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马勇：晚清二十年
马勇：晚清二十年
本文是马勇教授在共识读书会第四期上的发言整理稿，其他嘉宾发言讨论部分略去。
马勇：谢谢周总，谢谢各位。亚布力讲完之后，周总就让我有机会到这儿来，很高兴给大家在这儿分享我对《晚清20年》的一些思考。
我做近代史的研究，复旦大学的，86年毕业到了社科院，现在算起来都快30年了，我都没改行，一直在这个领域当中做。我原来学古代史，后来做近代史，近代史我一直在做晚清的历史和民国的历史。
当然，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国家构造政治的特殊性，使我们觉得192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很难讲，后来我们很多学者的精力都去做了民国的历史、民国各方面的研究。但我就在后来这么几年就一直往前移，慢慢想我们能不能够重新建构我们对晚清历史的看法。
各位也都是这个年代读书过来的，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也就想把我们近代历史的解读能够从原来革命时的一种视角转化成一种经典化的解读。所谓经典化就是说能够尽量把晚清历史不要再意识形态化。我们80年代是这么讨论的，我们过去对晚清历史的看法，基本上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看法。我做过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界的这种组合分化和它的这种冲突研究，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要争夺三民主义解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我们在延安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构造就更多的是接受了孙中山的看法。孙中山的看法，当时是像毛泽东后来在七大报告里讲：孙中山的看法我并不赞成，并不完全赞成，但是我要把这个旗帜接过来。因此，我们对晚清历史的解读，孙中山认为清政府是个腐败的、落后的、卖国的，我们也就说那就是落后的、腐败的、卖国的，这个观点一直大概延续到今天为止吧。当然这是后来很多历史的原因导致的。
其实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来说，从史学的观点，一个王朝，一个后来的政治实体对一个隔了一代的王朝，一般来讲是比较容易建立一种认同，建立一种温情，不会像那种革命和夺权的时代把它完全丑化掉，所以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这些年来我就基本上说，我们可能应该重新认识晚清的历史，认清晚清历史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和我们的现实有很重要的关联。
我们要弄清楚中国人在这100多年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这100多年按照我们过去的叙事框架就完全是按半殖民地半封建去解释，这个故事去解读，我们完全属于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其实这个历史这个说法也只是我们大陆史学界的说法，它到了一个公共的可以讨论的环节里面，根本没办法对话。我们去海外参加学术讨论，没法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和台湾学者和香港的学者也没法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话语完全是我们独特的一个话语，后来我们可能学术界的研究慢慢觉得，不能这么再去探讨，那么怎么去探讨？那就应该回到历史本身，从历史本身去解读究竟在晚清中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排除两个最重要的干扰：一个是孙中山革命党对晚清历史的解读。因为它是站在一个政治反对派的历史上，他把整个晚清解读成另外一个样子；另外要排除一个干扰就是说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史的建构。康有为、梁启超是比较特殊的政治力量，在1898年的维新变法当中，他们贡献很大，但是到后来，由于1898年这个故事比较复杂，他们就长期流亡在海外，从1898年一直流亡到了清朝结束。清朝结束之前，在1908年的时候，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都要求清廷给他平反，清廷把所有的档案调出去以后，最后得出的结论不能平反，不能平反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的历史仍然是比原来讲的还更厉害。后来我们接触的都是这么一种东西，所以现在等到我们最近大概10年的样子，我们开始重新探讨晚清的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可能不能这样去讲。
我想讲一个问题，我可能对晚清思考的基本起点，要重新回到历史当中去探讨历史事实本身。历史学家不会讲为什么去发生，假如不发生会怎么样，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它是什么样的，这样能够把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往前走一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研究晚清的20年。晚清的20年是从1911年开始往前推，也就推到了1891年。1891年其实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个年份就是说是1860年开始的中国的这种洋务新政整整走了30年的时间，洋务新政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186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还有太平天国的内乱，经过内外的摧残之后，到了186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是非常的困难，但是经过30年的增长，到了1891的时候，中国确实恢复到了王朝的鼎盛状态。正统的历史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描述为叫做“同光中兴”，前面是同治朝，后面就是光绪朝，就是“同光中兴”，在清史稿里面、在正史当中都是这么描述的。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我们今天的史学家不会去延续它这个，我们尽量把它打断了之后重新讲一个洋务新政的历史。
这个历史今天去看的话，我们去看洋务30年的历史的话，它和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非常强的相似性。它的起点在哪儿呢？我们过去都知道它的起点就在于上来它就走了一个国家主义的立场，这个东西选择是有道理的。当年中国和日本选择的是一种不同的道路，中国在1860年起来的时候我们走的就是国家主义的道路，国家主义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在于从最初起步的时候，它可以充分的调动国家的资源，可以充分的安排市场，它当然有它的好处。
中国是1860年开始起步，日本到了1868年开始起步，比中国晚了8年，但是日本上来它就不走这条路，日本不走这条路，日本走的完全是西方化的路，我们简单讲日本明治维新，它就是一个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国家，现在看起来可能100多年，日本人的目标在这方面确实走的不错。那么，中国当时的这种路线走到1871年的时候，也就是洋务走了11年的时候，日本派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谈中日之间的其他问题，顺便讲到了发展模式，讲到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仍然不认为日本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有用，李鸿章就讲你们那种发展模式对我可能还是用处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这种国家主义的力量我们当时的江南制造业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大吨位的远洋船，我们当时利用德国引进的军事武器的制造技术，已经能够生产自己的国产化的武器，各种的例子表明在1868年到187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处在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而且它的效率非常好，一直这么走下去。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调整，当时中国的企业界在1880年代、1870年代，仍然给朝廷有很重要的建议，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中国在国富民强的路上可能要有更多的考虑，另外在中国的这种富强，可能不是单一的坚船利炮，这个在1871年的时候，马建忠——算是李鸿章的幕僚吧，马建忠在1871年的时候，给李鸿章有一个万言书，上李伯相书，里面就讲到中国的发展可能还不单是这个问题，西方的富强当中还有它更根本的东西在。稍后来自于企业界的像何启、胡礼垣、郑观应，这都是在1880年代中国企业界的精英，这一拨精英就给朝廷有很多的建议，中国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就不会这个样子，可能就会更好，不要像日本那样完全转型向西，但是也应该配合某种程度的体系性的变革。
