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林彪女婿眼中的岳父:我原来对他没感情

林彪的女婿张清林。(高瑜提供)


  北京首次举行“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学者与当事人、知情人及其子女首次济济一堂,追索40年前这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参加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林彪的女婿、“九一三”事件的在场者张清林。研究历史,不仅要听孙子们讲,也要听女婿讲


  老高按:9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文革”研究者、教授、记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这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并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甚至心理诸多层面进行学术探讨。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卜卫华,《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及助理胡竟成,《往事》编辑部主编李宇峰,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李延明,学者丁东,政治学家陈子明和夫人,文革史学者徐海亮,旅美学者丁凯文,前农村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姚监复,《工人日报》作家韩三洲,《立此存照》作者、口述历史作家杨伟东,記者高瑜,等等;
  更引人瞩目的是,与林彪有关、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一批当事人或亲属与会,其中不少人发言。他们是:林彪的女婿张清林,前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一号命令》作者闫明,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女儿吴巴璀,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九一三”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两个女儿潘鸶、潘鹭,林彪小车司机、一起罹难的杨振刚的女儿杨君玲,三叉戟飞机机械师邰起良的儿子李蔚,当年前往坠机现场勘察的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一同前往的使馆二秘孙一先的儿子孙戈,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兄妹,被打成林彪死党的江腾蛟的女儿江新文、江新德,王飞儿子王鲁宁,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贺宁军……等等。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九一三”,尚属国内首次。发言者披露的许多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史实,势必引起学界和民众高度关注。我因工作之便,对著名记者、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发言先睹为快。
  发言全文刊登在《新史記》杂志第4期,并正在陆续上网。

  这次会上第一个发言人,恐怕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发言人,就是林彪的女婿张清林,他也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就在北戴河现场的经历者。现将他的发言全文转载在下面。

  说起“女婿”,我想起前一段有位博客作者在万维写了一篇文章《历史 不能只听孙子们讲》,矛头所向,十分明确。文中说:
  “听多了孙子们的口述不难发现,很多孙子是想把祖宗们『洗白』甚至『洗红』。有时我很懷疑,这般孙子是不是精于洗钱?”
  “有些人很愿意相信这些孙子说的東西,很有装孙子的姿态,这也很有意思。可是,历史是门学问,不能只听孙子们在讲。还是以袁世凯称帝为例。”
  “还是少听孙子们讲故事,特别是少听那些祖上曾经显赫的孙子们的讲故事,因为经常的情况是,他们把听者也当成孙子了。”
  “口述的东西并一定就是历史,也可能是野史,更可能是狗屎。”
  作者用上鲁迅和“文革”笔法,夹枪弄棒、含沙射影地骂人“孙子”“装孙子”——谁也不是傻子,还能听不出弦外之音?早有学者指出过,中国人,特別是不懂事的孩子,喜欢在争执、吵架中充他人的先人长辈,这种特别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占了很大便宜,其实只暴露了自己上不得台盘的格调档次而已,大可一笑置之。
  其标题本来说得不错:“历史 不能只听孙子们讲”,“只”字用得好,意思是:不能“只听”,但听听孙子也不妨,孙子们所说,也是一家之言么。可文中却说:“对于孙子们讲祖宗的故事,只能当故事来听,因为本来就是故事;其间或有传说,但也毕竟是传说。故事是动听的,传说是美丽的,可惜都不是历史。”——原来这才是作者的本意:孙子们讲的,“都不是历史”!那么标题何不直说,去掉那个“只”字,改成:“历史 不能听孙子们讲”?
  但是,世界上有哪位历史学家、历史当事人、知情人、目击者不是孙子?若孙子讲的“都不是历史”,都不能听,那么能听、只能听谁讲呢?只能听爷爷的?听党的?听最高当权者的?但他们,不也是他爷爷的孙子吗?
  或许,作者不是泛指,而是特指。然而,照作者的逻辑,孙子讲历史统统不能听,那么老婆、儿子、女儿、媳妇、女婿讲的,当然更不能听了;警卫、秘书、司机、医生、护士、同学讲的,同理,也不能听;当事者、亲历者本人讲呢?那必定是更想把自己“洗白”甚至“洗红”!敌人写的呢?更不行,肯定是要将之“洗黄”或者“洗黑”,“更可能是狗屎”!
  在该文作者眼中,历史能听谁讲?
  或许,只能应该听八竿子打不着、查了十八代都跟历史人物查不出一点瓜葛的学者讲?可学者们搞研究,材料从何而来?不都是孙子们、儿子们甚至“洗红”的本人、“洗黑”的敌人讲的吗?
  其最终结果,就是谁也不能听,脑袋里只能装着小学课本、老师和报纸灌输的“定论”。
  
