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林彪女婿眼中的岳父：我原来对他没感情
林彪的女婿张清林。（高瑜提供）老高按：9月4日，在北京举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文革”研究者、教授、记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这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并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甚至心理诸多层面进行学术探讨。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卜卫华，《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及助理胡竟成，《往事》编辑部主编李宇峰，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李延明，学者丁东，政治学家陈子明和夫人，文革史学者徐海亮，旅美学者丁凯文，前农村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姚监复，《工人日报》作家韩三洲，《立此存照》作者、口述历史作家杨伟东，記者高瑜，等等；
更引人瞩目的是，与林彪有关、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一批当事人或亲属与会，其中不少人发言。他们是：林彪的女婿张清林，前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一号命令》作者闫明，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女儿吴巴璀，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九一三”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两个女儿潘鸶、潘鹭，林彪小车司机、一起罹难的杨振刚的女儿杨君玲，三叉戟飞机机械师邰起良的儿子李蔚，当年前往坠机现场勘察的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一同前往的使馆二秘孙一先的儿子孙戈，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兄妹，被打成林彪死党的江腾蛟的女儿江新文、江新德，王飞儿子王鲁宁，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贺宁军……等等。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九一三”，尚属国内首次。发言者披露的许多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史实，势必引起学界和民众高度关注。我因工作之便，对著名记者、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发言先睹为快。
发言全文刊登在《新史記》杂志第4期，并正在陆续上网。
这次会上第一个发言人，恐怕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发言人，就是林彪的女婿张清林，他也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就在北戴河现场的经历者。现将他的发言全文转载在下面。
说起“女婿”，我想起前一段有位博客作者在万维写了一篇文章《历史 不能只听孙子们讲》，矛头所向，十分明确。文中说：
“听多了孙子们的口述不难发现，很多孙子是想把祖宗们『洗白』甚至『洗红』。有时我很懷疑，这般孙子是不是精于洗钱？”
“有些人很愿意相信这些孙子说的東西，很有装孙子的姿态，这也很有意思。可是，历史是门学问，不能只听孙子们在讲。还是以袁世凯称帝为例。”
“还是少听孙子们讲故事，特别是少听那些祖上曾经显赫的孙子们的讲故事，因为经常的情况是，他们把听者也当成孙子了。”
“口述的东西并一定就是历史，也可能是野史，更可能是狗屎。”
作者用上鲁迅和“文革”笔法，夹枪弄棒、含沙射影地骂人“孙子”“装孙子”——谁也不是傻子，还能听不出弦外之音？早有学者指出过，中国人，特別是不懂事的孩子，喜欢在争执、吵架中充他人的先人长辈，这种特别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占了很大便宜，其实只暴露了自己上不得台盘的格调档次而已，大可一笑置之。
其标题本来说得不错：“历史 不能只听孙子们讲”，“只”字用得好，意思是：不能“只听”，但听听孙子也不妨，孙子们所说，也是一家之言么。可文中却说：“对于孙子们讲祖宗的故事，只能当故事来听，因为本来就是故事；其间或有传说，但也毕竟是传说。故事是动听的，传说是美丽的，可惜都不是历史。”——原来这才是作者的本意：孙子们讲的，“都不是历史”！那么标题何不直说，去掉那个“只”字，改成：“历史 不能听孙子们讲”？
但是，世界上有哪位历史学家、历史当事人、知情人、目击者不是孙子？若孙子讲的“都不是历史”，都不能听，那么能听、只能听谁讲呢？只能听爷爷的？听党的？听最高当权者的？但他们，不也是他爷爷的孙子吗？
或许，作者不是泛指，而是特指。然而，照作者的逻辑，孙子讲历史统统不能听，那么老婆、儿子、女儿、媳妇、女婿讲的，当然更不能听了；警卫、秘书、司机、医生、护士、同学讲的，同理，也不能听；当事者、亲历者本人讲呢？那必定是更想把自己“洗白”甚至“洗红”！敌人写的呢？更不行，肯定是要将之“洗黄”或者“洗黑”，“更可能是狗屎”！