但是当时其实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好的时候，朝廷从来都这样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此这个主张一直压下去。书的开篇我就讲到1888年，中国经济增长在28年的过程当中，发展速度非常好的时候，慈禧皇太后，她是1835年出生的，到这时候她也就50岁了，那个年代的人，人到七十古来稀，经济非常好，慈禧皇太后也就厌政，她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为爱新觉罗家族继续奉献，因此她在最好的时候，她就要卸掉自己的挑子。当然我这个解读一点都没有创意，这是清史稿清代文献当中讲的。但是我们100多年，我们讲慈禧太后的时候我们都不这么说，我们都是按照另外的一种野史的故事把她讲成一个不愿意放弃权力，一直在垄断权力，其实这是不对的。正史里面慈禧皇太后确实她不愿意要这个权力，1888年她让小皇帝亲政，给小皇帝娶了媳妇亲政，另外去修颐和园，把颐和园废园子修出来，她就是我们农村老太太的一个思路：给儿子娶媳妇，我就单住，不跟你住在一起，这个思路是在清史稿在清代文献当中讲的非常明白，她住到颐和园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的故事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解读这个事情可能就比较难。但是回到正史当中去解读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看的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888年，甚至到了1891年都没有问题，1888年，这时小皇帝亲政之后，他的最初的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最初的几年就按照惯性在增长，老太太也没有完全把权力都放掉。因为1888年她要让位的时候，当时御史当中有一个人很厉害，就给朝廷写了个奏折说，你不能让开，你让开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负责任，对大清不负责任。结果这个时候慈禧皇太后就对这个折子批了之后，把他开除出去，永远开除出去，不得再录用，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状况下，一直拖下去，后来达成妥协，慈禧皇太后在最后这几年仍然帮助带着小皇帝往前走。
但是走到了1891年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周边的番邦。我们近代史不理解近代中国之前的番邦体制，中国文明在2000年当中，再往前走5000年文明当中，我们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体制，我们过去讲“以夏化夷”，我们可能都不太理解，什么叫以夏化夷？我们好像讲成是一个民族的冲突和矛盾，这是不对的，孔孟讲的以夏化夷就是：以华夏的核心价值理念，我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你，而是你慢慢的要内附我，而且不是我逼着你内附我，而是你觉得我应该内附你，当然我也会给你和亲，我会给你贸易的交流，不断拉近的这么一种交流。这种状态华夏民族才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柔性的滚雪球，滚到后来到了清朝建立之前的庞大的帝国。清朝强力去征服了周边，新疆、西藏，是强力去征服的，这也潜在的留下了很多问题，但总体上来讲，中国文明在之前是靠柔性的扩张。
柔性的扩张到了18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南部的几个番邦，他面临西方到中国来的压力，西方让他开放市场，要让外国资本进来，但是他们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是中国的番邦，中国就不同意。当时不同意，法国人在越南最典型，1884年，为越南中国打了一仗。后来我们一般在检讨这个问题时讲，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当时就是中国的殖民地，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西方这种比如英国的殖民地的性质，在越南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当时并没有经验，中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不断是在内附，是你不断要加入到中华的这么一个大的概念当中来，没有往外走。
但是我们在186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思路是一种孤立主义倾向，我不再管你的周边，因此等到1884年法国的力量和中国较劲很紧张的时候，最后中国就打了一仗，只好抛弃越南。到今天为止，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后患，一个就是说国家在增长的当中怎么来看自己周边，怎么来处邻居。对这个主题，最近《新世纪》让我写了一组文章，讲外交的孤立主义，怎么来理解近代中国这个问题。往前追溯到1891年，日本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朝鲜。这几天仍然在讲朝鲜问题1891年就出现了，因为日本的发展立国策当中，它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福泽谕吉就给他提供了一个立国策，它就是一定要踏上欧亚大陆，一定要和全世界最强的去竞争，这是日本的国策。
这种国策当然对中国会有伤害的，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的思维去考虑，按照日本和中国、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这么一种外交交涉去考虑的话，是不是说一个庞大的亚太地区，欧亚地区能不能说就是不能容忍日本的增长，就不能容忍日本踏上大陆吗？大概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去想的话，大概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1891年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问题再次出现，日本讲要把朝鲜从中国的番邦的位置解脱出来，不能再成为中国的番邦，因为成为中国的番邦的话，它很多的交涉就没办法去做，因为我们当时驻在朝鲜处的一个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当时25岁，甲午战争发生的时候他才25岁，他在那儿属于太上皇的性质，朝鲜半岛的商务都要经过他来处理。日本人和美国人和英国和俄国的所有的外国资本实力在朝鲜半岛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后来甲午战争打的时候，为什么列强不愿意接受中国的请求去调解，可能和这些都有问题。
到了1891年之后，东北亚的问题出来以后，我们怎么去处理，仍然面临的就是说一个外交关系的调整，当时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调整起来。没有调整起来，有两种因素起着主导因素，一个就是中国增长的实力，中国增长的实力在1860年到1891年到1894年，真正的力量真知道的只有李鸿章。很少数人知道，这个增长是不真实的，只有他们知道，但是对绝大多数的知识界和官僚体制当中的精英并不太清楚。因此我们讲甲午战前有一个主战派，有一个反战派，是对的。主战派都是不知道真情的，反战派都是知道真情的，这是甲午战前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新皇帝上任之后，1888年新皇帝即位之后，很快形成了“后清流党”。晚清前面有一个“前清流党”，张之洞那一拨人在1880年代的时候，动不动他就议论纷纷，如何如何，前清流党在晚清政治当中，大概就在中法战争，1884年的时候，他们露馅儿了，逃跑的都是清流党，都是这一拨叫的最响的人。那么这一拨人，当然不是这一拨人，到了1891年之后，清廷当中又形成“后清流”，后清流这一拨人都是来自知识界，叫嚣着爱国主义，强烈抵抗要去打。这一下当时我们去看到了这种僵持，到了1894年的时候，僵持不下去了，1894年的时候，到了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李鸿章仍然希望战争不要去打。过去我们解读说李鸿章这时候是一种软弱，不愿意用战争去解决问题。
因为李鸿章他的判断当中，他是几层判断，第一层判断中国为了朝鲜有没有必要去打这一仗，这是他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中国有没有力量打这一仗，这两个判断在李鸿章，当时还有谁，我们后来都不太知道了——兵部大臣孙毓汶，山东人，这都是在后来晚清政治史当中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我们都不是太清楚了，兵部大臣也不主张打，主张打的就是围绕小皇帝周边的一拨人，翁同和、文廷式。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孙毓汶当然也是老师，离开老师的位置早了一点，这个时候并不影响这个学生，另外就是文廷式，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和他有某种关系，他们是主张打，李鸿章是不主张打，李鸿章这两个判断，第一为了朝鲜有没有必要打，后来我们去看，等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马关条约当中关于朝鲜独立问题，一句话中国都没说，独立就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好讨论的，独立嘛就独立了。
这个判断对李鸿章讲，十年前我们就可以丢掉越南，丢掉了缅甸，丢掉了南部的边陲，没有融到中国本土的我们就丢掉了，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时间，要为朝鲜去不惜一战，而且最重要的李鸿章在这种交涉过程当中，他跟各国外交公使最关系密切的，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去打。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觉得应该去劝阻日本不要去打，甲午战争打到中国最尴尬的就是，中国在战争进行过程当中想去求别人，你能不能出面帮我们劝劝日本，给中国一个面子，不要打了，没有一个国家去出面，实际上100多年之后我们去检讨这个历史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讲，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它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可检讨的空间。
