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薛蛮子：从革命二代到著名投资人
薛蛮子：从革命二代到著名投资人
南方人物周刊201127期封面“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微博) 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此刻， 令薛蛮子遗憾的，“是年轻时没有多陪陪父母，婚后，陪老婆孩子的时间也极少”。当然，这种感慨源于一种突然的、猝不及防的变故――5月20日，他被诊断出得了直肠癌。
他做出了改变，6月2日的早上，他送一对小儿女去上学，回国3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送孩子们上学；前一天的儿童节，他教女儿学自行车，已不能全程跟着跑了；和儿子打拳击、棒球、高尔夫。
6月6日，他第二次出现在光明桥南的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一场不知道是喜是忧的手术。他调侃说，他今年芳龄58岁，在他记忆中，小学四年级的一次小手术曾住过3天儿童医院，16岁急性肺炎在乌拉特前旗医院住过一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唯一的遗憾是家人不在一起，小儿女不在膝下。他安慰自己说：以前出差也不带家人，就当自己出公差一周好了。
在过往的58年岁月中，薛蛮子的最知名身份，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UT斯达康、8848、蔡文胜和李想。其实他出身显贵境遇非凡，弃学从商乐此不疲。在美国期间，他炒房成为富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对国内媒体一直避而不见；潜伏30年，直到今年初，为打击拐卖儿童他才在微博挺身而出的。
想了解这个被癌症所困扰的白头发老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成他性格的因素太多，而且各不相同。许多人喜欢他，认为他豁达、坚强、理智、公平；许多人不喜欢他，认为他浮夸、玩世不恭、老奸巨猾。
对待生死，他说自己已释然。“我1到13岁是一个共产党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文化革命后插队2年，回来之后在故宫上班，那期间认识了很多大儒。考研究生时，一不小心搞了个全国第一名，而后一鼓作气，冲到美国去。回来还搞了个上市公司，一不小心还搞好几个。我的一辈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的人一辈子不可能想象的。”
在薛蛮子看来，人的生命临了时，想的事情一定跟情有关，跟动物的本能有关。这个酷爱历史的老头感慨：“人的生命非常短暂，转瞬即逝，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沧海一粟。人类是很悲哀的，死的时候绝对不会想，我在某次投资的时候少占了几个点，少赚了几百万。”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伤。尽管，在对待癌症这个问题上，他比一般人要豁达得多。在查出癌症后一分钟，他就发了一条微博，昭告天下，自己得了癌症。他自嘲说，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他身上。受过高度教育，这么聪明、风趣的一个老头，竟然不知道改去直肠体检，“这个错误实在是不该犯”。随后，他给他的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马未都、吴鹰这些混蛋都没做过体检，徐小平、郑渊洁也是”。
一
薛蛮子住在朝阳公园对面，他的住所，在一栋楼最顶层的30层。他喜欢坐在窗外的阳台上拍照。在那个阳台上，能看到北京东四环熙熙攘攘的车流。3年前他从纽约搬回北京，由一个过客变成了北京的居住者，他很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茶几上，凌乱地摆着一堆一堆的书籍。
薛蛮子今年58岁，一头白发，一口京片子， 身材高大，喜欢穿红色衣服。他的脸部线条很柔和，眼珠转动得很快。讲话时，每隔一分钟加入一个或多个北京俚语(如你丫、他妈的、傻逼之类的)以及英文单词。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对他形成一种印象，这是个诙谐、幽默的老头。
薛蛮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天使投资人”，在圈子里，他极受尊重。但在电影《大腕》中被调侃为“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的这个群体中，薛蛮子是另类的。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在秀水买，全身上下没有超过200块的。对他来说，花一万块钱买一件衣服是件特傻的事。出门从来不坐头等舱。袜子经常有窟窿，很怕和朋友去吃日本馆子，因为一脱鞋就暴露了。
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一项特质――不口是心非，用薛蛮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装孙子。他的好朋友马未都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蛮子请客时你千万别装孙子少吃并积极抢付饭钱，如这样的话，蛮子一定不推不脱让你替他付费，然后得意地发问：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都抢着付钱？”这么多年，薛蛮子和投行人吃饭绝对不付钱，但又从来不让投资对象“掏钱”。
近二十多年来，薛蛮子的身份一直是天使投资人，他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秃鹰”。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秃鹰”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薛蛮子跳出了这个窠臼。当年在UT斯达康，薛蛮子25万美金的投资几年后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回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后，他对钱没了感觉。但他依然头脑清醒。当年UT斯达康声势煊赫，却没人听说过薛蛮子，原因是他从不见国内媒体，但西方媒体可以见。理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买卖股票，要在美国银行借钱。当时在中国没有融钱的机会，钱都是洋人给的。在中国出名儿都是Liability(负债)，一旦出名儿，中国人的嫉妒心，中国人的是非，中国人的�嗦，我他妈的深恶痛绝。”
他是一名低调神秘的天使投资人，多年来一直不见国内媒体，但微博打拐这事却改变了他多年来的这个习惯。2011年2月2日，一份“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倡议人名叫薛蛮子。这份倡议书是薛蛮子带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写的，浩如烟海的微博信息中，薛蛮子每天都能看到父母为救被拐卖孩子写的求救信，博友转发如云，但求救之声，却石沉大海。
在每天都不缺热点的网络世界，薛蛮子的这份倡议书很快成了热点。当然，薛蛮子的行为也让一些好友大跌眼镜，老朋友艾未未对他说：“你丫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被称为“商人公民”的王功权也表示惊讶：“我从来认为你丫是明哲保身的油子，不知道你会挺身出来干这个事。”徐小平、李开复、陈志武等都是因此才与薛蛮子熟悉起来。
这条微博发表后，被蔡文胜(微博)、姚晨(微博)、冯小刚(微博)、潘石屹(微博)、赵薇(微博)、韩红 (微博) 等人转发，一顿饭的时间，薛蛮子发现，“打拐”已经成为一百多万人议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看来，这个事非做不可，但他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2010年9月8日，薛蛮子开始写微博，他关注时事、腐败、公民社会、历史的真伪，但与艾未未不同，薛蛮子知道界限在哪里。
打拐的薛蛮子比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更有影响力。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从10万人变成了六十多万。薛蛮子是一个勤奋的博主，博友给他留言：由于你占满了我的整个屏幕，不得已，我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他诙谐地回复一句，“我年岁已大，改不了。”他也很性情，他告诉自己的第十万个粉丝，“你来北京，必来看我。我到海南，定来找你。为了缘分。”
当然，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商人的薛蛮子的行为路径，甚至怀有质疑。
深为薛蛮子欣赏的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在微博上谈起了这件事，说：“前一阵老薛呼吁打拐，很多人问我，你和薛蛮子熟，他一个商人呼吁打拐有什么别的(利益)目的？我说为啥要有目的呢？说时机倒是有，老薛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他对拐卖儿童以及乞讨儿童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加上微博这个特别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所以就有了打拐。总结：小事看目的，大事其实是看内心和感觉。”
当然，这是薛蛮子在网络上第一次面临人数众多的质疑，3个月后，他就迎来了第二次质疑。2011年的5月份，薛蛮子患癌症和王功权的私奔，被称为网络上的两件大事。王功权的微博是被口水淹了，而在薛蛮子的微博上，又有一部分人对他再次质疑，认为老头是在拿癌症炒作。
在薛蛮子的家中，他谈着自己查出癌症后的心理反应。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医院查错了；第二反应是自己很倒霉；第三反应就是求神拜佛。而薛蛮子在医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后，出门就发了一条微博。
说话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来者是i美股网站的创始人方三文，他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篮。薛蛮子调侃着来看他的年轻人：“看，又来了一个送花圈的。”本来是个怎么看都悲悲戚戚的场面，被薛蛮子这么一调侃，氛围就活跃了起来。癌症并没有击垮他，他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喝着鲜榨的蔬果汁，每天去锻炼身体。
