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香港书展的“英语味儿”
在香港书展从不缺席，不仅为书展增添了“国际化”维度，也满足了香港市民对英语阅读的广泛兴趣。本届书展上，不仅“英语世界”展区面积较去年增加15%，参展商数目增加50%，还有11位外国知名作家来港助阵。其中，钻研中国近代史的英国历史学家、曾翻译《色戒》的Julia Lovell博士(蓝诗玲)为新书《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展开了推介分享会。此外，热衷推广英国文化的邓永锵爵士也邀请了他四位英国作家朋友，举办了一场名为《How and What and Why do Write Write？》(《作家如何写、写什么、为什么写？》)的公众论坛，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心得。
●英国学者蓝诗玲： 鸦片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醉心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Julia Lovell博士(蓝诗玲)在新作《The Opium War》中讲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与西方融合的关系。“我一直想走进这一段历史，看看究竟鸦片战争是否就如中文教科书所说，黑白分明的。” 蓝诗玲在分享会上表示，她在剑桥大学搜集数据时发现中英对鸦片战争的数据记录和说法各有差异，她得像侦探般地把两国所谓的证据抽丝剥茧，并坦言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构成的耻辱，令身为英国人的她感到蒙羞。 根据历史书籍记载，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爵士(Sir Charles Elliot)因协助英商贩运鸦片而导致中英贸易纠纷升级，引发鸦片战争，常被中国人指为战争的始作俑者。蓝诗玲认为，尽管义律爵士被视为鸦片战争的幕后黑手，但他是厌恶英商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并讨厌鸦片战争，他只不过成为了一名代罪羔羊而已。蓝诗玲也透过道光皇帝的御书，发现他对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似乎不太清楚，对形成一场战争的纠纷毫无头绪，反映了当时的臣子设法蒙蔽主上。 蓝诗玲指出，中英两国对这场战争的释义截然不同。英国认为这是一场文明开化和捍卫自由贸易的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西方阴谋的记印，提醒着他们西方国家不可信。“鸦片战争代表着现代中国悲剧和国耻的序幕，也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蓝诗玲说。
●英伦作家分享创作秘密： 最好的写作训练就是生活 另一边厢，四名英伦作家与750名听众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历程。主持人邓永锵爵士说，书展上大部分的演讲都很严肃，因此他特意请来了四个“最不乏味”的作家朋友，包括历史学家David Starkey(大卫·斯塔基)、小说作家兼出版人Nicholas Coleridge(尼古拉斯·柯勒律治)、文化评论家AA Gill(艾德里安·安东尼·吉尔)以及卡米拉的儿子、食评家Tom Parker Bowles(汤姆·帕克·鲍威斯)。五名好友在台上互相“打趣”，让整场分享会气氛十分热烈。 David Starkey是精通都铎王朝历史的英国史学权威。他认为，写历史人物的故事就如把破碎了的花瓶合并还原，必须参考史料、讲求实证，而在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最让他享受的就是可以与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等人物有直接沟通。谈到写作技巧，Starkey建议要阅读那些真正写得好的作家作品，他的中学老师就要求他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所有作品。他说：“写作时文笔要自然流畅，句与句之间、段落之间要环环相扣，每一段都要与整体意念呼应。因此我习惯把所有段落凑合后再细看，删除多余枝节。”Starkey还是一系列高收视的历史电视节目主持，他认为上电视节目对自己写作有正面影响，因为电视极其要求文稿的压缩简练，而这是写作最重要技能之一。 英国出版人康泰纳仕集团(CondéＮast)行政总裁Nicholas Coleridge是业余小说家，只在周末写作。Nicholas认为自己需要有一个私密的第二人生，就如周末写作一样，而写作也可以多赚钱让四个孩子“丰衣足食”。Coleridge喜欢在书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暂时放下，三个月后再在飞机上修改。“可能是飞机上的氧气让人清醒的缘故吧，我总能删掉至少一半累赘的形容词。” 记者出身的AA Gill是一名饮食、旅游作家及文化评论员。他说，不少记者都期望成为狄更斯，但一般人花三年时间写书，之后还要找出版社出版，出书绝非易事。饮食专栏作家Tom Parker Bowles对此表示认同，“如果你没有名气，比如上过电视；或者没有任何背景，例如不是记者出身，在英国出版一本书是很困难的事。”Nicholas Coleridge认为，讨好出版社的秘诀在于不断重复写同一类书，因为许多出版商都怕作者破旧立新，因此他的故事都离不开美女与大亨。
