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历史的正剧与悲剧：读《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和母亲》

历史的正剧与悲剧：读《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和母亲》


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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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与龚澎的女儿乔松都。

　　就像一串普通的葡萄在长时间的酿制后，可以变成美酒佳酿；人在孩提时代许多普通的生活细节，经过岁月的洗礼，可以变成珍贵的回忆。把这些珍贵的回忆穿针引线，几年前，龚澎和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撰写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书。我的乔松都是同龄人，她所回忆的那些珍贵往事，有不少是我们都熟悉的。她的父亲和母亲一直是我敬仰的长者，在她的书中，我读到了龚澎、乔冠华的经历，也看到了中国那一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大批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为中国解脱独裁和外来侵略者的统治、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演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壮丽的一幕正剧；但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周恩来和龚澎、乔冠华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过早地离开自己的人生和政治舞台。他们的人生结局无疑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不已的悲剧。


　　那个年代是社会主义左倾思潮在全世界广泛传播、革命运动频繁爆发的时代。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的内战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左派青年和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在中国救国救亡的浪潮中，一大批在高等学府、教会学校就读的知识青年，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我的父母曾经对我说过，在那个年代，大学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人品最正、威望最高的学生都是共产党人，就像乔松都写道，龚澎以安徽省籍最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考入燕京大学，在大学里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名；乔冠华16岁进入清华大学，日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和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博士。像北京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这些培养中国社会精英的高等学府，有的还是美国教会的大学，成为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的阵地。那个时候，中国国民党成立不过才短短的二十多年，从北伐开始的“国民革命”才过去十几年，但是中国一代富有理想的精英就丧失了对国民党的希望，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抗战前后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性质。中国共产党在抵达延安以前，很少被外界所知，用国民党的宣传喉舌形容，中国共产党是一群来自下层社会的“赤色匪徒”。红军抵达延安以后，开始有斯诺那样的西方记者造访延安，写下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向中国和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引导斯诺进入延安的就是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后来龚澎在党内的同事黄华。读了斯诺的报道，人们才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群武装起来的农民革命者，而且有一大批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会说流利外语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像当年俄罗斯青年贵族中反抗专制统治的十二月党人，他们既怀有追求民主、拯救中国的远大理想，又自觉自愿地和中国的农民阶层脚踏实地地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的身上，人们看到和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乔松都在她的书里引用了当年美国一位老牌电视评论家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一看见龚澎，我便产生了毫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当一个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面临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真正的强者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全然徒劳无益的感觉。这位强者是这样一个人，她甘愿冒着犯难，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高尚的事业，献给她永远也看不到的未来------凯歌高唱的明天。”


　　同样的赞美，在几十年后我们可以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关于中国的回忆录里读到，那是赞美周恩来的。龚澎不是一个个人，从三十年代末期开始到生命的终结，她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可以这样来描绘那个美国人所说的龚澎一生为之奋斗的“高尚的事业”：让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让世界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我觉得，在乔松都的书里最精彩的篇章是写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的日子。我不只从我父母那里听说过许多他们和龚澎亲身经历的故事，而且从其他长辈那里听说，他们中有些人是在周恩来和龚澎的感召下走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重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政党公开活动，是在抗战中的重庆。中国共产党可以在重新公开建立办事机构，出版报纸，开展文化活动。西方哲人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国民党自从掌握全国政权以来，信奉“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信条，导致国家政治生活迅速腐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奋力抗击日本入侵者，而在大后方的国民党政府却抑制不住贪污腐化的歪风，同时不惜动用特务手段严厉控制所有批判政府的言论。在这样一幅政治图景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庆的政治舞台扮演了建设民主中国、肩负民族期望的正面角色。我认识的一位阿姨回忆她参加共产党的经历时说，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周恩来经常在龚澎的陪同下到她家来。周恩来在她眼里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平凡、可亲。龚澎呢，她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不是职业女革命家的感觉，更不是女学究的特色，但是她又全都具备这些特点，可以说，她是一个具有良好知识和教养的、富有高尚理想的女革命家。她说，比较起国民党里那些权贵，她毅然决然选择了共产党。解放前夕，她全家迁往台湾，她留在了国内，成为共产党的一名干部。