二
薛蛮子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他有着多元的价值观，他说，在十多岁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他不像同时代的很多人，沉浸在一元论的世界中，习惯简单的二分法，认为整个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他的父亲薛子正是四川人，早年投身革命，1920年代留学俄国，解放初期做过北京市秘书长，操办过许多开国的事，比如为国徽的设计和纪念碑的奠基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打交道；父亲给薛蛮子讲过一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趣闻轶事，“即便在商量正经事，只要一听说邓小平找他打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薛蛮子家住在头发胡同里，在他的记忆中，吴晗总是来他家打麻将。那时候的吴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小丛书的总编辑，他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送给薛蛮子一本，每本2毛钱。在少年的薛蛮子看来，这是极其高尚的事情，中国大历史学家懂给他书，尽管有一半他看不懂。但这培养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被同学称为小吴晗。
13岁时，薛蛮子官宦子弟的贵公子生涯被终结：薛子正被隔离审查，关入监狱。忽然间，他认识的很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这对一位少年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他那会满脑子都是整个国家的前途。他脑子中充斥着毛主席在《湘江评论》中的发刊词，中国往何处去，是那时候的薛蛮子最关心的话题。
薛蛮子跟他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但因为吃不了苦，做了逃兵。15岁那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村子。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他呆了两年，欠了公社一百多块钱，还摔断了胳膊。
薛蛮子逃回了北京。他去找名人聊天，全是在“文革”期间失势的人，比如沈从文、翁独健、贺麟、沈有鼎、金岳霖这样的“过气人物” 。
这个时候，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和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一起学习英语，他每个周三都出现在陈占祥的家中，骑个小自行车，晚上7点到，11点走。让薛蛮子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小的蜂窝煤炉子，一小杯浓浓的英国咖啡，有时候是红茶，放两块糖，或者有两块饼干，或者桃酥。在那个非常荒乱的年代，想起那些个周三的晚上，薛蛮子觉得自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他们聊世界文化史、英国文学史，聊英文怎样学。在陈占祥那里，薛蛮子结识到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人，如《红楼梦》的翻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除了陈占祥，薛蛮子学英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另外一个人是萧乾(记者兼作家，《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那会萧乾正在翻译赫尔曼o沃克的《战争风云》，薛蛮子也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义工，研究所的所长是何其芳。薛蛮子每天的工作是把《纽约时报》上每周的书评做档案，那个时期，他几乎认识了北京所有的翻译家，当时最有名的是冯至、卞之琳，还有研究法国文学的柳鸣九等。
薛蛮子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 (微博) 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他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他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
1978年高考恢复，对于25岁的薛蛮子来说，需要做一个重大决定。虽然“文革”10年，学业荒芜但只有初中一年学历的薛蛮子却决定考研究生。他分析过，研究生不考数理化，而他的竞争对手――那些老大学生，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都志在必得。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生考试虽然不用考数理化，但竞争对手会更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68、69、70年下放到农村的老大学生。这些人为了回到城里取得一个城市户口，杀人的心都有！”
薛蛮子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优势，“首先我报考的这个专业必须是新设立的，要是以前有的，我肯定玩不过人家。其次我要考虑自己的强项在哪？之前我喜欢看两种书，一种是中文书，一种是外文书，也就是说喜欢文科，外文也会一点。”他最终选择了“中外关系史”：这个专业既不用考数理化，又是新设的，而且还能发挥薛蛮子那点外文功底。他认为，一同报考的人中，懂中国的未必懂外国，懂外国的未必懂中国。在那次考试中，他出奇制胜。
薛蛮子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全国第一，父亲为此很自豪，给了他100元奖金。研究生读了一年，他认识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美国人简慕善，简是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他非常欣赏薛蛮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因此，他给伯克利加州大学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薛蛮子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永久的遗憾”。
出国前，薛蛮子神采飞扬地对同伴说，我蛮子就是要天上的月亮，也能摘得下来。薛蛮子兴冲冲地赶往美国的这一年，24岁的诗人顾城在《星星》上发表了成名作《一代人》，诗仅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刘少奇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也是这一年，薛蛮子的父亲辞世了。
1980年5月21日，薛蛮子记得异常清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的奖学金。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他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校方告知9月份才能领取。不得已，薛蛮子只能勤工俭学，他在伯克利的校刊上看到了一个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薛蛮子暗自窃喜，就乐颠颠地跑去应聘，敲开门，出来的是一高一矮两个人，矮个的叫孙正义，高个的叫陆弘亮。他们提供的工资是每小时7美元。
那时，与薛蛮子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叫赖声川。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回到日本后，孙正义就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薛蛮子从孙正义那里挣得的这7000美金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他想到了父亲，一个七级干部，算是共产党的一个大官了吧，可买不了一辆汽车，那时候只有毛主席、部长们才有汽车。薛蛮子的妈妈，是一个十三级干部，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此后的人生，只有两次金钱确实带给了他巨大的幸福感。第二次是赚了100万美金，他在心里调侃自个，“老子怎么可以挣100万美金哪？”第三次是UT斯达康上市，他赚了1亿美金。此后，他就变得麻木了，最后金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不得不承认，那7000美金对薛蛮子的冲击是巨大的。此外，在伯克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上课的时候，学生把脚丫子放在课桌上，教师穿着拖鞋、穿着大背心，在这里，薛蛮子感受到的是一种百无禁忌。此后，薛蛮子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他改换了自己的专业，修读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薛蛮子并没有读完伯克利的课程，原因是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的一份工作申请被接受，年薪3.5万美金，他卖掉汽车就冲到了纽约。
三
在纽约的时光，薛蛮子风生水起。这个中国青年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美国青年能自如实现美国梦的时期。80年代的薛蛮子在美国，他善于捕捉商机，通过低买高卖，积蓄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在10年后的中国，有更多的人也通过房产生意跻身为富豪。先是在海南，而后在北上广深。但这个群体大多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有原因的。开发商被看作中国的“强盗大亨”，利用中国的转型时期，通过拉关系、行贿和欺诈等手段捞取好处。
回到薛蛮子在美国找的第一份工作，他应聘到德国蒂森(Thyssen)钢铁公司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薛蛮子的工作是对外贸易。他的商业才华得到了非常全面的展现。公司将向中国出口50万吨尿素，按中方要求尿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散装，而在美国进行包装，成本每吨将增加20美元。薛蛮子给公司提了个建议，可以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在中国境内包装，公司听从了这项建议，获益颇丰。
