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老爵:以《君主論》看中共專制集權體制
老爵:以《君主論》看中共專制集權體制
這本書並不長,許多年前看過紙本,近日因進入草木皆兵時期,又翻出電子版來看。這樣就比較容易引用,就無需打太多字抄書,僅為文字搬運工。按此書譯者介紹,真正從原版意大利文翻譯的,就是八五年版,三十年代有兩版譯文,皆為從英文再轉譯,不但為“節譯本”,而且與原著“莫衷一是”。因此,可見老毛畢生與此書無緣,未能看到這本從意大利原文翻譯的全文經典版本。老毛爾後的“君主”未知是否還有時間、有興趣讀書,怕是趕著“悶聲發大財”、爭權奪利去了。
先用此書最後一首小詩開頭:
“反暴虐的力量,將拿起槍,
戰鬥不會很長!
因爲古人的勇氣,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沒有消亡。”
馬基雅維里(下簡稱“老馬”)大概算是歐洲的孔子,專門為君主統治者提供思想服務。但似乎沒有孔子運氣好,老馬一生清貧還坐過牢。老馬號稱這本書寫了十五年,可見其忠君之心力交瘁。老馬君主權力基本觀點似乎是不擇手段地攻城掠地,不擇手段地固守君主國疆土、不擇手段統治臣民。頗為適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思維方式。
老馬將“君主國”分成幾種類型,這種類型就與共產國家相近:
“我認爲,在人們已經習慣了在君主後裔統治下生活的世襲國裏保持政權,比在新的國家裏困難小得多。因爲君主只要不觸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則隨機應變,這就足夠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總是能夠維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種異乎尋常的格外強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奪權了,當篡奪者一旦發生禍患的時候,他就能夠光復舊物。”
老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豈不就是堅持共產黨“世襲”?無論是習公子掌權、薄公子掌權,抑或李克強掌權,皆脫離不了共產黨世襲壟斷權力的君王思想。尤其當權力為權貴階級服務時,更彰顯權力世襲壟斷之封建獨裁。
老馬將君主統治模式分為兩種:
“有史以來的君主國都是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統治的:一種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統治——後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寵和欽許,作爲大臣輔助君主統治王國;另一種是由君主和諸侯統治——後者擁有那種地位並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寵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來的。這種諸侯擁有他們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臣民。這些臣民把諸侯奉爲主子,而且對他們有著自然的愛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統治的國家,對他們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爲人們認爲在全國只有他是至尊無上的。如果他們服從其他任何人,他們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員,對他並不特別愛戴。”
現在看來,中共前三十年是屬於老馬說的前者,後三十年地方諸侯坐大,形成地方權貴階級,諸侯在地方上就是天皇老子,為所欲為地欺凌、盤剝、掠奪百姓利益,這就是造成上千萬各級訪民的成因。
老馬引導君主如何武力奪權、佔領他國:
“……在那裏常常有不滿份子和希望變革的人,如果你把這個王國的某些貴族爭取過來,就很容易侵入那裏。由于上述理由,這些人會爲你的入侵開路,使你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但是如果以後想要保有這個國家,你就會遇到無限的困難,它來自那些曾經幫助你的人們和你已經打敗的人們。你只是消滅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夠的,因爲殘存的貴族將成爲新變革的首領。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們心滿意足,又不能滅絕他們,因此,當他們的時機一旦到來的時候,你就會失去這個國家。”
老馬暗示“不能滅絕”,其實是在暗示“要滅絕”。老毛正是忽悠了當時國民黨內的“貴族”,取得政權後,以三反五反、反右,極大化地肅清前朝人物,而且盡可能是從肉體上、精神上徹底“滅絕”。無奈,今日看來,老毛似乎還不夠徹底,最終他將“失去這個國家”。
老馬在書中大量引用了亞歷山大大帝的例子:
“……亞歷山大大帝首先必須把大流士完全打垮,並且從他手中把土地奪取過來。在贏得這樣的勝利之後,大流士死了①,亞歷山大大帝終于牢固地占有這個國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們團結一致的話,他們本來能夠牢牢地並且安逸地享有這個國家,如果不是由于他們自己引起騷亂,那個王國是不會發生其他騷亂的。”
在君主國統治下,權貴階級是否能永久“團結一致”?只能是相對時間而言。權貴們爭權奪利,確實屬於“自己引起騷亂”。目前中共權貴們的騷亂不正是如此?
