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新媒体时代的《纽约时报》实验
新媒体时代的《纽约时报》实验
第一财经周刊 发表于2013-01-29 12:11把新闻内容从纸张搬到互联网上的事情比你想象得要更为复杂，Aron Pilhofer会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把新闻内容从纸张搬到互联网上的事情比你想象得要更为复杂，Aron Pilhofer会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然后，他会举些例子，比如“我们做了很多互动的信息图，但现在的网站很静止封闭，我们需要去内容管理系统中手工找到某个页面，然后将能给读者带来互动的代码添加进去。但我们希望代码能够和内容管理系统交互，自动完成这部分事情。”Pilhofer是《纽约时报》互动新闻技术部（Interactive News Technologies Department）的负责人。
你可能不太理解他正在说什么，Pilhofer自己也承认这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不过这清楚表明，《纽约时报》正在做的事情和以往的完全不同。
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记者、文字、图片、印刷才是这份《纽约时报》或者整个行业的关键词。记者将现场变成文字和图片，编辑们进行修改，印刷厂将这些印刷成报纸，然后，人们在自家的门廊或者办公室中获取这些新闻。但现在，Pilhofer所说的那些—代码、系统交互等等，更像是发生在科技公司中的事情。
其实数据可以解释这一切。2011年3月，《纽约时报》完成了一次重要转变，它为自己的网络版建立起付费墙（Paywall）制度，成为第一份这样做的美国大众新闻报纸。一年之后，《纽约时报》的数字发行量超过了纸质发行量。
另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是，根据彭博社的一份分析，2012年《纽约时报》及集团旗下《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订阅收入将首次超过广告收入。这对报纸业的商业模式是一次颠覆——传统的发行物往往80%的收入都来自于广告。投资银行Evercore Partners的分析师Douglas Arthur表示，“付费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分析付费墙为《纽约时报》贡献了12%的订阅收入。
变化在数年间发生。数年前，《纽约时报》和半个世纪前的报纸看上去也并无太大差别。这个行业中，无论新闻伦理还是制作过程都已成熟。“在2005年，创新只是意味着开些博客。”Pilhofer说。
但在那会儿，年轻人逐渐开始在网络上获得信息，报业的人们也开始谈论互联网可能对报业的影响几何。在2005年那一年，Facebook风靡全美国的大学；第二年，Twitter成立了。
不过新闻采编室内的工作节奏并未受到这些影响。《纽约时报》网络编辑和技术团队在离位于第八大道的纽约时报大楼几个街区以外的一栋楼里—《纽约时报》在1996年就有了自己的网站，但在十年间这个部门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把已经呈现在印刷版上的内容转化成数字版本，放到网络，也许会稍加修改一下标题。事实上，他们和编辑部少有联系，是不大被关心的角色。
“想来好笑。当我们要和技术团队开个会，都需要从楼上跑下来，穿过好几个街区，走上十多分钟。”《纽约时报》首席信息官Marc Frons说。
Frons说的那些会议中包括和Pilhofer的一次会议。2007年8月，Pilhofer和图片团队的主管Matt Ericson坐在Frons的会议室里，建议说应该建立一个记者加程序员的团队，好探索线上新闻的未来。
“最初，我们就像采编室里的科技创业团队。只是我们用的原料之一是《纽约时报》的内容，”Pilhofer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能做多大的事情。”
Pilhofer的第一个项目和美式橄榄球有关——进行一些数据分析，把参与球队的数据全都列出来。他说自己做得“相当差劲”，但谁也没期待做得会更好。在当时，整个楼里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们这个小组的存在，他们需要自己去争取各个部门的合作。编辑和记者考虑的依然是如何在印刷版的报纸上做出最好的新闻。
