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朱岩：“养蜂夹道”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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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岩：“养蜂夹道”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养蜂夹道是北京无数条胡同中的一条普通胡同，它位于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旧馆）西侧。在这条胡同里，坐落着一个大大的院落，门口没有任何牌子和其他标志，而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任何名称。现在它的原址上已建成了一座305医院，往日人物的踪影已经进入历史的记忆中。“文革”中它...
朱岩：“养蜂夹道”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养蜂夹道是北京无数条胡同中的一条普通胡同，它位于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旧馆）西侧。在这条胡同里，坐落着一个大大的院落，门口没有任何牌子和其他标志，而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任何名称。现在它的原址上已建成了一座305医院，往日人物的踪影已经进入历史的记忆中。“文革”中它曾被揭发出来并被称作是“三家村”、“四家店”反党活动的黑据点，但究竟它是个什么地方，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甚明了的。
现在可以公之于众的就是，它是195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一个场所，是中央领导开会、会客以及紧张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放松的地方。由于当时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能进入，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座院落也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既然没有名称，“养蜂夹道”就成了这座神秘院落的民间称谓。
位于北海公园内的仿膳饭庄，开业于1925年，它的前身是清宫御膳房，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经营皇家菜点的地方。
1954年，根正苗红的庞长红（1934年9月生，山西原平人，1954年—1960年9月在北京饭店任服务员，1960年—1966年8月在国务院招待所工作，1966年—1973年8月在民族饭店餐厅工作，1973年8月后到仿膳饭庄任职）经过严格的政审从山西省原平县来到北京，开始了先后在养蜂夹道、仿膳饭庄等处长达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庞长红得以与许多伟人、名人打交道，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也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20世纪50、60年代前期，无论“十一”、“ 五一”， 北京总要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完游行队伍后，中午总是到养蜂夹道用餐。按惯例服务员们在餐厅门口列队迎候中央首长，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依次走入，大家热烈鼓掌，毛泽东主席总是带头向大家招手并微笑致意。
毛主席平时来这里次数极少，只是在这里宴请过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毛主席在这里用餐很简单，每次只问“有没有辣子？”只要有这道必备菜便没有其他要求。
周恩来总理到这里来的次数较多，有时是来理发，多数是召开会议。有时会议结束后在这里吃顿便饭。一般他要点葱油饼、稀粥再加点咸菜，最多增加个他爱吃的狮子头。
到养蜂夹道次数最多的要数邓小平，他那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会客或是找人谈话。尽管小平同志不很爱说话，但他的性情很活跃，常常在紧张工作之余来这里轻松一下。他大多是周末晚上来，先是打台球，后是打桥牌。小平同志的桥牌打得很出色，很难遇到对手。他的牌友包括当时的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上将，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万里，对外文委主任张致祥以及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
周末晚上，这些领导人准时赶到养蜂夹道，围桌而坐，尽享打桥牌的快乐。他们一般玩到12点，吃些馄饨、火烧等简单的夜宵，每次照例由小平同志请客。有时候星期天白天也来玩，小平同志总不忘带瓶茅台酒，玩完牌大家小酌一番，一边举杯一边谈笑，真是其乐融融。小平同志每个月派工作人员结一次账。只要是私人活动，他从来是自己掏腰包，公私分明。
1973年8月，庞长红被安排到仿膳饭庄上班，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在与庞长红谈话时特别强调：“江青经常要去仿膳，一般人应付不了她，你要好好答对。你去了不要怕赔钱，费用由我想办法，但一定不能出事。”