在该文作者眼中，历史能听谁讲？
或许，只能应该听八竿子打不着、查了十八代都跟历史人物查不出一点瓜葛的学者讲？可学者们搞研究，材料从何而来？不都是孙子们、儿子们甚至“洗红”的本人、“洗黑”的敌人讲的吗？
其最终结果，就是谁也不能听，脑袋里只能装着小学课本、老师和报纸灌输的“定论”。
扯远了。还是回到林彪女婿的回忆。孙子讲也好，女婿讲也罢，他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史实，哪怕有各种局限、偏见，不排除甚至还有谎言呢（例如，毛孙子讲的有几句真话？），都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无影灯中角度独特的又一盏光源。有人视若洪水猛兽，竭力警告人们说“不能听”，请便吧，这是你的自由；而我是愿意听的，愿意以独立、平等、理性的姿态洗耳恭听，然后仔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张清林辟谣：我跟林豆豆是生死之交
张清林：最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受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和承办者的邀请，非常荣幸地参加这个会议。由于临时通知我没有做准备，过去有好几年在专门写这些材料，后来忙于生计，今天我想到哪就讲到哪。
但是我首先辟一个谣。社会上有谣传，刚才高瑜记者也问我：和豆豆关系怎么了？我和豆豆是生死之交，1974年我们被分别批斗以后，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申请结婚了，没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被押送到开封43师农场，就劳动改造了。这个生死之交不可能轻易说散了就散了；另外林彪愿意托孤。这是我先辟的一个谣。
自我介绍，我出身一个非常普通的平民家庭，解放前住在一个镇上，1950年的一天晚上，看见部队从我们家门口飞也似地跑过去，听到枪声和炮声，我们家乡就解放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四野的部队。20年后我到北京，认识林豆豆以后，才知道我是出身国民党家庭，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做技术工作，伯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将领，“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一个山头上，1980年后平反，承认他是抗日英雄，他在四野解放衡宝战役中，没有听白崇禧的，听了程潜的，把部队解散了，自己就隐藏起来。“文革”中又被揪出来，惨死在野外。
1971年3月份，我受广州军区卫生部委托，在31野战医院组织西南五省军队专家新医疗法经验交流和论文整理，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来北京，坐曹里怀的飞机，就带了一包中药——那包中药，我没敢打开，但是我闻出来里面是中药，叫我带到北京来，是广东军区政委任时仲交待的，只说几句话我就来北京了，从此我就卷进政治漩涡了。
父亲一直叫我不要介入政治，所以我业务技术意识很强。小学、初中、高中学习成绩平平，但大学非常优秀，我来北京时是主治军医。我对林彪没有像你们在座的当年那种军人的对林彪的感情，我那时确实没有。如果要说有一点的话，因为我被广州军区参谋部信任吧，参加了广州270多场制止武斗的抢救工作，在“文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从尸堆里爬出来了，看见死了很多人。
张清林坦承：我对林豆豆骂过林彪
来到北京以后，我骂“文化大革命”，甚至骂过林彪，才认识林豆豆的。
之所以骂“文革”骂林彪，是因为“文革”初也受了冲击，被批为“一把刀主义”，“单纯技术观点”，“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党籍还差点被开除。但是我对林豆豆骂林彪的时候，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以为她只是《空军报》的记者。开始只是送中药，后来总后勤部卫生部让我跟著她一起采访基辛格访华后下边的反应。到最后，我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以后，我也不敢再骂了，其实，“骂”就是议论。
1971年8月8号，我进入毛家湾，到9月7号离开毛家湾到北戴河，在毛家湾呆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边，我白天都在毛家湾，晚上就回到我的宿舍。当时我和豆豆认识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感觉，像现在一些书上写我是被“选美”选上来了。因为像我这样的，“选美”不会选上我。普通话讲得也不好，长得也那么土里土气。豆豆愿意接受我，估计一个是我敢说实话；另外一个她不是想找一个丈夫，而是想找一个大夫——找一个大夫的目的是弄清楚她父亲得的什么病，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病到什么样了。