对于年轻人在大学学习创意写作或修读相关学位，Tom Parker Bowles表示教育可能可以让人学到写作技巧、结构等等，但他并不确定是否能教人写出一本好书。AA Gill幽默地表示，“创意写作课程只是一个人把他未完成的第一章写作念给其他三十个未完成第一章的人听，更糟的是，你还要听这三十个人念。”他认为，最好的写作训练就是生活体验，因为对他来说好的写作来自于好的内容。尽管他没有学过写作，但他所体验过的丰富生活正是在他当记者时自觉比其他人拥有优势的地方。记者 廖露蕾 文
●英国学者蓝诗玲： 鸦片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醉心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Julia Lovell博士(蓝诗玲)在新作《The Opium War》中讲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与西方融合的关系。“我一直想走进这一段历史，看看究竟鸦片战争是否就如中文教科书所说，黑白分明的。” 蓝诗玲在分享会上表示，她在剑桥大学搜集数据时发现中英对鸦片战争的数据记录和说法各有差异，她得像侦探般地把两国所谓的证据抽丝剥茧，并坦言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构成的耻辱，令身为英国人的她感到蒙羞。 根据历史书籍记载，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爵士(Sir Charles Elliot)因协助英商贩运鸦片而导致中英贸易纠纷升级，引发鸦片战争，常被中国人指为战争的始作俑者。蓝诗玲认为，尽管义律爵士被视为鸦片战争的幕后黑手，但他是厌恶英商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并讨厌鸦片战争，他只不过成为了一名代罪羔羊而已。蓝诗玲也透过道光皇帝的御书，发现他对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似乎不太清楚，对形成一场战争的纠纷毫无头绪，反映了当时的臣子设法蒙蔽主上。 蓝诗玲指出，中英两国对这场战争的释义截然不同。英国认为这是一场文明开化和捍卫自由贸易的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西方阴谋的记印，提醒着他们西方国家不可信。“鸦片战争代表着现代中国悲剧和国耻的序幕，也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蓝诗玲说。
●英伦作家分享创作秘密： 最好的写作训练就是生活 另一边厢，四名英伦作家与750名听众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历程。主持人邓永锵爵士说，书展上大部分的演讲都很严肃，因此他特意请来了四个“最不乏味”的作家朋友，包括历史学家David Starkey(大卫·斯塔基)、小说作家兼出版人Nicholas Coleridge(尼古拉斯·柯勒律治)、文化评论家AA Gill(艾德里安·安东尼·吉尔)以及卡米拉的儿子、食评家Tom Parker Bowles(汤姆·帕克·鲍威斯)。五名好友在台上互相“打趣”，让整场分享会气氛十分热烈。 David Starkey是精通都铎王朝历史的英国史学权威。他认为，写历史人物的故事就如把破碎了的花瓶合并还原，必须参考史料、讲求实证，而在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最让他享受的就是可以与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等人物有直接沟通。谈到写作技巧，Starkey建议要阅读那些真正写得好的作家作品，他的中学老师就要求他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所有作品。他说：“写作时文笔要自然流畅，句与句之间、段落之间要环环相扣，每一段都要与整体意念呼应。因此我习惯把所有段落凑合后再细看，删除多余枝节。”Starkey还是一系列高收视的历史电视节目主持，他认为上电视节目对自己写作有正面影响，因为电视极其要求文稿的压缩简练，而这是写作最重要技能之一。 英国出版人康泰纳仕集团(CondéＮast)行政总裁Nicholas Coleridge是业余小说家，只在周末写作。Nicholas认为自己需要有一个私密的第二人生，就如周末写作一样，而写作也可以多赚钱让四个孩子“丰衣足食”。Coleridge喜欢在书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暂时放下，三个月后再在飞机上修改。“可能是飞机上的氧气让人清醒的缘故吧，我总能删掉至少一半累赘的形容词。” 记者出身的AA Gill是一名饮食、旅游作家及文化评论员。他说，不少记者都期望成为狄更斯，但一般人花三年时间写书，之后还要找出版社出版，出书绝非易事。饮食专栏作家Tom Parker Bowles对此表示认同，“如果你没有名气，比如上过电视；或者没有任何背景，例如不是记者出身，在英国出版一本书是很困难的事。”Nicholas Coleridge认为，讨好出版社的秘诀在于不断重复写同一类书，因为许多出版商都怕作者破旧立新，因此他的故事都离不开美女与大亨。
对于年轻人在大学学习创意写作或修读相关学位，Tom Parker Bowles表示教育可能可以让人学到写作技巧、结构等等，但他并不确定是否能教人写出一本好书。AA Gill幽默地表示，“创意写作课程只是一个人把他未完成的第一章写作念给其他三十个未完成第一章的人听，更糟的是，你还要听这三十个人念。”他认为，最好的写作训练就是生活体验，因为对他来说好的写作来自于好的内容。尽管他没有学过写作，但他所体验过的丰富生活正是在他当记者时自觉比其他人拥有优势的地方。记者 廖露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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