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朝鲜纪行 记者 柳征南
朝鲜纪行
文 图 本报记者 柳征南
列车还没有来,旅客们都在辽宁省丹东火车站的候车厅等待。只有推着满载的手推车的人,急切地等待在检票口。成箱的货物多为看起来价格不高的日用品,和诸如食用油方便面这类的食品。
丹东市是主要的对朝边贸城市。老丹东人回忆,1960年代这边吃不饱的光景,对岸新义州市是过得比中国好的;然而现在丹东市人口已经有80万,挤满了从事边贸的朝鲜和俄罗斯商人。鸭绿江边耸立着高楼大厦,商务酒店高楼层的窗户,能够嘹望对岸新义州市很远的地方——低矮的房屋和没有灯光的夜晚。城市里遍布霓虹灯,漂亮的银杏树成荫,整洁的街道上随处可见都是朝鲜风味小吃店和烤肉餐厅,还有韩国企业开的“乐购”大卖场。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车站,丹东站名副其实。候车室成组的皮质沙发颜色淡雅,洗手间跟很多新机场一样,冲水掣和洗手池都是红外感应,并且运转良好。
眼下,等待这趟进入朝鲜的列车的人们似乎分为三类,穿着休闲的游客、满载而归的商贩,还有一类,似乎是朝鲜的干部。他们很容易辨认:版型有些老式的西装或夹克,深色为主,胸前别着领袖像章。有趣的是,有几位还穿着鲜艳的橙色拖鞋。游客和干部们相互用眼角余光好奇打量着,却不发一言。
窗缝里的新义州
中国游客并不多,不到18人占据了整整一节车厢。从丹东到朝鲜的旅行团,大多数人都选择四天行程的路线,事实上,有两天主要花在丹东和平壤之间的路上。
启程之前,我们向中方旅行社寄存了手机和电脑——在朝鲜,外国人不得携带手机入境,电脑可以带,但旅行社的补充说明让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你愿意被检查全部文档吗?”一再重申的戒律还有:在新义州到平壤的路上不得摄影,不能拍摄军人,出境时所拍照片要逐张接受检查。假如说我们用胶卷拍摄,检查如何进行呢?相机也曾经让大家纠结一番:说是不能带太专业的摄影设备,我们入门级的单反,算是“专业”还是“不专业”呢?似乎没有绝对的答案。
于我而言,还有一重忐忑。朝方规定作家和记者是不可以参加这类旅行团的,中方旅行社一再警告我不能暴露职业身份,我是“公司职员”。我前前后后几次搜遍自己的行李箱,不让任何一张纸片透露我的秘密。
中方旅行社的提醒文件中,还包括自带水果——我们没有可能在当地买到水果以及团餐之外的餐饮。于是我准备了饼干和罐头,以及包括呼吸道、胃肠感染和外伤等一整套常用药。果然,旅行社告诉我们,在朝鲜,万一需要输液之类的医疗措施,180元人民币起跳。
火车开上中朝友谊桥, 946米的桥,下了桥就是新义州火车站。建筑物上出现革命标语,列车停下,车门打开时,说说笑笑的两个旅行团,在一刹那鸦雀无声。检疫人员用体温枪对准额头的时候,我竟然打了一个寒噤。朝鲜边检军官上车来时,我们18人正襟危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倒是军官对中国同志颇为友善,他问我们团友中的“领导同志”是哪位,还开玩笑说“长得不像”。这一下,大家如释重负地笑了。
海关官员上车来打开行李检查扫描、登记相机数量,整个过程并不像我们想象中严厉(也许我们已经自我检查很彻底了)。我们的朝方导游也上来了,两位年轻姑娘。一位年龄二十七八,我们叫她“大林”,一位刚毕业一年,称“小林”。一位边检战士和中国的列车员在商量批发一些笔记本的事,叫“大林”帮忙翻译。看来,边防人员有一些机会做点小生意。
一天一班的平壤列车,要在三小时之后才开,我们被带进一幢锁上门的小楼。这幢楼明显属于另一个时代,除了一个出售书籍和影碟的柜台,二楼还有一间空荡荡的免税店,出售红星二锅头和奢侈品级别的威士忌和白兰地。不过奢侈品柜台里间就是洗手间,蹲厕上方是巨大的水泥蓄水池,显然早已无法使用;同样,三个洗手池也只是摆设,必须从角落里的混浊蓄水池里舀水冲厕、洗手。我们被安排在大学食堂一样空荡荡的正厅,只有正前方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一部康佳彩电在播放着歌颂领袖的MTV。这种雪洞般的空旷,在之后的旅程中一再重复。