我在毛家湾呆了一个月，我问了很多林办工作人员，特别是他们家的保姆王淑媛，还有一些其他的林办工作人员，豆豆跟我讲的情况很多，当时我不可能看到病例，我只能通过林彪的衣食住行来了解。感到震惊的是，林彪的保健大夫进了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而且发现当时林彪的卡路里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有的时候一个月不大便，这是一般正常人都难以生存的！对于医学上越是难的问题我就越感兴趣，我出来时是外科所的所长，我的病人基本不转院，再危难的病人我都自己抢救、自己手术。做为一个学医的，我记住“希波格拉底誓言”，无论贫贱富贵一视同仁。豆豆指定用我，因为我是从基层上来，也不知道害怕。我确实跟豆豆说了她爸爸的病，她感到很震惊。那么多专家、那么多人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这样的话。她因此很信任我，由此讲到跟林彪身体有关的其他事件，包括委托江青搞文艺座谈会纪要、什么罗瑞卿事件，“720”事件、杨余傅事件等等，在“九一三”之前我就听说了。
8月8日当天，吴法宪司令跟我讲：这个立果，找人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待？我听了之后又听豆豆说，林立果在外边钻飞机安全，钻调研，钻科研项目，好像家里包括他的爸爸、他的妈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外边干什么。所以我就跟豆豆和其他人讲了，我说立果这么下去非常危险，如果在外边闯了什么祸，飞机一开，到时候就跑出去了，这事情就大了。这话我早就说过，当然还说过其他的话。我当时是从医学方面和其他方面分析的。
8月8号到9月7号，我在毛家湾，主要是研究林彪的身体状况。豆豆的目的主要是让我搞清他爸爸是什么病？怎么治疗？我说治疗是有希望的。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说——李文普（林彪秘书）不知道我今天的反驳，因为我没有写东西反驳他，他也不值得一驳——我分析林彪有精神上的忧郁症。特别豆豆谈到，同一时间段，（林彪）在家里边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怎么回事，在公开场合表态又是另外相反的观点。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就是说在家边是一个人，到外边是另外一个人。豆豆跟他说什么事的时候，有时候精神状态好，有的时候精神状态不行，关于这些状态我一言难尽。之后通过我所见到的、听到的，并且又亲身经历“九一三”事件，在“九一三”事件当中，我一直在豆豆身边，冲在最前面，抢枪的是我，第三次报告也是我。
“九一三”事件前后，也见过不少高级领导、高级人物，包括周恩来、汪东兴、纪登奎等这些人，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林彪是最慈祥、最善良、对物质和权力无欲到一个正常人都不如的状态的这么一个人。随著后来看的书越多，思考得越多，他的印象在我的内心当中就越深刻。如果说还有谁值得我崇拜的话，那就是林彪——可是我原来对林彪没有什么感情。
比方说他有很多的书法，我觉得他是很对的。他的悲剧，也许在他的愚忠，尽管他对主席、对毛泽东、毛老头吧，很不看好。在我们挨批斗当中，纪登奎、李震（时任公安部长）让我们去辨认那些所谓“黑笔记”。从“黑笔记”当中看到，从抗美援朝他就对主席有看法，并不是他不愿意去指挥那个抗美援朝。
1971年夏天，豆豆叫我写采访，我在部队瞎参谋烂干事，保健大夫我都干过，所以也写东西，当然了，比不了今天在座的大作家、大记者。豆豆布置一个题目，对中美的关系怎么看，我就到部队采访了，然后写了一篇《以拉对拉、以打对打》。豆豆把那篇文章给她爸爸看了，她爸爸说这文章写得好。林彪还说：“中美之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外交形势，被耽误了20年。”豆豆问：“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打赢了，中国说中国打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说：“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推向了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跟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几乎没有说过斯大林半个好字。列宁他好像也不是太感兴趣，说他的话太罗嗦。
张清林回忆：我们被隔离由谢静宜单线逼供
下边我主要讲讲玉泉山被隔离。“九一三”事件当中，豆豆叫我跟林彪身边警卫员保持联系。接到林彪内勤电话之后，我从56号楼，冲到8341大队部，去做第三次报告。第三次报告以后，和豆豆就被隔离在大队部。10月4号就被8341部队坐火车带到北京，下火车是谢静宜接的我们，一辆黑色汽车。上了汽车以后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去了玉泉山，到了玉泉山，刚坐下来，谢静宜先说：“这栋楼是汪东兴在这养病住的楼，刚走。对面是朱德那个老家伙住的。为了你们来，把他赶走了。”所以在玉泉山这座院子，那么大的地方，就仅仅住著我们两个人，跟我们接触的就一个人——谢静宜，她是独人单线，很神秘。还有一个8341部队副团长叫李钊，他在生活上管我们，但是跟我们很少接触，唯一能够接触，能说上话的，就一个谢静宜。
