注和尋找這個「失蹤的人」。
而艾未未也只是揣測，那些時刻他孤立無援。對於失去自由的人來說，每一天都太過漫長。「我和外界徹底失去了聯繫，整個人置身在黑暗之中，我擔心我就這樣悄無聲息，沒人知道我在哪兒，永遠沒人知道。我就像粒小黃豆，掉在了地上，滾到了某個角落的地縫裏，發不出聲音，永遠被擱置在那兒」。
他曾暗自揣測若對方得逞，將會有多長的刑期。而他也計劃好了，若在獄中，仍然會做藝術，會把想好寫好的方案交由外界實施。那時他將是第一個在監獄裏做方案的藝術家，想到這裏他甚至欣慰起來：以往我不想去展覽現場，藉口說自己不想乘飛機。現在還用理由嗎？你不在現場，但你的思維和意志還能夠發生—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支撐的力量。困境對我來說從不是個結束，它意味着新的可能新的開始。
院落寧靜，工作室的年輕人照常工作，幾隻可愛的貓咪霸佔着桌椅在休憩。他太太路青仍同往常一樣，美麗溫婉，腳上塗着蔻丹。小阿姨清潔着 衞生，張羅着午飯。時有人來探訪，三三兩兩高聲寒暄。
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沒發生那數月來的驚恐，擔憂，揣測，傷悲—路青笑意盈盈地看他。這個家庭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顯現的堅韌超出人們的想像。
他曾被成都警方打傷後開顱手術的疤痕仍依稀可見，腿腳常不由自主地搖晃，「出來後我記性一直不太好」。他非常在意他的生命力。
在裏面的第一天他睡的很好，早上是員警來叫醒他的。他滿意自己的狀態，他知道發生了這麼大的事還能夠睡着，證明了他的心理承受力。
床是鋼絲單人床，薄薄的褥子，他用身體能感覺到下面的鋼圈。艾未未吃過苦，他童年時睡過新疆流放地的土窯，青年時睡過紐約的地下室，維權上訪時睡過招待所的硬板床。他從前為失去自由的人吶喊，現在命運安排他有更深的體會。
但這是第一次有人在旁監視。「兩個年輕的孩子，十九歲，他們特別困，他們招誰惹誰了，要受這份罪？你在裏面還能想想你的『罪行』，盤算你的刑期，他們該想些甚麼呢？」
他們問：甚麼是藝術家？
他仍然愛着人們。他愛自由便會愛個體，他對體制抗衡多年，卻從未對個人產生惡感，哪怕是在四川受暴行，面對個人時他也仍盡量壓着怒火以尊重的語氣。就連始終在工作室外院落監視着的國安，他也報以同情：大熱的天，他們也不易，只是這麼古老的方式對於互聯網發達的今天，還有甚麼意義？
出來他才得知，外界盛傳他已遭受酷刑時，他的家人心痛着急地快要瘋了。在第四十五天，警方允許和路青見面時，他甚至想拒絕。「一切都是模糊的情況下，我不知道該和她說甚麼」。
「八十一天，五十二次審訊。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審訊通常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審訊的員警都是兩個人。他們用聊天的方式和我說話」。
他早年曾說過如果有一天他被捕，將會以沉默方式對抗，因為他根本不承認他們的司法系統。但進去後他改變了主意，「我覺得甚麼都可以說。本來這就不是一個司法程式，談不上審訊。這樣近的交流也許是個好方式。我相信這個國家的個體，他們也是人，擁有情感，擁有判斷力」。
他們甚至也壓根不瞭解他，問他「甚麼是藝術家？」
「他們說我頂多算個藝術工作者，又問我作品賣那麼多錢是否算詐騙」。他的溫和，坦誠，甚至是善意，令審訊漸漸變得艱難。他們該如何給他定罪？要有怎樣的驅動才能給這樣的人羅列一個罪名？
最後他們甚至討論了炸醬麪到底是黃麪醬的好吃還是雞蛋醬的更美味。在裏面，他自己洗內衣襪子，禁錮之下的最小的日常動作成為他幸福的時刻。在第三天，他被允許洗澡，「能洗澡真是太好了，你知道人在任何環境裏心裏都還有那麼多渴望，那麼多嚮往。不只是我，那些看守我的當兵的孩子們，他們也是人，也從未斷過信念和渴望」。
「我心裏仍然抱有希望，這個希望在這個國家的個人身上，而社會是由多個個體組成的，這堅定了我的信念」。
熱鬧的午餐時間，工作室的年輕人將桌上飯菜一掃而光，胖子站着將盤中的米飯吃完，搖搖晃晃地踱到院子裏，手裏拿着一本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紀念手冊，翻開笑道：這裏面的任何一條他們都沒做到。
他本來不該在這裏的，若不是這種境況，他一定是在溫洲動車事故的現場，依舊質詢，追問，登記亡者的名單，替他們向政府索要尊嚴。
他為這次媒體和民眾對動車事故的發聲感到欣慰，他在多年前就提供了範本： 1，生命的價值， 2，個人能做點甚麼？
「現在我好了傷疤忘了痛」
六年前訪問他時我還是個年輕孩子，我問他珍惜甚麼。他耐心地說：很多呀，一個人，一朵花，一張紙，一根頭髮。
一年前我問他害怕甚麼，他說：害怕走那麼遠回不來啦。胖子眼睛濕潤，一擊即中。
這樣的人愛自由，愛未來，他有權利像他形容的那樣，好好享受生活。
「我不走，哪也不去。只要沒危害到我和我家人的生命安全時我就不會離開。我在裏面的時候想，你們能這麼對我，不就是因為我沒有國外護照嗎？但是現在我好了傷疤忘了痛，人是有修復能力的。我一出來就不想走。我要繼續看着，看着這些變化」。
他對極權之下的手段，向來沒有過判斷失誤。但也從未喪失過任何樂觀的信心，他少有地嘲諷着自己：我老有些錯覺。可能也正是因為我錯誤的判斷造成一系列的錯誤，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而他相信自己不會有任何變化，他佩服諾貝爾獎作家赫塔米勒，她直到現在仍在各種場合談論關於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她是在為死去的人說話。那些人，沒人關注他們，沒人能聽到他們的聲音。而我們理應承擔這個」。
年輕人在網上跟他討論，這一代何去何從。他老實地講：沒理由讓你們在這兒跟他們抗爭下去，如果有條件，就出去，最起碼知道一下這世上還有別的生活，去看看甚麼是好的，你才能瞭解你和你同胞的處境。
後記：為了艾未未在目前生活裏應該獲得的平靜，我無法寫出他在獄中更多細節。他一直是年輕人的「大朋友」，理性，寬容，從未以他的知名藝術家身份居高臨下，也從未施以煽動。人們向來以為他這樣的人會暴躁勇猛，但他面對個人時總是予以最大程度的溫和和耐心。這個胖子是柔軟的，幽默的，他知道他在獄中時，外界有甚麼樣的人在傷害他，污蔑他，而他統統諒解，也悲憫他們。即便經歷了那樣黑暗的時刻，他還是相信光明。
記者：鞠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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