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陳獨秀與胡適難舍難分的歷史記錄——關於新發現的陳獨秀等致胡適的13封信
陳獨秀與胡適難舍難分的歷史記錄——關於新發現的陳獨秀等致胡適的13封信
作者：唐寶林
（作者註：本文今年九月投稿《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立即復信表示錄用，並讓我不再投稿他處。但在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由於《歷史研究》第三期已經發表了歐陽哲生內容關於13封信的文章，雖然本文思路獨特，情節精彩，只得不再采用。為此，特發表於此，供研究者參考。）
今年5月29日，國家文物局的工作同誌拿了“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從美國的胡適兒媳婦手中征得的“陳獨秀等人致胡適13封信紮”（11封 是陳獨秀的，另2封是陶孟和和錢玄同的）的影印件，請我作鑒定。因為我30年來收藏有196封陳獨秀的親筆信影印件、復印件和照片，還有陳的詩、文、字聯 的筆跡數十件。我從各方面鑒定後，認為其是真品，而且在國內沒有發表過。文物局同誌表示，將把這些信紮由國家收賣下來，然後陳列在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裏 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覽，既是這個紀念館的“鎮館之寶”，並得到很好的保護，又可以供廣大民眾和學者參觀使用，免得繼續流散在民間。結果，國家文物局 動用“國家優先權”，以554.4萬元的高價，購得了這批信紮。
這些信紮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是十分珍貴的。因為這些信主要是1920—25年陳獨秀從新文化運動轉向建立共產黨、從文化救亡轉向政治救亡過程 中，與胡適為首的堅持文化運動的北京同人之間的矛盾鬥爭情況，填補了這段歷史的許多空白，特別使人看到在新文化運動中結成“黃金搭檔”的陳獨秀與胡適分離 時，那種難舍難分的感人情感。
現將其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這批信中最早的一封信是1920年5月7日陳獨秀在上海致北京胡適和李大釗的信。
當時陳獨秀一方面由於發起新文化運動，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並加謠言誣陷，難以繼續在北京大學立足；另一方面，由於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上街散發 攻擊北洋政府的傳單而被捕，雖經各界營救，在拘留三個月後獲釋，但在家中仍受監視，出門必須報告警局；警局還在其家（北京府右街箭桿胡同9號，今為20 號）後門，特設一崗哨，執行監視。陳獨秀忍受不了這種拘束，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於這年春節前，經天津轉到上海，同時也將以他為首的北京同人編輯的《新 青年》雜誌，帶到了上海。因為，從1919年開始，《新青年》由原來的陳獨秀一人編輯，改為編輯部成員輪流編輯。而在陳獨秀被捕期間，胡適乘負責編輯《新 青年》的姐妹刊《每周評論》之機，與李大釗發生了《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連續發表四篇“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反對李大釗在《新青年》上宣傳馬克思 主義。說明新文化陣營開始出現分裂。所以，在陳獨秀出獄後，即1919年10月5日，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縫。會前，胡適對沈尹默 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禁止別人再“談主義”。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即獨 秀）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1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於是，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 海時，就將雜誌帶到上海。
巧的是，這時陳獨秀的思想也由於巴黎和會上強國欺侮弱國、把戰敗國德國侵占我國山東的權力，判給日本的刺激，同時又受到十月革命後蘇俄對華友好 的外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影響，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並脫下西裝和長袍，到工廠去做工人運動。他還請在各地的朋友和《新青年》讀者，對各地的工 人狀況進行調查，準備在這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出版專號。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他覺得《新青年》編輯部的其他成員，尚在北京，以後的出版問 題，需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見，於是他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提出了：是否繼續出版和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 （三）由弟在滬擔任。”2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沒有想到，上海的《新青年》出版，也發生了新的困難問題，於是，就有了陳獨秀5月7日這封信：
日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現在還沒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見如何？
現在因為《新青年》六號定價及登廣告的事，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
信接著談及《羅素全集》和李大釗、陳博生的《社會問題叢書》出版遇到困難後強調說：
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制。
這封信說明兩件過去人們未知的事：
1、李大釗與胡適發生“主義與問題”之爭時，陳獨秀因在獄中，未知其站在哪一邊。陳到上海後的行動表明，他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一邊的，就 是當時政府禁止的“過激黨”，因此，不僅胡適與陳獨秀明確了分歧，就是一開始與之合作的負責《新青年》印刷和出版的、不問政治的群益書社老板，也害怕起 來，據此要提高《新青年》的定價（以風險加大為由，“想發橫財”）和取消廣告（以免刺激當局，產生“風波”）。為此，陳獨秀為維持雜誌的影響和擴大銷量， 堅決不幹。
2、堅決不幹，那麽怎麽辦呢？陳獨秀自己“打算招股辦一書局”，這就是後來共產黨成立初期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圖書和小冊子的“新青年社”的來歷。
二、5月11日，即前信不見回信後四天，陳獨秀又致函胡適：
群益書社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要辦，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
附上《正報》上罵你的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 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你可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引者）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 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
這封信的意義，一是說明陳獨秀當時還是對胡適一往情深，二是糾正了過去一個傳統觀念：陳獨秀總是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總是批判胡適反對學生運動 的。這次不一樣。這次是陳獨秀唯一的一次附和胡適反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雖然是“五四運動”一周年紀念，但沒有發動學生運動的形勢，所以他表示對 《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只有發笑”，進行了譴責，並熱情建議胡適在北大“單獨開課”，嚴厲批評了堅持“不上課的學生”。
請看，半個月內，陳獨秀在沒有接到回信的情況下，單向地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雖然是一個硬漢子，又是很重感情的，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社”。
三、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全文如下：
快信收到已復。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條復如左：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實際上後來建黨後，還是叫“新青年社”，並用它印銷《新青年》，還出版了大量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圖書和小冊子——引者），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哪）裏來？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只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
（4）若招不著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廣告，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再將就他，那麽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
可見，陳獨秀自己辦一個書局出版《新青年》的決心，已經鐵定。但是，經費問題如何解決，還有稿源問題，若北京同人繼續怠工，這個問題也不好解決。因為這個時候與維經斯基合作建黨問題，還沒有最終決定。
四、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只好靜觀待變，既不入股，也不供稿。陳獨秀又焦急起來。5月25日又致函胡適，全文如下：
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只好不租發行所， 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籌得否； 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只 當加好萬不可減壞。
（1）孟和夫人續譯的《新聞記者》
（2）守常兄做的《李蔔克奈西傳》
（3）申甫兄譯的羅素心理學
（4）啟明兄弟的小說
以上四種請你分別催來。
就這樣，以6期為一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這三個月中， 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革命政黨到正式成立“社會黨”（約在11月，改名為“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8卷1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帶著經費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李達、李漢俊等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 了。這可以從下一封信中看出。
五、7月2日，陳獨秀致高一涵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國時及北京來信都收到了。
《互助論》聽說李石曾先生已譯成就快出版，如此就不必重復譯了，你可以就近托人問他一聲。
西南大學早已宣告死刑了。
你想做的《社會主義史》很好，我以為名稱可用《社會主義學說史》，似乎才可以和《社會主義運動史》分別開來。聽說李季君譯了一本Kinhup（國內譯法不一，多數譯為“柯普卡”）的《社會主義史》，似乎和你想做的有點重復。
《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
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
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