百无聊赖,我发现临街高高的窗户有一条缝隙没有关严,便从那往外看。二三米高的窗,人能够的着的高度全部贴上玻璃纸,无法看到外面;后来在平壤,我发现我们所经之处,凡是提供商业服务场所的临街玻璃,都被这样处理过。外面马路宽敞干净,强烈的日光在人们身后投下浓黑的影子,他们胸前的像章强烈的反光。此时,车站的服务员——就是一直忙着放颂歌MTV的姑娘,来到我身边,示意不可以往外看。这是一个身材单薄得似乎没长足的姑娘,不过很显然,她有着跟她身上制服一样的意志,我只好离开。
团友向我炫耀在楼下买的《恐怖大王美国》的小册子,我则买了《金正日论歌剧艺术》之类的中文书。这是第一站的纪念。
开向平壤的列车
出乎我们意料,小林导游有一部手机。这部看起来外形毫无女式用品的精致妩媚、功能普通的朝鲜国产手机要花两万八朝元,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一千九,这差不多是很多朝鲜的国企职工大半年的收入;如在中国,估计最高也不可能超过八百元。而大林,除了手机,还有一部mp3。我们一直在猜测:小林和大林谁是传说中的安全人员——仅从效率出发,八个人的团队根本用不着两个导游。导游小林比较活泼,也很愿意花心思娱乐游客,她给我们唱“阿里郎”之类的民歌,还大方地跟我们讲解电视台播放的深夜场剧情故事。我们暗暗认为,大林可能是负有安全任务的那一个。
开往平壤的列车终于要开车了,一个穿着军便服的中年男子,一边扛着行李一溜小跑,一边还不忘朝俄罗斯过来的国际车厢旅客喊“HELLO”。
从新义州到平壤大约220公里,但据说要五个多小时的车程。看一些朝鲜游记,里面提到朝鲜的电力供应不足,火车会出现临时停靠等待情况,幸运的是,我们似乎并没有碰到。在这节坐满了人的、相当于中国七八十年代的绿皮车里,我们跟朝鲜普通人坐在一起——不过游客被集中在一处,中间隔着我们的导游。跟我们在朝鲜见到的所有场所一样,车厢头上挂着两位领袖的像。车厢两头都有一间类似VIP的隔间,里面坐着几位军人,似乎是为了维护秩序。一位军人截住一个看起来有些邋遢的乘客,让他出示某种出行证明一类的纸条。
入朝后,我们的护照被收走,无法离团活动。游客任何与当地人交流的意图,都会令导游紧张万分。当我们试图从列车上的流动售货员那里购买一些食品,两个导游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示意不能购买。其实手推车上卖的物品,大多数是中国货——双汇火腿肠、旺仔牛奶、来自中国的方便面和鱿鱼干。
不能拍照,和一再重申的禁令,不免让兴冲冲的游客意兴阑珊。事实上,五个小时的路上,并无太多惊喜。一切都在重复:收割过的田野整齐地码着稻草垛,在200多公里的路上,我数到数十辆机动车。倒是有一种牛拉的两轮板车很常见,自行车也能偶尔见到。很显然,路上的农业停留在基本依靠人力的阶段,人们只是在用镰刀来收割稻子;稻子的植株偏矮,不整齐,收割过后的稻田,有不少老妇人在捡拾稻穗。然而,朝鲜人民的干劲不小:铁路两侧的稻田里到处都是显眼的标语牌。在路的两侧,不可能看见任何一间分散的农舍。集体农场的房子都集中在一起,这些房子有的甚至有三四层,式样基本一样,涂着浅灰色或白色,好象在一个工厂中做好,然后放置到田野里。
每次停站,都能在人群中看到大量军人,不少军人还挎着枪,每当此时,总会有团友大惊小怪指给大家看。这时你会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先军政治”特色。
平壤终于到了。喇叭里响着乐观向上的进行曲和颂歌,很多的军人——如果在中国的车站看到这么多军人,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每年迎送新兵的时候。
走不出的羊角岛
平壤到底是首善之都。火车站有着前苏联式的装饰细节,有朝鲜女士穿着优雅的香奈儿式花呢套装,她的妆容看起来跟韩国女子没有区别。停车场有奔驰、TOYATA、尼桑和现代。