Pilhofer的团队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成员：既有着新闻素养，又有编程经验。所有人都得重新学习，要不就学着了解什么样的新闻是优秀的，要不就学习编程的基础知识。
但现在一切都和当年不同。记者、编辑和Pilhofer所在的团队在大楼的同一层工作。Pilhofer的办公桌就紧挨着体育部，相邻的还有图片团队和多媒体团队。
“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稿件是马上就要在网上刊登出来的，谁也不想拖到第二天早晨再见诸纸质报端。这个时候，我想大家已经被完全改变了。”Pilhofer说。
人们都试图用更聪明也更有突破性的方式来讲故事。在飓风Sandy来临前，采编部想到的一个主意是在纽约时报大楼上放一部摄像机来记录Sandy—就像安迪·沃霍尔在帝国大厦架设摄像机记录纽约一样。之后这段视频被放到《纽约时报》的网站上，没有经历飓风的人也能透过视频看到狂风如何将雨狠狠甩到镜头上，让摄像机颤抖歪斜，并在Sandy最强烈的时候，曼哈顿的灯光如何渐次熄灭，最后让纽约陷入灰暗。这比文字的力量更让人身临其境。
除此之外，在整个2012年，《纽约时报》做了超过60个互动的信息图，每一张都少不了由数据在底层作支撑，并用读者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解读出来。例如奥运会时的“如何赢”（How to win）系列图片，《纽约时报》用3D捕捉技术和动态图片向读者展示金牌和银牌之间的细微差别—这本来是用文字难以清晰说明的部分；而在总统大选后，根据“摇摆州”投票数而描绘出的线条在图片上“摇摆”，颇为直观地表达这些“摇摆州”在历史上是怎么“摇摆”的。
对于《纽约时报》而言，这是个渐变过程。但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个让变化加速的时刻，那就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
《纽约时报》们还未同印刷时代作告别，但它们已经必须迎接新时代。
当时Pilhofer团队尝试着建立了一个数据平台，以使得在选举日网站能实时地在一张地图上显示出选举结果、数据和相关图片。最终呈现的地图使读者能最直观地看到结果，也可以让读者进一步点击以去了解更具体的信息。编辑部各个部门的成员被最终的效果打动了，觉得在奥斯卡颁奖典礼或其他很多场合也能通过这种互动方式进行报道，于是Pilhofer的团队一下成了项目不断的团队。在四年后的美国总统选举报道中，这种展现选举结果的直观方法被各大新闻机构采用，不但呈现在网上，也有被做成单独的应用程序放在平板和智能手机上。
也是在这一年，Pilhofer注意到，当数字化的实验越来越多，原有支撑新闻制作的平台就越显得陈旧。起码，他对《纽约时报》在报道北京奥运会时的表现很不满意。
一直以来《纽约时报》都在体育报道中用着STATS的平台，这家公司通过技术能将实时比分、运动员信息、历史等相关信息推送给新闻机构。
“这并不是说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例如无法和我们的内容管理系统整合在一起。”Pilhofer说。他苦恼于采用STATS平台之后，显示比赛结果的页面看起来和《纽约时报》的风格格格不入；更让他备感挫折的是，他无法利用这些数据做出类似总统大选时所做的那种复杂而有趣的互动图表—这可是奥运会！每个记者都想在这种重大的事件上做得出彩。
Pilhofer开始游说Frons由自己的团队来做这套系统，好让《纽约时报》的采编团队能更有效率并更具创造性地进行报道。例如，Pilhofer试图实现的一个功能是，建立一个通道，使得现场图片能及时顺畅地源源不断流入到图片编辑的电脑中，让他们迅速抓取选中的图片、放上图说、打上标签，然后这些图片就能自动根据标签呈现在它们该呈现的地方。
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小试成功之后，Pilhofer的雄心壮志被激发了。他开始计划为伦敦奥运会的报道从无到有做一整套复杂的系统，使得最终《纽约时报》能在自己的网页上实时呈现现场比赛情况、比赛结果、各个国家的奖牌数、运动员信息以及各种报道。而且完全是《纽约时报》风格。
这花了他一年半的时间—最开始只有3个技术人员参与，最终增加到了12个。从一开始，体育采编团队和社交网络团队就参与了进来，一起设想这套系统应该具有哪些功能。
最终，这个系统所能实现的功能让《纽约时报》表现出色的同时，还足以扮演STATS的角色。有12个新闻机构购买了这套平台上的服务，它们做出少许的自定义，就能制作出符合自己风格的奥运报道页面。当然，也有的选择仅仅是为网页制作一个奥运报道插件。
“在这套系统里我们有1.3万张照片，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处理照片，再做成幻灯片放到网络上。现在我们找到了更加自动化和有效率的方法。”Pilhofer说。
