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再看“九一三”，疑点集中周恩来？
老高按：半个月前发了一篇博客文章“《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介绍《新史記》杂志第4期。今天突然发现，为《新史記》第3期所写的卷首语，还没有在我的博客上刊出。这里贴出这篇短文，介绍这期杂志。
《新史記》第3期在香港出版上市之后，有朋友看了这篇卷首语，对我说：你这篇文章的标题只说“老时光给我们新启示”，实际上，新形势也让我们进一步悟深、悟透老史实。
这话我信。许多问题，在发生的当时，人们怎么推敲也不得其门而入；过若干年，遇到某件事，可能突然豁然开朗。最近读《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两位大师也谈到类似的话题。
两位大师，巴伦博依姆（1942～）是出生于阿根廷、成长于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先后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伦敦爱乐乐团、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而萨义德（1935～2003）更是大名鼎鼎，他是巴勒斯坦人，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家庭，在开罗长大，很早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著有21本著作，其中为中国学者最熟知的，是《东方学》。一个犹太裔音乐家与一个巴勒斯坦裔学者，他们的友谊超越历史恩怨和文化差异，对谈多次，话题深入广泛，给人启发良多（例如，他们谈到最受纳粹推崇、确实有反犹倾向的大作曲家瓦格纳，二战之后其作品在以色列演奏的是是非非，就让我想起中国人在“文革”之后对样板戏的争论）。
他们两人谈到为什么应该经常重温文学和艺术的古老经典，话题一转，指出，了解当代思潮和作品，才能更加深理解经典名著。巴伦博依姆说：“音乐家或演奏家需要经常接触当代音乐，以了解过去音乐中的新意。我记得我指挥哈里森·伯特威斯尔《Exody》的世界首演时……节目单上同时还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我听到了以前不曾听到的新的声音。很显然，因为是世界首演，谁也不曾听到过这部作品。当你接触它时，你的本能或者直觉就会对新东西非常敏感。这种情况下，我意识到柴可夫斯基交响乐中很多方面，我能够感觉并理解柴可夫斯基很多段落中蕴含的新意……”这确实是一个具有丰富体验、深厚修养的大师的经验之谈。
扯远了——但这正是写博客的乐趣之一，可以信马由缰，因为这是在自己的一方园地里与大家漫无边际地聊天么。不过，打住，下面，就从音乐回到沉重的话题——历史。
老时光给我们新启示
高伐林，《新史記》第3期（2011年8月）
中国历史太悠久绵长，近代史、现代史太起伏跌宕，以致积累到今天，哪一年都能说出几件“逢五”“逢十”的重要事件纪念日。上一期（第2期）卷首语中提到，今年是辛亥革命成立100周年、中共创立90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只是举其最大者而已，今年还有一个日子：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九一三”事件，对国人对世界都宛如一个晴天霹雳，是毛泽东路线由烈火烹油鼎盛无比的最高峰，跌落至永劫不复的深渊的转折点。我还记得我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瞬间：秋夜中急匆匆赶往工厂上夜班，尽管夜阑人静，路断人稀，当时的女友还是生怕路旁有耳、用近乎耳语般的声音告诉我：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当时的我，三魂惊掉了两魂、七魄震散了六魄——“副统帅？叛国出逃？机毁人亡？”“九一三”之后出生的读者，可能难以体会、难以想象这一消息对政权、对人心的冲击力度，有人曾说：“九一三”之后中国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吃惊了。这也正是我当时的和此后40年的感觉。
不过，也正是这个“九一三”，40年来盖子始终未能揭开，有太多的谜团梗塞在人们心里。彭德怀翻案了，刘少奇平反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相继也都被官方从耻辱柱上解了下来，而“林彪”却仍然属于“入另册”的姓名（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另册”这个说法了，“文革”中的民众天天挂在嘴边上）。近十年来，民间许多人士不断从各个角度推敲、质疑这一事件，林彪头上的“两谋”罪名（“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篡党夺权”和“谋害毛泽东主席”）基本上无人再相信，但是这个事件的真相依然处于混沌之中。
本期《新史记》，我们刊发被视为“林彪死党”、于近年辞世的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对“九一三”事件的回忆。他们当年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文革”中相当于中央军委）成员，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吴法宪，为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邱会作，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在“九一三”事件后都被捕入狱，接受审查多年，释放之后，没有了名缰利锁羁绊的他们，拥有漫长的岁月来一遍遍咀嚼往事，一遍遍反刍感悟。“老了，无所谓了”，人之临终，其言也善，他们回忆的“九一三”，以及中国军队女作家舒云访问那些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大小人物后写下的和协助我们组织的文章，我相信，都会丰富和推进我们对“九一三”事件的认识，给我们开拓更多思考和推敲的层面——例如，想想周恩来总理吧，难道，他不是除毛泽东之外疑点最集中的人物么？为什么数十年来对他的这些疑点不曾继续追寻下去呢？
本期《新史記》又一重点，是介绍被誉为“海外第一写家”、被斥为“华人头号毒舌”的芦笛。
芦笛在17个月内连续出版了五本有关文史的著作（2011年10月，他又在明镜出版社出了第六本书《华夏文明解剖》——老高注）真知灼见时有闪烁，或许，这并不算多么出奇；芦笛动辄下笔万言，矛头所向，颠覆百年来那么多谎言与成见，或许，这也未必能让见过大世面的人们表示钦佩；但是他在接受我专访的书面答问中所自诩为“哥白尼革命”的思维果实，我觉得，确实值得不光是中国朝野、而且是所有关注中国命运、寻找中国出路的人深长思之——同意不同意嘛，当然是另一回事。
比较了解芦笛的一位朋友对芦笛这一思想解读说：“芦笛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民运，更不相信人民。他只相信事实、逻辑和人类内心的道德律。”读者诸君，您认为如何呢？在解读中国历史、剖析中国现实、预测中国前景时，是不是也该秉承这一“三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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