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制”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種 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面做人。鴉片戰爭以後， 任何人與外國人發生關系，尤其是拿外國人的錢做事，都會被國人罵為“賣國”。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即《新青年》8卷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 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而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 子學說及形而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3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鑒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只反無政府主 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但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 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妥。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 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4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陳獨秀有何答復。而由於北京同人 的繼續怠工，陳獨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號出版後，他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 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本人不久將南下廣州（應國民黨的廣東省長陳炯明之邀，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系，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在他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 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 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註意此事。”5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應。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要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準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系首領梁啟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以上的反應，於是就出現了下一封與北京情緒上出現很大反差的信
六、1920年12月21日，陳獨秀熱情地致函高一涵、胡適，全文如下：
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今天休息一天，一切朋友都尚未見面。
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余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師範必屬小學及幼稚園，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顯然，這時的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什麽可說了，而由於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 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為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系接近的話而生氣。
七、這就是這“13封信紮”中的陶孟和致胡適的信。筆者說它是“紙條”，而不是信。因為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不是正規的信紙，而是信手拈來的小紙片，其主要內容如下：
示悉。
那第三個辦法，照你所說的做去，我也很贊成。
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什麽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
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
這裏說陳獨秀是“老同盟會出身”有誤。同盟會時期，陳獨秀是與章太炎、劉師培等同盟會成員關系密切，但陳對同盟會成員復雜、狹隘的“反滿”革命 綱領、對帝國主義有幻想（不反帝）、聯甲（軍閥）倒乙（軍閥）的革命策略（不是依靠群眾），不能茍同，所以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
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認《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6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是意味著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當然要維持已經成為共產黨（發起組）的機關報的《新青年》。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立即回復，這就是下面一封信。
八、1921年1月9日，陳獨秀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來信所說關於《新青年》辦法，茲答復如左：
第三條辦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第二條辦法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第一條辦法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
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上署名後又附言：
再啟者，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 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 “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俄國，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最後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一涵、守常；
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啟明、玄同；
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和、孟和。7
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在1月29日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 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 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 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幹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板。”8
三天後，錢玄同又乘機發泄了1918年與劉半農在《新青年》演“王敬軒”雙簧戲事件9後受到胡適、陳獨秀的氣。這就是這批“13封信”中的又一 封信，所述錢“兩年來未撰一文”之事，也是前所未聞的。錢玄同在《新青年》移北大初期是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是他奉陳之命，去紹興會館把在裏面抄古碑貼度 日企圖把自己關在鐵籠子裏“悶死”的魯迅喚醒、並在後來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想不到他會有這麽一段隱衷。錢的這種情緒，直到這年8月，陳獨 秀才察覺到。他在致魯迅信中說：“玄同兄總是無信來，他何以如此無興致？無興致是我們不應該取的態度，我們無論如何挫折，總覺得很有興致。”10——這裏 就顯示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與幹將信的區別了。
九、1921年2月1日，錢玄同致胡適的信，全文如下：
昨晚我接到你請人吃茶的貼子，我今天因為兒子患白喉未愈，亟須延醫買藥，下午四時恕不能來。
《新青年》事，我的意見，已簽在來函之末尾，又前星期六別有一信致足下。即使下午能來，意見亦是如此。至於決議之結果，我自然服從多數（若“移京”和“別組”各占半數之時，則我仍站在“別組”一方面）。
還有要聲明者：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誌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言。”這就是我對 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我非反 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
雖說是“非反對誰某”，實際上是發泄對胡、陳兩年前批評的不滿。因為當年面對保守派的攻擊和胡適的妥協，錢玄同曾寫信給胡，明確表示不滿。
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 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11
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分裂。
胡適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絕不妥協的態度顯然也刺痛了陳望道等上海編輯人員。1月15日，陳望道給胡適一封明信片，很生氣地表示：“新青年內容，我不願意多說話，因為8卷4號以前我純粹是一個讀者，5號以後，我也只依照多數意思進行。”12胡適還給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爭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編輯，而是 辦報方針。他直率地說：“我不是反對你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你把《新青年》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陳望道在給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幟鮮 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時間的歷史，並且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於招牌，無意留戀。不過適之先生的態度，我卻敢斷定說，不能信 任”。信還指出胡適不做文章，又企圖支配《新青年》，表示與胡適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彌縫”。“上海廣大同人及一般讀者”對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 “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謝。認為：“辦《新青年》不能靠胡適，要靠你（魯迅——引者）”。13
可見，這一次的分裂由於是思想上的分裂，深刻之至，難以挽回。其實，二人的矛盾實質上是共產黨的專政派與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的矛盾，是中國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還是走英美資本主義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決。陳獨秀只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14
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著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 運動——新文化運動正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特別是 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運動的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5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沒有陳獨秀那樣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 性慣性的推動，這時歷史潮流，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即使是陳獨秀也難以阻擋。陳獨秀作為一個 弄潮兒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覺地被歷史潮流所裹脅，並且被推到浪尖上。這是他一生悲喜劇、曲折人生的總根源。
