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纸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同志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厉恩虞同志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我是清毒运动队伍的纠察队员之一；到1945年后半年，苏皖区党委派李涤非同志来南京，找到厉恩虞、王嘉谟同志，组织了“南京市各界抗战内援会”，工作重点随之转移为策反伪军和内应工作上，我又成为“内援会”的成员之一。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生命有限，岁月无情，亲历者濒老，知情者日稀。我与昌必学弟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地记录下来，以便世人了解。

　　毒雾弥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沦陷已近6年，日本侵华军总部和汪伪政府“首都”都设在这里。日寇手段最毒辣，处心最阴险的莫过于施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对于日本这一动摇我国国本的政策，历届汉奸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鸦片、公卖毒品，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几年间，沦陷区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蔓延。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真可以说：“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中国国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早在战前就已实施，七七事变后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推行。尽管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怂恿其占领的内蒙边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又特设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这是账面数字，实际大得多)，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火山”爆发的前夜

　　不愿作亡国奴的南京广大青年学生，对日伪一手制造的甚于洪水猛兽之烟祸，尤感切肤之痛，他们压在心头上的悲愤之情，好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触即发。厉恩虞、王嘉谟同学就是这样一大批进步学生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45年秋王嘉谟在江宁县委由鲁平介绍入党；然后厉恩虞由王嘉谟介绍入党)，但他们品学兼优，博览进步书籍，对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心向往之。他们广泛联系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宣传抗日救国，公开宣讲毒品的危害和清毒的意义。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当时南京地下党组织较之抗战初期已有较大发展，并时刻关注着学校青年学生的动态。地下党派党员潘田于1941年11月组织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积极对青年学生开展工作。厉恩虞、王嘉谟等进步同学参加“青救社”并成为主要成员后，“青救社”迅速发展壮大。由于“青救社”和厉恩虞、王嘉谟等骨干分子在学生中影响大，威望高，当他们吹响清毒的号角时，立即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迅速形成一股斗争的洪流。党组织从中具体指导，教育学生骨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厉恩虞同志利用汪伪《民国日报》的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敌伪内部矛盾的情况，从中发现了日本、汪伪之间在毒品利润分配上的“狗咬狗”。原来，日本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都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染指，汪伪政府虽很不满，奴才又惹不起主子，从而又引发了烟馆税收上汪伪内部的争夺。

　　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汪精卫妻)、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蒋记国民党CC派的骨干)。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想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在汪逆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林柏生这一阴谋早被厉恩虞同志侦悉，并曾向党组织汇报，提出可否借此机会开展一个清毒运动。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南京在日军严格控制下，老百姓说一句抗日的话，便有被捕、被杀的危险，搞硬碰硬的群众游行示威，肯定要吃亏，主张不能盲动。提出了自始至终要利用林柏生，而又不能为林所利用的原则，只有在林柏生(时任汪伪宣传部长)公开提出保证后，才可行动，而且在行动中还必须讲究策略，喊口号时主要喊“打倒烟、赌、舞”，集中重点打击日伪毒化政策，不涉及其他问题，使敌人的反击无从下手。

　　不久，林柏生果然按捺不住，派他的爪牙李绍忠，找中央大学厉恩虞、王嘉谟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开始行动，并表示保护游行人员安全。厉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潘田同志作了汇报，认为开展清毒运动的时机成熟，最后又得到上级党的批准。正如鲁平同志为厉恩虞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无尽的追思，真挚的怀念》中所说：“厉将这一情况向领导‘青救社’的潘田同志汇报后，并共同研究出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方案，经过地下党南京工委(属苏皖区党委)书记舒诚同志批准，同意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清毒运动，激励群众，团结广大学生，发展进步势力……”

　　惊天动地的吼声

　　1943年冬，沉闷无声的南京城怒吼了，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怒吼了。

　　12月17日，青年学生揭开了清毒运动的序幕。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向广大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性、严重性，指出这样下去，比当年林则徐所说的“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更为严重，那就是国家危殆，种族灭绝。围观群众热烈鼓掌支持。但是砸烟馆时，王嘉谟在与宪警说理斗争中，头上竟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青救社”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翌日举行全市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集合地点、游行路线、口号内容决定后，又组成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总指挥厉恩虞要求我们纠察队员随队伍行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查看有没有混入可疑之人；万一遇到敌人破坏，要忠于职守，维持秩序，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在混乱中引起伤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彻底清除烟、赌、舞”、“为民除害”、“为社会除恶”、“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同胞们觉醒起来，向毒品进行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变相卖淫场所，不同于今日舞厅)，驱散了醉生梦死的国民渣滓，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大家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时，大批日宪、伪警持枪站在队伍的后面和周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毫不畏惧，怒目相对，满腔悲愤地高唱《毕业歌》、《满江红》。“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强中干的敌人，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青年学生面前，终于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

　　当晚我们又在大会堂召开大会，由王嘉谟主持，厉恩虞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他高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厉还号召把这场清毒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彻底清除毒患。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并推选厉恩虞为会长，王嘉谟为副会长。

　　清毒巨浪滚滚向前

　　12月18日，清毒斗争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满天弥漫的毒雾。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更是再接再厉，在“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发动一击再击的多次战斗。其中成绩卓著的是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饭店。

