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转载]为什么忽悠右派和绝不饶五大右派 (2011-10-27 2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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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为什么忽悠右派和绝不饶五大右派作者：海笑兄


1、时代背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中国称为“秘密报告”），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份子（被苏联和中国称为“裴多菲俱乐部”）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出兵镇压，社会主义的中国表示支持。镇压导致2万多匈牙利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死亡。


当此之时，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造成的问题，引发了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不满。中央担心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份子的不满。


于是采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高调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发扬“爱国主义”，“帮助共产党整风”。还信誓旦旦保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毛甚至还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并允许罢工、罢课。


2、被忽悠的“右派”


在“伟大号召”和“热情鼓励”下，一些知识份子信以为真，开始给中共中央提意见；但有不少人对中共的“诚意”表示怀疑。事实证明，怀疑的人是正确的，因为那些相信中共而提了意见的人全部倒了霉——被“秋后算账”打成任意欺凌的“右派分子”！


在知识份子傻乎乎“响应号召”充满热情提出各种意见之时，屠刀开始举起了。1957年6月初，《人民日报》已悄悄开始变调，6月7日的文章说“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6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宣布：“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役，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反右运动开始了！


反右运动至1958年5月结束，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份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份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份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份子2万多。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当然，很多人也失去了被迫“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老婆配偶，妻离子散！


3、不予平反的5大右派


1978年，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努力下，99%以上的右派被“平反”，并恢复了当年的级别、工资等。虽然“平反”，20年的青春年华“夹着尾巴做狗”啊！对国家和个人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但仍然有五位中央级大右派却“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即便他们早已远离尘世了！


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什么原因让他们“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不妨看看反右前他们都对党提了怎样的建议。


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他真诚地相信毛和中共，不仅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向中共提出了批评，而且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他表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很快，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了其划为右派之首的罪状和定性材料。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所有职务被撤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其女儿章诒和在回忆父亲时道：“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受父亲牵连，章诒和在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


而当时的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为了解除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担心，便提出了一个办法，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成立这种委员会，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报复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意在消灭知识份子中的“反党份子”的中共中央，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反右开始后，毛亲自撰写的社论将对右派的“反攻”指向“章罗同盟”，事实上，在民盟内部章罗关系形同冰炭。这并不妨碍罗隆基成为全国声讨的“大右派”。在凄苦中，罗隆基于1965年郁郁而终。


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并称为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的“党天下”，来自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


在党的“真诚鼓励”下，天真的储安平也积极行动起来，不仅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还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6月1日，他自己还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储安平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和周，并且甚为不恭地称之为“老和尚”。“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和对毛、周的不敢点名的批评，不仅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随后为其引来了滔天大祸。据说毛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反右开始后，妻子与储安平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批判与控诉铺天盖地，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久，他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份子”。他在被下放到西山的一个农场2年多后，允许回到了家中。他在家关门读书、写字，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来往。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公安部门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寻找储安平的下落。但两年过去了，他仍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时任中央民盟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因有“严重反党言行”，被划为大右派。其言行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1957年遭到批判后，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但他仍拒不认错。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文革时其坟墓被掘。


5个中央级大右派中唯一活着没看到自己被“平反”的人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1957年，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而被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其写的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90年去世。


(除了上述5人外，还有发表惊世骇俗演讲的北大林希翎的“右派”冤案，直到其2009年去世也仍然没有被纠正。)


为何对这6个人（包括林希翎）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已经做古。其中有些人“苦媳妇熬成婆'“平反”当了官，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感谢党；有些人在冤枉受欺压接近20年，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恐怕也死不瞑目！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忽悠”的方式害得他们这么惨！


谁能够回答呢？谁敢面对枪杆子回答呢？呜呼哀哉，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