陳獨秀是重感情而留戀昨天，同時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這種難以兩全的困境，使他以後與胡適等人的友誼，鍍上了傳奇的色彩，即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名譽、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首先表現在下面這封信中：
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致胡適的信，全文如下：
《新青年》已寄編輯諸員百本到守常兄處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原贈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與守常兄商量示置。
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即陶行知也有許多人反對，何況王伯秋。
這封信可註意的有兩點：1、原來《新青年》編輯部中，陳與胡關系最密切，所以此刊離京出版後，都由陳寄胡分送北京同人，現在，由於刊物成了共產 黨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李大釗是陳組黨最親密的合作者，而胡適成了反對者，所以，陳寄贈刊物自然由胡轉李；胡適對已經“變質”的《新青年》自然不會再有興 趣，難以再做它的轉送工作，而李大釗身邊都是北京共產黨支部的成員，自然如信中所說“他那裏使用人多些”。2，陳獨秀並不以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而改變對胡適 卓越才智的贊賞，竭力推崇他任安徽教育廳長。
但是，胡適卻受了這次分裂的刺激，一反原誌，在1922年5月，也創辦起放棄“不談政治”、“不談主義”的諾言的“另一刊物”——《努力》周 刊，並且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等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制度等問題提出 具體意見，以推行他的“實驗主義”，對抗“馬克思主義。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
當時有人勸他全力教書、著書，不要辦報時，他還表示不能放棄“言論的衝動”；又說自從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以後，“我等了兩年零八 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贏余價值’；……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 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魯泡特金、愛羅先訶的主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 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 義。”16
可見，胡適辦《努力》主要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後，發表了《國際的中國》一文，第一次 直接攻擊中共政治綱領，完全否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宣稱現在“只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麽國際帝國主義的問 題”。17
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彜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茍安”18，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 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站在“革命萬能論”的左傾立場上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 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臺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19於是引起胡適過度的反應，著文反 駁時，竟對陳進行人身攻擊：“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誌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 生運動，安那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獨秀於 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 誌，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20
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出版這次爭論集的亞東圖書館（出版社）同時請陳獨秀和胡適為其寫序。陳獨秀宣傳唯物論，批評胡適“心物二元論”。胡適反擊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21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了世界觀。
1924年9月，在紀念辛醜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 幕”22。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指陳獨秀——引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我們只好叫他訟棍的行為！”23——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麽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 的。
1925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梁啟超研究系為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 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琪瑞下臺。部分 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 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24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同時又攻擊陳和共產黨：“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25
很遺憾，中國以後的社會發展，應驗了胡適的這個擔心。但是，在當時的反革命與革命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中，胡適的這種理性呼聲是極其微弱的，是沒有影響的。這大概是人類文明史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吧！
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只譴責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沒有看到他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 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沒有表示“容忍”。如今對於群眾過分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 群眾運動的對立情緒。
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面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只怪中國 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爭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26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盡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著。古道熱腸，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
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 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之良苦。
這次又發現以下這封信。
十一、1925年2月5日，陳獨秀致胡適的信：主要內容如下：
久不通信了。聽孟兄（指陶孟和——引者）說你問我果已北上否？我現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無論怎樣秘密，焉有不去看適之的道理。我近年本想以內亂犯的資格到北京去見章（士釗——引者）總長，但因瑣事羈身，不能作此遊戲。
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汙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孓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 會議去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史在此會議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
陳獨秀這次對胡適參加段琪瑞政府的的善後會議行動采取如此態度，難能可貴。因為當時胡的行動被激進分子譏為“軍閥分贓的幫兇”。在北大一院的廁 所墻壁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琪瑞為父”。陳卻在胡備受攻擊之時致信支持：“弟卻以兄出席為然。”而且上次對蔡元培對段政府的 “不合作”行動，他曾站在左傾的立場上極力抨擊。而這次卻贊成胡適參加善後會議，不過是要胡適去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合法鬥爭，說明這時的陳成熟多了，革命鬥 爭的方法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不應該拒絕合法鬥爭。同時也表明陳對胡的情誼依然深厚，而且對胡是真正了解的。他決不相信胡的這個行為是與段政府同流合汙。
不過信的最後，對傳聞胡將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一事，卻大不以為然，說了些很難聽的話。章士釗原是反清和反袁革命時期陳獨秀的親密戰友，但現在成了 段政府的教育總長，是陳獨秀共產黨要革命的對象。所以，參加善後會議是為了鬥爭，決不能與章合辦報紙，這些都是原則問題，陳獨秀是決不讓步的。
在這裏，人們再次看到陳與胡關系的特殊性：既堅持原則，又維持友誼。
胡適接此信後回信，抱怨陳聽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的傳言。於是又引出下一封信。
十二，1925年2月23日，陳獨秀致胡適函，主要內容如下：
傾讀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信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 笑。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什麽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說好。惟有兩層意思還要向你再說一下。（一）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家為人民 說話，無論可能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與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來”，還太不夠。（二）接近政府黨一 層，我們並不是說你有“知而為之”的危險，是恐怕你有如今不知的危險。
關於與章士釗等人同為政府辦報是誤傳，陳表示“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同時又解釋說：《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胡適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
這再一次表明了二人政治上分裂後，陳獨秀對胡適個人名譽是十分關心的。