转乘一辆“现代”中巴去餐馆,街上明亮的灯火展现出来的似乎并非那种预想中的破旧景象。荣光大街是平壤仅有的两条“招待”游客的大街,另一条是统一大街。不过,叫“餐馆大街”的荣光大街,大多数的店很像一般的食堂,橱窗空荡荡的,店面少有装饰,能看见店堂里客人稀少,灯光也冷冰冰地。我们去的这家“鲇鱼汤”,装饰堪称“繁华”,招待小姐穿着艳丽的民族长裙,橱窗里有彩色的菜肴照片。
跟其他旅行不一样,我们不挑剔菜色——那是残忍的。今年,世界粮食计划署驻朝鲜代表宣称,由于国内大面积的水灾,朝鲜粮食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相差25%,已达到慢性粮荒阶段,以至于南韩政府打破三年来的惯例,启动了粮食援助。何况即便我们年轻的导游,都曾经经过1995年到1998年粮食严重短缺的“艰难行军时期”。
刚下车,导游就下达指示:拍照只能往火车站方向拍,而相反方向不可以。我们发现,火车站过来的灯火阑珊,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街的另一端,路灯逐渐稀少,建筑隐藏在黑暗中。即使黑暗本来就是夜晚的一部分,但有些人依然会避讳展现黑暗,这真有意思。
我们入住的羊角岛国际酒店建设在位于大同江的羊角岛上,为朝鲜三个特级酒店(最高级,涉外)之一。在我心目中,这算是一处名胜——加拿大漫画家德利斯勒(Guy Delisle)曾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工作与旅行见闻后来画成了一本漫画书《平壤》,这本书被《时代》周刊评为2005年十大漫画之一。
虽然德利斯勒是2001年来的朝鲜,但他书中提到的细节都未改变:羊角岛饭店地下有桑拿,有赌场,据说还有性工作者,只有我们这些“外宾”允许进入。这幢高50层,楼顶还有旋转餐厅的酒店,客房楼道里显得空荡荡的,没有音乐,没有装饰品和植物,甚至没有垃圾桶。房间里事实上相当三星标准,21寸的日本FUNAI电视机,中国“双鹿”冰箱里面空空如也,为了省电将插头拔出——在我们回酒店的路上,曾经见到很多人路灯下看书,可见电力相当紧张。
放下行李,我迫不及待地要感受这个城市。德利斯勒的情节在继续:刚刚出酒店旋转门一百米,两位导游就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她们很聪明地假装在慢跑,渐渐要赶上我。
即便不被导游盯上,我也很快要放弃走出去的幻想。虽然对于外国游客,这里也许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行目的地。导游对我们的诸多约束中,唯一不置一词的是安全。不会提醒护照和钱包,不会提醒哪些区域可能有暴力犯罪,不用提醒防止哪一种地方化的骗局,这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除了少量纪念建筑和景观路段,城里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
平壤的面容
后面的几天中,我们在平壤动不动就经过火车站,驱车的范围也在火车站周边。因此有团友怀疑说,也许这些路是特别装饰出来供外国人路过的。导游甚至不愿意详谈城市的格局。除了我们第二天参观的各种革命纪念名胜,我们对平壤一无所知。
如所有外国人一样,进入平壤第一站,就是向金日成塑像献花,禁令中包括拍照留念的身体语言要庄敬,金日成塑像必须取景完整。
小林问了一个典型的导游的问题:“你们可知道金日成主席的塑像有多高,有多重?”恭喜你,答错了——标准答案是: “全朝鲜人民的心脏有多重,主席的塑像就有多重。”金日成逝世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再有新的主席,因为继任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在1998年宣布父亲是“朝鲜人民永远的主席”,他自己的官方称谓是“金正日将军”,有时前面加一个定语“伟大领导者”。