老馬對人性的理解極為深刻:
“……因爲要穩固地占有它們,除了毀滅它們之外,確實沒有別的辦法。從而任何人一旦成爲一個城市的主子,如果這個城市原來習慣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這個城市消滅,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滅。因爲這個城市在叛亂的時候,總是利用自由的名義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爲借口。而這兩者盡管經過悠久的歲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夠使人們忘懷。除非將那裏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東離西散,否則無論你怎麽辦或者怎樣預防,他們還是永遠不會忘掉那個名義和那種秩序的,……”
這就是共產黨國家對民眾鎮壓的解釋,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皆如此。鎮壓任何自由與民主訴求,就是君主與共產黨的共通天性,例如鎮壓法輪功,其本質就是鎮壓信仰自由。
老馬看透了哪種君主的未來“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爲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權的時候是困難的,但是以後保持它就容易了。”
中共權貴世襲權力,並非靠能力,要保持權力就不容易了。無德無能下為保持權力,對不滿聲浪僅剩一途——鎮壓,當然,新詞兒叫“維穩”。
儘管老馬認為奪取權力可以不擇手段,但老馬卻堅持為人之道義“能力”:
“屠殺市民,出賣朋友,缺乏信用,毫無惻隱之心,沒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夠稱作有能力②的。”
②此處“能力”(“virt”ù)的涵義包括道義上的優越性。
“以這樣的方法只是可以贏得統治權,但是不能贏得光榮。不過,如果考慮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難、克服困難的大勇,我們就覺得沒有理由認爲他比任何一個最卓越的將領遜色。然而他的野蠻殘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勝數的惡劣行爲,不允許他躋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們就不能夠把他不是依靠幸運或能力而得的成就歸功于幸運或者才能。”
過去老毛曾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來標榜自己受到民眾“愛戴”。但是,經歷過來的人都明白老毛那套“打土豪、分田地”把戲,忽悠農民支持其武力奪取政權。而老毛事實上在晚年已成孤家寡人。據陸續公開的個人回憶,老毛在臨去世前,自知時日無多,讓身邊護士孟慶雲讀《恨賦》、《別賦》、《枯樹賦》,可見其內心極為孤單、自艾、無助。豈非“失道寡助”?
而老鄧“不改革死路一條”,但卻“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今天任誰都已清楚,就是讓他們奪取政權的後代及其裙帶“富起來”。而這“先富起來”的權貴們,正是造成今日亂局之源。喪失信仰、信用破產、強力鎮壓維穩,在在皆無以為繼。
其實老馬並不反對以鎮壓手段維護政權,但有條件:
“我認爲,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惡劣地使用殘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壞事稱爲好事的話,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說,爲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殘暴手段,除非它能爲臣民謀利益,其後決不再使用。惡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說,盡管開始使用殘暴手段是寥寥可數的,可是其後與時俱增,而不是日漸減少。采取上述第一種辦法的人們,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樣,由于神與人的幫助,對于他們的地位會獲得某種補益,而采取另一種辦法的人們卻不可能自保。”
這種遠見論斷讓人讚歎!江戲子自六四開始肆意以大規模鎮壓為能事,接著鎮壓法輪功,鎮壓以千萬計各級訪民,用“殘暴”形容恰如其分。而歷史必將江戲子釘在暴君的恥辱柱上,讓國人百年、千年地唾罵!