十三、1932年10月10日，陳獨秀致胡適函，這是這批信中唯一用鋼筆字寫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國，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為代表。我現在要求你兩件事：一）李季擬翻譯《資本論》，但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 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兄能否為此事謀之商務或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的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 者，無出其右。二）我前次給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務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椿事上弄幾文錢，可 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納本二十四史。
兄回到野蠻而又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著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
祝你快活！
自從上一封1925年的信之後，到寫這封信，陳獨秀的人生發生了大起大落的變化。先是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 和1926—1927年的大革命，結果被盟友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政變所打敗，並且被文過飾非的共產國際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他 自認為在多次反對無效後被迫執行了國際的路線，對此指責想不通。同時，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認為是低潮，主張退卻以保存力量，反對國際指導中共繼續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1929年因見到莫斯科歸國留學生傳播的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共產國際在中國執行先右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陳獨秀猛然醒悟，從而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並在1931年當選為中國托派中央書記。“九一八”事件後，他堅持在城市領導托派進行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反蔣抗日”鬥爭。但是終因托派組織太弱小，又受共產黨的排擠打擊，無所成就。而且其中央機關兩次遭到大破獲，惟其個人因隱蔽較好而幸免。同時，被黨開除後，生活 失去了保障，還要負擔托派組織的活動經費，極其艱難困苦。
正是在這種很壞的心緒下，很不得已地他給胡適這位昔日的朋友寫了這封信，因此信末稱國家“野蠻而又野蠻”，對胡是出了“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既然這樣，為什麽還要勉為其難呢？這就再次顯示出陳的兩種可貴的精神：一是“窮而不墜青雲之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變。因此即使自己沒有力量，也要求胡適為他人（李季）翻譯《資本論》而奔走。二是“學無止境”，在任何情況下研究學問永不懈怠，而且越是困難越研究。五四運動時， 他鼓勵被捕學生的一句座右銘就是：“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 高尚優美的生活。”27他自己就是這樣以身作則的。1928年，他與左傾盲動主義政見相左，被國際“冷凍”時，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時間，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 問題，最終寫成了《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然後他托胡適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信中所托第二件事，就是請胡適加以催促。因為他在國民黨反共後成了政府“懸賞萬金緝拿的共匪首領”，過著地下生活，不便出面。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書稿當然也不可能出版，雖然它是純學術著作。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板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使得主要靠《獨秀文存》（當 時也不能再重印）版稅收入維持生活的陳獨秀，渡過了一次難關，過了一段貧困的生活。而書稿的出版卻如信中所說成了“一種懸案”。所以，一知胡適訪問後回國，又來催促。而由於已經接受了他們捐贈的千元稿費，不能再提錢事，但他渴望一部“二十四史”，以便在惡劣的環境中研究點學問。
不幸的是，這封信寫後第五天，即10月15日，托派中央又一次被大破獲，而且是一網打盡，陳獨秀也被捕了。
可貴的是，這時的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 陳的上述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全國抗戰爆發後，還為提前釋放陳獨秀，出了大力。在這個過程中，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因擺脫了地下生活，與胡適重新親熱起來，如他在要胡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拼音草案》時：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制拼 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28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陳獨秀還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路過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陳獨秀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但又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系，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29
這時的陳獨秀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陳又心血來潮，要作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陳借來閱後頗贊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 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30
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 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黨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向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 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停留在譴責國民落後性上， 放過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系起來。
陳獨秀晚年，看到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許多罪惡，否定了自己多年來信仰，重新估價西方民主主義推動人類文明進化史的價值，寫下了不少文章和 書信，逝世後，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靠朋友集資印刷。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 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這時，二人20多年的分道揚鑣，又在思想上達到了一致。
1《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3期；《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頁；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林仲樹記錄），未刊稿。
2《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90。
3《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07。
4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5《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7頁。
6魯迅致胡適的信（1921年1月3日），《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頁12。
7《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
8錢玄同致故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91918年《新青年》4卷3號時，劉半農乘輪流編輯之機，與錢玄同演了一出雙簧：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 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面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嘻笑怒罵，激情噴發。此著果然在讀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 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引起了保守派和中間派強烈的攻擊，特別是反對錢“肆口侮罵”，有 失教授的身份。胡適在這些人中朋友較多，受此影響，也對這種不光明的手段很不以為然，公開批評了劉和錢：同時，錢的“廢除漢字”的主張，也由於太脫離實 際，大受非議。陳獨秀雖然是同意錢的主張的，但為了爭取中間派，不得不出來發表聲明，在為錢辯護的同時，認為錢的主張是“用條石壓鴕背”的醫法，“本誌同 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錢本出於好心，結果卻遭到陳、胡如此的對待，很是生氣，從此消極下來。
10引自沈鵬年：《魯迅與〈新青年〉關系的兩個史實》，《文匯報》1962年4月22日。
11手稿原件殘片，無日期，從內容推斷，應該是在1918年下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2陳望道致胡適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13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百科知識》1979年，第1期，第12頁。
14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2頁。
15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16胡適：《我的歧路》，《努力》第7號，1922年6月18日，第3頁。
17《努力》第22號，1922年10月1日，第1頁。
18蔡元培：《辭北大校長職聲明》（1923年1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1月19日出版，第1159頁。
19《向導》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20《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第1頁。
21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1927年版。
22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
23胡適：《努力的問題》，《晨報副鐫》，1924年9月12日，第10頁。
24《工賊替安福派說話》，《向導》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25《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355—357頁。
26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95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
27《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28陳獨秀致胡適信，1932年12月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143頁。