本来是“九一三”事件当天9点，周恩来跟豆豆通了一个电话，我在旁边听得很清楚，周恩来说了，主席在南方打招呼的事，好像他一点都不知道，并且说过两天他亲自来接我们，但是后来并没有来。
到了玉泉山以后，谢静宜到底代表谁她也没有说，只是她就是中央派来的。然后给我们传达了57号文件，让我们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揭发批判林彪。在这种情况下，豆豆的身体很糟糕，就躺着，由我代笔，她讲，我记录，然后再整理。写了一个她的“九一三”事件的回忆。回忆里边写了林立果和她的全部五次谈话，以及她如何组织林办工作人员防止事态的发生。
这个环境显然是一个搞“逼供信”的环境——不让任何人接触嘛；第二点她说告诉我们现在住的楼，是汪东兴的楼，意思说你们一写到任何事情，不能触及到我的姓，这等于是暗示了；第三点你们要开始揭发批判，如果写了“九一三”事件，你们不要加任何分析。
从10月10号到第二年8月26号周恩来接见我们的这段时间里，谢静宜搞的“逼供信”加诱供，主要集中到这么几点：
第一点利用林彪的“手令”写证词，找我们一起谈，又分别谈，又威胁，又利诱。一方面说你们好好听中央的，你们都是有功的，过一段时间出来工作，我还要在你们领导下面工作——谢当时是清华、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是中央委员。集中到（林彪）“手令”，让林豆豆写亲自看到林彪写“手令”。林豆豆在北戴河，没有单独见到林彪，不可能看到林彪写这个“手令”。谢又让写证词“这就是林彪的手令”。豆豆心里有数，这绝对不是林彪的字迹，是林立果的字。林立果早就模仿林彪手迹，“文革”当中就模仿。还让豆豆也模仿。林立果说：“你看看主任（叶群）也在模仿，还有秘书也在模仿。”因为有好多中央文件，不能给林彪看，怕看以后，他可能会受刺激，对身体不利。他也有可能去找主席去争论，不知道又捅出什么娄子来。就由秘书代笔，替他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怎么怎么的。
“文革”一些文件，到底是有多少是林彪亲自批示的，多少不是他批的，这至今还是一个谜。所以我们的证词是：“经过我们辨认，像林彪的字迹。”谢静宜就大发雷霆：“不是什么像不像的问题，就是林彪的字迹。”
豆豆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越逼她她就说：“我认为不是，你说是，那你认为是。”文字上我们丝毫没有退让，所以以后你看的材料当中，始终没有豆豆和我写的关于“手令”的证明材料。有李文普的，还有其他的，没有我们的。在这个原则上，当时就是死也不能写。
第二个是追查周恩来11点多一点时给叶群的电话。周打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在门外边，但我一点也听不着，当时豆豆派我：你注意那边动向，她一会让我去注意林立果的动向，一会让我去注意叶群的动向。看主任跟谁通电话。现在有一些书里边说好像是叶群给总理打电话，但我们知道，汪东兴写了很多谎话，但是这一点说了实话，汪东兴说：这个电话是总理打给叶群的，并且是通过李文普。这个电话大概打了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为什么打这个电话，电话说了什么？这是在玉泉山谢静宜一直逼我们写的东西，我们说电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这个也没有写。谢静宜也很恼火，并且说了这句话，到了1972年了，说“现在不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是‘林周反党集团’的问题。”
李延明（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谁说的？
张清林：谢静宜。
李延明：秋天？
张清林：对，秋天了。这叫我们当时感到很震惊了，1974年以后才出来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么。
张清林澄清：林彪未讲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另外，她让揭发林彪跟其他一些老帅的关系，跟谁来往，什么的关系。但是因为谢静宜是一个人，我现在说谢静宜搞“逼供信”，她现在在一些文章中说她没有搞“逼供信”，这就说不清楚了。但是我这里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逼我们揭发林彪的罪行，林豆豆只好写了一些林彪对毛的一些不满的议论。林这个人也是矛盾的。他对毛建国以来一系列的做法不满意，另外一方面，他去北戴河之前他又说主席这个旗帜不能倒，中国几百年一直挨打、受欺负，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令全国人民崇拜的领袖、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落后就要挨打，他说主席这个旗帜还得举。林彪的悲剧就在于这个愚忠。
另外一方面他又对抗美援朝，特别“反右”、“大跃进”以后，他对主席有很多不满意，甚至说过：“怀疑狂，虐待狂，左撇子、拗相公”，“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这些话我们都揭发了。彭德怀被打倒以后，林彪有一句话，“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可是这些话后来被谢静宜在梁效编的林彪的材料里边篡改成“谁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这句话就是证据。篡改伪造我们写的材料，这是一个铁的证据。这句话就流毒全国，而且恐怕严重损害了党的信仰和人们的信任。这个是一点。