第二年，薛蛮子开始涉足对华石油贸易。“买得便宜卖得高，”小伙子无往不胜。作为奖励，公司给薛蛮子提供了7000美元20年的无息贷款，供他买房。薛蛮子立马发现这里面大有商机，他用自己的钱又买了两套，然后卖出，一年赚12万。公司的财务总监闻讯后对薛蛮子说，“我们合伙吧。”财务总监有50万的银行信用额度，一年后，两个人各自赚了100万，德国籍的财务总监辞掉了工作回到德国，薛蛮子也扔掉了这份当时没有让他完成学业的工作。
薛蛮子开始了投资生涯。在美国，他基本上不跟中国人来往。“中国人嫉妒，别人混得好，他就不舒服，而且会抢走你的生意。”他把目光转向美国西部，那儿房地产投资做得风生水起。
在纽约，薛蛮子曾与歌星惠特尼o休斯顿比邻而居。他还买下了普尔(创立标准普尔的那位)的故居――占地三四十亩的山顶庄园。薛蛮子说，“火鸡、松鼠、鹿随处可见，可以看到山下的3个湖。”他把宫殿“送给了前妻胡安”。按照薛蛮子好友熊晓鸽的说法，薛蛮子住着一所超大的房子，据说有一百多间房，方圆百里只有树，熊晓鸽的房子也以大而豪华著称，熊晓鸽说：“大，那是真大。”
这一时段，薛蛮子在纽约偶遇了自己儿时的玩伴维一。
维一在作品《我在故宫看大门》写到了这一场景：“他住在曼哈顿的上东区林肯中心附近。到了他家我才知道，眼下他在做地产生意，恰好这天有个买房子的客户在客厅里填表签合同，蛮子对我说，这个客户是个犹太人……我和蛮子多年未见，话自然不便说得太深，只好问：‘你玩得过人家犹太人吗？’蛮子自信地笑了：‘我蛮子谁玩不过，不信，你问问这个王八蛋。’然后抬起头对那个客户用英文说：‘你说是不是？’那人摸不着头脑，只好笑笑说‘yes ，yes’。我听了实在忍不住笑。”
“不过，蛮子大概不希望我把他看作一个单纯的生意人，于是把客户一个人冷落在客厅里，带我到房间里看他收藏的一些西洋名画。他给我看墙上的画。我完全不懂，只听他似乎不经意地说，‘这些都是真迹。’他看我没有搭腔，又自我解嘲了一番，‘我蛮子还真他妈的附庸风雅！’”
一个早上，坐在自己朝阳公园对面的宅子里，薛蛮子说着自己对i美股网方三文的第一印象，“一看就是个学文科的南方人，年轻的时候是死读书的，性格上比较保守。他能跳出来做生意，就证明他有足够大的信心。因此，我认为只要性格靠谱，做的事情靠谱，就可以考虑了，至于他具体做什么，我弄不清楚。”
方三文199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至2002年在《南方周末》做记者，2005年7月加入网易网站部担任副总编辑、新闻中心总监。去年3月，方从网易离职创业，创办i美股网，为中国人观察投资美国股市提供美股行情、新闻信息、财务数据等服务，创办后3个月就获得了薛蛮子的投资。
薛蛮子信任这个年轻人，对一个投资人来说，看人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对薛蛮子来说，看大势比看小势更重要。像前文写到的，那场赚得锅满瓢满、让薛蛮子此后对钱没了感觉的投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点。
1991年6月，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薛蛮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与薛蛮子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陆弘亮和王祖光(英文名为Peter Wang)。此时，他们发现固定电话在中国的普及率还不足1.7%，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76%。看到了中国电信市场的巨大机会，三人立刻拍板，各出资20万美元，组建了新公司――Unitech，并在浙江杭州上马了一家电信设备厂，生产数字环路设备(一种不用建分局就能将信号传到更远地方的电信设备)。
与此同时，同是留美归来的吴鹰、薛村禾也在北京昆仑饭店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做着自己的业务――给国际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做代理，将电信设备卖给通信行业的客户，公司名字叫Starcom。将Unitech 和Starcom 撮合起来的“媒人”是黄晓庆。UT斯达康的名字是从Unitech和Starcom中各取部分“品牌元素”而构成。按照美国方式，新公司应该根据双方的利润来合并的，但Unitech 和Starcom却没有遵循这种方式。Unitech当时虽然还没有盈利，但却拥有一家不小的电信设备厂，人多势众，资金也更为雄厚。所以，两家公司没有细分，按照50%对50%的比例分享公司股权。
1995年，薛蛮子、陆弘亮、吴鹰、薛村禾、黄晓庆一起去日本见孙正义，后者现在成了日本软银集团总裁。五人用30分钟时间给孙正义做了一个演讲，孙正义听后决定为UT斯达康投3000万美元，占30%的股份，这是UT斯达康引入的第一笔较大的风险投资。此后，孙正义又投资了1亿美元，买进UT斯达康21%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薛蛮子回忆，留美学生曾身处硅谷，能有效地借鉴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经验，使公司迅速成长，这也是UT斯达康能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UT斯达康一役，薛蛮子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活跃的个人投资者之一，也就是后来大家俗称的天使投资人。
“天使”这个名词，是新罕布什尔大学商学院教授、美国风险投资研究所的创始人W. Wetzel在1978首先使用的。天使在美国还有个别称叫“3F”，即Family, Friends, Fools (家人、好友、傻瓜)，意思就是，要支持创业，首先要靠一群群家人、好友和傻瓜！“天使投资人的声望有很高的要求，一般企业在建立之初，都会找天使，这个阶段，是创业者找天使投资人；而企业到了稳定发展期的时候，天使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一般会去找创业者。一般来说，初期的风险最大，回报也最高，相对来说，天使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会低一些。天使里面，也分很多种，比如薛蛮子和徐小平就属于专职的天使投资人，而雷军和周鸿�就属于创业者，对天使有点兴趣，而李开复则属于机构化的天使投资人。”蓝港在线CEO王峰如此描述中国当下的天使圈。
薛蛮子是这样一种人，在西方主流商业社会浸淫多年，他懂得商业规则，在西方社会，他活得很西方，一旦回到中国，他又似乎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国情。
尽管笃信靠谱人靠谱事这个投资信条，但薛蛮子也有走眼的时候。当年软银总裁孙正义准备投资马云，薛蛮子对马云不屑一顾，“这厮长成这样儿，有什么前途？”后来薛蛮子非常后悔，大呼惭愧。2000年左右，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曾经带薛蛮子去看周鸿�，当时周的“3721”中文网址创建不久。薛的态度是：“什么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2003年，雅虎以1.2亿美元收购了3721。薛蛮子大叫“瞎了狗眼”。
“虽说投资到最后，做的决定一定是冷血的、理性的，但是你对投资这件事一定要有热情，否则谁吃饱了干这个？要见很多个不靠谱的孩子，去跟人家谈话，握手，谆谆教导，谈人生哲理，做生活导师，他和女朋友出问题还要帮他解决思想工作。这些事没热情是干不了的。做天使投资就更要有热情了，如果我不喜欢和这些年轻人来往，就做不了这事。”薛蛮子如此说。
2008年，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并购了李想的泡泡网和汽车之家，李瞬间拥有了数亿元现金。他也开始尝试做天使投资。薛蛮子告诫他说，拿到钱的一年半内可以买房买车但不要做投资，因为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退出UT斯达康后有些忘乎所以，很多投资有去无回。李想认为，薛蛮子对他最大的帮助，除了投资，就是为他引进了两个人才：来自普华永道的CFO，来自麦肯锡的CEO。他们目前仍然在任。
李想曾对媒体如此评价薛蛮子，“他是一个思维跳跃的人，看到新的机会就过来讲一通。我的做法是：认真听他讲，决不和他争，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有的人会跟他争，一定要争出个所以然。没必要。他不会驾驭我们的经营，他一般连财务报表都不看。他提供资源，你觉得有用，取出来用就可以了。”
薛蛮子的天使投资做得风生水起。过去一年多，薛蛮子卖掉了价值15亿美元的公司，投资了二十多个公司，其中一家电子外贸网站(帝科思Deal extreme)上市未久。他投的一家船厂即将上市。但一切都是悄悄地，因为他从来不见媒体。曾问及一位互联网人士，互联网圈谁值得去采访，或者有采访价值，那哥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薛蛮子，问及原因，他就说了一句话“马化腾很欣赏薛蛮子”，再无下文。
四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神秘的老头。他有自己的方法论。“我很幸运的地方就是很早就懂得不要装孙子，知道人生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少，就如乔布斯所说，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就知道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浮云，全是扯淡。人生在世，要服从游戏规则，不争是傻逼，死争是大傻逼。拿踢球举例，进6个球和进5个球没有区别，大家乐呵乐呵，但没有必要过于认真，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死踢球，我觉得划不来。人的生命就像杯酒，等你体会到酒的酩酊的时候，这酒已经剩得不多了，人人都如此。”
癌症确诊一周了，家里愁云惨淡，老婆哭了不止一次，但他没哭。5月26日，薛蛮子接到于建嵘的电话，他告诉于建嵘，他想在最快的时间看到他。于是于建嵘就订了一张国航当天回北京的航班，赶到机场后，因为北京雷电，航班取消，于赶回武昌，高价从黄牛党手中买了一张Z12次回京的火车票。拿到票的于建嵘很是担心，票要是假的，那该怎么办？
薛蛮子和于建嵘(微博)见面之后，薛蛮子感慨，“于建嵘连夜坐车赶来看我，真患难之交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建嵘送我情！我见之落泪――得病之后第一次。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回想起当天与于建嵘见面的情景，他很快就调侃起了自个：“我就是一傻逼，生病了，没有因为老婆哭过，也没有因为儿女哭过，其他跟钱有关的事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人家认为我非常不正常。”