“不能出事”, 这句话让庞长红牢记于心，这样即使出点事他也会化险为夷。“文革”后期的一天，江青到仿膳饭庄宴请美国客人，那天江青兴致很高，谈天说地之外，还向美国人不停地介绍宫廷菜肴。不料当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盘糖醋鱼正走到江青身边时，盘子突然“炸”开，连盘带鱼都掉在地上。那位服务员一时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庞长红见状立即上前，向江青和美国客人道歉，并赶紧打扫干净，嘱咐再上同样一盘。
江青当时一句话没说, 但脸色阴沉。当晚，江青果然找事了，让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追查。她厉声说：“今天的饭吃得很不舒服，在美国人面前出这样的丑，这事一定要查清！”庞长红知道是因为鱼太热加上盘子太凉才出的事，那位服务员并没有什么过错。
但如何渡过这道难关，确实颇费思量。由于他多次接触过江青，比较了解她喜欢别人吹捧、奉承的特性，所以很快想好了对策。他对这位副局长如此汇报：“盘子掉在地上，造成很坏影响，我作为饭庄的领导要承担责任，今后我们一定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但掉盘子的事确实不是有意的，那位服务员政治可靠，平时一贯表现不错。他那天主要是因为太激动了，作为江青同志的老乡，又是个新人，他一心只想好好看看江青同志，一不留神才出的事。”江青听了这番汇报，只得作罢，一场风波被巧妙地化解。
1975 年，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他在北海养病期间，到仿膳饭庄的机会也多了。有一天他漫步来到仿膳饭庄，庞长红一见，赶紧上前问候总理。他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就对总理说：“我们这就给您做您爱吃的肉末烧饼。”那顿饭周总理吃了一盘炒油菜心，一碗蛋黄汤，两个肉末烧饼。庞长红知道，凡是私事，总理必然是自费。等到总理吃完后，他向总理报账说：“您这顿饭花了一块五。”可是总理却摇了摇头说：“不对吧？木炭费算上了吗？要我看三块都不止。”看到总理的认真劲儿，庞长红只好收了三块七。不料第二天总理又派人来“补钱”，理由是北海公园当时不开放，没有游人为我这两个烧饼也得专门开火炉，这样炭火费、人工费也要算上。最后只好按总理的意思收了5元钱。
仿膳饭庄的牌匾是老舍先生新中国成立前书写的，而这块匾额在“文革”中却惨遭造反派的毒手，落款“老舍”二字被挖掉，残缺痕迹诉说着不平。1975年5月，周总理来此见到此匾大为吃惊，听说缘由后，他扼腕叹息这块匾额的命运，更痛心其作者的不幸：“很可惜，我没能保护好他。”
粉碎“四人帮”后，庞长红就想着如何恢复这块匾额的原貌，以告慰总理。他找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商量弥补办法，老人不顾高龄，翻箱倒柜，几经选择，终于找出与匾额相称的“老舍”二字，精心加工补在了空缺处，完成了总理的遗愿。
朱岩，《文史博览》2011年11期
朱岩：“养蜂夹道”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养蜂夹道是北京无数条胡同中的一条普通胡同，它位于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旧馆）西侧。在这条胡同里，坐落着一个大大的院落，门口没有任何牌子和其他标志，而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任何名称。现在它的原址上已建成了一座305医院，往日人物的踪影已经进入历史的记忆中。“文革”中它...
朱岩：“养蜂夹道”服务员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养蜂夹道是北京无数条胡同中的一条普通胡同，它位于中南海后门马路对面，北京图书馆（旧馆）西侧。在这条胡同里，坐落着一个大大的院落，门口没有任何牌子和其他标志，而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任何名称。现在它的原址上已建成了一座305医院，往日人物的踪影已经进入历史的记忆中。“文革”中它曾被揭发出来并被称作是“三家村”、“四家店”反党活动的黑据点，但究竟它是个什么地方，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甚明了的。
现在可以公之于众的就是，它是195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一个场所，是中央领导开会、会客以及紧张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放松的地方。由于当时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能进入，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座院落也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既然没有名称，“养蜂夹道”就成了这座神秘院落的民间称谓。
位于北海公园内的仿膳饭庄，开业于1925年，它的前身是清宫御膳房，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经营皇家菜点的地方。