平壤城到处是数十层的公寓,导游照例告诉我们,朝鲜人的住房、教育和就医都是由国家提供。只是,游客不准进入这些公寓,从外部看来,它们整洁、没有任何个人布置和物品,阳台上布置着塑料花。在火车进入平壤时,我曾闻到煤烟味儿。后来我们发现,人们使用自己做的蜂窝煤。蜂窝煤和那些显然要使用电梯的公寓,这倒是很多中国人不曾有的经验。
平壤的街景总是整洁、有序而空旷,在粮食紧缺的时节,鲜有小贩,也没有乞丐和流民。曾多次来过平壤的一位财经记者告诉我,朝鲜的第一个自由市场“统一市场”里,除了粮食不能自由买卖外,肉类、青菜、中国的水果和商品应有尽有。但这些我们都不被允许去参观。一位导游告诉我,连香皂也是凭票供应,价格很低——但如果票用完了,再买就要贵几十倍。
在整个旅游过程中,我只看到过两次《劳动新闻》,这些报纸都是放在报栏里供人们免费阅读的;在市面上,看不到公开售卖的报纸、杂志。导游说,朝鲜的报纸都是派发的。另一件买不到的商品,就是像章。像章是国家免费派发的,国人可以根据需要申请。
有次我好容易摸到一家商店门口,但一个中年人面无表情地挡住我,示意我走开。我匆匆一瞥的印象就是,那商店货架空旷得像一个艺术展。我的一位台湾朋友平时对大陆批评甚多,但他从朝鲜回来的最大体会,就是“你们大陆改革开放取得这样的成就,真是不易”。
整个平壤市区只有一块商业广告牌,是南北韩在开城工业区合作的“和平”汽车广告。整个城市,有装饰意味的,几乎全部是金日成父子的画像,以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的图案与花灯造型。这两种花其实是蝴蝶兰和草本秋海棠,前者由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命名为金日成花,并赠送给金日成;后者则是日本人加茂元给金正日的生日献礼。两种花不仅出现在路口的宣传画里,酒店大堂里也悬着它们的“标准像”。这两种花里,投入了不少科研人力,不仅已经成功花期控制在两位领导人诞辰所在的4月和2月,还研发了专用花肥——因为栽培这两种花,是各个单位的重要任务;每逢伟人诞辰,都要举行花展。还有一处“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展览馆”,常年展出以两种花为素材的人民画家画作。
世界之巅友谊馆
在妙香山的友谊展览馆,放置着二十多万件来自174国家的国际友人赠送给金日成父子的礼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两处建筑入口只是“门面”,建筑实体在山体内,可抗核打击。5万平方米,150个房间,天花高达10米,两人合抱的粉红色大理石的柱子,门廊上精雕细刻的“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
来参观的朝鲜人,都是“集体活动”。穿着中山装的小学生,好像是妇女联盟组织的女职工们,基层干部模样的男人。不管如何,这是我们见识到最多朝鲜普通人的地方,而导游们非常不希望我们跟他们交谈(事实上,集体活动中的人们彼此也一言不发);在一间挂着徐悲鸿手迹的屋子里,挤满了朝鲜人,虽然这间房间对于中国人比较重要,但导游匆匆把我们从那间屋里拉了出去。
我们走出一个展厅,发现外面的等候大厅已经有上百人;这等候是不必要的,因为诺大的展厅中只有寥寥几个外国人。最让我吃惊的是,外面这一屋子人鸦雀无声。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表情。
这种隔离不仅让我们不满,对朝鲜人也是不公平的,当他们只被注视,游客永远只能自以为是地从他们的脸色来推测那一场著名的饥荒有没有远走,推测他们的观念处于我们文革前还是文革后。没有交谈,我们无法感知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期待,改变现状的想法到底有多强烈。
我留意到,好几个国家的礼物展馆都有类似场景的照片:国外的人们围着桌子开会学习状,或者父母在教育孩子,而墙壁上悬挂着金日成的画像。这两间巨大的展馆,构筑了朝鲜人的世界观。