老馬對權力來源的論斷同樣適用當今中國權貴階級政權:
“一個人依靠貴族的幫助而獲得君權,比依靠人民的幫助而獲得君權更難于繼續保持其地位。因爲君主發覺自己周圍有許多人自以爲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隨意指揮他們或者管理他們。”
中共今天無論推出誰掌權,皆無法“隨意指揮”權貴板塊,因權貴已強大至可綁架國家經濟。
下面一大段老馬不暗示,而是直接針對權力來源的利弊: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由于人民的贊助而獲得君權,他就發覺自己是巍然獨立的人,在自己周圍並沒有一個人不准備服從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數人不准備服從自己的。除此之外,一個君主如果公平處理事情而不損害他人,就不能夠滿足貴族的欲望,但是卻能夠使人民感到滿足。因爲人民的目的比貴族的目的來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壓迫而已,而後者卻希望進行壓迫。再說,如果人民滿懷不滿,君主是永遠得不到安全的,因爲人民爲數衆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夠使自己安全地對付貴族,因爲貴族人數甚少。君主能夠預料到那些敵對的人民幹出最壞的事情,就是他們將來把自己抛棄了。但是,對于那些敵對的貴族,君主不僅害怕他們抛棄自己,還害怕他們會起來反對自己。因爲貴族在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遠而且更敏銳,常常能夠及時使自己得救,而且從他們所預期的將會贏得勝利的一方取得幫助。此外,君主總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沒有上述貴族,君主也能夠過得很好,因爲他能夠隨時設立或者廢黜貴族,並且能夠隨心所欲給予或者抹掉他們的名聲。”
“如果一個人由于人民的贊助而成爲君主的話,他應該同人民保持友好關系。因爲他們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壓迫,君主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一個人如果同人民對立而依靠貴族的贊助成爲君主的話,他頭一件應該做的事就是想方設法爭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護之下,他就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這與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之思想幾乎完全吻合。看來天下大道理殊途同歸。亦可見無論東西方,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能長時期與民為敵地而又長時期保有政權。
老馬斬釘截鐵地“我只是斷言:君主必須同人民保持友誼,否則他在逆境之中就沒有補救辦法了。”
何謂“逆境”?目前正在上演的內鬥中,無論任何一方都得不到民眾支持,民眾成了圍觀,鼓譟、諷刺、嘲笑者,應有盡有。因為民眾知道,無論任何一方取勝,於民何益?這就是數十年喪失民心殆盡的結果。再用任何口號忽悠民眾皆無濟於事,數十年來,民眾看透了。權貴們爭權奪利愈演愈烈,尤其當下在激烈內鬥中期間,滿大街標語口號要求民眾“學雷鋒”,真夠自我諷刺的,試問今夕何年?
老馬在論述過程中,始終保持了“擺事實、講道理”,用已發生過的事實、實例,解釋因果關係、邏輯關係,再來論明道理。然而六十多年來之中共,對事實可以不顧,遑論“講道理”,何況屢屢硬生生將事實扭曲或指鹿為馬,然後自話自說地作為“指導思想”。例如行為明明是對民眾的掠奪,並佔為私有,卻舉著“發展是硬道理”大旗。何況“幾百個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
老馬反覆強調“掠奪”之害:
“爲了不去掠奪老百姓,爲了能夠保衛自己,爲了不陷于窮困以至爲人們所輕蔑,爲了不至變成勒索強奪之徒,君主對于招來吝嗇之名亦不應該有所介意,因爲這是他能夠統治下去的惡德之一。”
無論在國內外,中共無處不誇張地彰顯其財大氣粗,整個一暴發戶嘴臉。有錢就能買到國際友誼?有錢就能收買人心維護政權?如此“勒索搶奪之徒”,如何能永續執政?
