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叶匡政：微博的谣言与谶语

叶匡政：微博的谣言与谶语



今年2月份以后，微博中无法证实的传言似乎增多了。有的被证明确实是谣言，也有的被其后官方公布的真相所证实。在自媒体时代，如何认知谣言与真相的关系，显然值得每个人思考。



儒家很早就注意到言论传播的力量，《论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就有这种含义。儒家一直强调言行之仁，希望君子通过个人修身，达到言论的真实。所以《论语》中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并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认为那些传播道听途说的人，是德之弃物。不过，古代谣言还有一种形式，被称谶言或谶语，这类谶语多为隐语，人们认为可“预决凶吉”。包括《易经》的卜筮之语，吉凶也在于如何解释，人们并不认为这类对隐语的解释就是谣言。



翻开史书，历朝历代这类谶言特别多，多通过儿童之口传唱。比如秦始皇时，有仙书和童谣均传“亡秦者胡也”，始皇于是发兵30万抵御胡人匈奴，并修长城。哪知最终秦王朝并未亡于胡人，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中，一语成谶。应当说，每逢暴政或政局混乱的朝代末年，都是这类谣言和谶语大兴之时。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西汉末年的“代汉者当涂高”、董卓专权时的“十日草，何青春，十日卜，不得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都属于这类谶语。秦始皇颁有最严酷的对谣言的禁令，秦法有“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规定，即便如此，短短的秦朝却成为各类谣言传播最多的时代。



不过，在西方传播学中，并不把谣言看得那么可怕。有美国学者认为，谣言不过是民众在讨论过程中创作的即兴新闻，传播的往往是对事件未经证实的描述或解释。它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些模糊而关键的社会情境中的正常社会反映。它往往携带着民众的集体智慧，目的只是为事件寻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谣言源起于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未知，如权威机构没有公布事件的真实信息，或公布的信息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往往会导致谣言出现和传播。所以换一个角度看，谣言也是一种新闻或传播方式，它表达了民众对未知真相的一种猜测或推理，这种方式可以化解民众对信息不明的焦虑和恐慌。



谣言与真相有一定的辩证关系。谣言的盛行，往往表明真相的匮缺、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或人们探知真相的成本过高。谣言未必意味着完全的虚假或毁谤，它更多的情况只是未经证实而已。所以，人们常根据消息提供者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传言的真实性。在一种信息和新闻常被严格管制的社会秩序中，谣言周期性的诞生，会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一旦民众获知真相的渠道多了、成本低了，反而让谣言难以存身。从这个角度说，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反而有遏制谣言传播和扩散的可能。因为这类自媒体，使得每一个身处现场的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直接报道者，即便有人散布了虚假信息，也会很快被来自现场的一手信息纠正。



微博的开放性，使身处微博的民众，对信息有了强大的纠偏能力。一个信息在经过千百次的转发与评论后，事件的真相往往变得越来越清晰，评论和分析也会趋于平和与理性。一条信息原本并不充分的微博，在附加上各种评论和信息补充之后，也更接近事件的真相。所以，一条热点微博所提供的并不只是140字的孤单信息，而是一个由民众集体智慧构成的信息群。这种经过群体讨论和补充后的信息群，显然要比某个个人或机构提供的信息更为可信。可以说，正是微博这种多元开放的言论环境，使民众实现了对信息的共同发现和参与。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中，真相反而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谣言却无法长期存在下去。



在辟谣过程中，只取信官方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些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上，常会成为真相的主动掩盖者。对这些所谓的官方信息的质疑，原本就是探索真相的一部分。大陆的主流媒体，由于负有引导舆论的责任，也会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报道的尺度和标准掌握在媒体主管者手中，并不顾及是否伤害到民众的知情权。正是民众对官方和主流媒体的话语的不信任，成为谣言滋生蔓延的土壤。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那句名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可以说道出了很多民众面对谣言的一种心态。



很多被指责为“谣言”的信息，大多是民众对事件疑点发出的合理质疑。这种质疑，是人们寻找真相必经的一步。任何对真相的理性探寻，必须确保民众有质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排除了一切合理的怀疑因素，我们获知的真相才能具有权威性。没有经过充分质疑的真相，也很难做到真正取信于民。所以，西方早有学者指出，即便在言论自由、法律完善的社会中，也不可能使谣言完全消失，因为谣言的消失违背了人们发现真相的原理。对真相最大的遮蔽，往往不是流行了什么谣言，而在于相关的权力部门或利益集团，对民众探寻真相的管控。



应当说，对任何重大的公共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虽然这种判断和看法，每个公民可能有不同价值立场，但在一个多元时代，这种多元性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真正让人恐怖的倒是，对一个事件只允许有一种判断一个看法，这种思维只会导致对信息和言论的强权管制，使得社会和民众离真相越来越远。同样，一个置身微博的个人并没有必要等到事件完全告一段落时，再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对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对谣言保持必要的警惕，对来自他人的质疑有着不断的反思，就可能在微博的多元环境中修炼成一个成熟的公民。很显然，在微博这种言论社区中，那些常常制造谣言的人，会很快失去这个社区中民众的信任，谣言的制造者最终伤害的是自己的信誉。



在一个急剧变化和言论不畅的社会中，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流传。谣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加大了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谣言还可能催生社会与政治暴力，比如将某类人群贴上相应的标签进行道德审判，或推动法律用更严厉的措施处理犯罪者。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谣言有着血缘关系，而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谣言激发的兵变。这种看法显然也有偏颇之处，其实谣言不过是社会局势失控的表象，而非原因。但这也表明，在社会稳定和暴发激烈社会抗争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谣言。所以有西方学者，把谣言也看作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只是它的手段不像革命那么激烈，但显然蕴含着一种抗争的意味。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通常会借助未经证实的谣言，为自身获得一种有利的舆论支持，表达抗争诉求。去年大连民众反对PX的散步，便可看作是未经证实的谣言，推动了民众表达了他们的集体诉求。



然而在官方和传统媒体的意识中，总是把谣言看作对事实完全的歪曲和捏造，总把民众看作是“不明真相”的群体，把谣言的传播者看作是“别有用心”，这显然不是对谣言的理性态度，只会导致更多谣言的产生。谣言是社会和民众焦虑和恐惧的一种回声。只有把谣言看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象，构建合适的信息公开机制、充分的民意表达机制、公正的司法机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机制，才能真正减少谣言的数量。谣言的层出不穷，表现社会缺乏可靠而安全的信息出口。但从某种程度上，它也缓解了民众的焦虑与恐慌。从这个角度看，谣言能够通过微博获得一定的传播，反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至少说明权力部门对信息管制有了某种宽容。社会和民众心中潜伏的质疑和焦虑，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政府和媒体也能从微博中了解到民众的所思所想，感受到社会真实的脉搏。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积累起来。微博无疑在加强大陆信息传播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只会提升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安全感和相互的信任感。这种透明度，需要我们对谣言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谣言也是人们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有它积极的价值。只有宽容、理性地对待谣言，我们才可能揭示更多的真相，谣言的土壤才会越来越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