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共党内权力的制衡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党内权力的制衡与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

洪朝辉










一、 导论：“黎安友转向和反思”



自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出现了认知中共政权的两难困境与困惑。



一方面，他们根据政府统治的理论(The Regime Theory)，认定集权制度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合法性虚弱、过度依赖暴力、决策过于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等。1所以，在1989年后，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都预言，属于这种集权制度的中国，将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2而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91年认为，中共走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3并在2006年时，他再度重申，中共大规模崩溃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而大限的时间不会是几十年，而只是在几年之内。4谢淑丽（Susan Shirk）在2007年也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被众多的恐惧所缠绕，因为他们的日子已经是可数的了”。5



其他政治学学者（如Arthur Waldron，Jeffrey Wasserstrom和Bruce Gilley）等，也加入这一政治“算命”的行列。6尤其是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的明确时间，即2011年；7Bruce Gilley也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共的“残局”（endgame）将开始。8而著名的民主转型问题专家Larry Diamond，在2006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既维持完全而又封闭的政治垄断，又维持（统治）稳定。一些（自由的）东西必将出现。这也许不会在10年之内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在25年内出现，也许10-15年”。9基于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没有猜中当初前苏联何时崩溃所出现的集体尴尬，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再度尴尬，一些学者就不惜自己一生所积累的学术声誉，冒险对中共崩溃的时间进行算命。尽管学术风险很高，但一旦预言成真，学术收益也极大。



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以自由派中国问题专家著称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当初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的误判。10黎安友表示，一些经典的关于集权体制的西方理论，无法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其政权是具有适应和恢复的能力（resilient）。11



针对集权体制能否重获活力和新生的问题，Talcott Parsons曾经认为，全能的专制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只要满足下列四大条件，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并继续生存下去：一是放弃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和魅力型的领导人；二是促使大批技术官僚掌权；三是引进复杂和专业的官僚制度；四是减少对个人言论和行为的控制。12而Richard Lowenthal则认为上述的适应性行为，并不能改变全能专制制度的特征。13对此，黎安友认为，在不将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共已经完成了上述四大改变。14



同时，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更替，黎安友称赞有加，认为十六大增加了权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领袖时，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别的考虑，在政权内增加了体制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专业性，并为政治参与和民众上访建立了制度，由此加强了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这些变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适应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去20年后的今天，中国集权专制适应和恢复的能力仍然使人惊讶”，16并认为，研究中共专制制度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也许能够有助于推动比较专制制度研究的复兴。17

　　　

尤其是，黎安友开始意识到，中共统治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之出现，与中共体制内部权力的平衡存在关系，因为在中共选择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派别因素的减少，有助于产生能力卓越的领导集体，并在党内“平衡”地代表不同的派别；而且由于缺少一个或二个控制一切的人物，所以导致决策过程的日趋集体性。1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的派别不再存在，而是他们的权力是在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构之下运作，并都从中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19



与黎安友的反思相呼应，Bruce Dickson在2006年也表示，“中共并没有处于频临崩溃的危险。。。。尽管中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它已经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能够适应的（adaptable），并拥有足够的恢复能力生存下去”，而且，“中共不断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已经说明第四代领导人试图在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寻求自我生存的战略”。20沈大伟（David Shamebaugh）也认为，“中共仍然是相当的强大和富有恢复能力的制度”，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不足以展示中共“系统性崩溃的真正的可能性”。21

　　　

黎安友反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认识的基本变化脉络，也是代表黎安友本人“过去对中共和中国政治改革持悲观和批判观点的重要变更”。22首先，他们曾经认为，一个具有恢复和适应能力的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制约和平衡的机制，而中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既没有制约，更没有平衡，所以，中共政权是没有适应能力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次，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充满恢复和适应能力的历史事实，这些西方学者一方面没有改变基本的价值和信念判断，即制约与平衡是一个政治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不能也不应修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学术假设：中共内部也许存在一些具有中国和中共特色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最后，为了实证研究中共内部是否存在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中共九位常委产生的过程，旨在观察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产生，是否经过长期的博弈和妥协？尤其是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和担任常委后所表现的执政偏好和政策优先，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和特定的区域利益？

　　　

对此，Richard Baum认为，“关于列宁主义（国家）转型的成功例子，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就不存在第二手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考）。这样，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就进入了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领地。以前集权制度转型的例子，已经不足以解释或预测中国进化的问题。”23

　　　

同时，沈大伟列举了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崩溃的近70个因素，并比较了苏东共产党和中共的异同，试图找出到底有多少可以置中共于死地的因素。其结论是，在21种经济因素中，中共只有六种与苏东崩溃前类似，占29%左右。在15大政治因素中，中共也只存在5个，占三分之一。但在11个社会因素、8个文化因素、5个压制性因素和3个国际因素（排除与中国无关的3个因素），中国分别占了8个（73%）、6个（75%）、3个（60%）和2个（67%），远远超过经济和政治因素。24所以，中共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表现在经济上（29%的相似度），可见经济是中共不致崩溃的最重要功臣。同时，中共在政治适应方面的成果显著，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只有33%的相似度。但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方面的因素，都超出了60%以上的相似度。中共的潜在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因素。