把人性看透了的老馬完全否定“金錢 – 友誼”:
“因爲用金錢而不是依靠偉大與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誼,是買來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時刻,它是不能夠倚靠的。而且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較少顧忌,因爲愛戴是靠恩義(diobligo)這條紐帶維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惡劣的(tristi),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則由于害怕受到絕不會放棄的懲罰而保持著。”
前不久才給菲律賓送大禮,籍此希望菲律賓能在南海問題上不要太過激進。這兩天可好,南海問題愈演愈烈,中共面臨“對峙”局面,最低限度是別人無所“畏懼”,造成自己進退失據。對外軟弱、對內殘酷模式絕不可能長久。
老馬一再強調,君主不可“奪取他人財產”:
“君主使人們畏懼自己的時候,應當這樣做:即使自己不能贏得人們的愛戴,也要避免自己爲人們所憎恨;因爲一個人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爲人們所憎恨,這是可以很好地結合起來的。只要他對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屬民的財産,對他們的妻女不染指,那就辦得到了。而當他需要剝奪任何人的生命的時候,他必須有適當的辯解和明顯的理由才這樣做。但是頭一件是,他務必不要碰他人的財産,因爲人們忘記父親之死比忘記遺産的喪失(perditadelpatrimonio)還來得快些①。再說,奪取他人財産的口實是永遠好找的;一個人一旦開始以掠奪爲生,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財産的口實。”
①這是東西方學者經常摘引,用以指責馬基雅維裏的一句話。
殺父之仇儘管難忘,但掠奪他人財產同樣無法讓人不“憎恨”。老馬這裡用殺父之仇與被掠奪財產互比,大概只是為了強調民眾痛恨被掠奪之嚴重而已。儘管比擬失當,但可理解老馬對“掠奪”也俱有痛恨情結。
恩威並重,大概是統治者必修之能力,但這兩者孰輕孰重,老馬認為:
“……我的結論是:人們愛戴君主,是基于他們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則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應當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須努力避免招仇惹恨,……”
肆無忌憚地掠奪民脂民膏,喪盡民心的執政黨,如何不“招仇惹恨”?所謂“革命”,也就是長年仇恨之積壓引發。
以下這段,老馬顯然與前面論及君主要有“信用”互相矛盾。可能認為使詐也必須在“信用”的“塗脂抹粉”下進行:
“一位英明的統治者②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假如人們全都是善良的話,這條箴言就不合適了。但是因爲人們是惡劣的,而且對你並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樣地無需對他們守信。一位君主總是不乏正當的理由爲其背信棄義塗脂抹粉。”
②此處馬基雅維裏改用“一位明智的統治者”(unosignoreprudente)。
過橋抽板是中國人形容“背信棄義”者的行為。若西方領袖在任內未能實現競選諾言,變相食言,即會極大地傷害其競選連任的機會。近代最重要的案例就是尼克松“水門事件”。被人諷刺為,尼克松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任何使詐事件,都會被冠以“XX門”。
昏庸的造句者三十多年來有三步曲:“發展是硬道理”、“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今日不知還有幾個人“信”?後來者未知如何造句?不會是“權為民所賦”吧。
老馬還是要為自己的使詐之說圓場:
必須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夠實踐那些被認爲是好人應作的所有事情,因爲他要保持國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准備,隨時順應命運的風向和事物的變幻情況而轉變。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②,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是不要背離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爲非作惡之途。
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惡,大概是為人最基本的,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就已經喪失為人處世之基本,遑論其他?若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論之,當然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猶如“成王敗寇”之當下。
反復強調君主不要侵犯民眾財產,看來是老馬最關注的:
“貪婪,霸占臣民的財産及其婦女,特別使君主被人銜恨;因此,他必須避免這兩件事情。當大多數人的財産和體面都沒有受到侵犯的時候,他們就安居樂業,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數人的野心進行鬥爭,他可以有許多方法並且輕而易舉地把這些人控制住。”
江戲子”悶聲發大財“之貪婪,廿多年來公然強行掠奪民眾財產,然後司法不公伺候,進而造成以千萬計各級訪民,怎不讓民眾“銜恨”?奮起反抗維權遭鎮壓,胡溫執政十年,情況愈演愈烈,如此執政如何能長久?
取信於民,受到民眾擁戴,是所有統治理論的必然結論,老馬反復強調這一點:
“關于臣民的問題,當沒有外患的時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們秘密地搞陰謀。關于這一點,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輕視,使人民對他感到滿意,他就能夠坐穩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經詳細申述的②,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夠對抗一切陰謀,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廣大人民憎恨,因爲搞陰謀的人總是指望把君主置諸死地來取悅于人民;但是,如果陰謀者認爲那樣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話,他就不會有勇氣實現這樣一類的意圖了。”
中共號稱信奉馬列,前三十年老毛過了把帝王癮。然而後三十年江胡養大權貴欺壓民眾,與馬列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背道而馳。中共若拋棄馬列,改型資本主義政黨,非但羞於啟齒,更無法步向“資本主義式民主政黨”。造成目前權貴階級政黨局面,行貪污腐敗掠奪之路,怎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輕視”?
