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专访王盛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

专访王盛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

　2005年初冬，我在武汉见到了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唯一还健在的王盛荣，他也是中共第一届军委唯一还健在的委员——那一届军委，后来出了六个元帅。第二年9月，王盛荣在儿女给他庆贺了百岁寿辰之后去世


◆高伐林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批人曾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发源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说法，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相当流行，四十 年代以后慢慢被人淡忘，却在“文革”初期因康生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将之妖魔化，而重新引起人们注意，人们才知道王明、博古、张闻天、王 稼祥、陈昌浩这些党史上的“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原来都在其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杨尚昆也是其中一员。这个称谓就跟六十年代兴起的“裴多菲俱乐部” “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词汇一样，成了“阴谋帮派”的代名词。以康生当时的权势气焰，这句话仿佛盖棺论定，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都遭 到审查批斗，有的甚至被关押，被迫害至死。
　　岁月流逝，人事代谢，七十年过去，“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作古。其中最年轻而只能屈居“半 个”的徐一新，也已经去世，杨尚昆也于1998年寿终正寝。有党史研究者撰文说：“二十八个半”已经无人在世。但笔者因为意外的机缘，却查访到，“二十八 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人仍然健在。
　　他就是王盛荣，2005年时99岁，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号称“百岁”。

病房中的老红军

　 　王盛荣这个名字，笔者在“文革”中就曾听到过、看到过——听到，是在“打倒”的口号声中；看到，是名字上打着黑叉。知道他虽然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但 是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站在反对毛主席那一边”。“文革”中他被打成武汉“反革命组织”“北、决、扬”的“黑后台”，投进监狱。被关押的头三年，他被 押解到全湖北省70多个县市，挂着铁牌子，强行反扭双手、弯腰低头（俗称“坐飞机”）接受群众批斗，批斗场次多达190余场，仅在武钢就斗了15场。他是 一个残疾人，在战争年代失去一条腿，他的假腿、双拐支撑不住躯体，多次倒在台上……笔者绝没有想到，经历过这么多摧残磨难，他居然顽强地活到了今天。
　 　2005年初冬的一天，经过朋友介绍，获得王盛荣女儿的信任，笔者坐着她开的车，前往位于武汉东湖之滨的一家医院，去探访已经住院23年的王盛荣老人。 一路上她告诉我，父亲从1967年坐牢，1978年才平反出狱，尽管高龄，头脑一直非常清楚，接待过不少党史研究人士，只是在最近思维才有点不很清晰了。
　 　医院毗邻万顷碧波，在中国这个特大都市的一隅，这一带勉强算得上相对幽静。医院大楼的这一翼病房，都是长住疗养的老人，多半自己雇人照顾，虽然医院设有 专门为病员服务的营养食堂，但病房的空气中仍然洋溢着烧饭炒菜的喧闹。几乎每扇病房的门都敞开着，家属亲友探望，进进出出，却几乎看不到穿白大褂的医护人 员。我们一路排闼直入，无人把关询问。
　　对于老人，或许这浓郁的人间烟火气，倒比寂静无声更为他所需要。王盛荣老人正坐在病房正中轮椅上休息，见到我们进来，显得格外惊喜。听他女儿说我来自美国，他“哦，哦”几声，投向我的眼神更带了几分好奇。
　　老人独住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还有一个兼作厨房的阳台。房间不算多么宽敞，就像日常家居住房，电视、茶几、沙发一应俱全，对于日常需求十分简单的老人，足以让他安享晚年。只是屋角多了吊瓶架和准备应对不时之需的氧气瓶，提醒我们，这里毕竟是随时提防死神的医院。
　 　我们是突然闯来的不速之客，老人并未着意修饰，但面容干干净净，衣着整整齐齐，他不拒绝我给他照相，抓拍、摆拍，都非常配合。与所有年迈者一样，他的身 躯已很瘦小，左腿从大腿根部起就没有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喜怒哀乐的表情相当丰富，一口地道的武汉乡音，口齿相当清楚，很愿意跟我们多聊聊，问长问短。 他问：你从美国来，那边中国人多吗？中国人在那儿都干些啥呢？美国现在情况怎么样？……当然，他也很乐意对我这个后生小子讲讲他自己的往事——虽然他已经 无力将百年岁月天翻地覆的大事一一剥离开来，要想从他混蒙的脑海中去捞取某一个事件中的细节、某一个印象，已经不可能了。当问起他的留苏生涯时，他说： “一起去了三个，一个去了国民党，一个死掉了，还剩一个——王盛荣在这里。”风趣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王盛荣老人度过六十年跛腿生涯。（高伐林摄）