1954年，根正苗红的庞长红（1934年9月生，山西原平人，1954年—1960年9月在北京饭店任服务员，1960年—1966年8月在国务院招待所工作，1966年—1973年8月在民族饭店餐厅工作，1973年8月后到仿膳饭庄任职）经过严格的政审从山西省原平县来到北京，开始了先后在养蜂夹道、仿膳饭庄等处长达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庞长红得以与许多伟人、名人打交道，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也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20世纪50、60年代前期，无论“十一”、“ 五一”， 北京总要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完游行队伍后，中午总是到养蜂夹道用餐。按惯例服务员们在餐厅门口列队迎候中央首长，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依次走入，大家热烈鼓掌，毛泽东主席总是带头向大家招手并微笑致意。
毛主席平时来这里次数极少，只是在这里宴请过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毛主席在这里用餐很简单，每次只问“有没有辣子？”只要有这道必备菜便没有其他要求。
周恩来总理到这里来的次数较多，有时是来理发，多数是召开会议。有时会议结束后在这里吃顿便饭。一般他要点葱油饼、稀粥再加点咸菜，最多增加个他爱吃的狮子头。
到养蜂夹道次数最多的要数邓小平，他那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经常在这里开会、会客或是找人谈话。尽管小平同志不很爱说话，但他的性情很活跃，常常在紧张工作之余来这里轻松一下。他大多是周末晚上来，先是打台球，后是打桥牌。小平同志的桥牌打得很出色，很难遇到对手。他的牌友包括当时的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上将，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万里，对外文委主任张致祥以及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
周末晚上，这些领导人准时赶到养蜂夹道，围桌而坐，尽享打桥牌的快乐。他们一般玩到12点，吃些馄饨、火烧等简单的夜宵，每次照例由小平同志请客。有时候星期天白天也来玩，小平同志总不忘带瓶茅台酒，玩完牌大家小酌一番，一边举杯一边谈笑，真是其乐融融。小平同志每个月派工作人员结一次账。只要是私人活动，他从来是自己掏腰包，公私分明。
1973年8月，庞长红被安排到仿膳饭庄上班，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在与庞长红谈话时特别强调：“江青经常要去仿膳，一般人应付不了她，你要好好答对。你去了不要怕赔钱，费用由我想办法，但一定不能出事。”
“不能出事”, 这句话让庞长红牢记于心，这样即使出点事他也会化险为夷。“文革”后期的一天，江青到仿膳饭庄宴请美国客人，那天江青兴致很高，谈天说地之外，还向美国人不停地介绍宫廷菜肴。不料当一名服务员端着一盘糖醋鱼正走到江青身边时，盘子突然“炸”开，连盘带鱼都掉在地上。那位服务员一时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庞长红见状立即上前，向江青和美国客人道歉，并赶紧打扫干净，嘱咐再上同样一盘。
江青当时一句话没说, 但脸色阴沉。当晚，江青果然找事了，让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追查。她厉声说：“今天的饭吃得很不舒服，在美国人面前出这样的丑，这事一定要查清！”庞长红知道是因为鱼太热加上盘子太凉才出的事，那位服务员并没有什么过错。
但如何渡过这道难关，确实颇费思量。由于他多次接触过江青，比较了解她喜欢别人吹捧、奉承的特性，所以很快想好了对策。他对这位副局长如此汇报：“盘子掉在地上，造成很坏影响，我作为饭庄的领导要承担责任，今后我们一定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但掉盘子的事确实不是有意的，那位服务员政治可靠，平时一贯表现不错。他那天主要是因为太激动了，作为江青同志的老乡，又是个新人，他一心只想好好看看江青同志，一不留神才出的事。”江青听了这番汇报，只得作罢，一场风波被巧妙地化解。
1975 年，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他在北海养病期间，到仿膳饭庄的机会也多了。有一天他漫步来到仿膳饭庄，庞长红一见，赶紧上前问候总理。他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就对总理说：“我们这就给您做您爱吃的肉末烧饼。”那顿饭周总理吃了一盘炒油菜心，一碗蛋黄汤，两个肉末烧饼。庞长红知道，凡是私事，总理必然是自费。等到总理吃完后，他向总理报账说：“您这顿饭花了一块五。”可是总理却摇了摇头说：“不对吧？木炭费算上了吗？要我看三块都不止。”看到总理的认真劲儿，庞长红只好收了三块七。不料第二天总理又派人来“补钱”，理由是北海公园当时不开放，没有游人为我这两个烧饼也得专门开火炉，这样炭火费、人工费也要算上。最后只好按总理的意思收了5元钱。
仿膳饭庄的牌匾是老舍先生新中国成立前书写的，而这块匾额在“文革”中却惨遭造反派的毒手，落款“老舍”二字被挖掉，残缺痕迹诉说着不平。1975年5月，周总理来此见到此匾大为吃惊，听说缘由后，他扼腕叹息这块匾额的命运，更痛心其作者的不幸：“很可惜，我没能保护好他。”
粉碎“四人帮”后，庞长红就想着如何恢复这块匾额的原貌，以告慰总理。他找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商量弥补办法，老人不顾高龄，翻箱倒柜，几经选择，终于找出与匾额相称的“老舍”二字，精心加工补在了空缺处，完成了总理的遗愿。
朱岩，《文史博览》201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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