作者：唐寶林
（作者註：本文今年九月投稿《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立即復信表示錄用，並讓我不再投稿他處。但在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由於《歷史研究》第三期已經發表了歐陽哲生內容關於13封信的文章，雖然本文思路獨特，情節精彩，只得不再采用。為此，特發表於此，供研究者參考。）
今年5月29日，國家文物局的工作同誌拿了“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從美國的胡適兒媳婦手中征得的“陳獨秀等人致胡適13封信紮”（11封 是陳獨秀的，另2封是陶孟和和錢玄同的）的影印件，請我作鑒定。因為我30年來收藏有196封陳獨秀的親筆信影印件、復印件和照片，還有陳的詩、文、字聯 的筆跡數十件。我從各方面鑒定後，認為其是真品，而且在國內沒有發表過。文物局同誌表示，將把這些信紮由國家收賣下來，然後陳列在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裏 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覽，既是這個紀念館的“鎮館之寶”，並得到很好的保護，又可以供廣大民眾和學者參觀使用，免得繼續流散在民間。結果，國家文物局 動用“國家優先權”，以554.4萬元的高價，購得了這批信紮。
這些信紮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是十分珍貴的。因為這些信主要是1920—25年陳獨秀從新文化運動轉向建立共產黨、從文化救亡轉向政治救亡過程 中，與胡適為首的堅持文化運動的北京同人之間的矛盾鬥爭情況，填補了這段歷史的許多空白，特別使人看到在新文化運動中結成“黃金搭檔”的陳獨秀與胡適分離 時，那種難舍難分的感人情感。
現將其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這批信中最早的一封信是1920年5月7日陳獨秀在上海致北京胡適和李大釗的信。
當時陳獨秀一方面由於發起新文化運動，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擊，並加謠言誣陷，難以繼續在北京大學立足；另一方面，由於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上街散發 攻擊北洋政府的傳單而被捕，雖經各界營救，在拘留三個月後獲釋，但在家中仍受監視，出門必須報告警局；警局還在其家（北京府右街箭桿胡同9號，今為20 號）後門，特設一崗哨，執行監視。陳獨秀忍受不了這種拘束，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於這年春節前，經天津轉到上海，同時也將以他為首的北京同人編輯的《新 青年》雜誌，帶到了上海。因為，從1919年開始，《新青年》由原來的陳獨秀一人編輯，改為編輯部成員輪流編輯。而在陳獨秀被捕期間，胡適乘負責編輯《新 青年》的姐妹刊《每周評論》之機，與李大釗發生了《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連續發表四篇“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反對李大釗在《新青年》上宣傳馬克思 主義。說明新文化陣營開始出現分裂。所以，在陳獨秀出獄後，即1919年10月5日，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縫。會前，胡適對沈尹默 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禁止別人再“談主義”。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即獨 秀）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1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於是，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 海時，就將雜誌帶到上海。
巧的是，這時陳獨秀的思想也由於巴黎和會上強國欺侮弱國、把戰敗國德國侵占我國山東的權力，判給日本的刺激，同時又受到十月革命後蘇俄對華友好 的外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影響，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並脫下西裝和長袍，到工廠去做工人運動。他還請在各地的朋友和《新青年》讀者，對各地的工 人狀況進行調查，準備在這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出版專號。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他覺得《新青年》編輯部的其他成員，尚在北京，以後的出版問 題，需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見，於是他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提出了：是否繼續出版和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 （三）由弟在滬擔任。”2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沒有想到，上海的《新青年》出版，也發生了新的困難問題，於是，就有了陳獨秀5月7日這封信：
日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現在還沒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見如何？
現在因為《新青年》六號定價及登廣告的事，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
信接著談及《羅素全集》和李大釗、陳博生的《社會問題叢書》出版遇到困難後強調說：
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制。
這封信說明兩件過去人們未知的事：
1、李大釗與胡適發生“主義與問題”之爭時，陳獨秀因在獄中，未知其站在哪一邊。陳到上海後的行動表明，他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一邊的，就 是當時政府禁止的“過激黨”，因此，不僅胡適與陳獨秀明確了分歧，就是一開始與之合作的負責《新青年》印刷和出版的、不問政治的群益書社老板，也害怕起 來，據此要提高《新青年》的定價（以風險加大為由，“想發橫財”）和取消廣告（以免刺激當局，產生“風波”）。為此，陳獨秀為維持雜誌的影響和擴大銷量， 堅決不幹。
2、堅決不幹，那麽怎麽辦呢？陳獨秀自己“打算招股辦一書局”，這就是後來共產黨成立初期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圖書和小冊子的“新青年社”的來歷。
二、5月11日，即前信不見回信後四天，陳獨秀又致函胡適：
群益書社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要辦，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
附上《正報》上罵你的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 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你可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引者）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 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
這封信的意義，一是說明陳獨秀當時還是對胡適一往情深，二是糾正了過去一個傳統觀念：陳獨秀總是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總是批判胡適反對學生運動 的。這次不一樣。這次是陳獨秀唯一的一次附和胡適反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雖然是“五四運動”一周年紀念，但沒有發動學生運動的形勢，所以他表示對 《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只有發笑”，進行了譴責，並熱情建議胡適在北大“單獨開課”，嚴厲批評了堅持“不上課的學生”。
請看，半個月內，陳獨秀在沒有接到回信的情況下，單向地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雖然是一個硬漢子，又是很重感情的，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社”。
三、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全文如下：
快信收到已復。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條復如左：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實際上後來建黨後，還是叫“新青年社”，並用它印銷《新青年》，還出版了大量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圖書和小冊子——引者），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哪）裏來？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只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
（4）若招不著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廣告，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再將就他，那麽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
可見，陳獨秀自己辦一個書局出版《新青年》的決心，已經鐵定。但是，經費問題如何解決，還有稿源問題，若北京同人繼續怠工，這個問題也不好解決。因為這個時候與維經斯基合作建黨問題，還沒有最終決定。
四、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只好靜觀待變，既不入股，也不供稿。陳獨秀又焦急起來。5月25日又致函胡適，全文如下：
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只好不租發行所， 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籌得否； 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只 當加好萬不可減壞。
（1）孟和夫人續譯的《新聞記者》
（2）守常兄做的《李蔔克奈西傳》
（3）申甫兄譯的羅素心理學
（4）啟明兄弟的小說
以上四種請你分別催來。
就這樣，以6期為一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這三個月中， 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革命政黨到正式成立“社會黨”（約在11月，改名為“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8卷1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帶著經費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李達、李漢俊等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 了。這可以從下一封信中看出。
五、7月2日，陳獨秀致高一涵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國時及北京來信都收到了。
《互助論》聽說李石曾先生已譯成就快出版，如此就不必重復譯了，你可以就近托人問他一聲。
西南大學早已宣告死刑了。
你想做的《社會主義史》很好，我以為名稱可用《社會主義學說史》，似乎才可以和《社會主義運動史》分別開來。聽說李季君譯了一本Kinhup（國內譯法不一，多數譯為“柯普卡”）的《社會主義史》，似乎和你想做的有點重復。
《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
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
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
