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歷史的陷阱？ 許知遠

歷史的陷阱？
許知遠

一



「你不了解俄國人，我們需要這樣的強人。」卡琳娜這樣為普京辯護。她今年二十八歲，算是「革命」後的第一代俄國人。在二十世紀，「革命」是個因過度使用而曖昧不清的詞匯，對於俄國尤其如此，除非你加上清晰、準確的定語，人們很容易被你口中的「革命」弄得迷惑不已。

對於卡琳娜這一代來說，「革命」當然不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不是我們這些外來者習慣性誤認為的柏林牆倒塌的一九八九年，而是一九九一年，蘇聯在那一年行將結束前解體了。

她那年才九歲，對於這場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共產主義體制下的生活，都記憶不清了。她的成熟與一個新俄國的成長緊密相聯，一個舊時代結束、新時代卻沒有隨之而來的俄國。經濟崩潰、社會動盪、大國地位的迅速衰落，這些創傷記憶都增強了普京的合法性。

像此刻世界的很多地區一樣，這裏的青年人對政治沒太多興趣。像是對於被政治運動、意識形態弄得烏煙瘴氣的二十世紀的逆反，新世紀的青年生活在一個「去政治化」的氛圍中。四十年前，一名西方的搖滾歌手、先鋒藝術家，都要表明對於第三世界革命、越南戰爭、政治醜聞的看法。在另一個意識形態陣營裏，一首詩、一本書、一次公開談話、一件服裝的款式，都擁有政治含義。而現在，對立的東西方陣營消失了，不是作家、藝術家要扮演政治角色，而是政治人物紛紛讓自己富有娛樂價值。

對於卡琳娜的絕大多數同代人來說，普京的吸引力主要來自於他的個人魅力，而不是政治理念。他會開戰鬥機，是個柔道高手，赤裸的上身沒一塊贅肉，他既會在鏡頭前不苟言笑，也會在綜藝節目中唱上一曲，最近還和一群被釋放的間諜，進行了一場哈雷摩托車賽。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私人化、瑣碎化，需要很多小小的性感。

這是我與卡琳娜的第二次見面。她漂亮、樂觀、有一個可愛的翹鼻子，總穿白色連衣裙。「她有俄羅斯姑娘沒有的敏感和溫柔，一些地方像是東方女孩」，我年輕的中國朋友告訴我。我對他的話不置可否。我幾乎不認識其他俄羅斯姑娘，至於東方女孩的「敏感、溫柔」的特質，似乎也更多來自於臆想。不過，卡琳娜的英語流暢，這在俄國青年中並不多見，她特意去馬其頓的英語學校呆過一年。她對於中國尤其感興趣。她為一家芬蘭貿易公司工作，主要的貨源來自中國。她剛剛從上海回來，肩上還挎著印著青花瓷器圖案的白色提袋。在上海，她被中國人的敬業態度驚呆了。「他們一直在工作，還一直保持微笑，商店裏服務員都會講英文「，她對我說。

乍聽起來，這實在算不上什麼有趣的發現，但倘若你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周，就知道這是多麼的例外。他們的服務員永遠是愛搭不理地站在一旁，很難同時做兩件事，倘若五點鍾下班，沒人會在五點零一分接一個工作電話。比起令她興奮的上海見聞，我更願意聽她談論俄羅斯文學。與其說是談論，不如說是提及名字，我們的英語水準都不足以對這些靈魂進行探討。她是個妥斯托耶夫斯基迷，熟知從曼德爾施塔姆到布羅茨基的二十世紀詩人，甚至很清楚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Samizdat）傳統。這一點很不常見，對於很多青年來說，勃列日涅夫的蘇聯與圖拉真時代的羅馬差不多，都是遙遠的歷史。那些微弱的反抗聲音，更早已被忘記。

卡琳娜的知識緣於他的父母，一對出生於五十年代的工程師夫婦。我很遺憾沒有見到他的父親，一個成長在蘇聯帝國中的蒙古人（卡琳娜的東方特色和興趣來源於他），一個文學愛好者。他退休了，正在忙於寫作一本關於蘇聯地下文學的作品，他沒指望出版，只是為個人興趣。他也對晚期的共產主義時代頗有懷念，那是個更單純的歲月，人們既開始逃離意識形態的束縛，也沒有被市場與消費的力量弄得心慌意亂。或許，那也是個更有秩序的年代。這秩序既包括政治、經濟上的，也包括文化與道德上的。布爾加科夫的小說、安赫瑪托娃的詩，都是書店中的暢銷書。因為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無能為力，人們把精力都投入到精神世界中。對於卡琳娜父母這樣的工程師來說，這似乎是尤其好的安排。

普京意味著秩序再度恢復。卡琳娜的政治觀點或許不成熟，卻在俄羅斯廣為流行。九十年代的混亂再度印證了關於俄國人古老、頑固的看法——這個民族不適合自由，它渴望強有力的統治者。我還記得別爾嘉耶夫驚心動魄的論述：「俄羅斯民族不想成為男性建設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動的，在國家事務中是馴服的，它永遠期待著新郎、丈夫和統治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亞歷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新郎，但結合的後果常常不盡人意。即使此刻，在對普京的期待中，又蘊涵著多少的矛盾。在幾個月前一次民意調查中，普京與梅德韋傑夫總統的支持率雖達到了百分之八十二，但與此同時，百分之九十四的俄羅斯人認為自己對於政治沒有影響力，百分之六十八的人覺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只有百分之四的人感到財產是安全的。俄羅斯人似乎陷入這樣一種僵局：他們越是對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強有力的領導人，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就越是加劇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它像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循環，它甚至令人想起托爾斯泰在一個多世紀前更令人沮喪的判斷：他期望新的俄國人能打破這個「鐵環」。