在玉泉山她逼我们写的，还有后来写的揭发稿，我做一个说明，就是“九一三”事件后，和“四人帮”垮台前后，所有向中央写的揭发材料、批判材料，由于豆豆的身体不好，都是我代笔整理的。我因为是基层上来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她身体也不好，甚至包括其中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豆豆是坚决不写的，是我出的馊主意，是我写的。当时为什么写？我非常担心她有可能被害死，从北戴河我就开始担心，所以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9月13日晚上，张宏当着满屋子的人对我们说：“中央指示，命令你们跟着上飞机。”这是我记的一字不差的原话。但这句话现在很多书里面写得都有差别。后来我跟张宏闹翻了，是我在第三次报告的时候我说：“汽车再过10分钟就下来了，如果你们应付拦截，没有保护林副主席的安全，让车跑过去了，你们就要遗臭万年！”我就叫了，拍桌子干起来，我抢枪了。后来我问谢静宜，谢静宜说：这话你就不要再问了。后来因为写的都是林彪的反动言论，谢静宜说：写的全是反动的，你不用再写了。就让我们写批判了，不批判还不行了。这些批判也是我代笔给起草的，她抄一遍。我当时就一个信念，让林豆豆能够安全地活下去，让她接下来还能说话。因为我当时确实担心“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希望她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如果有错，是我的错，林豆豆不会说假话，小时候就不会。1972年8月26号晚上，周总理见了我们六个小时，说：“你们报告说是绑票的。”林豆豆“九一三”为什么报告，报告了什么，现在好多书里边都写错了，说她“揭发报告林彪叛逃”，她是要保证林彪的安全，说有可能被骗，被挟持走，被骗持走。
关于在玉泉山真实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另外我是来学习，如果讲的有什么出入的话，请批评，以你们核对的事实为准。我讲的也只是一方面。谢谢大家。
张清林披露：李文普挨的那一枪是自伤
卜卫华（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我提一个问题。“九一三”事件当天李文普挨了一枪，他那个枪伤据说当时你们处理的，你对这个枪伤有什么说法吗？
张清林：当时我第三次报告已经跑到了58楼，我就知道汽车再过10分钟就下来了，然后就跟张宏干起来了，干起来不一会儿车就下来了，我见这个李文普跳车正好是58号楼大队部的门口，车再滑行一段，也就大概30米左右，8341的战士就把他扶到里边来了，当时他说：“叛徒林立果，叛徒林立果。”
卜卫华：李文普说？
张清林：对，只说“叛徒林立果”，没说别的话，接著是一个姓卢的卫生员就开始给他包扎，我看他包扎得不熟练，因为我是专门受这个野战外科训练的，我当时想我来给他包扎一下更专业一些，但我突然有一个意识，我想看看伤口怎么回事，在此之前有人跟我说是枪走火了，根据我对伤口的判断，我当时说了是“自伤”。
卜卫华：你根据什么说是“自伤”？
张清林：这是根据他自己说的“枪走火”。
卜卫华：他自己说是“枪走火”？
张清林：对，枪走火，只能是自己的枪走火，别人的枪走火他是不知道的，这是前提。第二点伤口由内下往外上，进去小出来大，而且衣服上还有枪口离衣服很近的黑印。
卜卫华：黑印？
张清林：对，衣服上的痕迹。这个好像不难，而且，不用看伤口都可以判断他是自己打的。林立果的智商不会低到要逃跑了还开枪。李文普跳车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我和他谈过五次话，他一直说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的异常现象，他就是不相信，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听到什么，为什么就一无反顾了？因为我们报告以后，58号门口有全副武装的部队，都包围了、聚集了，他知道肯定出事了，才在那跳车；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我思前想后，如果跟他谈了五次话他始终“不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黑手在掌控他，因为很多事情不可思议。这是我当天晚上就有这个想法。所以“九一三”以后，我们给中央写的材料里边明确的声明，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冤案。
卜卫华：大冤案？
张清林：对。在审判之前，军队叫什么专案组吧，找我们谈了五天五夜，把这个经过都说了，我说得多，豆豆可以纠正。我说我们说错了，你们可以纠正。他们听完五天五夜之后，他们当时这么说的：“你们说的很实在很令人信服，把我们都说服了，但是你们光说服我们不行，你们得说服中央。”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这是什么时间？
张清林：这就是1980年审判以前。我们要求去参加公审，愿意跟汪东兴、纪登奎对质答辩。如果我们说的与事实有重大出入，我们愿意坐牢、杀头，怎么处理都行。可是这么大党就不让我们到法庭去，当时也确实感到党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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