  扯远了。还是回到林彪女婿的回忆。孙子讲也好,女婿讲也罢,他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史实,哪怕有各种局限、偏见,不排除甚至还有谎言呢(例如,毛孙子讲的有几句真话?),都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无影灯中角度独特的又一盏光源。有人视若洪水猛兽,竭力警告人们说“不能听”,请便吧,这是你的自由;而我是愿意听的,愿意以独立、平等、理性的姿态洗耳恭听,然后仔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张清林辟谣:我跟林豆豆是生死之交

  张清林:最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受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和承办者的邀请,非常荣幸地参加这个会议。由于临时通知我没有做准备,过去有好几年在专门写这些材料,后来忙于生计,今天我想到哪就讲到哪。
  但是我首先辟一个谣。社会上有谣传,刚才高瑜记者也问我:和豆豆关系怎么了?我和豆豆是生死之交,1974年我们被分别批斗以后,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申请结婚了,没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被押送到开封43师农场,就劳动改造了。这个生死之交不可能轻易说散了就散了;另外林彪愿意托孤。这是我先辟的一个谣。
  自我介绍,我出身一个非常普通的平民家庭,解放前住在一个镇上,1950年的一天晚上,看见部队从我们家门口飞也似地跑过去,听到枪声和炮声,我们家乡就解放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四野的部队。20年后我到北京,认识林豆豆以后,才知道我是出身国民党家庭,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做技术工作,伯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将领,“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一个山头上,1980年后平反,承认他是抗日英雄,他在四野解放衡宝战役中,没有听白崇禧的,听了程潜的,把部队解散了,自己就隐藏起来。“文革”中又被揪出来,惨死在野外。
  1971年3月份,我受广州军区卫生部委托,在31野战医院组织西南五省军队专家新医疗法经验交流和论文整理,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来北京,坐曹里怀的飞机,就带了一包中药——那包中药,我没敢打开,但是我闻出来里面是中药,叫我带到北京来,是广东军区政委任时仲交待的,只说几句话我就来北京了,从此我就卷进政治漩涡了。
  父亲一直叫我不要介入政治,所以我业务技术意识很强。小学、初中、高中学习成绩平平,但大学非常优秀,我来北京时是主治军医。我对林彪没有像你们在座的当年那种军人的对林彪的感情,我那时确实没有。如果要说有一点的话,因为我被广州军区参谋部信任吧,参加了广州270多场制止武斗的抢救工作,在“文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从尸堆里爬出来了,看见死了很多人。