薛蛮子和于建嵘原本并不相识，因为微博打拐在2011年春节之后见的面，两人曾一起去红河调研过，终日在微博上见面。谈到于建嵘，薛感慨，文如其人！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打拐宣言发布4天后，薛蛮子一家人在一起吃中午饭，家人议论起救孤打拐，“我儿子破口而出：爸爸，他们要是把我拐走了，警察叔叔也救不了我，那你可怎么办啊？我答：如果真是那样，爸就买挺机枪，见一个毙一个。小女：那不犯了法吗？要抓你的！我：那也顾不得许多了！”
同时，薛对公益也有商人的办法，他几乎马上想到了基金会。2月19日，生日晚宴的第二天，壹基金儿童救助项目(即薛所言“救救孩子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首期资金由壹基金出资20万元，薛蛮子、于建嵘、徐小平等人出资52万元。项目创始理事包括沈南鹏、熊晓鸽、张亚勤、郑渊洁等四十余人。薛是基金会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
尽管薛蛮子能把一条微博发展成一场打拐运动，但除了癌症，这个老头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比如，孩子的上学问题，仍让这个美国籍的老头心烦。
“老夫有一儿一女申请从芳草地国际转学顺义国际学校。申请许久未果。儿子九岁半女儿七岁。美国出生。美籍。己参加考试。符合上学的硬性要求。据说名额不足。万能的微博显显灵吧！有能帮忙的吗？有木有？私信老夫。太太四处奔波叩头如捣蒜。”
得癌症后的薛蛮子，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步子放慢了。另外，他透露了在饮食方面的变化。“我基本成了素食者，不吃味精，少吃盐，每天游泳，每天锻炼身体。”但他去参加了站长大会，参加了徐小平的真格基金成立大会。当然，他尽量在第二次住院前，把尽量多的时间留给家人。以前孩子下午4点就放学了，他晚上八九点还在外面。
确诊后一周。“小儿子回家跟我说：同学都说我爸爸得癌了！我和太太都惊得对不上话。他接着讲：爸你真牛！那么多人都知道你！我们才放下心来。我告诉他下周我会做个小手术，有几天不能回家陪他睡。他跑上来抱着我，紧紧地：‘爸爸，good luck!’我说，放心，爸要等你生儿子呢！他：‘你爸48生你你48生我，我也要48再生！咋办？’”
“我道：爸爸老了恐怕等不到你48了。你爷爷就没等到见你。咱们快一点。28 生老大，38生老二，48 生老三，好吗？小儿子思索片刻便问：他也能叫Charles吗？当然了，你那时就是老爸了，想叫什么你说了算！经过这次谈判，他又找到了主人翁的感觉，便欢天喜地打篮球去了。”
很快，薛蛮子也像他儿子一样，欢天喜地起来，那是因为，“季加孚大夫来到我的病床前。俯下身体用他的脸蛋贴住了我的脸颊。他轻轻地平稳地说道：你的初步化验报告已经出来，取出31枚淋巴结，全是良性。你是二期，没有必要放化疗了。大家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吗？手术完美。化验无扩散。老夫抱孙有希望了！”
半个月的时间，薛蛮子似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在跨越了癌症的生死关之后，他计划和新浪合作，推出一本微博电子杂志《蛮子文摘》，把薛蛮子每日碎片化的微博信息，重新分类整合，以电子杂志的形式呈现，分为时事、历史、创投、公益、生活几个大类。“我是给新浪打工，用我的眼光给大家做信息过滤，不说假话、不传谣、不说废话。”
再次去薛蛮子家时，癌症的阴霾一扫而光，一对小儿女在玩游戏。薛蛮子恢复了老顽童的神采，笑声非常爽朗，但记者依然记得，初次采访的那天，小儿子准备出去义务演出，他问记者，我的小儿很帅吧？当孩子跟父亲告别、准备出去演出时，这个满头白发、一生境遇奇特、芳龄58的人儿，在那一瞬间，眼神中写满了眷恋，但转瞬即逝。他回头问记者，“我刚说到哪了？”
薛蛮子：第一，因为我以前学过两天不着边的历史，一直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蓬勃、富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悲剧。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道德水平空前沦丧，每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已经超过了显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系统化的腐败，任何一点小小的权力都能做成一个交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此种种，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恶果就是食品安全。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绝大部分人犯了罪，看不到内心的忏悔。只是抱怨我的运气真不好，我的智力太低了，我的爸爸不是李刚，我的关系不够硬。所有的丑行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这很悲哀。做记者的，出门需要拿着记者证；做警察的，需要拿着警察证；商人，出门不仅要拿名片，还需要拿着报纸，“你看这是关于我的报道”。我们太多的时间被拿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骗子。
所有崇高的人，所有高大的形象，稍微有点事，马上就变成臭狗屎，而大家都不奇怪，一个昨天非常聪明的人，到明天是臭狗屎，几分钟之间，事情就做完了。公众对于人的缺点、品质的期望值已经降到极低了。当官的，以前说贪了几千万，现在贪了10个亿、8个亿，公开宣判，说这个人情妇近百，这些都不奇怪了。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经济人文的发展，都面临道德上的提升和改造，和人境界的升华，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国家也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前全民皆兵，全国人民抓政治挂帅，全国人民搞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人民搞经济斗争，全国人民搞GDP。GDP这个事就是代价太大，我们现在迅速地把几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用得差不多了。
第二，我们用中西部便宜的农民做世界工厂，现在这种模式面临挑战。第一是人工已经不便宜，第二是所有便宜的土地、电力、水，这二三十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想在世界制造业的生物链上做一个最简单的、低级的、山寨式的重复，用这个模式来长期维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因此逼着我们要改变，一定不能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
第三，其实有这么多人埋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是1953年生人，以前埋怨国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现在这么多。你看从开始有了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后来有新浪博客，现在出现了微博，全民论政，全民对每件事情能够说出它的看法。我还看到一些政府的高官，包括汪洋、张春贤，很多的省、部、公安局、宣传部都开了自己的官网，跟老百姓沟通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了。我认为今后上访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上访的目的就是要上达天听。微博是一个最伟大的事物。新浪现在要选一个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其实在我心目中早有候选对象了。
我认为一个公民可以做很多事
记者：打拐？或是王功权私奔？
薛蛮子：都不是，今年最鼓舞人心的，我要把票投给江西新余的刘萍。我们所有读过书、读过报、以救天下为己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如刘萍这样一个下岗的女工。这位女士居然参选新余县的区人民代表，而且还得到了选票。我觉得政府一没有抓她，二也没有迫害她，也没有在政治上怎么消灭她，这已经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我三年前专门搬回国内居住。中国日子一天天好下去，我也非常庆幸我回来了。以前我只是一个过客，现在是这的居住者，我切实地感到了中国的政治风气和生活环境，尽管有诸多的不习之处，但是中国的变化是远远好于以前，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像我这一代人，快到60岁了，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绝对不主张任何激进的、非理性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改变社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付了足够的学费，不能再玩儿了。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和平、理性、公开、透明地，逐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时要提高我们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我觉得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话语权，只要新闻媒体有了足够的监督权，这件事就一定会实现，国家就一定会逐步好起来。
没有信仰对我来说是个悲剧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薛蛮子：我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没有选择，我生下来就被教育成无神论者，这是一个悲剧。我认为一个民族最好是有信仰，有信仰的一定比没有强。我属于老毛这个时代出来的人，大家都没信仰，甚至变成了很彻底的唯物论者，这很危险。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敬天、敬人、敬自然，都不敬，才会出现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混蛋，才有药家鑫这种补八刀的家伙。在旧社会，每个村都有土地庙，很简单，你做好事，上天堂；你做坏事，见阎王，阎王把魂收过去，煎炒烹炸。所以旧时的人，做了坏事，在土地庙那里，吓都能吓死。
我的两个小孩都信基督教，我太太也信基督教，他们也期盼我信基督教。最近因为得癌症，太太天天祈祷。我说如果我有朝一日，跟胡适、蒋介石一样，信了基督，不是因为我得了病，也不是病急乱投医，不是跟城下之盟一样，说老子怕死，快到地狱门口了，来救我一把。那是新教马丁路德金说的赎罪券，这事情是做不得的。