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制”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種 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面做人。鴉片戰爭以後， 任何人與外國人發生關系，尤其是拿外國人的錢做事，都會被國人罵為“賣國”。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即《新青年》8卷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 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而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 子學說及形而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3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鑒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只反無政府主 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但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 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妥。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 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4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陳獨秀有何答復。而由於北京同人 的繼續怠工，陳獨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號出版後，他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 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本人不久將南下廣州（應國民黨的廣東省長陳炯明之邀，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系，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在他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 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 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註意此事。”5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應。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要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準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系首領梁啟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以上的反應，於是就出現了下一封與北京情緒上出現很大反差的信
六、1920年12月21日，陳獨秀熱情地致函高一涵、胡適，全文如下：
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今天休息一天，一切朋友都尚未見面。
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余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師範必屬小學及幼稚園，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顯然，這時的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什麽可說了，而由於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 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為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系接近的話而生氣。
七、這就是這“13封信紮”中的陶孟和致胡適的信。筆者說它是“紙條”，而不是信。因為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不是正規的信紙，而是信手拈來的小紙片，其主要內容如下：
示悉。
那第三個辦法，照你所說的做去，我也很贊成。
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什麽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
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
這裏說陳獨秀是“老同盟會出身”有誤。同盟會時期，陳獨秀是與章太炎、劉師培等同盟會成員關系密切，但陳對同盟會成員復雜、狹隘的“反滿”革命 綱領、對帝國主義有幻想（不反帝）、聯甲（軍閥）倒乙（軍閥）的革命策略（不是依靠群眾），不能茍同，所以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
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認《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6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是意味著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當然要維持已經成為共產黨（發起組）的機關報的《新青年》。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立即回復，這就是下面一封信。
八、1921年1月9日，陳獨秀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來信所說關於《新青年》辦法，茲答復如左：
第三條辦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第二條辦法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第一條辦法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
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上署名後又附言：
再啟者，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 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 “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俄國，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最後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一涵、守常；
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啟明、玄同；
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和、孟和。7
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在1月29日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 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 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 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幹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板。”8
三天後，錢玄同又乘機發泄了1918年與劉半農在《新青年》演“王敬軒”雙簧戲事件9後受到胡適、陳獨秀的氣。這就是這批“13封信”中的又一 封信，所述錢“兩年來未撰一文”之事，也是前所未聞的。錢玄同在《新青年》移北大初期是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是他奉陳之命，去紹興會館把在裏面抄古碑貼度 日企圖把自己關在鐵籠子裏“悶死”的魯迅喚醒、並在後來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想不到他會有這麽一段隱衷。錢的這種情緒，直到這年8月，陳獨 秀才察覺到。他在致魯迅信中說：“玄同兄總是無信來，他何以如此無興致？無興致是我們不應該取的態度，我們無論如何挫折，總覺得很有興致。”10——這裏 就顯示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與幹將信的區別了。
九、1921年2月1日，錢玄同致胡適的信，全文如下：
昨晚我接到你請人吃茶的貼子，我今天因為兒子患白喉未愈，亟須延醫買藥，下午四時恕不能來。
《新青年》事，我的意見，已簽在來函之末尾，又前星期六別有一信致足下。即使下午能來，意見亦是如此。至於決議之結果，我自然服從多數（若“移京”和“別組”各占半數之時，則我仍站在“別組”一方面）。
還有要聲明者：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誌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言。”這就是我對 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我非反 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
雖說是“非反對誰某”，實際上是發泄對胡、陳兩年前批評的不滿。因為當年面對保守派的攻擊和胡適的妥協，錢玄同曾寫信給胡，明確表示不滿。
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 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11
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分裂。
胡適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絕不妥協的態度顯然也刺痛了陳望道等上海編輯人員。1月15日，陳望道給胡適一封明信片，很生氣地表示：“新青年內容，我不願意多說話，因為8卷4號以前我純粹是一個讀者，5號以後，我也只依照多數意思進行。”12胡適還給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爭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編輯，而是 辦報方針。他直率地說：“我不是反對你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你把《新青年》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陳望道在給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幟鮮 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時間的歷史，並且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於招牌，無意留戀。不過適之先生的態度，我卻敢斷定說，不能信 任”。信還指出胡適不做文章，又企圖支配《新青年》，表示與胡適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彌縫”。“上海廣大同人及一般讀者”對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 “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謝。認為：“辦《新青年》不能靠胡適，要靠你（魯迅——引者）”。13
可見，這一次的分裂由於是思想上的分裂，深刻之至，難以挽回。其實，二人的矛盾實質上是共產黨的專政派與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的矛盾，是中國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還是走英美資本主義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決。陳獨秀只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14
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著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 運動——新文化運動正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特別是 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運動的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5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沒有陳獨秀那樣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 性慣性的推動，這時歷史潮流，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即使是陳獨秀也難以阻擋。陳獨秀作為一個 弄潮兒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覺地被歷史潮流所裹脅，並且被推到浪尖上。這是他一生悲喜劇、曲折人生的總根源。