在妙香山清甜的松风里,山石间流水潺潺;从平壤市区到万景台故居的路上,江水清澈,秋日的树林透过晚霞,许多小松鼠在林间嘻戏。不过,我们从未遇见过个人或者家庭的旅行者。人们永远在集体活动,周日的平壤,我们遇见成群结队的学生和成人,一律穿着胶靴,去义务劳动,支农。
“该死的美国佬”和亲爱的余则成
板门店之行,算是这次朝鲜行程中唯一有“异邦”感觉的地方,此前去的纪念景点,似乎在重温我们自己的历史。
当我们把被捕获的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称为“爱国教育基地”时,大林严肃纠正说:是反美教育。每当停电的时候,平壤人会骂一句:“该死的美国佬!” 没有朝鲜人穿牛仔裤,那是美帝的象征。不过平壤街头偶尔可见的的士,只收美元,两美元起跳。
往南行,一路上山峦的植被不再像平壤和妙香山那么好,很多山是秃的。农村仍然是整齐集中的白色建筑,不过路上有许多带枪的军人驻守。除了各种级别的轿车、寥寥无几的货运卡车和旅游巴士之外,我们没有看见任何城乡和城市之间的客运车。
我们经过了4道人民军值守的关卡,导游每次拿出一张纸在车窗晃过,然后被放行。在166公里的长途上,我们的乘坐是孤独的车辆。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厅不再是那个朝中联手一夜建成的木房子,经钢筋水泥加固已从临时性建筑变成永久性建筑。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与美军哈利逊中将在这里签字,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朝鲜把这一天定为“朝鲜祖国解放战 争胜利日”。大厅内摆放的两张长桌上,一张立着朝鲜国旗,另一张立着联合国旗。对此 ,负责讲解的上尉特别强调:当时按理本应挂美国国旗的,但美国人输了战争没脸出面,只有把联合国抬出来签订协议。
谁都没想到板门店之旅会发生这一幕:上尉对一名戴眼镜的团友“一见钟情”——他一口咬定,后者像极了《潜伏》里的余则成,虽然我们一点都看不出来。
话说,《潜伏》是眼下朝鲜最火的电视连续剧,为了纪念志愿军入朝作战60年,连平时不播外国影视的中央台——平壤台也每日两集,中文对话,朝文字幕。以前这样的进口片只能在国际台——万寿台播出。后来,有一名朝鲜干部打开他随身的提包,给我看里面一张制作很粗疏的《潜伏》VCD压缩碟,那显然是他的宝贝,即便按官方的汇率,也要30多人民币。
军官们好奇地问:扮演“左蓝”和“翠平”(男主角的女友和假戏真做的妻子)的两个女演员,在中国哪个比较有名?当我们表示扮演翠平的姚晨更火,他们表示不能理解:“左蓝更漂亮!”很显然,他们看不到姚晨出道的“武林外传”。在朝鲜电视台,播放的影视题材多为改革开放以前的,譬如《渴望》和四大古典名著连续剧,或者是主旋律片,譬如《任长霞》。同团的小周费力地介绍,姚晨是我们的“微博女王”。然而,对方的表情显然没听懂。朝鲜没有微博。
这部电视剧到底有多火,看看“余则成”的待遇就知道了。每次开始讲解之前,上尉军官都会喊“余则成”到第一排听讲。很快,他就开始跟“余则成”称兄道弟了,并邀请兄弟下次再来。我们开玩笑说,也许余则成扮演者孙红雷来朝鲜,平壤会堵车。不过大家都想到中国人当年对高仓健的痴迷,历史何其相似。
后来,有一位朝鲜大叔用中文问小周:听说《潜伏》的结局,朝鲜播的不一样?到底是怎样的?原来,朝鲜版的《潜伏》没有男主角按组织要求与“晚秋”结婚的情节——也许因为“晚秋”的资产阶级身份。
黑漆漆的晚上,钻研自己听不懂的朝鲜电视节目成为我的消遣。本国人能看到3个频道:中央台、国际台和教育文化台。全天播放节目的是中央台,另外两个频道限时段播出。
某一晚,黄金时段,中央台播出的是一个关于苹果的专题片。导游小林解释说,那是国家最近引种的一种苹果,果子很大,漫长的专题片不断拍摄工厂、小区和家庭里的人们,幸福地双手捧着果子,说出很多赞美之词。不过,我在朝鲜唯一见过的真苹果,是在一处住宅区的流动售货车上,苹果样貌朴实,跟鸡蛋一般大小。