　　被龚澎等共产党人所影响的不仅是这位阿姨，乔松都书里写到的三位美国士兵在重庆受到毛泽东接见、给毛泽东送烟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实例。这三位士兵是在龚澎的安排下，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以致这三位士兵终身成为中国的朋友，其中的贝尔回国后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艾德尔门和贝尔都在中美建交后访问过中国，但是可惜的是没有机会再见到龚澎。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事业严格说是从重庆时代开始的，因为从重庆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为世界所认识，解放以后，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争取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承认。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苏交恶，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广交国际社会的朋友，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足迹遍布亚、非、欧数十个国家。如果不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进程会提前不少。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历史性投票是在1971年10月24日进行的，松都在她的书中生动地记述了那天乔冠华回到家中，一个人在龚澎的遗像前，“久久地在那里低声诉说着什么”。我猜想，这是乔冠华在告慰龚澎的在天之灵：争取获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这是龚澎、乔冠华他们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们奋斗的目标。我记得在这些国际交往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从1963年末开始到1964年3月止，周恩来访问亚洲、非洲及阿尔巴尼亚等14个国家。这次访问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创纪录的出行。乔冠华和龚澎都是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人员，但是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前辈都不曾留下他们自己经历的文字。为什么呢？乔松都在回忆母亲龚澎的时候多次提到一句话，就是龚澎常说的“夹着尾巴做人”。


　　早在重庆时期开始，周恩来作为中国外交的设计师就已经在培养、锤炼、锻造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的外交队伍，1949年以后，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的职业外交官。龚澎和乔冠华都是其中的成员。除了周恩来带到外交部的“外事小组”的班底，建国以后的外交部还调入了大批来自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部，那时的外交部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干部比比皆是，许多是军队的将军，还有解放初期即是省长级的干部。外交部干部队伍的团结一直是周恩来和陈毅关注的问题，对干部在这方面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正如乔松都书中所写：“母亲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常常说，她和父亲没有在战场上立过战功，他们只是周总理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所以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虚心向其他老同志学习。”不吹嘘自己，不突出个人，一直是周恩来领导的外交队伍的本色。


　　1970年3月8日，龚澎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她苏醒过来，以后病情有所好转，一直到4月10日再次出现大面积脑溢血，9月20日终于不幸去世。直到读到松都的这本书我才知道龚澎生病的前前后后，丝毫不夸张地说，龚澎是被文革折腾死的；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龚澎的健康不至于那么快就恶化，她去世时才56岁，正是我们当前的年纪，她用自己坚强的毅力抵抗着强大的外力冲击：造反派的批斗、歪曲事实的指责甚至无中生有的造谣和人身攻击……，在文革当中有多多少少的人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龚澎没有对恶势力低头，她顽强地抗争着，这种抗争过多地消耗了她的精力和体力。我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文革，龚澎肯定能够再活30年。其实，岂止是一个龚澎，文革到底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至今是一个谜；在这些逝去的人群中，有多少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优秀的儿女，就更不为人所知。这让我想起恩格斯在谈到关于“悲剧”的定义时说过一段话，他说，悲剧就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然后做给人看。


　　记得一位资深外交官曾经对我说，外交工作有些特殊的要求，使得不少优秀的女干部的才华被淹没了，他指的是外交战线的女同志在对外活动中很难避免“夫人”的身份。在外交部，夫妻两人都是高级外交官，生活中相互帮助，工作上相得益彰的，龚澎和乔冠华是一对例外。正如松都书中所写，在工作职位上，乔冠华虽然比龚澎高一级，但是龚澎是乔冠华的“主心骨”。龚澎在1970年的去世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又造成了乔冠华失去了“主心骨”后、在1976年遭遇的另外一个悲剧。


　　不管后来乔冠华的第二任妻子章含之如何欲盖弥彰，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中，掩盖她把乔冠华拖入到毛泽东-四人帮-王、唐小姐的政治纷争中，把乔冠华在粉碎四人帮后受到组织的审查描绘成又一次与文革差不多的“受迫害”，但是时代毕竟不是那个由章含之之类的人物可以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时候了，事实终归是事实。倘若龚澎在世，章含之不会进入乔冠华的生活，乔冠华肯定不会陷入到那个政治泥潭之中。


　　当我读松都在她的书中撰写的关于乔冠华这部分的内容时，我试图把那个才华横溢的新中国杰出外交官、那个感情世界丰富的慈父和文革后期的外交部长的乔老爷联系起来，找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乔冠华。乔松都写道，她父亲“曾诙谐地说，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乔冠华的这段自述其实是很准确地描述出他和许多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特点：他们投身到中国共产党这个职业革命家多为农民出身的的政治组织中，同时又保留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把自己的富有家庭背景和知识分子出身当作“原罪”，刻意在性格、思想倾向和价值观方面改造自己，“夹着尾巴做人”，但是总还有像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保留着“文人”的印记。因为这种文人的印记，乔冠华在文革前就遭遇坎坷，幸亏有周恩来保护才得以过关。