怎么说呐，这事跟我所受的教育、过往的历史、所有的背景是不相符的。我不会因为这事屈辱自己说，马上死到临头了，赶紧跪下来。活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辈子当做五辈子来活，你只要活到了，剩下的都是捞的。如果有来生，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它就没有，它也还会给你。如果万一没有，这辈子多活几个，你就捞着了，就这意思，基本上咱就是实用主义的办法。
人物周刊：那你信什么？
薛蛮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理性、良知和道德，作为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我自然有；我有宗教情怀，就是人一定要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事。第二，人生是有是非的，并不因为人本身的处境很虚无，如果你都死了，你将来子子孙孙都要死去，人类终要消亡，地球也要没有了，一想起这个，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人活在世上就要有社会的准则，既然你活在这社会上，就需要理性、良知、道德基本的准则，这个我觉得是信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薛蛮子：成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第一是物质上的，吃的肉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多，住的房比别人大，开的车比别人贵，不就是成功吗，这肯定是约定俗成的看法。第二，成功是种幸福感，我个人认为，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因为任何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人的精力就这么多，在人生这块百分之百的蛋糕中，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你要想家庭生活成功，还要政治生活成功，还要宗教生活，还要发财，这是属于鱼与多种熊掌完全不可兼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能说我有多了不起的成功，但是我比老百姓多挣了几个钱，我是随性的，我没有付出一些非人的代价。我没有说几年大禹治水，见不着爹，见不着妈，自个儿含辛茹苦，动不动说是到西北酒泉20年搞个原子弹。这算什么成功，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儿子干那个，我一屁股给他踢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干这个事情。
人这一生不完满是永恒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经验的意义是什么？
薛蛮子：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往往到最后，流传给后人90%的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我痛苦地发现，人的成长跟怀胎十月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多么急切想要一个儿子，怀胎十月是一定要的，你娶了10个媳妇，怀胎十月也是一定的，没招。因此，有了儿子，我希望他走路说话，但他不到一岁，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请刘翔、李宁给他做训练，也是不可能的。人生是有过程的，每一个人学走路，摔跟头，学骑自行车，摔得鼻青脸肿、掉两颗牙，这都是过程。
每一个国家，都一定是有一个成长、犯错误、摔跟头、逐渐成熟的过程，等到真正成熟的时候，这个文明就没了。文明烂熟了，它就完了。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征服了北非，到那个时候，它的文明已经没戏了。中国的明朝，集权到一定的程度，马上满族就来了，来收拾你了。
我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不去强求，强求的事是没有用的。我给儿子说的话，只有等他真正长大才会明白。就像我爸爸跟我说的无数的话，只是在我得癌症以后，我才觉得我爸爸真有智慧。以前我认为我爸爸多傻啊，做了共产党，二十几年才做了副部长那么一个小官，那一个官算啥啊，历史上连列传都进不去，我说这些人太不行了。
我们大了，懂了一点人生的道理，事情也看透了，就是尽可能地想，做你喜欢做的事，跟你喜欢的人来往，折腾的事，凡是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就绝对不要去争取。只做容易争取，又能迅速产生幸福感的事，专做这个就完了。因为人生有限，要尽可能地冒泡，千万人吹不动的泡，咱不能去吹，三峡的水咱吹不动，只能让老毛来吹，“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咱吹不动那泡。
所以我对人生的看法，没有宗教情怀，是相对悲凉的。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作品到最后都是悲剧呢，因为人生最后不完满是永恒的，完满都是暂时的，一定如此。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不满足马上就萌生了，幸福只是在你没有意识到时是最大的幸福，你意识到了，这个幸福也就没了，它一定是摸不着的。我说失败是必然的，等你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就来了，对，它不可能让你满意的。
因此，我们人不管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不到100岁你就归西了，过了八九十岁你就没招了，肯定！你有多少的经验？到最后能留下的是很少很少的，到下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还是要摔跟头。每一个做生意的人，差别就是悟性高一点的，少犯点错误，悟性差点的，狠狠地犯错误而已。
人物周刊：你是个悟性高的人吗？
薛蛮子：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别人花100%的时间才能拿80分，我花20%的时间就能拿80分。我是个聪明的人，对一件事领会得很快，看一个人，一两分钟就能够形成一个经验主义的看法，这孙子靠谱不靠谱。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有了不起的大智慧的人。第一，这样的人极少。现代社会，乔布斯是个高人，比尔·盖茨曾经是高人，但才一二十年，这哥们儿就奥特曼了，眼看着Google来，眼看着推特来，眼看着Facebook来，束手无策；他还跟诺基亚去搞什么，那根本是没戏的事情。微软是肯定傻逼了。
对我来说，我采取的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去模仿别人。我不是孔子，不是佛陀，也不是李白，我只是薛蛮子，我选择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做一点事情，能够体现出尽可能属于我的优点，藏住并保有我的缺点。有缺点是很幸福的事情，没有缺点是痛苦的。人不完美的时刻是很舒服的，要做完美的人有极为痛苦的过程，光是每日三省我身就把你搞死了。为什么曾国藩那么不可爱呢，就是曾国藩完全一点天性萌发的东西都没有，天天憋着自个儿，天天憋出了牛皮癣。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做自己，折腾点天使投资，率性而为，想折腾点打拐，搞点打拐；想折腾点食品安全，搞点食品安全；想增加大家对癌症的意识，那我们就说点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名的人，敢当天说自个儿有得癌症的，这个我是头一个。
商人就是配置自己的人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商人是什么人？商人的准则是什么？
薛蛮子：商人的准则就是利润，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商人的准则。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低，本质上是由于中国儒家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是抬不起头的。说老子是个商人，但说自己是商人的人，都要说自己是儒商，因为儒比商高，先说自己是儒，再说是商；所以现在的国学班在商人中大行其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卑，哥们是个商人，一定首先要儒。而在西方社会中，Business是个中性词，是个行业，修脚的、修表的都是，教授也一样，就是个行业；在中国，商人接近于贬义词，在中国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无商不奸，没有道德，蒙人的家伙。
我觉得我可以给商人下一个定义，商人其实就是配置自己，有的人提高自己配置的效益，有的人降低自己配置的效益，这叫奸商。但其实总体上，他还是提高自己的配置。你把新疆的哈密瓜都卖到北京来，就卖贵了，对不对。新疆哈密瓜长几万斤，就几十个人吃，那怎么行。北京满街的小孩冲上去买吧，那肯定是做了好事，要不然这东西卖不出去。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人所谓“奸”的这个属性会越来越少，随着道德的提高和整体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就没有必要骗人了。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多年来是一个被歧视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商人永远是政治的奴隶，永远是权力的奴隶，永远是为了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被人看得起。我们现在一些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到当地的人大副委员长，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他觉得自己能够跟权力为伍，就是最高境界了。