而另一晚,播出的是2004年金正日访问中国的录影,主要是跟中国领导人会晤、宴会的情况,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城市景观。自然,这个领导人题材由著名的女主播李春姬以播出。专题片中,播音员每当提起过去的苦难时,会用很慢的语速和一种哽咽的颤音(他们的一些歌剧也是如此),每当报道领袖活动,语气庄重、饱含深情;当述说如今的喜人形势时,语速有一点快板,喜气洋洋。
据说,金正日针对播音员的播音曾经做过具体指导。他确实对文艺颇有造诣,在那些关于歌剧和巨作的小册子里,他逐一分析具体的作品,细致到作品中不当使用的迪斯科旋律。他曾多次提起一句话,相对于国家领导人,他更喜欢担任电影导演。事实上,他就是十万人团体操阿里郎的总导演。此外,电影《血海》在他120多次指导下完成,而他父亲创作的歌剧《卖花姑娘》,也在他指导下改编为同名电影,在第18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苏东剧变之前为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盛事)上荣获特别奖和特等奖章。
忠诚的导游们
《阿里郎》最让人惊艳的,倒不是1万个学生组成的“人肉像素背景板”,而是最后一个章节对中国和谐社会的颂扬。正要跟参加团体操的学生们搭讪,大林立即过来把我们赶上车。她总是能把自己的肢体语言控制在在礼貌和热情的边缘,让人感觉如不服从,就会从冷冰冰得峡谷里滑下去。
于是,我们能够接触最充分的朝鲜人,就是导游。这些经过严格选拔、毕业于平壤旅游大学的年轻人,全部在平壤长大,并且出身不俗。小林导游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因此类似“阿里郎”之类的力气活,是不准参加的。我们攀谈的几个导游,父母是外科主刀医生、外交官、《劳动新闻》的主管……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我们的两个林导,发型和普通朝鲜女性完全不同,都是剪着长碎发,另一个旅行团的女导游则染过很时髦的酒红色。小林告诉我,她的发型是在涉外单位剪的,负离子拉直加修剪,30美金。不过,她避免跟我们细谈物价,譬如,她穿着一件裁剪漂亮的呢质背心裙,当我们问她能否在朝鲜买到、多少钱时,她简截地回答:“朋友送的,问价钱是不礼貌的。”很显然,话题无法继续。
曾经有报道说,平壤的年轻女大学生,很多都希望能与韩国人结婚,我认为那可能是真的。毕竟朝鲜人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中国都经历过,我们在推测朝鲜人的时候总是理直气壮地推己及人。这个问题有些唐突,然而小林的应对相当有外交风范:“2002年釜山亚运会,我们朝鲜的女大学生啦啦队参加了。结束的时候,南朝鲜的运动员帅哥说:美女们,我们怎样才能追求到你们呀?我们朝鲜的姑娘们说:等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吧。”
当表现活跃的团友小周爆出自己跟女友未婚同居时,两位女导游都大惊失色。在平壤,这完全没可能,而且离婚也极少被允许。在人少时,小林很认真地问我,中国有多少人不结婚就住在一起的。看来,尽管是入党积极分子,也忍不住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好奇心。
如今正在准备接班的金正恩大将,是这群年轻导游的同龄人。另外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介绍,他和同事们不久前集体收听过一篇名为“迎接不世出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荣幸”的广播稿,其中这样描述“青年大将金正恩”:三岁就能用毛笔书写爷爷金日成主席的诗词“光明星赞歌”,精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以及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目前还在学习汉语、日语、俄语……天才应该来自遗传,因为导游在万景台故居介绍,他的祖父5岁便写下了“朝鲜独立”四个字;而金正日4岁时也在同一张桌子上写下了“金日成主席万岁”。