二



尼基塔•帕甫洛維奇•索科洛夫可不相信什麼「歷史的陷阱」。在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刷成粉紅色的三層樓中，我遇到這位《環球》雜誌的副主編，一名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他語調急促、表情嚴峻，似乎急於澄清我對俄國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啊，俄羅斯多麼難於理解，外來者們總被表像迷惑，俄國人自己也常常糊塗。

對他來說，普京的十年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可與尼古拉一世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放在同一個序列。表面看來，這三個時代都曾顯得強大一時，國家力量迅速成長。尼古拉一世時代的俄國仍攜著戰勝拿破侖的榮耀，很多人覺得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制度在危險時沒有什麼用處，強有力指導一切的專制制度是保持民族偉大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三十年的時間裏，西歐甚至覺得尼古拉的專制代表著更好的制度。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蘇聯則一度咄咄逼人，嘲笑美國的衰落。但在國家內部，這兩個時代都是驚人的停滯，各種改革的傾向、自由思想的碰撞都消失了。尼古拉一世統治方式的問題在克裏米亞戰爭中表露無遺——原來俄國已經如此嚴重地落後於西歐。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導致了蘇聯體制的最終崩潰。索科洛夫相信普京在過去十年來的統治，是徹底的失敗，剛剛生長的自由市場、言論自由、非政府組織再度被壓制，俄羅斯社會必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這難道不是歷史的循環嗎？」我問他。俄國與中國一樣，遲遲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多權力中心的政治體制，如何培植市民空間與社會力量來制衡政權權力的壟斷。

「陷阱與循環這樣的描述太籠統、太模糊了」，他盯著我的眼睛說，「好像真的存在某種歷史定律，你逃不出他的控制。」而他列舉的三個時代，有著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特性。尼古拉斯一世的保守趨向，是對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浪潮的反應，他要保護沙皇的專制﹔ 勃列日涅夫是為了延續蘇聯官僚集體的生命，扼殺各種改革的傾向﹔普京試圖完成統治的私人化。

似乎沒有理由懷疑尼基塔的歷史判斷力。他聲稱八歲就意識到蘇聯制度的問題：他的科學家母親每天勤奮工作，卻不得不用一條細線把肥皂切成兩塊，一半留給自己，一半讓他帶到寄宿學校。他體驗過八十年代末的無比希望，也經歷過九十年代市場烏托邦的幻滅。他是個堅定的自由派，你也可以說他是個親西方派，他對於最近幾年重新泛起的「俄羅斯特殊論」深感不安。自從恰達耶夫在一八三六年發表《哲學書簡》以來，親西方派與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前者相信，唯有借助西歐觀念，俄羅斯才能最終走上變革之路﹔ 斯拉夫派則沈迷於俄羅斯的特殊性與神聖性，他們相信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精神與物質力量之間的鬥爭，而俄羅斯代表這種拯救人類的精神力量。這也是一場遮蔽真實動機的辯論，在文化、精神這些詞匯背後，是對政治形態的主張。因為不能直接攻擊沙皇專制，親西方派選擇了讚揚西歐洲，當斯拉夫派為俄羅斯傳統辯護時，他們也鞏固了現有的政治制度。

對於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一切太過熟悉了。多年來，我們不也正在「普世價值觀」與「中國特殊論」之間反覆搖擺嗎。我問了尼基塔很多問題：俄國知識分子的角色，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和西方的關係。它們關乎俄羅斯的過去與未來，也都指向了中國。

中國與俄國的歷史，像是兩條平行線。它們都有過強大的專制傳統，都對西方充滿了焦慮，都在一個落後的地區發動了共產主義革命，都經歷過重重調整，剛剛獲取的自由空氣總是不斷被專制力量吞噬。

但是中國從未蘊涵出俄羅斯式的反抗精神。在談到俄國的知識分子傳統時，沒有一個中國讀書人不發出的由衷的讚歎。兩年前當索爾仁尼琴逝世的消息的傳出後，我記得一個畫家在北京的七九八藝術區發出這樣的感慨「什麼時候，我們能產生出這樣的人物」。面對同樣的人類悲劇，他們產生了道德與知識上的巨人，而我們這裏卻什麼也沒產生。在另一本論述中國知識分子的書中，我則發現更為絕望的類比：當薩哈羅夫依靠談論核競賽、環境危機與世界和平時，被稱作「中國的薩哈羅夫」的方勵之則在呼籲提高教師待遇、改善學生的伙食。他們擁有一個比我們更遼闊、也更純粹的精神世界。

尼基塔不讚成我的溢美之詞，在他看來，整個蘇聯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是暗淡無光，他們大多對邪惡選擇了沈默與合作，除了那少數幾個傳奇人物，比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或是政治性更淡的約瑟夫•布羅茨基……但他們太少了。

許知遠 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