　　中国的文人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西方知识分子以独立精神作为人格的主要价值取向，游离于掌权集团之外，甘居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而中国的文人讲究“学而优則仕”，既要做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又要做官、“入世”，成为掌权集团的一份子，（载）道与（附）势一直是中国文人身上一对难以调和的人格矛盾。这种人格矛盾到了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便会产生人格的裂变：要么是以身殉道---我想起了中国著名的戏剧家焦菊隐先生，文革中饱受迫害，后来造反派要他对一部“文革戏剧”表态，他明知，说好话便从此“苦海有边，回头是岸”，说实话则重入十八层地狱，他还是以自己的人格说了真话；“这戏政治上跟了形势，艺术上20分都不够。”不久，这位中国戏剧的大师就被迫害至死--，要么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乔冠华文革初期被整，后来被解放“出山”，眼看距离外交部长宝座一步之遥，试图在几派政治势力中，选择能够靠得住的那一方。据张颖、冀朝铸著述中说，乔冠华不仅自己这样做了，还奉劝别人识四人帮权倾一时之务、做顺势四人帮的“俊杰”。冀朝铸在回忆中写道，乔冠华对他说，他是在“以毒攻毒”，即试图利用江青四人帮的力量，打击外交部王、唐小姐的极左势力集团。殊不知，乔冠华哪里是毛泽东政治谋略的对手，一个回合便被毛泽东识破，断定乔、章二人是“借刀杀人”。章含之作为在毛泽东身边特殊人物的身份价值，很快丧失殆尽，不得不彻底依附于江青等四人帮的势力。外交部老干部中投靠极左势力的不乏其人，但是像乔冠华这样在周恩来几十年的亲手领导和栽培下--正如乔松都所写，周恩来于乔冠华近如“兄长”--的干部倒向四人帮的毕竟不多。1973年底，毛泽东亲自首肯和组织了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扩大会议，外交部的干部大多是在周恩来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在政治选择和感情朝向上依然是倾向周恩来，自觉追随批周的“识时务者”并不是很多。


　　现在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年，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很多政治结论自然没有必要再拘泥于什么“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细枝末节。乔冠华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的名字将永远和新中国的外交史联结在一起。读完乔松都的书之后，我感到惋惜的是，像乔冠华这样一个杰出的职业外交家，最终不能逃离和避免残酷政治斗争的倾轧和绞杀。龚澎在世的时候，乔冠华还能倚仗自己妻子的政治经验，龚澎去世，乔冠华失去了保护神。而那时的社会政治体制，不仅没有为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提供应有的保护，让他们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一心一意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相反，为官之路处处是雷区和陷阱。别说乔冠华这样具有浓厚文人气质的干部在劫难逃，就是许多久经官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屡屡败北。彭德怀庐山会议挨整，在此之前，他自己也整过刘伯承。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主持批判彭德怀，七年以后他自己坐到了被告的位置上……。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许多所谓的“路线错误”，不过是和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意见相左。其实，就算真的是对执政党的方针、路线提出批评和异议又能够怎么样呢？不因言而治人罪，不仅是所有民主宪政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也都有过明确的立论。趋利避害固然是人性的弱点，一个合理、健全的政治体制应该是能够依靠制度的力量制约人性的弱点，把坏人改造为好人，而不是把政治体制建立在利用人性的弱点之上，让好人堕落为坏人。如果我们的国家早就有这样正常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像乔冠华这样一大批杰出的专业人才何以能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理应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乔冠华晚年的际遇是他个人的悲剧、他家庭的悲剧，更加是我们国家的悲剧。

　　时间是抚慰人们心灵创伤的良药。但是时间在抹平心灵创口的同时，也往往使人淡忘了那些造成创伤的事件本身。值得庆幸的是，乔松都在她的书中为我们记述了这些事件，使我们这一代的人不至于遗忘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正剧和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松都献出的不仅仅是关于她自己家庭悲欢合离的珍贵记忆，更是为那个即将被人遗忘的时代镌刻出了两座活生生的塑像：他们的显赫与辉煌，他们的平凡与无奈，都将永远和那个时代联结在一起。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