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朝鲜人对中国只有仇恨没有一点感恩，战争一爆发，中日同时宣战，中日宣战之后，朝鲜的国王就宣布一个命令：请求日本人把中国人给赶出去。我们战争就这么打的。为什么北洋在朝鲜战场的淮军一溃千里，因为我们没有道义的力量，没有道义的支持了，日本的军队和朝鲜的军队他是一股脑合在一起，和中国的军队在打，中国军队从鸭绿江一直退，在朝鲜的陆地上一次像样的战役都没组织，一次组织不了，后来等退到平壤的时候，当时李鸿章希望能在平壤稍微给朝廷一点面子，能够组织一次会战，结果等到这种格局拉起来以后，日本人包围过来马上逃跑，一下子从平壤一直逃到了境内。其实就说明，当然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淮军在朝鲜的战场上真正来说，没有直接性的损失，因为没打，没打就没死人，没死人更不存在损失，这一点可能是不能讲有什么阴谋，确实是一种侥幸。另外在海战上，中国也是这样的，中国海战因为李鸿章前面这个判断，也就不主张打，不主张打之后上来之后，中国的北洋海军当然要例行巡游，一下子被日本的海军捉住了，打了七个小时，日本对战略规划当中，他就说这场战争日本一定要打，而且要打赢，一定要把中国的海军的主力给他歼灭掉，这是日本的战略规划当中最初就有的。
这场战争打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打到1894年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法打了，海路和陆路都打成这个样子没法打了，这个时候我们去看清廷主导性的处理意见，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这时候都在调整，包括请了恭亲王，已经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出来处理这个问题，李鸿章这时候处理问题，处理问题的结果就是说还是要追求一个妥协，去谈议和，对中国的面子也非常重要，中国毕竟是一个帝制国家，如果中国去求和，对未来的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负面。因此朝廷想来想去，最初是希望能够让德国在中国海关德璀琳能够以德国人的身份代表中国到日本谈一谈，让中国能够体面存在，结果日本人根本不理这个碴儿。后来中国就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他当时是副部级，派出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让他们去谈，日本人还是不理。日本人这时候就拉紧一个架式，一定要中国的最高恭亲王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来谈。如果他们俩出面，不到日本到中国来谈都可以，因为他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当然从后来马关条约的结果，我们可以去分析它的根本问题，这种谈判当然经过了大概几个轮回，其实非常简单，也没谈很复杂的，到了日本，僵持了之后，日本就爆出来究竟要谈哪些问题？
朝鲜独立是不要谈的，朝鲜独立战争已经打成这个样子，李鸿章也好，清廷也好，都没说不能独立，我们还要保卫朝鲜。另外就是战争的赔偿，过去的历史学都在讲渲染比较严格，很厉害，其实这是近代战争必然的，我们打胜了日本之后，我们也谈战争赔偿，但是后来我们说不要，我们这个不要当然更高一招，我不要比要还厉害。这一点近代战争不存在战争赔款不给的，但是战争赔款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义和团战争，其实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没有一定去夸大，不存在两家打的漫天要价，把一个国家给逼死了，这个可能是一个真的历史，我们应该去看它。
那么，马关条约的主要问题在哪儿？不在台湾问题上，台湾的割让在谈判过程当中，李鸿章只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真的要台湾，台湾的老百姓可是不好管，后来就没有再谈台湾问题。所以台独的立场这个观点，你们想把我们丢掉就丢掉？他就是在找马关条约的谈判记录，马关条约谈判的记录是一个速记的记录，我们现在很容易找到。谈判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谈判最主要的胶着点，李鸿章最忌讳的一个东西，中国政府最忌讳的一个东西，就是开放市场，就是马关条约所规定的日本资金，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来办厂。这一条导致了后来中国一连串的变化。
李鸿章在马关看到日本人这个条件之后，李鸿章就给朝廷打了个电报，这个消息朝廷知道就行了，不要给其他公使透露，不要让其他国家知道。意思就是其他国家知道，肯定要连带要求，但是李鸿章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和其他列强早就沟通好了。它就是要通过这场战争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要解决中国市场开放问题，要让资本自由的进入中国，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看后来历史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马关条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它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这之前，1895年之前，中国人想修铁路，但是我们修不起来，我们找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铁路破坏了风水，其实不对，它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市场，资源没有开发出来，没有物流，修什么铁路，你到前面修一条示范性的铁路去看看，没办法去修它。但是马关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之后，即1895年之后，很快中国的铁路就进入大规模的建设，中国的铁路、中国的矿山，我们现在去找近代中国最早的铁路和矿山，甚至讲在中国高铁之前，中国基本路网都是从1895年开始的。从1895年到1903年中国的铁路基本路网除了东三省以外大概都建成了，南北两条大线，这都是外国资本去建的，中国的国有资本建了从天津到芦沟桥的这条线。这一点对中国市场的开发和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同意的。
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一直追溯到乾隆皇帝时代的马戛尔尼来华，再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中国问题，都是市场开放问题。因此我们重新解读近代历史的话，它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发展？是自由的发展，是放到世界背景当中发展，还是完全被约束的不发展？马关条约我的解读就是它对中国历史是最根本性的动力，一下子市场完全放开，各国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采取，像世贸组织WTO的普惠，双边谈判转化为多边享受，这样一搞的话，在1895年之后中国的大规模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我们现在讲的开滦煤矿、大的铁路都是在这个时代建起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建起来之后，大规模而且速度非常快的建设，导致后来的政局变化。
1895年之后，一个脉络就是说一下子中国人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什么时代？就是维新时代，我们中国在这点非常现实主义。我研究近代研究中国古代，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我们是没有什么根本原则不可放弃的，出了问题中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们被日本打败了，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但是我们很快1895年马关条约还没有签订的时候，朝廷就发布了文件，上谕，就说我们要维新了。1894年底战争还在进行当中，一些大臣给朝廷上的奏折，我们应该建立新军，我们应该像德国人一样建立新军，这是1894年底就开始了，后来袁世凯的新军就是1894年，之前是胡燏棻建的，而且胡燏棻在这时候讲我们应该像西方这样，要建铁路，都在1894年开始这么呼吁，到了1895年以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大幅度的国内的意识完全转变。
而且没有什么挫折，没有什么问题了，公民的空间开放了。一下子中国人能量都在1895年释放掉。新报刊、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1895到1898年过程当中就像雨后春笋，过去讲雨后春笋就是这样，全国的大中城市，大中城市当时规模也应该是很不错了，很快兴浙会、兴闽会，每个省都有这种社团，每个社团都在办自己的报纸，朝廷也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迹象。中国在1895年之后，一下子走向了弥补了原来30年的发展当中的问题。等到这个时候，发展到1898年没有障碍了，中国的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障碍。外国人投资建铁路、开矿山，中国政府收税，那就很简单了。
当然给后面留下来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巨大的、很快的速度建设，没有解决好一些善后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方面的问题。像我们后来讲义和团起山东，为什么义和团起山东，因为德国人开发山东，他修这个胶济线，遗留了很多问题。中德达成的妥协就是拆迁都是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中央政府承诺了，交给山东，山东分解到各个地方，结果这里面有很多没有兑现，因此大量的流民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当时中国在可预见的20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政府从来都是现实主义，不发生战争养什么军队？就遣散军队，结果就没想到军队是回不到土地上，没有安置好，这些全部成为流民，导致了后来1900年义和团的问题。
