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九一三”北京研讨会的发言、书面发言,证实了40年前确有谋刺毛泽东以及南逃广州的方案,却突显出当时卷入事件的那批少壮军官“小舰队”,与“挥舞手枪、凶神恶煞”的形象完全不沾边:他们赤胆忠心、能文能武、舍身取义、谋刺独夫、解民倒悬……堪称“现代的荆轲”
老高按:前天晚上,去跟来访美国的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编剧、小说家徐小斌见面,也见到了明镜出版社老板何频,从他那里得到几本刚出炉的《新史記》《明鏡月刊》《外参》等杂志。
先交代一下徐小斌。她是应亚洲协会(Asian Society)邀请,专程前来美国参加“中印对话”(The “Chindia” Dialogues)的。
亚洲协会这次活动从11月3日至6日在纽约举办,邀请了哈金、苏童、余华、查建英、徐小斌、慕容雪村等多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学者,以及一批印度的著名作家、学者,就文化的商业化、妇女和诗歌、腐败的冲击、环境破坏、国内移民等十个问题交换意见,探索文学和艺术在加强两国关系、两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对徐小斌进行了采访,谈她的创作历程和体会,她对中国文学、中国和西方交流的看法等问题,整理出来之后将另行为文。这里要说的是,看到从何频那里拿到的最新一期《明镜月刊》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报导,介绍刚刚上市的第四期《新史記》的内容——这期《新史記》我参与编辑,自然更为关心。这篇报导也分篇在明镜网上刊出,现完整转贴于此,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新史记》:“九一三”少壮军官是“现代荆轲”?
明镜记者厉再平,《明镜月刊》22期
辛亥革命一百年,风传病危濒死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突然出现在北京纪念大会的主席台正中,使专注于发掘历史的《新史记》杂志,意外地跟现实挂上了钩。甫上市的第四期,以“江泽民亮相冲乱辛亥史剧”为封面标题,详细地分析了中共自称为“辛亥革命继承人”这一说法的强词夺理,以及中共高层今年对纪念辛亥革命格外左右为难、战战兢兢的心态。江泽民为什么会现身,抢了胡锦涛的戏,更抢了孙中山的戏?说到底,并非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是担心自己帮伙的未来。
不同于国共两党眼中的辛亥
海内外以辛亥革命百年为契机,反省中国坎坷历程的热潮方兴未艾,《新史记》也以十多万字的超大篇幅,投入了深入反思。
该刊发表了芦笛的一组文章,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放大国会权力,就像一根“捆仙索”,死死捆住总统手脚,逼得袁世凯无法依法行政,不得不动用流氓手段,埋下了后来“称帝”的祸根;而且还雄辩地指出,上个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恰恰是辛亥革命引出的恶果之一。芦笛的文风一贯生猛泼辣,使这些文章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而这一期《新史记》通过对袁世凯后人的专访、黄兴后人的专文,海内外多位历史学者和媒体人士的讨论和论文,从各个角度评述了辛亥革命中若干主角的功过是非。将孙中山请下神坛,将袁世凯还原成人,成为这些文章的两大亮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作者杜先荣凭借地利,对被认定的30多处武昌首义遗址一一寻访、踏勘和拍照,又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为读者立体地了解一百年前在武昌究竟发生了什么,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资料。
“九一三”少壮军官是“现代荆轲”?
比起辛亥这个话题,更抓住读者眼球的,或许是这期《新史记》所披露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内幕。该刊以近六万字的篇幅,全文发表了北京研讨会发言记录和当事人后人的回忆文章。参加这次“九一三”40年文史研讨会的,除了一批近年来活跃于文史思想界的学者之外,更有“九一三”事件许多当事人及其配偶、子女,像林彪的女婿张清林、原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夫人刘继馨、林彪座机驾驶师潘景寅、机械师邰起良和座车司机杨振刚等人的子女,当年亲往坠机现场处理后事的中国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等人。“九一三”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已成为历史,而对于他们而言,是40年来一直未曾过去的现实。他们披露了许多罕为人知的史实:在北京“两案”审判中被打成“林彪集团死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与所谓“政变”毫无瓜葛;毛泽东与林彪发生分歧的关键性原因,其实就是张春桥。
不仅如此,这次会议的发言和书面发言,更突显出了当时卷入“九一三”事件的年轻人群体——所谓“小舰队”,给以颠覆性的评价。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办主任王飞的儿子王鲁宁和“九一三”当晚驾机出逃未遂自杀的周宇驰的女儿向红,给大家描绘了一批与“挥舞手枪、凶神恶煞”这样的形象完全不沾边的少壮军官。在他们眼中,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这些人,赤胆忠心,能文能武,舍身取义,谋刺独夫,解民倒悬……堪称“现代的荆轲”,而过去当局称为“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先声。他们的发言所披露的事实,证实了40年前确实有谋刺毛泽东以及南逃广州的方案,但他们所表达的看法,直接挑战官方灌输给民众的定论,相信会是引起新争辩的导火索。
芦笛在美国陷入争论
不同意见尽情争论,正是这期杂志最突出的特点。藉旅英学者芦笛访美的机会,《新史记》杂志邀请纽约、新泽西和华盛顿的十来位学者,举行漫谈式的讨论会,与会人士中有些是与芦笛打过笔仗、甚至被芦笛很不客气地抨击过的,这次有了机会当面交锋,虽然“君子之争”没有脸红脖子粗,但是各方针锋相对,围绕著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还是应该“古为今用”,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如何处理,如何对待“硬事实”和“软事实”,怎样评价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百年历程……这些问题,争得不亦乐乎。争论在“新史记对谈”这一栏目全文刊出。
这期杂志还发表了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中国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等人的专访。他们娓娓讲述了关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日记历史价值,关于中苏关系演变和关于曹操墓真伪等问题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年近八旬的前哈佛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的长篇文章,则回忆了中共“文艺沙皇”周扬经过“文革”熬炼而幡然悔悟、浴火重生的发人深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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