陳獨秀是重感情而留戀昨天，同時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這種難以兩全的困境，使他以後與胡適等人的友誼，鍍上了傳奇的色彩，即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名譽、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首先表現在下面這封信中：
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致胡適的信，全文如下：
《新青年》已寄編輯諸員百本到守常兄處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原贈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與守常兄商量示置。
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即陶行知也有許多人反對，何況王伯秋。
這封信可註意的有兩點：1、原來《新青年》編輯部中，陳與胡關系最密切，所以此刊離京出版後，都由陳寄胡分送北京同人，現在，由於刊物成了共產 黨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李大釗是陳組黨最親密的合作者，而胡適成了反對者，所以，陳寄贈刊物自然由胡轉李；胡適對已經“變質”的《新青年》自然不會再有興 趣，難以再做它的轉送工作，而李大釗身邊都是北京共產黨支部的成員，自然如信中所說“他那裏使用人多些”。2，陳獨秀並不以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而改變對胡適 卓越才智的贊賞，竭力推崇他任安徽教育廳長。
但是，胡適卻受了這次分裂的刺激，一反原誌，在1922年5月，也創辦起放棄“不談政治”、“不談主義”的諾言的“另一刊物”——《努力》周 刊，並且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等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制度等問題提出 具體意見，以推行他的“實驗主義”，對抗“馬克思主義。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
當時有人勸他全力教書、著書，不要辦報時，他還表示不能放棄“言論的衝動”；又說自從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以後，“我等了兩年零八 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贏余價值’；……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 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魯泡特金、愛羅先訶的主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 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 義。”16
可見，胡適辦《努力》主要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後，發表了《國際的中國》一文，第一次 直接攻擊中共政治綱領，完全否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宣稱現在“只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麽國際帝國主義的問 題”。17
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彜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茍安”18，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 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站在“革命萬能論”的左傾立場上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 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臺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19於是引起胡適過度的反應，著文反 駁時，竟對陳進行人身攻擊：“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誌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 生運動，安那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獨秀於 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 誌，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20
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出版這次爭論集的亞東圖書館（出版社）同時請陳獨秀和胡適為其寫序。陳獨秀宣傳唯物論，批評胡適“心物二元論”。胡適反擊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21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了世界觀。
1924年9月，在紀念辛醜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 幕”22。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指陳獨秀——引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我們只好叫他訟棍的行為！”23——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麽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 的。
1925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梁啟超研究系為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 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琪瑞下臺。部分 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 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24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同時又攻擊陳和共產黨：“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25
很遺憾，中國以後的社會發展，應驗了胡適的這個擔心。但是，在當時的反革命與革命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中，胡適的這種理性呼聲是極其微弱的，是沒有影響的。這大概是人類文明史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吧！
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只譴責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沒有看到他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 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沒有表示“容忍”。如今對於群眾過分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 群眾運動的對立情緒。
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面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只怪中國 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爭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26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盡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著。古道熱腸，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
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 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之良苦。
這次又發現以下這封信。
十一、1925年2月5日，陳獨秀致胡適的信：主要內容如下：
久不通信了。聽孟兄（指陶孟和——引者）說你問我果已北上否？我現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無論怎樣秘密，焉有不去看適之的道理。我近年本想以內亂犯的資格到北京去見章（士釗——引者）總長，但因瑣事羈身，不能作此遊戲。
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汙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孓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 會議去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史在此會議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
陳獨秀這次對胡適參加段琪瑞政府的的善後會議行動采取如此態度，難能可貴。因為當時胡的行動被激進分子譏為“軍閥分贓的幫兇”。在北大一院的廁 所墻壁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琪瑞為父”。陳卻在胡備受攻擊之時致信支持：“弟卻以兄出席為然。”而且上次對蔡元培對段政府的 “不合作”行動，他曾站在左傾的立場上極力抨擊。而這次卻贊成胡適參加善後會議，不過是要胡適去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合法鬥爭，說明這時的陳成熟多了，革命鬥 爭的方法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不應該拒絕合法鬥爭。同時也表明陳對胡的情誼依然深厚，而且對胡是真正了解的。他決不相信胡的這個行為是與段政府同流合汙。
不過信的最後，對傳聞胡將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一事，卻大不以為然，說了些很難聽的話。章士釗原是反清和反袁革命時期陳獨秀的親密戰友，但現在成了 段政府的教育總長，是陳獨秀共產黨要革命的對象。所以，參加善後會議是為了鬥爭，決不能與章合辦報紙，這些都是原則問題，陳獨秀是決不讓步的。
在這裏，人們再次看到陳與胡關系的特殊性：既堅持原則，又維持友誼。
胡適接此信後回信，抱怨陳聽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的傳言。於是又引出下一封信。
十二，1925年2月23日，陳獨秀致胡適函，主要內容如下：
傾讀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信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 笑。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什麽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說好。惟有兩層意思還要向你再說一下。（一）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家為人民 說話，無論可能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與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來”，還太不夠。（二）接近政府黨一 層，我們並不是說你有“知而為之”的危險，是恐怕你有如今不知的危險。
關於與章士釗等人同為政府辦報是誤傳，陳表示“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同時又解釋說：《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胡適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
這再一次表明了二人政治上分裂後，陳獨秀對胡適個人名譽是十分關心的。