等到义和团战争结束，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步入了比较正规的道路上，就是1901年的政治改革。近代史研究多年来的宣讲当中都是讲，这是假的，我们讲1901年的新政改革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孙中山说是假的，孙中山说是假的我们就跟着说假的，其实我们现在学术界最近20年来我们对1901年到1906年的新政，对1906到1911年的宪政，我们现在研究基本上是很正面的，1901年的新政改革它解决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它要解决一个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在这之前是个农业国家，它是个农业国家司法事务很少。因此我们去看古典中国，一个是知县，一个县太爷，一个县太爷的工作就是断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因为他去征收农民的税款，他需要的力量非常小，因此在那之前司法可以不独立.但是到了近代工业文明，特别是到了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司法不从行政官那儿脱离出来，行政官是不堪其负的，他没办法解决。因此1901年的新政改革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司法独立体制。现在100年之后我们回去看，当时构建这个体制就是合理的，而且这个体制等到民国建立之后，民国是延续了清朝的法律，它的司法独立根本没有任何障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等到宋教仁血案发生以后，上海的法院可以传国务总理到庭，在我们今天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独立就到那种程度，谁也干预不了司法的独立性，这是当时新政改革的一个最重要问题。
另外，新政改革第二个内容就是新教育的发生，新教育发生我们知道就是近代面对最大的问题，我们原来中国是没有教育体制的，原来中国的教育体制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国家的体制，西方近代文明来了之后，中国怎么办，中国想我们原来科举体制不是和教育很像嘛。其实我们现在去想的话，科举体制不是一个教育问题，科举体制是要选拔是要给官僚队伍选拔人的，他不负责教育问题，结果晚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要去改造科举体制，经过改造1898年改造不了，后来才发现它不是个教育问题，怎么办？1898年所谓“维新改革”，它的第一步，第一个文件就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它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办新教育，要把人引导新教育这上面去，因此等到新政发生之后，到了1903年、1905年的时候，中国的新教育已经构成了今天，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新教育的架构，就是中央京师有全国的大学堂，地方各个省有高等学堂，各个府、州、县有中等和小学堂。这样新教育的架构发生之后，等到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在那之前费了牛劲都不行，结果清廷这时候宣布一点点困难都没有，没有人反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到了新教育的架构上去了，新的教育已经解决了它的问题，这是新政当中第二个最重要的贡献。
新政几年当中，第三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地方自治。晚清的政治改革在这方面推动很大的就是地方要怎么有意识的改变一个大一统国家当中的地方力量，这种功能的发挥。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当中其实有，我们后来把这个概念弄扭掉了，我们叫封建主义，这个给扭掉了，封建就是古代中国的封国，你这个小国封给你，你自己治理，但是你不能是独立的，你仍然认我周王朝的共主，在共主的条件下，你可以相对独立发展。这个观念等到秦始皇建立、秦统一，中国大一统的架构成型后，它这个郡县体制，郡县体制发展到西方势力东来，发展到明末的时候，我们去看思想史当中有个很重要的迹象，顾炎武的书当中突然出现地方自治问题。顾炎武就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的著作当中突然出现了地方自治的问题，我们原来不知道这个概念，顾炎武怎么这么天才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其实后来想想他这种思想就来源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从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地方发展的不平衡就拉开了，凡是通商地区经济发展就快，不通商地区经济发展就慢，发展慢了就出事。湖南在近代中国一个最尴尬的地位，就是革命和保守都在湖南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五口通商直接损害了湖南的利益。五口通商之前就是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就是湖南人得益，广州就是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就是湖南人只要离开湖南就南下广州，等到五口通商，用五个口岸去分解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利益，一下子把湖南给惹毛了，湖南到了近代就成为一个保守的最保守，革命的最革命，这种状况就导致后来直接的后果就是地方主义的崛起，到了晚清清政府中央政府有意识在改革当中希望能够把地方主义纳入一个法治性的轨道，允许地方尝试不同的实验，这是1901年到1903年新政改革，大概脉络是这样子的。
当这个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中国仍然没有问题，但是到了1904年面临一个大问题，也就是1900年留给中国的一个问题——东三省的主权问题。东三省的主权本来是中国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义和团战争爆发的时候，俄国人突然出兵占领了东三省。俄国人说咱们好，哥们，我帮你看着，结果他就把东三省给看住了。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就要求俄国人撤兵。俄国人不撤兵，俄国人用拖的办法，拖到了1903年，日本人讲你让俄国人撤走，如果不撤走，我出兵打。1903年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发展也不错，但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就成立抗俄义勇军，支持日本人把俄国人从中国的土地上赶走，这很奇怪。等到1904年这场战争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局外中立，为什么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因为日本也是我的友邦，俄国也是我的友邦，你们两个友邦在我的土地上打，那就打吧，中国政府就宣布中立。
后来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它在政治上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一下子国内突然发现君主专制不行。在战争之前很多人一直觉得不能立宪，中国立宪的话，皇上没权，皇上没权怎么指导这个国家，它不能这样子搞。后来等到战争结果是这样子，一下子导致了国内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怎么也应该像日本一样建立一个宪政的国家，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我一直讲中国人是很现实主义的，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中国人就说那就这么做吧，就这么做了。很快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一汇报觉得这个事情可行，1906年9月份清政府就宣布走向君主立宪，就按照君主立宪的脉络去走，建构了9年立宪的框架，紧接着设计了每年应该往前走几步，应该怎么做，到了1908年宣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按部就班的在走。
等到09年的时候，各省开咨议局，中国突然发现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不得了，各省咨议局一开始也有选举的不公，或者舞弊，但是很快都克服了，全国的咨议局只有新疆没有开，1909年全部都开了。而且我们现在到广州咨议局旧址一看，还是不得了。在1909年咨议局一开，咨议局开了之后全国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政府在规划当中就成立了资政院，资政院就从各省的咨议局当中选举的议员，选区选举出来了，从议员当中去选，再选到中央资政院。全国资政院是200人，200人由于新疆咨议局没开，去掉两个名额，全国198个人，198个人当中100个是各省选来的，按照比例另外100个过渡期就是钦定议员，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后来等到大家知道，最后出问题真的是满洲人的命，大清王朝的命。本来都没问题，到最后出问题了，一个王朝268年给颠覆掉了。
现在看起来也不能说是遗憾或者不遗憾，因为历史毕竟这么走过来了，我这本书基本上有对晚清20年的政治脉络建立一个重新解读的框架。在我之前，确实学术界没有从这个视角去很正面的把清王朝的最后20年当做王朝去看待，包括国家清史委员会，我也参加清史委员会的项目，它仍然作为一个革命的对立面去看。作为革命对立面去看，我们有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古典的，就像我们看明朝一样去看待清朝的最后，可能我们有很多故事会有不一样。当然这本书写的有很长时间，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先讲到这儿，可能大家都看过了，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讨论，谢谢。
马勇，共识网特稿，2012-05-03