张清林坦承:我对林豆豆骂过林彪

  来到北京以后,我骂“文化大革命”,甚至骂过林彪,才认识林豆豆的。
  之所以骂“文革”骂林彪,是因为“文革”初也受了冲击,被批为“一把刀主义”,“单纯技术观点”,“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党籍还差点被开除。但是我对林豆豆骂林彪的时候,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以为她只是《空军报》的记者。开始只是送中药,后来总后勤部卫生部让我跟著她一起采访基辛格访华后下边的反应。到最后,我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以后,我也不敢再骂了,其实,“骂”就是议论。
  1971年8月8号,我进入毛家湾,到9月7号离开毛家湾到北戴河,在毛家湾呆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边,我白天都在毛家湾,晚上就回到我的宿舍。当时我和豆豆认识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感觉,像现在一些书上写我是被“选美”选上来了。因为像我这样的,“选美”不会选上我。普通话讲得也不好,长得也那么土里土气。豆豆愿意接受我,估计一个是我敢说实话;另外一个她不是想找一个丈夫,而是想找一个大夫——找一个大夫的目的是弄清楚她父亲得的什么病,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病到什么样了。
  我在毛家湾呆了一个月,我问了很多林办工作人员,特别是他们家的保姆王淑媛,还有一些其他的林办工作人员,豆豆跟我讲的情况很多,当时我不可能看到病例,我只能通过林彪的衣食住行来了解。感到震惊的是,林彪的保健大夫进了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而且发现当时林彪的卡路里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有的时候一个月不大便,这是一般正常人都难以生存的!对于医学上越是难的问题我就越感兴趣,我出来时是外科所的所长,我的病人基本不转院,再危难的病人我都自己抢救、自己手术。做为一个学医的,我记住“希波格拉底誓言”,无论贫贱富贵一视同仁。豆豆指定用我,因为我是从基层上来,也不知道害怕。我确实跟豆豆说了她爸爸的病,她感到很震惊。那么多专家、那么多人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这样的话。她因此很信任我,由此讲到跟林彪身体有关的其他事件,包括委托江青搞文艺座谈会纪要、什么罗瑞卿事件,“720”事件、杨余傅事件等等,在“九一三”之前我就听说了。
  8月8日当天,吴法宪司令跟我讲:这个立果,找人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待?我听了之后又听豆豆说,林立果在外边钻飞机安全,钻调研,钻科研项目,好像家里包括他的爸爸、他的妈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外边干什么。所以我就跟豆豆和其他人讲了,我说立果这么下去非常危险,如果在外边闯了什么祸,飞机一开,到时候就跑出去了,这事情就大了。这话我早就说过,当然还说过其他的话。我当时是从医学方面和其他方面分析的。
  8月8号到9月7号,我在毛家湾,主要是研究林彪的身体状况。豆豆的目的主要是让我搞清他爸爸是什么病?怎么治疗?我说治疗是有希望的。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李文普(林彪秘书)不知道我今天的反驳,因为我没有写东西反驳他,他也不值得一驳——我分析林彪有精神上的忧郁症。特别豆豆谈到,同一时间段,(林彪)在家里边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怎么回事,在公开场合表态又是另外相反的观点。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就是说在家边是一个人,到外边是另外一个人。豆豆跟他说什么事的时候,有时候精神状态好,有的时候精神状态不行,关于这些状态我一言难尽。之后通过我所见到的、听到的,并且又亲身经历“九一三”事件,在“九一三”事件当中,我一直在豆豆身边,冲在最前面,抢枪的是我,第三次报告也是我。
  “九一三”事件前后,也见过不少高级领导、高级人物,包括周恩来、汪东兴、纪登奎等这些人,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林彪是最慈祥、最善良、对物质和权力无欲到一个正常人都不如的状态的这么一个人。随著后来看的书越多,思考得越多,他的印象在我的内心当中就越深刻。如果说还有谁值得我崇拜的话,那就是林彪——可是我原来对林彪没有什么感情。
  比方说他有很多的书法,我觉得他是很对的。他的悲剧,也许在他的愚忠,尽管他对主席、对毛泽东、毛老头吧,很不看好。在我们挨批斗当中,纪登奎、李震(时任公安部长)让我们去辨认那些所谓“黑笔记”。从“黑笔记”当中看到,从抗美援朝他就对主席有看法,并不是他不愿意去指挥那个抗美援朝。
  1971年夏天,豆豆叫我写采访,我在部队瞎参谋烂干事,保健大夫我都干过,所以也写东西,当然了,比不了今天在座的大作家、大记者。豆豆布置一个题目,对中美的关系怎么看,我就到部队采访了,然后写了一篇《以拉对拉、以打对打》。豆豆把那篇文章给她爸爸看了,她爸爸说这文章写得好。林彪还说:“中美之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外交形势,被耽误了20年。”豆豆问:“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打赢了,中国说中国打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说:“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推向了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跟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几乎没有说过斯大林半个好字。列宁他好像也不是太感兴趣,说他的话太罗嗦。

