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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之后，被称为毛左〝高级五毛〞的司马南和孔庆东仍然高调力挺薄熙来。24日《求是》杂志社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士的亲身经历，揭开了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的力挺薄熙来的内幕，直指他们是没有原则的投机者。 传高官秘书多次召见司马南和孔庆东要坚挺薄 《求是》杂志社一名资深人士透露，薄熙来丢官后，某高官的秘书多次召集少数著名媒体人士开会，其中就包括司马南和孔庆东等人。 在会上，这位秘书以向这些媒体人士保证，薄熙来绝对不会垮台。因为中央里支持薄熙来的力量极其强大，除了温家宝之外，几乎没有人同意将薄熙来一撸到底，但是薄熙来现在需要支持。 这位秘书要求与会人士以个人名义力挺薄熙来，打击温家宝。他还声称，薄熙来今后一定不会忘记大家。 《求是》的这位资深媒体人士还表示，有一次这位秘书秘密召集的媒体人士会议在昆仑饭店某会议室举行，司马南出席会议是他亲眼所见： 在会上，司马南还专门发言，表示非常担心薄熙来事件会影响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经有很多天不敢回家睡觉，这几天一直是住在酒店，且轻易不敢出门，连三餐都是叫饭店送餐上门，而且已经将自己的微博上的敏感信息，全部删除。 司马南还表示已经将家产做了初步处理，也订好了去美国的机票，如果情况再继续发展，就会立即去美国与家人团聚。他说，现在自己的名声非常不好，网上揭露出他的事情越来越多，他感到胆战心惊，网上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所以他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安全的住所，至少安排几个保镖，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还要求追查揭露他的网民。 某高官的亲信表示，他一定会将司马南的要求转告领导，并请司马南放心，他会保证司马南人身的绝对安全，而且对于这些网民，今后一定会严查严惩，希望司马南等务必坚强，勇敢地力挺薄熙来，大力揭批温家宝。他还表示，薄熙来如果不倒，在座的都是功臣！ 该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司马南就通过吴法天上演苦肉计，声称自己的被噤声，甚至还故意透露自己也被带走调查，并发表了力挺薄熙来，狠批温家宝的言论。 所以，《求是》的这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司马南现在所谓被噤声、未考虑去美国等等，皆为谎言。其实他并未被噤声，更未失去自由。他力挺薄熙来，痛骂温家宝，根本不是有什么骨气，而是在得到指示和安全保证之后才做出的投机行为。在薄熙来下台的当天，司马南因为力挺薄熙来的出格言论，在网上讥讽总理温家宝及薄熙来的反对派，被新浪警告，上演了〝挥泪删贴〞一幕。16日下午，他自曝在各大学的讲座也被取消，录制的60分钟新闻解读遭冰封，之后告别微博，却又悄悄将自己的头像改成薄熙来、谷开来、薄瓜瓜的全家照。 而人称〝叫兽〞的孔庆东，在薄熙来下台当天，就在第一视频新闻网的《孔庆东有话说》节目中，借消费者维权日打假话题，谈起了〝唱红打黑〞，发表攻击胡温的言论，甚至将胡温免掉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职比喻成〝公开的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网友称为〝前所未有的猖狂〞。之后微博上的言论也不断影射决意要拿下薄熙来的胡温。 有网友指出，在薄熙来落难之时，司马南和孔庆东两人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如此支持薄熙来，这在通常都是见风使舵的左派人士中确属罕见，并对此颇为不解。现在，终于明白个中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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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 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绝不论”仅仅是情绪化的个人观点，属孤立性思想。这值得商榷。 1．是情绪化的观点吗？ 不管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进入中枢担任长达8年的副总理时期（1995-2003），吴都坚定地站在改革派的阵营，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在江提出具有有限突破性意义的“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吴也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在委员长的第一个任期内（2003-2008），吴在法律扩容与改进方面，也建树颇多。如制定《物权法》，修订《选举法》，废除收容遣送条规等。不少新法的制定和旧法的修改，都具有进步意义。然而，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吴的转变与执拗，通过他那一向直白的话语，硬生生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2008年3月19日，在11届人大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上，吴第一次提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2009年3月9日，在11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吴再次重申了两个“绝不”。2011年3月10日，在11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吴提出“五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2012年3月9日，在11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吴提出要“确保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 简略回顾2008-2012这四年来，“绝不论”由提出到强化，由泛泛到充实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提出者的思想是连贯的，是深思熟虑的，绝非情绪化表述。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绝不论”是功利化主张，是对既得利益的粗暴捍卫。这样说，是基于两点判断。其一，吴缺乏进一步的功利诉求。作为江-胡两届班子中的常委，吴的任期已经足够长，不会借“绝不论”来寻求某种政治资源，以便于攫取更高的权位。这一点，与“唱红打黑”者相比，完全不同。其二，吴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犯不上为更多更大的利益家族站岗。坚持“绝不”观点，有吴的“对党真诚”的成分。 2．是孤立性的思想吗？ 我们可以从“绝不论”的理论目的及其产生背景来分析。如果目的是为一人之利，如果背景仅是能够产生个体思维的小环境，你可以认为，“绝不论”仅是吴一个人的观点。否则，它就不是孤立性的思想。 “绝不论”的理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维护一党执政，坚决喝止他人的“非分之想”。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诉求，而是千百个利益家族的共同追求。“绝不论”产生的背景，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国内对官家巧取、权贵豪夺、贫富分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全民性热议。在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的民意风潮中，希望铁腕维稳、支持“绝不”的高居庙堂者，自然不只委员长一人。那些佯装改革的隐藏着的“绝不派”，数量庞大，颇能惑众。 