本文是马勇教授在共识读书会第四期上的发言整理稿，其他嘉宾发言讨论部分略去。
马勇：谢谢周总，谢谢各位。亚布力讲完之后，周总就让我有机会到这儿来，很高兴给大家在这儿分享我对《晚清20年》的一些思考。
我做近代史的研究，复旦大学的，86年毕业到了社科院，现在算起来都快30年了，我都没改行，一直在这个领域当中做。我原来学古代史，后来做近代史，近代史我一直在做晚清的历史和民国的历史。
当然，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国家构造政治的特殊性，使我们觉得192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很难讲，后来我们很多学者的精力都去做了民国的历史、民国各方面的研究。但我就在后来这么几年就一直往前移，慢慢想我们能不能够重新建构我们对晚清历史的看法。
各位也都是这个年代读书过来的，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也就想把我们近代历史的解读能够从原来革命时的一种视角转化成一种经典化的解读。所谓经典化就是说能够尽量把晚清历史不要再意识形态化。我们80年代是这么讨论的，我们过去对晚清历史的看法，基本上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看法。我做过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界的这种组合分化和它的这种冲突研究，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要争夺三民主义解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我们在延安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构造就更多的是接受了孙中山的看法。孙中山的看法，当时是像毛泽东后来在七大报告里讲：孙中山的看法我并不赞成，并不完全赞成，但是我要把这个旗帜接过来。因此，我们对晚清历史的解读，孙中山认为清政府是个腐败的、落后的、卖国的，我们也就说那就是落后的、腐败的、卖国的，这个观点一直大概延续到今天为止吧。当然这是后来很多历史的原因导致的。
其实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来说，从史学的观点，一个王朝，一个后来的政治实体对一个隔了一代的王朝，一般来讲是比较容易建立一种认同，建立一种温情，不会像那种革命和夺权的时代把它完全丑化掉，所以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这些年来我就基本上说，我们可能应该重新认识晚清的历史，认清晚清历史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和我们的现实有很重要的关联。
我们要弄清楚中国人在这100多年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这100多年按照我们过去的叙事框架就完全是按半殖民地半封建去解释，这个故事去解读，我们完全属于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其实这个历史这个说法也只是我们大陆史学界的说法，它到了一个公共的可以讨论的环节里面，根本没办法对话。我们去海外参加学术讨论，没法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和台湾学者和香港的学者也没法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话语完全是我们独特的一个话语，后来我们可能学术界的研究慢慢觉得，不能这么再去探讨，那么怎么去探讨？那就应该回到历史本身，从历史本身去解读究竟在晚清中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排除两个最重要的干扰：一个是孙中山革命党对晚清历史的解读。因为它是站在一个政治反对派的历史上，他把整个晚清解读成另外一个样子；另外要排除一个干扰就是说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史的建构。康有为、梁启超是比较特殊的政治力量，在1898年的维新变法当中，他们贡献很大，但是到后来，由于1898年这个故事比较复杂，他们就长期流亡在海外，从1898年一直流亡到了清朝结束。清朝结束之前，在1908年的时候，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都要求清廷给他平反，清廷把所有的档案调出去以后，最后得出的结论不能平反，不能平反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的历史仍然是比原来讲的还更厉害。后来我们接触的都是这么一种东西，所以现在等到我们最近大概10年的样子，我们开始重新探讨晚清的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可能不能这样去讲。
我想讲一个问题，我可能对晚清思考的基本起点，要重新回到历史当中去探讨历史事实本身。历史学家不会讲为什么去发生，假如不发生会怎么样，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它是什么样的，这样能够把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往前走一步，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研究晚清的20年。晚清的20年是从1911年开始往前推，也就推到了1891年。1891年其实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个年份就是说是1860年开始的中国的这种洋务新政整整走了30年的时间，洋务新政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186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还有太平天国的内乱，经过内外的摧残之后，到了186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是非常的困难，但是经过30年的增长，到了1891的时候，中国确实恢复到了王朝的鼎盛状态。正统的历史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描述为叫做“同光中兴”，前面是同治朝，后面就是光绪朝，就是“同光中兴”，在清史稿里面、在正史当中都是这么描述的。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我们今天的史学家不会去延续它这个，我们尽量把它打断了之后重新讲一个洋务新政的历史。
这个历史今天去看的话，我们去看洋务30年的历史的话，它和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非常强的相似性。它的起点在哪儿呢？我们过去都知道它的起点就在于上来它就走了一个国家主义的立场，这个东西选择是有道理的。当年中国和日本选择的是一种不同的道路，中国在1860年起来的时候我们走的就是国家主义的道路，国家主义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在于从最初起步的时候，它可以充分的调动国家的资源，可以充分的安排市场，它当然有它的好处。
中国是1860年开始起步，日本到了1868年开始起步，比中国晚了8年，但是日本上来它就不走这条路，日本不走这条路，日本走的完全是西方化的路，我们简单讲日本明治维新，它就是一个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国家，现在看起来可能100多年，日本人的目标在这方面确实走的不错。那么，中国当时的这种路线走到1871年的时候，也就是洋务走了11年的时候，日本派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来谈中日之间的其他问题，顺便讲到了发展模式，讲到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仍然不认为日本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有用，李鸿章就讲你们那种发展模式对我可能还是用处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这种国家主义的力量我们当时的江南制造业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大吨位的远洋船，我们当时利用德国引进的军事武器的制造技术，已经能够生产自己的国产化的武器，各种的例子表明在1868年到187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处在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而且它的效率非常好，一直这么走下去。
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调整，当时中国的企业界在1880年代、1870年代，仍然给朝廷有很重要的建议，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中国在国富民强的路上可能要有更多的考虑，另外在中国的这种富强，可能不是单一的坚船利炮，这个在1871年的时候，马建忠——算是李鸿章的幕僚吧，马建忠在1871年的时候，给李鸿章有一个万言书，上李伯相书，里面就讲到中国的发展可能还不单是这个问题，西方的富强当中还有它更根本的东西在。稍后来自于企业界的像何启、胡礼垣、郑观应，这都是在1880年代中国企业界的精英，这一拨精英就给朝廷有很多的建议，中国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果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就不会这个样子，可能就会更好，不要像日本那样完全转型向西，但是也应该配合某种程度的体系性的变革。