张清林回忆:我们被隔离由谢静宜单线逼供

  下边我主要讲讲玉泉山被隔离。“九一三”事件当中,豆豆叫我跟林彪身边警卫员保持联系。接到林彪内勤电话之后,我从56号楼,冲到8341大队部,去做第三次报告。第三次报告以后,和豆豆就被隔离在大队部。10月4号就被8341部队坐火车带到北京,下火车是谢静宜接的我们,一辆黑色汽车。上了汽车以后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去了玉泉山,到了玉泉山,刚坐下来,谢静宜先说:“这栋楼是汪东兴在这养病住的楼,刚走。对面是朱德那个老家伙住的。为了你们来,把他赶走了。”所以在玉泉山这座院子,那么大的地方,就仅仅住著我们两个人,跟我们接触的就一个人——谢静宜,她是独人单线,很神秘。还有一个8341部队副团长叫李钊,他在生活上管我们,但是跟我们很少接触,唯一能够接触,能说上话的,就一个谢静宜。
  本来是“九一三”事件当天9点,周恩来跟豆豆通了一个电话,我在旁边听得很清楚,周恩来说了,主席在南方打招呼的事,好像他一点都不知道,并且说过两天他亲自来接我们,但是后来并没有来。
  到了玉泉山以后,谢静宜到底代表谁她也没有说,只是她就是中央派来的。然后给我们传达了57号文件,让我们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揭发批判林彪。在这种情况下,豆豆的身体很糟糕,就躺着,由我代笔,她讲,我记录,然后再整理。写了一个她的“九一三”事件的回忆。回忆里边写了林立果和她的全部五次谈话,以及她如何组织林办工作人员防止事态的发生。
  这个环境显然是一个搞“逼供信”的环境——不让任何人接触嘛;第二点她说告诉我们现在住的楼,是汪东兴的楼,意思说你们一写到任何事情,不能触及到我的姓,这等于是暗示了;第三点你们要开始揭发批判,如果写了“九一三”事件,你们不要加任何分析。
  从10月10号到第二年8月26号周恩来接见我们的这段时间里,谢静宜搞的“逼供信”加诱供,主要集中到这么几点:
  第一点利用林彪的“手令”写证词,找我们一起谈,又分别谈,又威胁,又利诱。一方面说你们好好听中央的,你们都是有功的,过一段时间出来工作,我还要在你们领导下面工作——谢当时是清华、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是中央委员。集中到(林彪)“手令”,让林豆豆写亲自看到林彪写“手令”。林豆豆在北戴河,没有单独见到林彪,不可能看到林彪写这个“手令”。谢又让写证词“这就是林彪的手令”。豆豆心里有数,这绝对不是林彪的字迹,是林立果的字。林立果早就模仿林彪手迹,“文革”当中就模仿。还让豆豆也模仿。林立果说:“你看看主任(叶群)也在模仿,还有秘书也在模仿。”因为有好多中央文件,不能给林彪看,怕看以后,他可能会受刺激,对身体不利。他也有可能去找主席去争论,不知道又捅出什么娄子来。就由秘书代笔,替他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怎么怎么的。
  “文革”一些文件,到底是有多少是林彪亲自批示的,多少不是他批的,这至今还是一个谜。所以我们的证词是:“经过我们辨认,像林彪的字迹。”谢静宜就大发雷霆:“不是什么像不像的问题,就是林彪的字迹。”
  豆豆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越逼她她就说:“我认为不是,你说是,那你认为是。”文字上我们丝毫没有退让,所以以后你看的材料当中,始终没有豆豆和我写的关于“手令”的证明材料。有李文普的,还有其他的,没有我们的。在这个原则上,当时就是死也不能写。
  第二个是追查周恩来11点多一点时给叶群的电话。周打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在门外边,但我一点也听不着,当时豆豆派我:你注意那边动向,她一会让我去注意林立果的动向,一会让我去注意叶群的动向。看主任跟谁通电话。现在有一些书里边说好像是叶群给总理打电话,但我们知道,汪东兴写了很多谎话,但是这一点说了实话,汪东兴说:这个电话是总理打给叶群的,并且是通过李文普。这个电话大概打了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为什么打这个电话,电话说了什么?这是在玉泉山谢静宜一直逼我们写的东西,我们说电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这个也没有写。谢静宜也很恼火,并且说了这句话,到了1972年了,说“现在不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是‘林周反党集团’的问题。”
  李延明(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谁说的?
  张清林:谢静宜。
  李延明:秋天?
  张清林:对,秋天了。这叫我们当时感到很震惊了,1974年以后才出来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么。