哪怕是君主國,也應俱備“第三者”獨立裁判,老馬在幾百年前就已論斷:
“因爲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懼怕貴族從而怨恨貴族,君主便設法使他們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這種事情作爲君主特別照料的事情,于是,爲著避免自己由于袒護人民而受到貴族非難,同時爲了避免由于袒護貴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議,國王就設立作爲第三者的裁判機關③,這個裁判機關可以彈劾貴族,維護平民,而用不著國王擔負責任。對于國王和王國說來,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制度更好、更審慎,再沒有比這個方法更安全的了。”
這無疑是“司法獨立”的思考,但中共前不久還在高呼“五不搞”,堅決拒絕三權獨立體制,無疑是繼續堅持權貴階級掠奪民眾之態勢,並且再賦予司法保護權貴階級掠奪行為,如此不堪之統治“理論”,民眾除了革命,別無他途。
老馬不斷地提醒君主,不可讓人民“憎恨”:
“你最好不過的堡壘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爲即使你擁有堡壘,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壘都保護不了你,因爲當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時候,外人就幫助他們,這是少不了的。”
想起曾看過一個熱貼,說是如果老美真的打過來,就會主動給老美“帶路”。據說起碼有可能混個綠卡,給國家賣命最後可能連住的地兒都沒有。
為了讓君主“偉大”,老馬借用他人之口:
“毫無疑問,當君主克服種種困難和對他的反抗時,他就變成偉大人物。特別是當幸運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爲偉大人物的時候,他比一位世襲君主更加需要獲得盛名,幸運之神就給他樹立敵人,並且使他們從事反對他的戰爭,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戰勝他們,並且憑借他的敵人給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許多人認爲,一個英明的君主一有機會,就應該詭譎地樹立某些仇敵,以便把它制服,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偉大。”
老毛似乎確實如此,幾乎把所有共同“打江山”之戰友鬥倒、鬥臭,由此而獲得獨享一尊之“偉大”。到了老鄧時代,接著自稱“第二代”,只是迴避了垂簾聽政的惡名罷了,屬於掩耳盜鈴、此地無銀三百兩之雕蟲小技。可憐見全世界跟著老鄧調門“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地唱下去。老鄧同樣鬥倒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楊家將等等,為的就是獨享一尊。但老鄧為了維護個人權力,在六四血案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更且同時挑選了被國人痛恨的“第三代”、“第四代”,無論是史家或悠悠眾口,可見是“偉”不起來了。
“治吏”為統治者不可缺乏之能力,老馬倒是說的乾脆:
“一位君主怎樣能夠識別一位大臣,這裏有一條歷試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覺該大臣想著自己甚于想及你,並且在他的一切行動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這樣一個人就絕不是一個好的大臣,你絕不能信賴他;因爲國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應該想著他自己,而應該只想著君主,並且決不想及同君主無關的事情。”
中共權貴們哪管誰是誰,強取豪奪是趕緊的,至於中共這艘大船沉不沉,君主將來如何,那都是些管他娘的事兒。當下中共君主已然拿權貴階級無奈,尾大不掉,就差等著民眾起來革命。中共在自己設定的體制中,數十年來無人能“識別一位大臣”,哪怕是僅僅“一位”。老毛“識別”接班人一塌糊塗,老鄧“識別”接班人更是糊塗一塌。中共在處理接班人問題上,還不如蘇共(題目太大,有空再議)。
在君主面前“講真話”,也是東西方統治者之難,老馬用“法則”來強調:
“這裏有一條從來顛撲不破的一般法則: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話,他就不可能很好地獲得忠告;……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論來自任何人,必須産生于君主的賢明,而不是君主的賢明産生于良好的忠言。”
老馬是強人所難,在絕對權力之下,忠言必然逆耳。歷史上能接受忠言的君主寥寥無幾,老馬在這問題上同樣無法舉出歐洲各君主國正面的歷史例子。
老馬也有“順勢”而為的思想:
“我還認爲,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時代的特性,他就會得心應手;同樣地,如果他的行徑同時代不協調,他就不順利。”
史記.太史公自序就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後人簡略詞)。在世界範圍內,民主政治為大勢所趨,中共逆水行舟,強行為維護權貴階級利益而堅持獨裁政權,掠奪、壓迫民眾的最終結果就是產生革命。中共及其權貴們最恐懼也在於此,當革命來臨時,就不是推翻政權如此單純,而是要面臨三十多年、甚至六十多年之新仇舊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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