但是当时其实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好的时候，朝廷从来都这样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此这个主张一直压下去。书的开篇我就讲到1888年，中国经济增长在28年的过程当中，发展速度非常好的时候，慈禧皇太后，她是1835年出生的，到这时候她也就50岁了，那个年代的人，人到七十古来稀，经济非常好，慈禧皇太后也就厌政，她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为爱新觉罗家族继续奉献，因此她在最好的时候，她就要卸掉自己的挑子。当然我这个解读一点都没有创意，这是清史稿清代文献当中讲的。但是我们100多年，我们讲慈禧太后的时候我们都不这么说，我们都是按照另外的一种野史的故事把她讲成一个不愿意放弃权力，一直在垄断权力，其实这是不对的。正史里面慈禧皇太后确实她不愿意要这个权力，1888年她让小皇帝亲政，给小皇帝娶了媳妇亲政，另外去修颐和园，把颐和园废园子修出来，她就是我们农村老太太的一个思路：给儿子娶媳妇，我就单住，不跟你住在一起，这个思路是在清史稿在清代文献当中讲的非常明白，她住到颐和园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的故事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解读这个事情可能就比较难。但是回到正史当中去解读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看的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在1888年，甚至到了1891年都没有问题，1888年，这时小皇帝亲政之后，他的最初的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最初的几年就按照惯性在增长，老太太也没有完全把权力都放掉。因为1888年她要让位的时候，当时御史当中有一个人很厉害，就给朝廷写了个奏折说，你不能让开，你让开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负责任，对大清不负责任。结果这个时候慈禧皇太后就对这个折子批了之后，把他开除出去，永远开除出去，不得再录用，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状况下，一直拖下去，后来达成妥协，慈禧皇太后在最后这几年仍然帮助带着小皇帝往前走。
但是走到了1891年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周边的番邦。我们近代史不理解近代中国之前的番邦体制，中国文明在2000年当中，再往前走5000年文明当中，我们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体制，我们过去讲“以夏化夷”，我们可能都不太理解，什么叫以夏化夷？我们好像讲成是一个民族的冲突和矛盾，这是不对的，孔孟讲的以夏化夷就是：以华夏的核心价值理念，我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你，而是你慢慢的要内附我，而且不是我逼着你内附我，而是你觉得我应该内附你，当然我也会给你和亲，我会给你贸易的交流，不断拉近的这么一种交流。这种状态华夏民族才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柔性的滚雪球，滚到后来到了清朝建立之前的庞大的帝国。清朝强力去征服了周边，新疆、西藏，是强力去征服的，这也潜在的留下了很多问题，但总体上来讲，中国文明在之前是靠柔性的扩张。
柔性的扩张到了18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南部的几个番邦，他面临西方到中国来的压力，西方让他开放市场，要让外国资本进来，但是他们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是中国的番邦，中国就不同意。当时不同意，法国人在越南最典型，1884年，为越南中国打了一仗。后来我们一般在检讨这个问题时讲，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当时就是中国的殖民地，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西方这种比如英国的殖民地的性质，在越南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当时并没有经验，中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不断是在内附，是你不断要加入到中华的这么一个大的概念当中来，没有往外走。
但是我们在1860年之后，中国的发展思路是一种孤立主义倾向，我不再管你的周边，因此等到1884年法国的力量和中国较劲很紧张的时候，最后中国就打了一仗，只好抛弃越南。到今天为止，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后患，一个就是说国家在增长的当中怎么来看自己周边，怎么来处邻居。对这个主题，最近《新世纪》让我写了一组文章，讲外交的孤立主义，怎么来理解近代中国这个问题。往前追溯到1891年，日本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朝鲜。这几天仍然在讲朝鲜问题1891年就出现了，因为日本的发展立国策当中，它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福泽谕吉就给他提供了一个立国策，它就是一定要踏上欧亚大陆，一定要和全世界最强的去竞争，这是日本的国策。
这种国策当然对中国会有伤害的，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的思维去考虑，按照日本和中国、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这么一种外交交涉去考虑的话，是不是说一个庞大的亚太地区，欧亚地区能不能说就是不能容忍日本的增长，就不能容忍日本踏上大陆吗？大概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你要去想的话，大概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1891年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问题再次出现，日本讲要把朝鲜从中国的番邦的位置解脱出来，不能再成为中国的番邦，因为成为中国的番邦的话，它很多的交涉就没办法去做，因为我们当时驻在朝鲜处的一个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当时25岁，甲午战争发生的时候他才25岁，他在那儿属于太上皇的性质，朝鲜半岛的商务都要经过他来处理。日本人和美国人和英国和俄国的所有的外国资本实力在朝鲜半岛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后来甲午战争打的时候，为什么列强不愿意接受中国的请求去调解，可能和这些都有问题。
到了1891年之后，东北亚的问题出来以后，我们怎么去处理，仍然面临的就是说一个外交关系的调整，当时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调整起来。没有调整起来，有两种因素起着主导因素，一个就是中国增长的实力，中国增长的实力在1860年到1891年到1894年，真正的力量真知道的只有李鸿章。很少数人知道，这个增长是不真实的，只有他们知道，但是对绝大多数的知识界和官僚体制当中的精英并不太清楚。因此我们讲甲午战前有一个主战派，有一个反战派，是对的。主战派都是不知道真情的，反战派都是知道真情的，这是甲午战前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新皇帝上任之后，1888年新皇帝即位之后，很快形成了“后清流党”。晚清前面有一个“前清流党”，张之洞那一拨人在1880年代的时候，动不动他就议论纷纷，如何如何，前清流党在晚清政治当中，大概就在中法战争，1884年的时候，他们露馅儿了，逃跑的都是清流党，都是这一拨叫的最响的人。那么这一拨人，当然不是这一拨人，到了1891年之后，清廷当中又形成“后清流”，后清流这一拨人都是来自知识界，叫嚣着爱国主义，强烈抵抗要去打。这一下当时我们去看到了这种僵持，到了1894年的时候，僵持不下去了，1894年的时候，到了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李鸿章仍然希望战争不要去打。过去我们解读说李鸿章这时候是一种软弱，不愿意用战争去解决问题。
因为李鸿章他的判断当中，他是几层判断，第一层判断中国为了朝鲜有没有必要去打这一仗，这是他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中国有没有力量打这一仗，这两个判断在李鸿章，当时还有谁，我们后来都不太知道了——兵部大臣孙毓汶，山东人，这都是在后来晚清政治史当中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我们都不是太清楚了，兵部大臣也不主张打，主张打的就是围绕小皇帝周边的一拨人，翁同和、文廷式。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孙毓汶当然也是老师，离开老师的位置早了一点，这个时候并不影响这个学生，另外就是文廷式，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和他有某种关系，他们是主张打，李鸿章是不主张打，李鸿章这两个判断，第一为了朝鲜有没有必要打，后来我们去看，等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马关条约当中关于朝鲜独立问题，一句话中国都没说，独立就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任何好讨论的，独立嘛就独立了。
这个判断对李鸿章讲，十年前我们就可以丢掉越南，丢掉了缅甸，丢掉了南部的边陲，没有融到中国本土的我们就丢掉了，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时间，要为朝鲜去不惜一战，而且最重要的李鸿章在这种交涉过程当中，他跟各国外交公使最关系密切的，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去打。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觉得应该去劝阻日本不要去打，甲午战争打到中国最尴尬的就是，中国在战争进行过程当中想去求别人，你能不能出面帮我们劝劝日本，给中国一个面子，不要打了，没有一个国家去出面，实际上100多年之后我们去检讨这个历史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讲，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它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可检讨的空间。