相对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一块挣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做搜索，做电子商务，当地的政协主席起的作用很小。我们做个小灵通，是可以自己做的，尽管要跟人家喝酒，偶尔跟人家卡拉OK，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像做房地产一样，天天去仰人家鼻息。我认识的这种做公关的中国人，一个本子，他要巴结这个官的爸爸妈妈，他们家阿姨的生日，每次到香港，到外国，带几十双不同号的鞋，都要送到，每一个生日都要顾到，还要帮助大官警卫员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要做到这种程度，他才能生存，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我干的活儿，他们绝对干不了。
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我觉得中国的商人将来会越来越好，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
我是个跨界高手
人物周刊：有人说做生意需要狼性，狼性和人性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薛蛮子：你问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狼图腾》那本书。我认为那是一本非常荒唐的书，是傻逼书。这哥们儿准是既没做过生意，也没打过仗，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我在内蒙待过。那是一个无知、幼稚的一种神话，很荒唐，什么狼性？他是对人性的一种割裂，做成一种对立，然后呢，又用骇人听闻的方法，用阴谋论的方法，用一种非黑即白，写得人生所有的都是灰的，哪有这样的事？我认为的狼性，就是咄咄逼人，或者进取心强，或者比较激进的，做一件事就是做到极致，要不然就不做，要做就做得比别人好，这就是所谓的狼性。
我在美国，常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万里吃屎。道理就是，这个人是个怂包，你在中国是怂包，到了美国更是怂包。在中国，这么多人考研究生，你还考个第一，你还有你的过人之能，到那儿还是第一，那挡你的人就更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狼性的问题，而是你要有一个基本智力，还有一个超强的意志，就是坚持、努力，反正人和人智力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到最后谁要拿100分，都得付出120%的力量。同样是100分，每回考100，他一定是花了大力量。
人物周刊：你做天使投资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跟你的付出有关吗？
薛蛮子：我是个复合型的人，相当的跨界。跨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有3门80分，而别人一门100分，剩下是0的话，你的分永远最高，3门加起来100，平均33，老子都是80分，240，我就是最高的。你能跨得越多，胜算越大，这是个简单之极的道理。现代社会所有的成功，全是跨界，我懂点物理，懂点化学，再加点数学，如果再加点文科的心理学，路径越多，天地也就越多。一个人同时开4个窗，那天地得有多大啊。你一来就在里头死磕，都是99分的家伙，来来去去就只有这招。我所说的跨界，就是我专业知识不行，也不懂，岁数大了，也补不了。专业知识找别人，有专家，但我主要的看准了，把大的趋势捏住，包括对人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认同商场如战场的说法吗？
薛蛮子：商场如战场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所有的商人把自己渲染成为作壮烈状、作烈士状的一种说法，满脑子做土皇帝的这种思路。我认为，学问对政界、商界、学术界都是一致的，每一个人都要触类旁通，每一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找一个团队弥补短板，要发现短板，解决问题。
邓小平就是看到了中国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大一统国家就完了，一定要解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明怎么跟世界文明接轨的问题，只要有一点动作，他一下子就是伟人。蒋经国就看到，蒋家王朝，二世、三世、四世，总有一天是做不了的，与其被人家彻底挫骨扬灰，埋葬蒋家王朝，不如自己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我是独裁者，我来结束独裁，我来两党制、民主制。这些人满足了一个深切的历史需求，这是政治家。
所以商场如战场，政治如战场。你要想成功就得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有瓶颈。解决的问题越大，你的成就越大，问题小，你就解决小区平常送水的问题，你混碗饭吃没问题。我们家一千多口人，每天都得一个礼拜喝一大瓶水，你能把这个小区的人变成200个小区，那你就做一个中富。全北京解决了，你就IPO了。所以商场如战场这件事，是商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其实不仅战争也好，商业也好，学术也好，政界也好，任何人要想做点事情，都是要解决困难的，都是触类旁通的。
好玩不累
人物周刊：你的优缺点是什么？
薛蛮子：我的缺点，我认为是极端的率性、自由散漫和不守规矩；而且我的缺点就是全部承认，坚决不改。我的优点是，能够迅速看到事物的本质，迅速地使用常识，我富有常识，我有很多常识；我比较好地结合了自己对人文、历史、人生的感悟，对哲学的思考，加上对人性的判断，很迅速地达到“人靠谱和事靠谱”的结论。人靠谱是一方面，剩下的问题就是算术的问题，值不值，这就是价钱的问题了，很简单。这事好，现在有百度。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常识，但是我发现说到常识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好像把常识给忘了，这是个缺乏常识的年代。
薛蛮子：我们今天是人人都远离本质、远离常识的年代。基本上都是歪瓜斜道的，路子多。我们现在对人的态度，像食品方面的事情，这都是常识，你怎么敢把豆芽用化工品泡，让老百姓吃呢，你也得不了好啊，这就是没有常识的结果。就你一个坏人，就把全中国所有种豆芽的人全害死了；如果种好豆芽的人不这么干，他就被害死了，还捞不着钱，还不如发大了。
我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我很少扭曲，绝大多数人在成功的道路上都是克服这个。我只要找到了自己，照着我自己做，舒服，还不扭曲。我见的所有的成功人士一半以上都是扭曲的家伙，而且绝大多数是跟自己较劲。累，活得太累。
历史上的人也都是如此，比如曾国藩，这哥们儿扭曲，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心理上摆不平，上摆不平皇上，下摆不平妻妾，又摆不平部下，一天忧国忧民，他唯一的招就是忍。我要是他，我肯定联系李秀成，先把慈禧老太太先油煎了再说，打到北京，带着湘军，50万人，早就天下可定。对一个满人老太太，天天去叩头如捣蒜，荒唐。
因此，我觉得人要很迅速地找到一个点，克服自己的缺点是对的，改变自己本性是不对的，因为狗改不了吃屎，没有办法改掉本性的。这是我们的本性，是本质的问题。你一定要保有缺点、毛病，这都是正常的，你把它扭曲了，就没意思了，累啊，痛苦。不能太累，累了就没意思。
文章-不完满是人生的永恒——对话薛蛮子-南方人物周刊
薛蛮子：第一，因为我以前学过两天不着边的历史，一直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蓬勃、富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悲剧。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道德水平空前沦丧，每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已经超过了显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系统化的腐败，任何一点小小的权力都能做成一个交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此种种，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恶果就是食品安全。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绝大部分人犯了罪，看不到内心的忏悔。只是抱怨我的运气真不好，我的智力太低了，我的爸爸不是李刚，我的关系不够硬。所有的丑行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这很悲哀。做记者的，出门需要拿着记者证；做警察的，需要拿着警察证；商人，出门不仅要拿名片，还需要拿着报纸，“你看这是关于我的报道”。我们太多的时间被拿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骗子。
所有崇高的人，所有高大的形象，稍微有点事，马上就变成臭狗屎，而大家都不奇怪，一个昨天非常聪明的人，到明天是臭狗屎，几分钟之间，事情就做完了。公众对于人的缺点、品质的期望值已经降到极低了。当官的，以前说贪了几千万，现在贪了10个亿、8个亿，公开宣判，说这个人情妇近百，这些都不奇怪了。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经济人文的发展，都面临道德上的提升和改造，和人境界的升华，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国家也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前全民皆兵，全国人民抓政治挂帅，全国人民搞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人民搞经济斗争，全国人民搞GDP。GDP这个事就是代价太大，我们现在迅速地把几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用得差不多了。
第二，我们用中西部便宜的农民做世界工厂，现在这种模式面临挑战。第一是人工已经不便宜，第二是所有便宜的土地、电力、水，这二三十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想在世界制造业的生物链上做一个最简单的、低级的、山寨式的重复，用这个模式来长期维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因此逼着我们要改变，一定不能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