“我不够格进‘二十八个半’”

　 　九九老人王盛荣，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其罪名之一，就是说他属于这个“二十八个半”。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认为这是个被康生强加、被江青认可的 “罪名”。他说：“二十八个半”是以王明为首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这些人学识渊博，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都是由他们翻译，他们自以为握有上方宝 剑，可以号令天下。而自己虽然也在莫斯科学习过，可肚子里并没几滴墨水，与他们也无密切交往，就是想往“二十八个半”里面钻，也不够格啊。
　　关 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七十年来不实之词确实很多，“文革”中的大字报语言更作不得准。近年来禁区逐渐被突破，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不断出版和引 进。汪云生的专著《二十九个人的历史》（昆仑出版社，1999年2月），翔实介绍了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当年也属“二十八个半”之一的杨尚昆和盛岳，分别 在《杨尚昆回忆录》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辟出专章来从根到梢地讲了这件事。笔者还查阅了《罗章龙回忆录》等书，相对可信的多数史料中，是确凿地 将王盛荣列入“二十八个半”的。
　　为什么会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样的称谓？
　　对于今天的读者，得首先解释“布尔什维克”。这 是俄语“多数派”的音译。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党纲、党章问题展开激烈争辩。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时获得 多数，就叫“布尔什维克”，“成者为王”，他们自居为“革命派”，后来把少数派驱逐出党，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布），即俄共、苏共的前身。
　　中共是俄共按自己的模式在“十月革命”后一手建立起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难免采取“拿来主义”，直接搬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这些音译词。这其实并不策略，很难为文化不高的工农大众理解，更在与反共势力的宣传战中丢分——很容易被对方说成是“卢布党”。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大学成立于1925年秋，全名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 （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冠名“中山”表示铭记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恩泽。经费主要来自“赤色职工国际”，而这个机构是苏联工会中 央委员会掏钱操办。被选派的第一期学生共340名，并不限于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更多，我们不妨将之看成为国共两党按照莫斯科的意旨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海 外联合党校”。在第一、二期学生名单中，我们能发现如下名字：蒋经国，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均为冯玉祥之子女），于秀芝（于右任之女），邵志刚（邵力 子之子）……
　　该校学制两年，课程有历史（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先后有三个校长：拉狄克、米夫、威格尔。其中米夫通过学生控制中共的野心最大，但他后来也成了斯大林“清洗”的牺牲品。
　 　从1925年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长途跋涉、辗转赶赴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成为中国精英荟萃之地。不过，1927年春夏，蒋介石在上海 “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 学生，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苏共为中共独家开办的党校，直到1930年夏大学宣布解散。

“二十八个半”的确切名单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1929年夏天诞生。中山大学照例进行一次学期总结大会，中心议题是“大学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大会争议激烈，开了十 天，史称“十天大会”。最后只好就中大支部局的报告举手表决。有28人投票拥护支部局，一人既年龄小又观点“摇摆不定”，“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汪云生在其著作中考证指出：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几个月之前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其实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没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 稼祥等。汪云生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在大会上投赞成票 的，未必就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没有参加那次会并投赞成票的，也未必就不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当事人杨尚昆也加以澄清说：大会上拥护支部局有90票， 仍属少数。
　　早在1927年夏初，年仅23岁的王明心眼多多，向时任副校长的米夫献计，趁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对反对这两派的“第 三势力”加以利用。这为米夫当校长铺平了道路，王明也成了米夫的心腹。之后，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联络了一批看法接近的人，在反托派、反瞿秋白和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反其它各种派别像“江浙同乡会”、共青团“光泽派”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二十八个半”。
　　笔者看到过好几种“二十八个半”名单， 颇有出入，涉及的人数都加起来，超过一倍都不止。为何众说不一？原因即在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非确定的群体，没有明确的成员，这个说法其实是因为 王明一伙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意即“绝对正确”）自居，被反对派扣的一顶帽子，是一种表达反感的蔑称。
　　笔者这里采纳汪云生给出的名单。他比较了多种资料后说：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指以下29个人：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 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民（盘铭）、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 徐以（一）新。