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朝鲜人对中国只有仇恨没有一点感恩，战争一爆发，中日同时宣战，中日宣战之后，朝鲜的国王就宣布一个命令：请求日本人把中国人给赶出去。我们战争就这么打的。为什么北洋在朝鲜战场的淮军一溃千里，因为我们没有道义的力量，没有道义的支持了，日本的军队和朝鲜的军队他是一股脑合在一起，和中国的军队在打，中国军队从鸭绿江一直退，在朝鲜的陆地上一次像样的战役都没组织，一次组织不了，后来等退到平壤的时候，当时李鸿章希望能在平壤稍微给朝廷一点面子，能够组织一次会战，结果等到这种格局拉起来以后，日本人包围过来马上逃跑，一下子从平壤一直逃到了境内。其实就说明，当然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淮军在朝鲜的战场上真正来说，没有直接性的损失，因为没打，没打就没死人，没死人更不存在损失，这一点可能是不能讲有什么阴谋，确实是一种侥幸。另外在海战上，中国也是这样的，中国海战因为李鸿章前面这个判断，也就不主张打，不主张打之后上来之后，中国的北洋海军当然要例行巡游，一下子被日本的海军捉住了，打了七个小时，日本对战略规划当中，他就说这场战争日本一定要打，而且要打赢，一定要把中国的海军的主力给他歼灭掉，这是日本的战略规划当中最初就有的。
这场战争打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打到1894年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法打了，海路和陆路都打成这个样子没法打了，这个时候我们去看清廷主导性的处理意见，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这时候都在调整，包括请了恭亲王，已经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出来处理这个问题，李鸿章这时候处理问题，处理问题的结果就是说还是要追求一个妥协，去谈议和，对中国的面子也非常重要，中国毕竟是一个帝制国家，如果中国去求和，对未来的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负面。因此朝廷想来想去，最初是希望能够让德国在中国海关德璀琳能够以德国人的身份代表中国到日本谈一谈，让中国能够体面存在，结果日本人根本不理这个碴儿。后来中国就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他当时是副部级，派出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让他们去谈，日本人还是不理。日本人这时候就拉紧一个架式，一定要中国的最高恭亲王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来谈。如果他们俩出面，不到日本到中国来谈都可以，因为他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当然从后来马关条约的结果，我们可以去分析它的根本问题，这种谈判当然经过了大概几个轮回，其实非常简单，也没谈很复杂的，到了日本，僵持了之后，日本就爆出来究竟要谈哪些问题？
朝鲜独立是不要谈的，朝鲜独立战争已经打成这个样子，李鸿章也好，清廷也好，都没说不能独立，我们还要保卫朝鲜。另外就是战争的赔偿，过去的历史学都在讲渲染比较严格，很厉害，其实这是近代战争必然的，我们打胜了日本之后，我们也谈战争赔偿，但是后来我们说不要，我们这个不要当然更高一招，我不要比要还厉害。这一点近代战争不存在战争赔款不给的，但是战争赔款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义和团战争，其实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没有一定去夸大，不存在两家打的漫天要价，把一个国家给逼死了，这个可能是一个真的历史，我们应该去看它。
那么，马关条约的主要问题在哪儿？不在台湾问题上，台湾的割让在谈判过程当中，李鸿章只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真的要台湾，台湾的老百姓可是不好管，后来就没有再谈台湾问题。所以台独的立场这个观点，你们想把我们丢掉就丢掉？他就是在找马关条约的谈判记录，马关条约谈判的记录是一个速记的记录，我们现在很容易找到。谈判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谈判最主要的胶着点，李鸿章最忌讳的一个东西，中国政府最忌讳的一个东西，就是开放市场，就是马关条约所规定的日本资金，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来办厂。这一条导致了后来中国一连串的变化。
李鸿章在马关看到日本人这个条件之后，李鸿章就给朝廷打了个电报，这个消息朝廷知道就行了，不要给其他公使透露，不要让其他国家知道。意思就是其他国家知道，肯定要连带要求，但是李鸿章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和其他列强早就沟通好了。它就是要通过这场战争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要解决中国市场开放问题，要让资本自由的进入中国，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看后来历史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马关条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它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这之前，1895年之前，中国人想修铁路，但是我们修不起来，我们找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铁路破坏了风水，其实不对，它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市场，资源没有开发出来，没有物流，修什么铁路，你到前面修一条示范性的铁路去看看，没办法去修它。但是马关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之后，即1895年之后，很快中国的铁路就进入大规模的建设，中国的铁路、中国的矿山，我们现在去找近代中国最早的铁路和矿山，甚至讲在中国高铁之前，中国基本路网都是从1895年开始的。从1895年到1903年中国的铁路基本路网除了东三省以外大概都建成了，南北两条大线，这都是外国资本去建的，中国的国有资本建了从天津到芦沟桥的这条线。这一点对中国市场的开发和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同意的。
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一直追溯到乾隆皇帝时代的马戛尔尼来华，再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中国问题，都是市场开放问题。因此我们重新解读近代历史的话，它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发展？是自由的发展，是放到世界背景当中发展，还是完全被约束的不发展？马关条约我的解读就是它对中国历史是最根本性的动力，一下子市场完全放开，各国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国家采取，像世贸组织WTO的普惠，双边谈判转化为多边享受，这样一搞的话，在1895年之后中国的大规模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我们现在讲的开滦煤矿、大的铁路都是在这个时代建起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建起来之后，大规模而且速度非常快的建设，导致后来的政局变化。
1895年之后，一个脉络就是说一下子中国人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什么时代？就是维新时代，我们中国在这点非常现实主义。我研究近代研究中国古代，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我们是没有什么根本原则不可放弃的，出了问题中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们被日本打败了，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但是我们很快1895年马关条约还没有签订的时候，朝廷就发布了文件，上谕，就说我们要维新了。1894年底战争还在进行当中，一些大臣给朝廷上的奏折，我们应该建立新军，我们应该像德国人一样建立新军，这是1894年底就开始了，后来袁世凯的新军就是1894年，之前是胡燏棻建的，而且胡燏棻在这时候讲我们应该像西方这样，要建铁路，都在1894年开始这么呼吁，到了1895年以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大幅度的国内的意识完全转变。
而且没有什么挫折，没有什么问题了，公民的空间开放了。一下子中国人能量都在1895年释放掉。新报刊、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1895到1898年过程当中就像雨后春笋，过去讲雨后春笋就是这样，全国的大中城市，大中城市当时规模也应该是很不错了，很快兴浙会、兴闽会，每个省都有这种社团，每个社团都在办自己的报纸，朝廷也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迹象。中国在1895年之后，一下子走向了弥补了原来30年的发展当中的问题。等到这个时候，发展到1898年没有障碍了，中国的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障碍。外国人投资建铁路、开矿山，中国政府收税，那就很简单了。
当然给后面留下来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巨大的、很快的速度建设，没有解决好一些善后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方面的问题。像我们后来讲义和团起山东，为什么义和团起山东，因为德国人开发山东，他修这个胶济线，遗留了很多问题。中德达成的妥协就是拆迁都是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中央政府承诺了，交给山东，山东分解到各个地方，结果这里面有很多没有兑现，因此大量的流民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当时中国在可预见的20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政府从来都是现实主义，不发生战争养什么军队？就遣散军队，结果就没想到军队是回不到土地上，没有安置好，这些全部成为流民，导致了后来1900年义和团的问题。