第三，其实有这么多人埋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是1953年生人，以前埋怨国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现在这么多。你看从开始有了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后来有新浪博客，现在出现了微博，全民论政，全民对每件事情能够说出它的看法。我还看到一些政府的高官，包括汪洋、张春贤，很多的省、部、公安局、宣传部都开了自己的官网，跟老百姓沟通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了。我认为今后上访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上访的目的就是要上达天听。微博是一个最伟大的事物。新浪现在要选一个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其实在我心目中早有候选对象了。
我认为一个公民可以做很多事
记者：打拐？或是王功权私奔？
薛蛮子：都不是，今年最鼓舞人心的，我要把票投给江西新余的刘萍。我们所有读过书、读过报、以救天下为己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如刘萍这样一个下岗的女工。这位女士居然参选新余县的区人民代表，而且还得到了选票。我觉得政府一没有抓她，二也没有迫害她，也没有在政治上怎么消灭她，这已经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我三年前专门搬回国内居住。中国日子一天天好下去，我也非常庆幸我回来了。以前我只是一个过客，现在是这的居住者，我切实地感到了中国的政治风气和生活环境，尽管有诸多的不习之处，但是中国的变化是远远好于以前，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像我这一代人，快到60岁了，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绝对不主张任何激进的、非理性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改变社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付了足够的学费，不能再玩儿了。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和平、理性、公开、透明地，逐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时要提高我们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我觉得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话语权，只要新闻媒体有了足够的监督权，这件事就一定会实现，国家就一定会逐步好起来。
没有信仰对我来说是个悲剧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薛蛮子：我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没有选择，我生下来就被教育成无神论者，这是一个悲剧。我认为一个民族最好是有信仰，有信仰的一定比没有强。我属于老毛这个时代出来的人，大家都没信仰，甚至变成了很彻底的唯物论者，这很危险。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敬天、敬人、敬自然，都不敬，才会出现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混蛋，才有药家鑫这种补八刀的家伙。在旧社会，每个村都有土地庙，很简单，你做好事，上天堂；你做坏事，见阎王，阎王把魂收过去，煎炒烹炸。所以旧时的人，做了坏事，在土地庙那里，吓都能吓死。
我的两个小孩都信基督教，我太太也信基督教，他们也期盼我信基督教。最近因为得癌症，太太天天祈祷。我说如果我有朝一日，跟胡适、蒋介石一样，信了基督，不是因为我得了病，也不是病急乱投医，不是跟城下之盟一样，说老子怕死，快到地狱门口了，来救我一把。那是新教马丁路德金说的赎罪券，这事情是做不得的。
怎么说呐，这事跟我所受的教育、过往的历史、所有的背景是不相符的。我不会因为这事屈辱自己说，马上死到临头了，赶紧跪下来。活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辈子当做五辈子来活，你只要活到了，剩下的都是捞的。如果有来生，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它就没有，它也还会给你。如果万一没有，这辈子多活几个，你就捞着了，就这意思，基本上咱就是实用主义的办法。
人物周刊：那你信什么？
薛蛮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理性、良知和道德，作为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我自然有；我有宗教情怀，就是人一定要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事。第二，人生是有是非的，并不因为人本身的处境很虚无，如果你都死了，你将来子子孙孙都要死去，人类终要消亡，地球也要没有了，一想起这个，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人活在世上就要有社会的准则，既然你活在这社会上，就需要理性、良知、道德基本的准则，这个我觉得是信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薛蛮子：成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第一是物质上的，吃的肉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多，住的房比别人大，开的车比别人贵，不就是成功吗，这肯定是约定俗成的看法。第二，成功是种幸福感，我个人认为，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因为任何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人的精力就这么多，在人生这块百分之百的蛋糕中，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你要想家庭生活成功，还要政治生活成功，还要宗教生活，还要发财，这是属于鱼与多种熊掌完全不可兼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能说我有多了不起的成功，但是我比老百姓多挣了几个钱，我是随性的，我没有付出一些非人的代价。我没有说几年大禹治水，见不着爹，见不着妈，自个儿含辛茹苦，动不动说是到西北酒泉20年搞个原子弹。这算什么成功，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儿子干那个，我一屁股给他踢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干这个事情。
人这一生不完满是永恒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经验的意义是什么？
薛蛮子：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往往到最后，流传给后人90%的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我痛苦地发现，人的成长跟怀胎十月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多么急切想要一个儿子，怀胎十月是一定要的，你娶了10个媳妇，怀胎十月也是一定的，没招。因此，有了儿子，我希望他走路说话，但他不到一岁，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请刘翔、李宁给他做训练，也是不可能的。人生是有过程的，每一个人学走路，摔跟头，学骑自行车，摔得鼻青脸肿、掉两颗牙，这都是过程。
每一个国家，都一定是有一个成长、犯错误、摔跟头、逐渐成熟的过程，等到真正成熟的时候，这个文明就没了。文明烂熟了，它就完了。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征服了北非，到那个时候，它的文明已经没戏了。中国的明朝，集权到一定的程度，马上满族就来了，来收拾你了。
我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不去强求，强求的事是没有用的。我给儿子说的话，只有等他真正长大才会明白。就像我爸爸跟我说的无数的话，只是在我得癌症以后，我才觉得我爸爸真有智慧。以前我认为我爸爸多傻啊，做了共产党，二十几年才做了副部长那么一个小官，那一个官算啥啊，历史上连列传都进不去，我说这些人太不行了。
我们大了，懂了一点人生的道理，事情也看透了，就是尽可能地想，做你喜欢做的事，跟你喜欢的人来往，折腾的事，凡是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就绝对不要去争取。只做容易争取，又能迅速产生幸福感的事，专做这个就完了。因为人生有限，要尽可能地冒泡，千万人吹不动的泡，咱不能去吹，三峡的水咱吹不动，只能让老毛来吹，“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咱吹不动那泡。
所以我对人生的看法，没有宗教情怀，是相对悲凉的。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作品到最后都是悲剧呢，因为人生最后不完满是永恒的，完满都是暂时的，一定如此。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不满足马上就萌生了，幸福只是在你没有意识到时是最大的幸福，你意识到了，这个幸福也就没了，它一定是摸不着的。我说失败是必然的，等你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就来了，对，它不可能让你满意的。
因此，我们人不管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不到100岁你就归西了，过了八九十岁你就没招了，肯定！你有多少的经验？到最后能留下的是很少很少的，到下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还是要摔跟头。每一个做生意的人，差别就是悟性高一点的，少犯点错误，悟性差点的，狠狠地犯错误而已。
人物周刊：你是个悟性高的人吗？
薛蛮子：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别人花100%的时间才能拿80分，我花20%的时间就能拿80分。我是个聪明的人，对一件事领会得很快，看一个人，一两分钟就能够形成一个经验主义的看法，这孙子靠谱不靠谱。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有了不起的大智慧的人。第一，这样的人极少。现代社会，乔布斯是个高人，比尔·盖茨曾经是高人，但才一二十年，这哥们儿就奥特曼了，眼看着Google来，眼看着推特来，眼看着Facebook来，束手无策；他还跟诺基亚去搞什么，那根本是没戏的事情。微软是肯定傻逼了。