越来越清晰的一点在于，Pilhofer和他的团队不再是一个边缘的做点新尝试的团队，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为了追求“酷”那么简单。新闻报道的制作方式和流程都在随之发生变化。
在飓风Sandy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网站的首页上内嵌入一个能自动更新新闻的区域，使得当有和Sandy相关的新闻发生时，《纽约时报》的首页能犹如Twitter一样将新闻自动显示出来。当然这也对文字记者和图片记者的截稿时间有了更高要求。
另外一个被称为“飓风追踪”（hurricane tracker）的互动地图则把记者从无聊而又必须让公众知晓的飓风到哪儿、风力如何的报道中解放了出来。
在这场时刻都在发生新闻的事件中，《纽约时报》还允许人们直接将照片发到其网站上。当然，这个想法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Twitter和Instagram来捕捉新闻瞬间的时代也不算新鲜。
在几年间的尝试中，《纽约时报》内部更细的分工正在形成：技术部门把《纽约时报》从1981年以来的新闻都做了数字化，并进行了索引，还将《纽约时报》扩展到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传统采编部门加大了对图片部门和多媒体部门的投入，让网站上所呈现的形式更加丰富和互动。《纽约时报》甚至还有一个独立研发团队，以为未来五年到十年之后的技术做实验—听起来特别像英特尔或微软做的事情。
而Pilhofer的部门则交叉在技术和采编部门之间，同时向两边汇报。这个部门的35个成员中，有一半是开发者，另有7人负责社交网络的事宜，剩下的人员对《纽约时报》上有争议的评论进行审核。每天他们都和图片、多媒体部门或者记者们在进行合作。“这个部门是这栋大楼里唯一有两个老板同时管着的。”Pilhofer开玩笑说。
无论如何这里的每个人都开始理解为什么《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更自动化更开放的系统。就像Pilhofer在北京奥运会之后觉得第三方平台已无法满足《纽约时报》的报道需求一样。
在飓风和总统大选的报道中，技术部门负责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应用开发的人员做了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在移动设备上的《纽约时报》看起来不仅仅是文章的聚合，而是要像在NYTimes.com所呈现的动态效果一样。”《纽约时报》新平台小组的编辑Fiona Spruill在一次采访中说。
“这能让我们更加高效率地去做报道，并更好地帮助读者明白所报道的内容。这不是坏事，是我们改变了做事情的方式。当然这需要探索，需要去学会使用新方式。”Frons说。他正在推动接下来新一轮网站和数字版报纸的改版，这是他这一年最关注也最感到兴奋的事情。
改造自己的花销不小。在伦敦奥运会的项目中，即使Pilhofer自豪于这个项目的成功，却也不得不承认所花代价要比从STATS购买平台更为昂贵。
当《纽约时报》大胆开始自己的网络付费模型时，大多数人都曾对它提出过质疑。现在即使大部分质疑已经过去，但也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内的大胆创新都能成功。已经有一些试图改造自己的新闻机构承认了错误，其中一个是新闻集团的The Daily—这家第一份完全在iPad上发行的报纸尽管勇于大胆实验，但依然在2012年12月15日停刊了。默多克将其原因归咎为过大的投资、无法盈利。
但《纽约时报》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2012年年末，它又做了一次最新的尝试。与创业公司Byliner合作，《纽约时报》将一些内容制作成e-singles（单行本）发行，第一期《雪崩》在亚马逊、苹果和巴诺的电子书店里出售，共1.8万字，售价2.99美元。《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说，第一年里他们将在这种全新的数字发行物上做更多的实验，e-singles可能是深度报道，也可能是散文或者故事合集。
“我们要看未来的读者所在，我们得往读者去的那个地方去。”Pilhof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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