等到义和团战争结束，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步入了比较正规的道路上，就是1901年的政治改革。近代史研究多年来的宣讲当中都是讲，这是假的，我们讲1901年的新政改革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孙中山说是假的，孙中山说是假的我们就跟着说假的，其实我们现在学术界最近20年来我们对1901年到1906年的新政，对1906到1911年的宪政，我们现在研究基本上是很正面的，1901年的新政改革它解决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它要解决一个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在这之前是个农业国家，它是个农业国家司法事务很少。因此我们去看古典中国，一个是知县，一个县太爷，一个县太爷的工作就是断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因为他去征收农民的税款，他需要的力量非常小，因此在那之前司法可以不独立.但是到了近代工业文明，特别是到了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司法不从行政官那儿脱离出来，行政官是不堪其负的，他没办法解决。因此1901年的新政改革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司法独立体制。现在100年之后我们回去看，当时构建这个体制就是合理的，而且这个体制等到民国建立之后，民国是延续了清朝的法律，它的司法独立根本没有任何障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等到宋教仁血案发生以后，上海的法院可以传国务总理到庭，在我们今天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独立就到那种程度，谁也干预不了司法的独立性，这是当时新政改革的一个最重要问题。
另外，新政改革第二个内容就是新教育的发生，新教育发生我们知道就是近代面对最大的问题，我们原来中国是没有教育体制的，原来中国的教育体制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国家的体制，西方近代文明来了之后，中国怎么办，中国想我们原来科举体制不是和教育很像嘛。其实我们现在去想的话，科举体制不是一个教育问题，科举体制是要选拔是要给官僚队伍选拔人的，他不负责教育问题，结果晚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要去改造科举体制，经过改造1898年改造不了，后来才发现它不是个教育问题，怎么办？1898年所谓“维新改革”，它的第一步，第一个文件就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它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办新教育，要把人引导新教育这上面去，因此等到新政发生之后，到了1903年、1905年的时候，中国的新教育已经构成了今天，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新教育的架构，就是中央京师有全国的大学堂，地方各个省有高等学堂，各个府、州、县有中等和小学堂。这样新教育的架构发生之后，等到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在那之前费了牛劲都不行，结果清廷这时候宣布一点点困难都没有，没有人反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到了新教育的架构上去了，新的教育已经解决了它的问题，这是新政当中第二个最重要的贡献。
新政几年当中，第三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地方自治。晚清的政治改革在这方面推动很大的就是地方要怎么有意识的改变一个大一统国家当中的地方力量，这种功能的发挥。这一点在中国古典当中其实有，我们后来把这个概念弄扭掉了，我们叫封建主义，这个给扭掉了，封建就是古代中国的封国，你这个小国封给你，你自己治理，但是你不能是独立的，你仍然认我周王朝的共主，在共主的条件下，你可以相对独立发展。这个观念等到秦始皇建立、秦统一，中国大一统的架构成型后，它这个郡县体制，郡县体制发展到西方势力东来，发展到明末的时候，我们去看思想史当中有个很重要的迹象，顾炎武的书当中突然出现地方自治问题。顾炎武就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的著作当中突然出现了地方自治的问题，我们原来不知道这个概念，顾炎武怎么这么天才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其实后来想想他这种思想就来源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从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地方发展的不平衡就拉开了，凡是通商地区经济发展就快，不通商地区经济发展就慢，发展慢了就出事。湖南在近代中国一个最尴尬的地位，就是革命和保守都在湖南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五口通商直接损害了湖南的利益。五口通商之前就是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就是湖南人得益，广州就是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就是湖南人只要离开湖南就南下广州，等到五口通商，用五个口岸去分解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利益，一下子把湖南给惹毛了，湖南到了近代就成为一个保守的最保守，革命的最革命，这种状况就导致后来直接的后果就是地方主义的崛起，到了晚清清政府中央政府有意识在改革当中希望能够把地方主义纳入一个法治性的轨道，允许地方尝试不同的实验，这是1901年到1903年新政改革，大概脉络是这样子的。
当这个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中国仍然没有问题，但是到了1904年面临一个大问题，也就是1900年留给中国的一个问题——东三省的主权问题。东三省的主权本来是中国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义和团战争爆发的时候，俄国人突然出兵占领了东三省。俄国人说咱们好，哥们，我帮你看着，结果他就把东三省给看住了。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就要求俄国人撤兵。俄国人不撤兵，俄国人用拖的办法，拖到了1903年，日本人讲你让俄国人撤走，如果不撤走，我出兵打。1903年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发展也不错，但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就成立抗俄义勇军，支持日本人把俄国人从中国的土地上赶走，这很奇怪。等到1904年这场战争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局外中立，为什么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因为日本也是我的友邦，俄国也是我的友邦，你们两个友邦在我的土地上打，那就打吧，中国政府就宣布中立。
后来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它在政治上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一下子国内突然发现君主专制不行。在战争之前很多人一直觉得不能立宪，中国立宪的话，皇上没权，皇上没权怎么指导这个国家，它不能这样子搞。后来等到战争结果是这样子，一下子导致了国内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怎么也应该像日本一样建立一个宪政的国家，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我一直讲中国人是很现实主义的，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中国人就说那就这么做吧，就这么做了。很快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一汇报觉得这个事情可行，1906年9月份清政府就宣布走向君主立宪，就按照君主立宪的脉络去走，建构了9年立宪的框架，紧接着设计了每年应该往前走几步，应该怎么做，到了1908年宣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按部就班的在走。
等到09年的时候，各省开咨议局，中国突然发现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不得了，各省咨议局一开始也有选举的不公，或者舞弊，但是很快都克服了，全国的咨议局只有新疆没有开，1909年全部都开了。而且我们现在到广州咨议局旧址一看，还是不得了。在1909年咨议局一开，咨议局开了之后全国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政府在规划当中就成立了资政院，资政院就从各省的咨议局当中选举的议员，选区选举出来了，从议员当中去选，再选到中央资政院。全国资政院是200人，200人由于新疆咨议局没开，去掉两个名额，全国198个人，198个人当中100个是各省选来的，按照比例另外100个过渡期就是钦定议员，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后来等到大家知道，最后出问题真的是满洲人的命，大清王朝的命。本来都没问题，到最后出问题了，一个王朝268年给颠覆掉了。
现在看起来也不能说是遗憾或者不遗憾，因为历史毕竟这么走过来了，我这本书基本上有对晚清20年的政治脉络建立一个重新解读的框架。在我之前，确实学术界没有从这个视角去很正面的把清王朝的最后20年当做王朝去看待，包括国家清史委员会，我也参加清史委员会的项目，它仍然作为一个革命的对立面去看。作为革命对立面去看，我们有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古典的，就像我们看明朝一样去看待清朝的最后，可能我们有很多故事会有不一样。当然这本书写的有很长时间，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先讲到这儿，可能大家都看过了，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讨论，谢谢。
马勇，共识网特稿，201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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