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几乎是朝野的共识。但谁是既得利益集团，论者纷纭，说法各异。其实，完全可以将其简化为官家集团。官，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以2978名本届人大代表为例，党政官员占比近84%，共2491人。另据统计，其中最富有的70名代表，共拥有财富898亿美元（5658亿人民币，《2011年胡润百富榜》），超过美国全部535名议员、总统和内阁部长以及9名大法官财富的总和。考察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屡次政权更迭与社会动荡，除去少数几次外族入侵，几乎全部是由官家集团自身问题诱发的。量的失控，与质的腐化，令官家集团迅即成为全民的公敌。社会道德溃败，阶层流动板结，贫富分化严重，生产力创新失去动力。全民趋之若鹜，争相进入官家集团，哪怕是其外围组织。社会被扭曲成哑铃型，一头是庞大的食肉阶层（官家集团），另一头是更加庞大的“食腐”阶层（民工、低保人群、失业大学生、拾荒者、乞讨者）。 “绝不论”不是孤立的，其支持者，涵盖整个官僚阶层，特别是控制了国企的几十个红色家族。一般民众，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执政集团内的不少人是反对“绝不论”的，是支持民主宪政的。这说明，他们对“绝不论”土壤的广度、深度和温度，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绝不论”的产生，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包括：说谎成性的政治空言、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挥之不去的苏东惊梦、割舍不掉的既得利益、难以平复的社会思潮。可以说，在“绝不论”的背后，执政集团五味杂陈。 3．无奈：说谎成性的政治空言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改造，是加入并诠释了暴力的合理性。而脱胎于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则又进一步加入了美丽的谎言，诸如民主、自由、共富等。中共初创时期的中国，三民主义已成气候，为了与国民党争夺话语权和信众，中共不得不为之。因为民权、民生、民主等，是孙文学说的既有之义。在1921-1949这漫长的革命周期中，中共最成功的一项策略，就是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和口头上抛弃民主、共富这些抓取人心的主张，尽管在实践中偶有遗弃，但都能够及时捡起，不仅捕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也深受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戴。客观地说，民主、共富，这些美丽的愿景，并非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放出的空言，甚至可以说的确是他们最初的真诚追求。之所以最终成为空言，根源在于苏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属性使然。实现并维持毛氏社会主义（典型的苏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工具，就是专政与特权，民主、共富，恰恰是其敌人。即便进化到邓氏社会主义阶段，集中（弱极权）而不是民主，仍然是政权赖以生存的工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全球社会主义分化出几十个品种。不管是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毛泽东的专制社会主义、朝鲜的家族社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控制社会的主义”。如果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支柱，那么，保持这根支柱不倒的唯一途径，就是永远让他们处于无产状态。共富，恰恰是在毁灭这根支柱。 为了理顺社会主义反民主、反共富的本质，与民众求民主、盼共富之间的逻辑矛盾，谎言就成为唯一的黏合剂。从前苏联、东欧，到现中国、朝鲜，社会主义政权成长的每一步脚印，都撒满了民主、共富等美丽的谎言。 听了一辈子政治童话的谢韬先生，在晚年回忆说：“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常常一个人说了算。（李）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因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等主张，1948年7月，21岁的林牧，与同学一起投奔到延安。经历了九死一生，晚年他终于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 谢、林二人还是众多受骗者中的幸运儿，更多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特别是1949年勇敢地选择留下来的党外人士，如储安平、李广田等。今天，透过申纪兰式的假民主议政机制，透过学雷锋式的“先造假后造神”的伪道德宣教模式，可以看出，谎言，仍旧是维系政治空言的不二法宝。对谎言最大的奖励莫过于成功。以往的成功，仍然会鼓励执政集团在谎言世界里继续“发展、创新”。面对体制与谎言的共生共灭关系，即便是执政集团中的开明派，也无可奈何，唯有坚持“绝不”，才能避免遮羞布被扯下。 4．担忧：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 有人建议中共学习越共，这有难度，因为越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有人建议学国民党，这也不易，因为两蒋在台湾并没有多少恶行。即便是像“2.28事件”这样严重伤害岛民感情的暴行，历史资料也揭示，蒋不是主谋。在1986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前，蒋氏父子在台湾搞的是开明专制，并未乱杀异己。这一点，连吴淑珍都承认。 张鸣先生说，“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中国向何处去？》） 以1949年为界，往前数，有长春围城、延安整风、反AB团等；往后数，有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等。据统计，不含文革这项大运动中所包含的31项子运动，在毛独裁的27年间（1949-1976），共开展各种运动30多次，死人5000万以上。 往前数的那些旧账，施虐者和受虐者，均存者无多，可能可以“忘记”。但往后数的那些，想敷衍过去，殊实不易。即便是面对1957年反右那笔债，今天也不能说彻底化解；而要解决大饥荒、文革这两场死人千万以上的巨债，时机更是不成熟，更不用提1989年发生的那“最后一笔债”了，距今只有22年。按照避活人讳的传统准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光来“消解”。拿文革来说，最近20多年来，执政集团动用国家的力量，企图制造全国性遗忘。但民间反思一刻也未停止，纷纷借助网络、海外出版等途径，主动去舔舐那难以忘却的伤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邓氏改革重新凝聚起朝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良好氛围中，原本有希望通过和解与妥协，来消解1976年以前的存量包袱，但不幸的是，1989年又撕扯出一道新的极深的伤口。今后会否杜绝新的“增量”，犀利公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机器的兽性尚未改变。 面对持续增加、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阙光联先生说出了执政集团内心的担忧，“今天党国统治集团身上的罪孽是人所共知的，他们之所以坚持专制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为了避免遭遇审判和清算。”（《“立宪党国制”是否可能》） 5．不甘：挥之不去的苏东噩梦 评析苏东剧变，善良的人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