张清林澄清:林彪未讲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另外,她让揭发林彪跟其他一些老帅的关系,跟谁来往,什么的关系。但是因为谢静宜是一个人,我现在说谢静宜搞“逼供信”,她现在在一些文章中说她没有搞“逼供信”,这就说不清楚了。但是我这里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逼我们揭发林彪的罪行,林豆豆只好写了一些林彪对毛的一些不满的议论。林这个人也是矛盾的。他对毛建国以来一系列的做法不满意,另外一方面,他去北戴河之前他又说主席这个旗帜不能倒,中国几百年一直挨打、受欺负,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令全国人民崇拜的领袖、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落后就要挨打,他说主席这个旗帜还得举。林彪的悲剧就在于这个愚忠。
  另外一方面他又对抗美援朝,特别“反右”、“大跃进”以后,他对主席有很多不满意,甚至说过:“怀疑狂,虐待狂,左撇子、拗相公”,“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这些话我们都揭发了。彭德怀被打倒以后,林彪有一句话,“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可是这些话后来被谢静宜在梁效编的林彪的材料里边篡改成“谁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这句话就是证据。篡改伪造我们写的材料,这是一个铁的证据。这句话就流毒全国,而且恐怕严重损害了党的信仰和人们的信任。这个是一点。
  在玉泉山她逼我们写的,还有后来写的揭发稿,我做一个说明,就是“九一三”事件后,和“四人帮”垮台前后,所有向中央写的揭发材料、批判材料,由于豆豆的身体不好,都是我代笔整理的。我因为是基层上来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她身体也不好,甚至包括其中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豆豆是坚决不写的,是我出的馊主意,是我写的。当时为什么写?我非常担心她有可能被害死,从北戴河我就开始担心,所以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9月13日晚上,张宏当着满屋子的人对我们说:“中央指示,命令你们跟着上飞机。”这是我记的一字不差的原话。但这句话现在很多书里面写得都有差别。后来我跟张宏闹翻了,是我在第三次报告的时候我说:“汽车再过10分钟就下来了,如果你们应付拦截,没有保护林副主席的安全,让车跑过去了,你们就要遗臭万年!”我就叫了,拍桌子干起来,我抢枪了。后来我问谢静宜,谢静宜说:这话你就不要再问了。后来因为写的都是林彪的反动言论,谢静宜说:写的全是反动的,你不用再写了。就让我们写批判了,不批判还不行了。这些批判也是我代笔给起草的,她抄一遍。我当时就一个信念,让林豆豆能够安全地活下去,让她接下来还能说话。因为我当时确实担心“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希望她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如果有错,是我的错,林豆豆不会说假话,小时候就不会。1972年8月26号晚上,周总理见了我们六个小时,说:“你们报告说是绑票的。”林豆豆“九一三”为什么报告,报告了什么,现在好多书里边都写错了,说她“揭发报告林彪叛逃”,她是要保证林彪的安全,说有可能被骗,被挟持走,被骗持走。
  关于在玉泉山真实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另外我是来学习,如果讲的有什么出入的话,请批评,以你们核对的事实为准。我讲的也只是一方面。谢谢大家。

张清林披露:李文普挨的那一枪是自伤

  卜卫华(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我提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当天李文普挨了一枪,他那个枪伤据说当时你们处理的,你对这个枪伤有什么说法吗?
  张清林:当时我第三次报告已经跑到了58楼,我就知道汽车再过10分钟就下来了,然后就跟张宏干起来了,干起来不一会儿车就下来了,我见这个李文普跳车正好是58号楼大队部的门口,车再滑行一段,也就大概30米左右,8341的战士就把他扶到里边来了,当时他说:“叛徒林立果,叛徒林立果。”
  卜卫华:李文普说?
  张清林:对,只说“叛徒林立果”,没说别的话,接著是一个姓卢的卫生员就开始给他包扎,我看他包扎得不熟练,因为我是专门受这个野战外科训练的,我当时想我来给他包扎一下更专业一些,但我突然有一个意识,我想看看伤口怎么回事,在此之前有人跟我说是枪走火了,根据我对伤口的判断,我当时说了是“自伤”。
  卜卫华:你根据什么说是“自伤”?
  张清林:这是根据他自己说的“枪走火”。
  卜卫华:他自己说是“枪走火”?
  张清林:对,枪走火,只能是自己的枪走火,别人的枪走火他是不知道的,这是前提。第二点伤口由内下往外上,进去小出来大,而且衣服上还有枪口离衣服很近的黑印。
  卜卫华:黑印?
  张清林:对,衣服上的痕迹。这个好像不难,而且,不用看伤口都可以判断他是自己打的。林立果的智商不会低到要逃跑了还开枪。李文普跳车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我和他谈过五次话,他一直说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的异常现象,他就是不相信,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听到什么,为什么就一无反顾了?因为我们报告以后,58号门口有全副武装的部队,都包围了、聚集了,他知道肯定出事了,才在那跳车;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我思前想后,如果跟他谈了五次话他始终“不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黑手在掌控他,因为很多事情不可思议。这是我当天晚上就有这个想法。所以“九一三”以后,我们给中央写的材料里边明确的声明,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冤案。
  卜卫华:大冤案?
  张清林:对。在审判之前,军队叫什么专案组吧,找我们谈了五天五夜,把这个经过都说了,我说得多,豆豆可以纠正。我说我们说错了,你们可以纠正。他们听完五天五夜之后,他们当时这么说的:“你们说的很实在很令人信服,把我们都说服了,但是你们光说服我们不行,你们得说服中央。”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这是什么时间?
  张清林:这就是1980年审判以前。我们要求去参加公审,愿意跟汪东兴、纪登奎对质答辩。如果我们说的与事实有重大出入,我们愿意坐牢、杀头,怎么处理都行。可是这么大党就不让我们到法庭去,当时也确实感到党太“伟大”了。

评论

热门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