　　　

二、建立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党务改革和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与完善中共高层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但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点则是允许和建立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旨在鼓励健康、良性的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建立制度化的一党多派体制。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党内分派是一种负面的政治肿瘤，因为这是对制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动，似乎党内派别越弱化，制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实，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承认和构建党内派别体系，既有助于中共获取活力的新资源，更能强化中国特色的制约与平衡模式。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27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29

　　　

对此，笔者以为，建立中共党内合法化、制度化的派系体制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惨痛和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醒目前在位的执政者，应该而且必须为党为己留一条制度性后路。当林彪在1966年，帮助毛泽东整掉反对派刘少奇时，殊不知，在5年后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惨；当华国锋帮助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之后，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同样，赵紫阳在1986年听任“元老们”对胡耀邦进行非制度性地整肃，3年后，自己也“销声匿迹”，软禁至死。不断重复的党内斗争的零和游戏，应该给在位者一个警示：如果没有建立保护党内不同政见者的制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昨日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了避免“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需要给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制度性的生存空间，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国策也要成为一项党策，必须而且应该落实在党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党外弱势团体的洒泪同情。在理论上，“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只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更多地是强调把穷人当作人，而没有把党内的政敌也当作人，对他们既不人道，更不给尊严。其实，影响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关爱穷人只能促进和谐的经济社会；只有善待党内外不同政见者，才能建设和谐的政治社会。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党内派系制度，既是中共党建的必要，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软”“巧”实力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其三，党内有派，能够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一个党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纠错机制，而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则是党内纠错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毛泽东关于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的睿智判断，深刻表明，中共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七、八年来一次内斗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断来一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合法土壤，只能导致党内定期性地来一次地震。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派系体制，那么，党内的张力就有可能每时每刻得到释放和纾解，也有可能化潜规则为明规则、化阴谋为阳谋、化无序权斗为有序竞争，为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保留知情权、监督权、质询权和组派权。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制度性派系还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吸纳资本家入党、中共党内出现阶级分层以来，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提出发展新战略以来，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利益团体的雏形，为他们的制度化分野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条件。例如，自2002年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与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于是，超常和超速的发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赢者通吃，必须为大众的共同富裕提供分饼的机会。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已难以保证社会可持续地高质量和谐。这样，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思想路线，必然影响和反映在不同的组织路线和人事安排，为党内派系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内部的派系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笔者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出现类似美国民主党人vs.共和党人的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团派vs.太子派、上海帮vs.非上海帮。根据社会经济利益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中共党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vs.劳动、沿海发达地区vs.内地落后地区、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强政府。具体而言，提倡社会和谐、公平公正、财政倾斜、减轻农负、干预股市、强调环保、控制房价、照顾弱势的集团，就是中共内部的“民主党人”。作为对比，哪些主张“发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中央和行政干预、促进股市和房市自由发展者，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近。31对此，李成在2007年也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以两个主要的派别所结成的“两党”（bipartisan）联盟为特征，一个是精英派(elitists)，一个是平民派(populists)，这样的体制将导致“政治游说更具透明，派系政治更具合法性，选举更具规则和真实”。32中共派系的社会经济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作为参照，并考察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后所表现的政策偏好和执政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具有“民主党人”的情怀，更多的是同情弱势团体、追求和谐发展。33加上贺国强，因为受制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决定了他的执政优先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贪官、抑制特权。34作为对比，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更类似“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首长（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论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35），自然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资开放更加情有独钟，而且倾向弱势的中央政府、强势的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6至于李长春（主管宣传）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于他们的职务要求，决定了他们的优先只能是维稳，而不是维权，也只能侧重法治和专政，而不是自由与宽松，所以，应该也属于“共和党人”之列。37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会经济观点已经影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级省市政府主要官员的政见归属和人事分类。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倾向于平民或“民主党人”，而薄熙来和王岐山等更适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党人”的行列。38中共派系的雏形已经出现，这是不以人和党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必须指出，无论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团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还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观察视角，都应避免强烈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派、什么系，都不存在谁好谁坏之别，它们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急剧分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人为和“党为”地强烈压制，既违反中共文化运作的规律，又有可能被这些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之上的规律所惩罚。其实，这些中共高层的立场与观念随时可能发生变动与消长，今天的“民主党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共和党人”，反之亦然，没有永恒的派别，只有永恒的利益。

　　　

最后，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39此话的真谛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成本最少。（《明鏡月刊》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