盛极一时，贻祸百载

　 　有史以来像苏共、中共这样将党内斗争看得如此严重而绝对，斗得如此执着而残酷者，数不出几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生本来就带来国内的矛盾分歧，山头 林立，“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语），而校方和共产国际又将苏共党内的路线、宗派之争掺合进来，更搅得你死我活。善良的人往 往不解：同在镰刀斧头红旗下，怎么自己人斗得这么狠？原因并不复杂：为了在敌我斗争中取胜，本来就无所不用其极，专制君主是谁有父王授命谁上台，民主领袖 是谁有民意拥戴谁上台，而当时中共拼的是路线——谁能证明自己路线“正确”谁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为此，就得将论敌打成“内奸”“叛徒”“反革命”和 “托派”。
　　1929年夏天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0年底，米夫来华。他此行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控制中共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提出中央委员补选和政治局改组名单，要求中共“按照组织纪律”必须通过。翻脸大吵一番之 后，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就成了中共掌舵人——不过，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 个半”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笔者见到的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 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王明重新赴苏联，就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在一家小酒馆“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八 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权柄。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这里姑且不提；他们残杀自己人不眨眼，让人毛骨悚然。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 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者无法统计，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 “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杀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 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夏曦在位只有两年多一点，竟然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和群众，他是 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夏曦同张国焘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去给张当助手的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沈泽民当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从理论和行动上 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堪称帮凶。仅1931年秋天两个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掉十分之一，达2500多人。1933年3月，红二十五军内一 次就逮捕3900人，当即杀掉2500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1933年6月以后，张国焘、陈昌浩又在新开辟的 川陕根据地大屠杀，杀了红四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另一领导人曾中生在红军中威望很高，他们不敢公开杀，是长征途中在张国焘住房里被用绳子勒死的……

大浪淘沙，分道扬镳

　　“二十八个半”后来分道扬镳。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转而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在遵义会议上他与张闻天站在毛这一边；毛泽东在“七大”时专门讲：“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们却没熬过“文革”，在受冲击和批判中去世。
　　博古与德国顾问李德指挥红军作战一败涂地，不得不承担责任，交出了权力。后因飞机失事而亡。“二十八个半”在战争年代牺牲、病故或因意外而死的还有：沈泽民、夏曦、殷鉴、陈原道、何子述。
　　李竹声（上海中央局书记）、王云程（团中央书记）、孙济民（组织部长）、盛忠亮（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汪盛荻、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人被捕后叛党；杜作祥（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被捕后下落不明。
　 　凯丰（中宣部副部长）、陈昌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盛荣、杨尚昆、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长）、张琴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人，有幸活到建国以后，还 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也程度不同受到许多冲击。其中陈昌浩在“文革”中自杀。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最走运的。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军委 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66年，他因对毛泽东录音窃听事件被打倒，关了12年。“文革”后平反进入权力中枢，当了国 家主席。
　　王明、孟庆树夫妇对于造成的灾难未曾悔改。党的“七大”召开时，王明患病，开幕式时被抬进了会场，历时15分钟。毛泽东劝服代表仍将 之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2月他去苏联治疗定居，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寓所抱病写完《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文版）的第四 天病死，享年70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中共党史上交织血与火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他们，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论其初衷多么 不同——从最高尚到最卑劣——他们却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写下了一出大悲剧，包括他们个人的悲剧（而其中像夏曦，不论当权者将他供 奉在什么样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对于后人来讲，或许更重要的是思索：即便是有憧憬、有信念的年轻人，怎么才能避免落入阴谋和残忍的万劫不覆的梦魇。





王盛荣老人与女儿。（高伐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