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章含之、洪君彦二人的回忆和反思，使我悟出一个道理。40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


洪君彦和章含之（资料图）

　
　　一段时间，名人、明星纷纷著书立说，记述自己的婚恋、婚变故事。这本来无可厚非，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爱看，自会有人去写。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洪君彦的《不堪回首》，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二人都谈到了历史。章说要“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洪则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读了二位的书，人们不由得对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革”遭难

　　章、洪婚变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介入。那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与会者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以翻译身份参加。由于相继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那天毛泽东异常兴奋，古今中外，谈笑风生。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视章含之，语出惊人：

　　“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在开玩笑，毛却认真地说：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有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此时的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 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十年风雨情》）。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连周总理都震惊了，毫无疑问也打动了读者。对那位负心丈夫，人人切齿，对忍辱负重的章女士个个同情。那个时代，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军国大事尚且一言九鼎，何况这区区离婚。所以，当章含之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时，读者无不人心大快，既为章女士摆脱了婚姻困扰而庆贺，又为伟大领袖的英明睿智、体贴入微而赞叹。

　　不料，沉默了几十年的负心丈夫，于今爆出新料。原来在“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之前，那男人的女人早“已经同别人好了”。用洪先生的话说，是章含之“红杏出墙”在前，洪君彦“牛棚作乐”在后。说实在的，此类故事所在多有，比明星绯闻逊色多了。但因为章女士把它和伟大领袖联系了起来，故事情节一旦有变，自然就令人惊诧莫名了。

　　章、洪婚变源于“文革”，故二人都谈到了“文革”中的灾难，这灾难也和大红门内的那个四合院有关。章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避风港也没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文革”中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居然也有“可怕的岁月”。据说，她被揪出来后，“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些回忆，使人止不住对章女士的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洪君彦的书中却写出了另一个故事：

　　自从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

　　章含之“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于洪君彦无异于冰窖。而当洪的哥哥劝章在君彦“最困难的时候，要多关心他”时，章却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这几句冰冷的话语，杀伤力怕是远远超过那些口号。无怪洪君彦说：“妻子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不堪回首》）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洪、章这类遭遇，尽管本人“刻骨铭心”，在“文革”大潮中却不过是些微小泡沫，惊涛骇浪多着呢。但二人的回忆和反思，却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四十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革命群众更不消说了。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

孙言诚，节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20辑文章《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