十三、1932年10月10日，陳獨秀致胡適函，這是這批信中唯一用鋼筆字寫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國，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為代表。我現在要求你兩件事：一）李季擬翻譯《資本論》，但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 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兄能否為此事謀之商務或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的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 者，無出其右。二）我前次給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務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椿事上弄幾文錢，可 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納本二十四史。
兄回到野蠻而又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著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
祝你快活！
自從上一封1925年的信之後，到寫這封信，陳獨秀的人生發生了大起大落的變化。先是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 和1926—1927年的大革命，結果被盟友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政變所打敗，並且被文過飾非的共產國際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他 自認為在多次反對無效後被迫執行了國際的路線，對此指責想不通。同時，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認為是低潮，主張退卻以保存力量，反對國際指導中共繼續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1929年因見到莫斯科歸國留學生傳播的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共產國際在中國執行先右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陳獨秀猛然醒悟，從而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並在1931年當選為中國托派中央書記。“九一八”事件後，他堅持在城市領導托派進行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反蔣抗日”鬥爭。但是終因托派組織太弱小，又受共產黨的排擠打擊，無所成就。而且其中央機關兩次遭到大破獲，惟其個人因隱蔽較好而幸免。同時，被黨開除後，生活 失去了保障，還要負擔托派組織的活動經費，極其艱難困苦。
正是在這種很壞的心緒下，很不得已地他給胡適這位昔日的朋友寫了這封信，因此信末稱國家“野蠻而又野蠻”，對胡是出了“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既然這樣，為什麽還要勉為其難呢？這就再次顯示出陳的兩種可貴的精神：一是“窮而不墜青雲之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變。因此即使自己沒有力量，也要求胡適為他人（李季）翻譯《資本論》而奔走。二是“學無止境”，在任何情況下研究學問永不懈怠，而且越是困難越研究。五四運動時， 他鼓勵被捕學生的一句座右銘就是：“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 高尚優美的生活。”27他自己就是這樣以身作則的。1928年，他與左傾盲動主義政見相左，被國際“冷凍”時，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時間，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 問題，最終寫成了《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然後他托胡適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信中所托第二件事，就是請胡適加以催促。因為他在國民黨反共後成了政府“懸賞萬金緝拿的共匪首領”，過著地下生活，不便出面。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書稿當然也不可能出版，雖然它是純學術著作。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板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使得主要靠《獨秀文存》（當 時也不能再重印）版稅收入維持生活的陳獨秀，渡過了一次難關，過了一段貧困的生活。而書稿的出版卻如信中所說成了“一種懸案”。所以，一知胡適訪問後回國，又來催促。而由於已經接受了他們捐贈的千元稿費，不能再提錢事，但他渴望一部“二十四史”，以便在惡劣的環境中研究點學問。
不幸的是，這封信寫後第五天，即10月15日，托派中央又一次被大破獲，而且是一網打盡，陳獨秀也被捕了。
可貴的是，這時的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 陳的上述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全國抗戰爆發後，還為提前釋放陳獨秀，出了大力。在這個過程中，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因擺脫了地下生活，與胡適重新親熱起來，如他在要胡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拼音草案》時：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制拼 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28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陳獨秀還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路過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陳獨秀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但又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系，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29
這時的陳獨秀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陳又心血來潮，要作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陳借來閱後頗贊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 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30
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 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黨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向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 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停留在譴責國民落後性上， 放過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系起來。
陳獨秀晚年，看到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許多罪惡，否定了自己多年來信仰，重新估價西方民主主義推動人類文明進化史的價值，寫下了不少文章和 書信，逝世後，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靠朋友集資印刷。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 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這時，二人20多年的分道揚鑣，又在思想上達到了一致。
1《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3期；《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頁；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林仲樹記錄），未刊稿。
2《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90。
3《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07。
4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5《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7頁。
6魯迅致胡適的信（1921年1月3日），《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頁12。
7《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
8錢玄同致故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91918年《新青年》4卷3號時，劉半農乘輪流編輯之機，與錢玄同演了一出雙簧：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 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面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嘻笑怒罵，激情噴發。此著果然在讀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 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引起了保守派和中間派強烈的攻擊，特別是反對錢“肆口侮罵”，有 失教授的身份。胡適在這些人中朋友較多，受此影響，也對這種不光明的手段很不以為然，公開批評了劉和錢：同時，錢的“廢除漢字”的主張，也由於太脫離實 際，大受非議。陳獨秀雖然是同意錢的主張的，但為了爭取中間派，不得不出來發表聲明，在為錢辯護的同時，認為錢的主張是“用條石壓鴕背”的醫法，“本誌同 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錢本出於好心，結果卻遭到陳、胡如此的對待，很是生氣，從此消極下來。
10引自沈鵬年：《魯迅與〈新青年〉關系的兩個史實》，《文匯報》1962年4月22日。
11手稿原件殘片，無日期，從內容推斷，應該是在1918年下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2陳望道致胡適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13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百科知識》1979年，第1期，第12頁。
14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2頁。
15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16胡適：《我的歧路》，《努力》第7號，1922年6月18日，第3頁。
17《努力》第22號，1922年10月1日，第1頁。
18蔡元培：《辭北大校長職聲明》（1923年1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1月19日出版，第1159頁。
19《向導》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20《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第1頁。
21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1927年版。
22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向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
23胡適：《努力的問題》，《晨報副鐫》，1924年9月12日，第10頁。
24《工賊替安福派說話》，《向導》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25《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355—357頁。
26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95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
27《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28陳獨秀致胡適信，1932年12月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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