　　贩毒巨犯曹玉成人称“白面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帮会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宪特豢养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势力，与日本“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勾结，大量贩卖烟土、“海洛因”、“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加上“共产党”和“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但谁也不敢惹这个丰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枭。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青救会”在中央大学宿舍组织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得悉曹的罪恶后，作出了查抄打击的行动计划，并联系模范女中办的“寒假生活营”，配合一致行动。查抄前，“寒假工作团”的厉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侦察；“寒假生活营”则派出黄圭彬同学着鲜艳旗袍，化装成“摩登女郎”潜往曹宅。在摸清底细后，立即集合二百余名同学包围了曹家。开始曹以为有日本特务撑腰，谁也奈何他不得，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从他家夹墙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时，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把这个大毒枭捆绑起来，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众焚烧了“海洛因”等毒品后，人山人海的学生和市民欢声雷动，将曹玉成押送交伪首都警察厅处理。汪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的丑事，正想把他当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一事件，轰动了南京城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个个称快。

　　突击大毒窟中央饭店。中央饭店是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饭店，是敌伪上层人员荒淫无耻的享乐场所，每天有无数敌伪官员出入其间吞云吐雾。“清毒会”得悉后，于1944年5月6日率领数百名青年学生前往突击搜查。学生队伍尚未赶到饭店，便惊散了吸毒的敌伪官员，狡猾的饭店经理江政卿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学生仍然冲入饭店，分层把守，逐层检查，终于查出私藏的鸦片烟土3000多两。在一家饭店中，竟收缴这样大量的毒品，也是清毒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据有关史料介绍，学生清毒运动起来以后，汉奸内部发生剧烈争吵，在一次伪行政院会议上，周佛海集团中主管烟馆税收工作的内政部长梅思平，对林柏生大加指责说：“烟馆、烟行都是经过批准缴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给予保障，你怎么鼓动学生去冲砸烟馆……下次再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来干涉。”林也知道把事情闹大了，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上上街，游游行，喊喊戒烟口号，最多装样子砸几家烟馆，对“CC集团”施加一点压力，分得一点好处，谁知竟闹成了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不但南京大闹，沦陷区各个城市也纷纷响应，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善于耍嘴皮子的林柏生，还是硬着头皮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便阻止，你们说我在组织青年，惭愧得很，是青年组织我，不是我组织青年；是青年训练我，不是我训练青年；是青年领导我，不是我领导青年。青年们起来为社会扫除腐恶现象，那是他们的热血、热情和热力团结在一起，为了救国，为了救民，甘把热血洒在受了创伤的国土上。”(据周佛海集团核心人物罗君强的交待材料和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回忆)

　　林柏生这一番话倒是说出了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的实情。他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抗战胜利后，审判汉奸林柏生时，林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这当然也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彪炳史册的功绩

　　40年代南京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清毒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青年学生的斗争矛头，直指施行毒化政策的罪魁祸首——日本东条内阁和军部。种植、贩卖鸦片，是国际上公认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干这种坏事，为了逃避罪责，一直是偷偷摸摸秘密地进行。他们暗地指派一日本浪人化名“李见夫”，拉拢中国败类盛文颐共同开设以经营毒品为主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该公司名义上是一家民间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毒化机构。青年学生开展清毒运动，揭开了“宏济善堂”的内幕，也把东条内阁从中攫取巨额经费揭露出来。一时舆论大哗，日本政府内部也骚动起来，东条内阁受到了国内外的反对与指斥。清毒运动开展后不久，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政潮风波”，即借以对东条大肆攻击，一些反对派国会议员列举种种事实，指责驻华日军贩卖毒品。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惨败的东条担心再引起中国占领区的大动乱，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和减缓占领区中国人民的愤怒，东条叫大本营指导部部长荻发表一篇公开声明：“在华皇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宏济善堂”是中国人盛文颐主持的，“与皇军并无关系”。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欲盖弥彰，反而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1944年3月，东条又派他的亲信政信大佐，付予他很大权力，作为军部大员来华，对日军进行所谓“整肃军纪”，并着手结束“宏济善堂”一切活动和同意汪伪政府按学生要求禁毒。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这也是表面文章，暗里仍在干着偷运贩卖毒品的勾当，但终归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干了，数量从此大幅度减少。汪伪档案史料证实，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60%以上。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条例提出，禁止鸦片及一切毒品的种植、制造和贩卖；关闭所有制毒厂、所；各大、小城市开设之烟馆，一律闭歇；烟民办理登记，每月拨款一千万元作为南京、上海开设戒烟医院之经费，勒令烟民投戒，其余中小城市委托公、私医院兼办，从当年4月开始，限期三年禁绝，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等。尽管这个条例由于汪伪政府的腐败，军警风纪水平的低下，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是难以实现的，但历史证明，即使在敌占区，从此毒焰猖獗之势已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也明显减少，不再出现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

　　清毒运动教育了群众，激励了群众，树立了“中国不可侮”的信念，发展了进步力量。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高了政治觉悟，开拓了视野，纷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不少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

严纪青，《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