母亲是外交官的朴导则表示,他此前曾在部队服役见过金正恩,金会去士兵们中间询问“练得苦不苦”、“吃的好不好”。也许因为6年的军旅生涯,小朴看起来并不像干部子弟,而更像农村成长的年轻人,有那么点儿泥土味儿。他提起金正恩,竟一下子情绪激动,似要落泪。
朴10岁时,驻外工作的母亲曾经告诉他:苏东剧变,俄罗斯经济不行了。我问他,朝鲜有没有可能走向跟中国一样的改革道路呢?他深思熟虑地说:中国发展得很好,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必须走有本国特色的道路。我再问,南北朝鲜是一个民族,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国情呢?他严肃地说,“南朝鲜一切都要听美国的,自己无法做主;因为依附于美国,南朝鲜轻工业发展了,但是没有重工业;而我们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己做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流露中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军人努力工作,保卫好自己的祖国、人民、领袖,工人努力工作,我们导游也努力的工作,每个人都努力的工作(我们的国家就会强大起来)。”
朴导认为他们的网络发展势头良好。朝鲜2000万人中有30万网民,其中15万在平壤,没有任何国内网站需要屏蔽,但无法登陆任何国外网站。朴导游告诉我们,“信息很多,足够了”,如果在大学,甚至可以检索国外的学术资料。
我们跟朴讲起,中国的和谐号和高铁列车的速度非常快,他显然闻所未闻。“如果乘坐和谐号,从平壤到新义州大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而要是换了时速300公里高铁,连一个小时都不到。” “那人坐在里面会不会头晕?”朴一脸惊讶地问我。
这种资讯鸿沟还体现在其它方面。朴导拿着手机告诉小周说,这是他们国家自己生产的。但小周立刻就认出是中国的通讯企业中兴生产的,当他拆了后盖,电池上同样写着“中兴”字样。不过让小周吃惊的是,这位朴导居然从来不知道后盖是可以打开的。
与导游道别时,我们彼此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他们虽有手机,通话范围仅限于国内,旅行社的国际电话也不是随便每个人都可以接听。而我们充其量可以给旅行社的公共邮箱写电子邮件。
我与平壤的道别,在离开那一天的早晨。
据说,摆脱导游和安全人员最有效的时段,是清晨。我和团友相约,天蒙蒙亮时离开饭店,看看普通人的生活。
跟一般星级酒店不一样的是,清晨饭店的大厅空无一人,灯也没有开。
我走在团友后面,保持着20米的距离。以便一个人被追回来的时候,另一个人不会有麻烦。
大同江上的雾气向对岸涌去,我终于走出了羊角岛。站在街角,在被管束几天之后,这片刻自由让我无所适从。
有一个上学的小姑娘吸引了我。我看着她,猜着她是七岁还是八岁。这时候,她注视着我,礼貌地对我微笑、点头,然后继续往前走。跟我们参访的学校里,那些表演节目的小人精不同,她是那么真实和自然。
在这个笑容里,我坚信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朝鲜。也许,正如美国前朝鲜事务官员Kenneth Quinones所言,要理解这个国家,看不见的一切,比看见的事物更为重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