对我来说，我采取的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去模仿别人。我不是孔子，不是佛陀，也不是李白，我只是薛蛮子，我选择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做一点事情，能够体现出尽可能属于我的优点，藏住并保有我的缺点。有缺点是很幸福的事情，没有缺点是痛苦的。人不完美的时刻是很舒服的，要做完美的人有极为痛苦的过程，光是每日三省我身就把你搞死了。为什么曾国藩那么不可爱呢，就是曾国藩完全一点天性萌发的东西都没有，天天憋着自个儿，天天憋出了牛皮癣。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做自己，折腾点天使投资，率性而为，想折腾点打拐，搞点打拐；想折腾点食品安全，搞点食品安全；想增加大家对癌症的意识，那我们就说点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名的人，敢当天说自个儿有得癌症的，这个我是头一个。
商人就是配置自己的人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商人是什么人？商人的准则是什么？
薛蛮子：商人的准则就是利润，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商人的准则。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低，本质上是由于中国儒家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是抬不起头的。说老子是个商人，但说自己是商人的人，都要说自己是儒商，因为儒比商高，先说自己是儒，再说是商；所以现在的国学班在商人中大行其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卑，哥们是个商人，一定首先要儒。而在西方社会中，Business是个中性词，是个行业，修脚的、修表的都是，教授也一样，就是个行业；在中国，商人接近于贬义词，在中国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无商不奸，没有道德，蒙人的家伙。
我觉得我可以给商人下一个定义，商人其实就是配置自己，有的人提高自己配置的效益，有的人降低自己配置的效益，这叫奸商。但其实总体上，他还是提高自己的配置。你把新疆的哈密瓜都卖到北京来，就卖贵了，对不对。新疆哈密瓜长几万斤，就几十个人吃，那怎么行。北京满街的小孩冲上去买吧，那肯定是做了好事，要不然这东西卖不出去。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人所谓“奸”的这个属性会越来越少，随着道德的提高和整体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就没有必要骗人了。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多年来是一个被歧视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商人永远是政治的奴隶，永远是权力的奴隶，永远是为了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被人看得起。我们现在一些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到当地的人大副委员长，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他觉得自己能够跟权力为伍，就是最高境界了。
相对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一块挣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做搜索，做电子商务，当地的政协主席起的作用很小。我们做个小灵通，是可以自己做的，尽管要跟人家喝酒，偶尔跟人家卡拉OK，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像做房地产一样，天天去仰人家鼻息。我认识的这种做公关的中国人，一个本子，他要巴结这个官的爸爸妈妈，他们家阿姨的生日，每次到香港，到外国，带几十双不同号的鞋，都要送到，每一个生日都要顾到，还要帮助大官警卫员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要做到这种程度，他才能生存，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我干的活儿，他们绝对干不了。
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我觉得中国的商人将来会越来越好，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
我是个跨界高手
人物周刊：有人说做生意需要狼性，狼性和人性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薛蛮子：你问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狼图腾》那本书。我认为那是一本非常荒唐的书，是傻逼书。这哥们儿准是既没做过生意，也没打过仗，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我在内蒙待过。那是一个无知、幼稚的一种神话，很荒唐，什么狼性？他是对人性的一种割裂，做成一种对立，然后呢，又用骇人听闻的方法，用阴谋论的方法，用一种非黑即白，写得人生所有的都是灰的，哪有这样的事？我认为的狼性，就是咄咄逼人，或者进取心强，或者比较激进的，做一件事就是做到极致，要不然就不做，要做就做得比别人好，这就是所谓的狼性。
我在美国，常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万里吃屎。道理就是，这个人是个怂包，你在中国是怂包，到了美国更是怂包。在中国，这么多人考研究生，你还考个第一，你还有你的过人之能，到那儿还是第一，那挡你的人就更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狼性的问题，而是你要有一个基本智力，还有一个超强的意志，就是坚持、努力，反正人和人智力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到最后谁要拿100分，都得付出120%的力量。同样是100分，每回考100，他一定是花了大力量。
人物周刊：你做天使投资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跟你的付出有关吗？
薛蛮子：我是个复合型的人，相当的跨界。跨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有3门80分，而别人一门100分，剩下是0的话，你的分永远最高，3门加起来100，平均33，老子都是80分，240，我就是最高的。你能跨得越多，胜算越大，这是个简单之极的道理。现代社会所有的成功，全是跨界，我懂点物理，懂点化学，再加点数学，如果再加点文科的心理学，路径越多，天地也就越多。一个人同时开4个窗，那天地得有多大啊。你一来就在里头死磕，都是99分的家伙，来来去去就只有这招。我所说的跨界，就是我专业知识不行，也不懂，岁数大了，也补不了。专业知识找别人，有专家，但我主要的看准了，把大的趋势捏住，包括对人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认同商场如战场的说法吗？
薛蛮子：商场如战场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所有的商人把自己渲染成为作壮烈状、作烈士状的一种说法，满脑子做土皇帝的这种思路。我认为，学问对政界、商界、学术界都是一致的，每一个人都要触类旁通，每一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找一个团队弥补短板，要发现短板，解决问题。
邓小平就是看到了中国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大一统国家就完了，一定要解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明怎么跟世界文明接轨的问题，只要有一点动作，他一下子就是伟人。蒋经国就看到，蒋家王朝，二世、三世、四世，总有一天是做不了的，与其被人家彻底挫骨扬灰，埋葬蒋家王朝，不如自己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我是独裁者，我来结束独裁，我来两党制、民主制。这些人满足了一个深切的历史需求，这是政治家。
所以商场如战场，政治如战场。你要想成功就得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有瓶颈。解决的问题越大，你的成就越大，问题小，你就解决小区平常送水的问题，你混碗饭吃没问题。我们家一千多口人，每天都得一个礼拜喝一大瓶水，你能把这个小区的人变成200个小区，那你就做一个中富。全北京解决了，你就IPO了。所以商场如战场这件事，是商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其实不仅战争也好，商业也好，学术也好，政界也好，任何人要想做点事情，都是要解决困难的，都是触类旁通的。
好玩不累
人物周刊：你的优缺点是什么？
薛蛮子：我的缺点，我认为是极端的率性、自由散漫和不守规矩；而且我的缺点就是全部承认，坚决不改。我的优点是，能够迅速看到事物的本质，迅速地使用常识，我富有常识，我有很多常识；我比较好地结合了自己对人文、历史、人生的感悟，对哲学的思考，加上对人性的判断，很迅速地达到“人靠谱和事靠谱”的结论。人靠谱是一方面，剩下的问题就是算术的问题，值不值，这就是价钱的问题了，很简单。这事好，现在有百度。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常识，但是我发现说到常识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好像把常识给忘了，这是个缺乏常识的年代。
薛蛮子：我们今天是人人都远离本质、远离常识的年代。基本上都是歪瓜斜道的，路子多。我们现在对人的态度，像食品方面的事情，这都是常识，你怎么敢把豆芽用化工品泡，让老百姓吃呢，你也得不了好啊，这就是没有常识的结果。就你一个坏人，就把全中国所有种豆芽的人全害死了；如果种好豆芽的人不这么干，他就被害死了，还捞不着钱，还不如发大了。
我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我很少扭曲，绝大多数人在成功的道路上都是克服这个。我只要找到了自己，照着我自己做，舒服，还不扭曲。我见的所有的成功人士一半以上都是扭曲的家伙，而且绝大多数是跟自己较劲。累，活得太累。
历史上的人也都是如此，比如曾国藩，这哥们儿扭曲，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心理上摆不平，上摆不平皇上，下摆不平妻妾，又摆不平部下，一天忧国忧民，他唯一的招就是忍。我要是他，我肯定联系李秀成，先把慈禧老太太先油煎了再说，打到北京，带着湘军，50万人，早就天下可定。对一个满人老太太，天天去叩头如捣蒜，荒唐。
因此，我觉得人要很迅速地找到一个点，克服自己的缺点是对的，改变自己本性是不对的，因为狗改不了吃屎，没有办法改掉本性的。这是我们的本性，是本质的问题。你一定要保有缺点、毛病，这都是正常的，你把它扭曲了，就没意思了，累啊，痛苦。不能太累，累了就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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