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邓野：破解民国政治逻辑
邓野：破解民国政治逻辑
他是邓小平的侄子，但却安贫乐道、埋首书山，精研国共关系史，“跟着事实走”，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于2003年初版，2004年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推荐图书”，2011年，邓野耗费9个月的时间修订此书，删繁就简、厘清头绪、提升学术水准，以一本40万字的大部头聚焦1944-1946年间的国共关系。
他创造性地打破了学界的旧有定式——即习惯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分界，将这段历史划分为战时的中日民族问题和战后的国共政治问题来考察。
在他看来，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一个相当完整的政治转型期，其间有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国共两个拥有各自武装力量的合作政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当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
吸引他研究、讲述这段历史的还有此间中国政治舞台的空前复杂，“这个历史时段里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有5种力量——国共美苏民盟，这段历史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么多重力量，我就是要把这个复杂性写出来。”
他“跟着事实走”，“用利益解剖政治”，“像写《红楼梦》一样，杂而不乱地交代背景、人物”，引领读者跋涉于历史的深水区，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段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呈现在读者面前。
他的同事雷颐评介此书时，赞叹“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邓野的父亲邓垦是邓小平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编辑。建国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野精研国共关系史，而这段历史与中共党史紧密勾连。
“一个红二代能写出怎样客观的国共政争？”该书再版时特邀李占芾先生(金雁《再望苏联解体20年：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编辑)为责任编辑，李坦言，自己此先并没有读过该书初版版本，拿到修订版书稿后，“说实话，刚开始读时，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咬牙苦读。读着读着，不但入了佳境，还不忍释手起来，细细回味，竟如饮醇醪，口有余香，禁不住猛然击节：也惟有邓野这样的红二代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
坚持下来做学问
如果不是出于对《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修订本)的珍爱，邓野先生恐怕也不会接受本刊专访，这是他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公开受访。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也是到现在为止惟一的一本书”，这位58岁的社科院研究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专业论文的写作上，“游走在史料之间，活在精神世界里”是他的日常状态，他习惯于四五个题目一起开工，家里资料摊得四处都是，“我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一会蹦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想到哪里了就跑过去写它几笔……”
因为思维不集中，经常走神，他到现在没敢学开车。见面前，问他的办公室房间号码，电话里他竟然答不上来。
很多人惊异于一个高干子弟竟能安贫乐道、埋首书山，他说自己其实也有过动摇。他用“坚持”来定义自己的治学历程，1980年，刚刚大学毕业他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了，“一千字8块钱”。1986年他的作品登上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学术刊物啊，稿费是一千字25块，编辑跟我讲，这可是《毛选》的稿费标准，中国最高的稿费，当时我非常高兴。”
1980年代末，他到日本做访问学者，“去的时候我是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工资是多少呢，97块人民币。”到了日本，“被震了”，“日本那个时候人均GDP大概是两万五千美金，差多少啊，一二百倍！按照中国的说法，我还是高干家庭出来的，见过些世面，可人家一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那么高，我们差太远了，冲击非常大。”
但他最终还是守在了书桌前，“因为有乐趣”。
“如果在品质上没有一个较大的全面提升，再版便是多余。”修订《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时，他全心投入，“很多天整夜不能睡觉，早上爬起来就干，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把自己都写兴奋了。”
还原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呈现历史事件的多重性，是邓野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
从1980年代至今，他用史料说话，让陈独秀、傅作义、阎锡山、顾维钧……从扁平、单一的历史形象中走了出来，呈现大历史格局下政治生态的波诡云谲、个人操守及命运的脆弱不定。
由于视角独到，论述精当，他的论文竟然也从圈内热到了圈外，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民国的政治逻辑》，洋洋洒洒50万字，照样受到读者追捧。
史观超越史实
相比于对史料的占有和发掘，他更看重对资料的联系、分析、深化。他写文章所用的材料都是公开发表、出版的，“在学术圈看来，这些材料都是非常一般的。我主要侧重论述，从一般的材料里提出不一般的问题，我的主要功夫花在这上面了。很多材料你孤立地看它不是个材料，但你把它跟别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就是个材料、是个问题了。”
他写文章有个特点，每章写完，都会作个小结，将核心内容高度浓缩精炼，“怎么把问题说得更透，把材料联系起来，归纳得更集中更有条理，碰到这种问题我会比较兴奋一点。复杂的东西我希望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说透。”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是，他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定要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
陈寅恪先生说，研究古人，应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句话深深影响邓野，“历史无所不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等，作为历史的研究者不可能什么都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或几个范围内研究，最基本的是你研究哪个领域就要懂这一行，成为内行。你研究政治，要懂政治，才能看出政治的意义在哪里。”
研究国共关系史，他需要剖析两党领袖人物的政治思维，理解他们的政治行为，“历史的研究者与研究的对象，无论生活环境、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情感，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在此条件下以己度人，难免发生偏差。”
邓野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与笔下的研究对象跨时空对话。
“燃料的问题大极了”
“‘文革’是我最好的老师。”他15岁时从武汉来到地处鄂西北的随州(当时还称随县)环潭镇，扛起锄头拿起镰刀当了将近两年农民。这段接地气的生活提供的精神力量滋养他至今，“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日子都没有在农村的日子苦”。在“文革”中他学会了观察社会观察人，加深了对人和政治的认识，而“研究历史无非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
省城少年初到乡下，背包里装着18世纪英国小说、鲁迅文集，听到样板戏中刁德一劝降沙奶奶，“我刁德一保你从此不缺米和柴……”
他心中生疑，“柴怎么能和米相提并论呢？”乡下生活展开之后，他才知道“燃料的问题大极了”，“队里的树是不能砍的，要跑到很远的野山里砍，砍了再挑回来，年纪小，砍柴没力气，挑也挑不了几根，经常缺柴烧。”
吃菜是另一大难题，种菜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知识青年们都不擅长，就着米饭吃米饭是常有的事儿。
他不愿意在回忆中放大这些苦难，在他看来，苦难的价值不在于回味，而在于观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都差不多，就看你能不能从中看出点什么东西，吸取点什么。”
伯父邓小平在“文革”中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他的境况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你采访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赞叹不已。
或许，43年前湖北随县环潭镇，那个站在老乡院子门口的少年能够给出答案：
他和几个武汉知青回了趟省城，回来后发现自己所住的农舍被人撬开了门，老乡把知青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光了。几个少年到处敲门，问是谁干的，没有一个人说，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就算是跟他们住一个院的关系很好的老乡，也不肯透露半个字。
“‘文革’是个反复的过程，翻来覆去，看到人的负面的东西太多。政治家们总爱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共产党这么说，国民党也这么说，吴伯雄到南京，题词是‘人民最大’。事实上也只有政治家这么说，科学家不会这么说的。比如马克思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马克思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
人物周刊：你是因为何种机缘与民国史研究结缘的？是自己兴趣所在，还是一些偶然因素？
邓野：我从前对古代史有兴趣。历史系的学生主要课程就是两个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从古到今。我自己从年轻到现在，有个比较好的习惯——自己给自己定目标，一段时间一定要完成什么，不断定目标。
在大学上古代史的时候，我给自己规定，课程结束时要写一篇关于古代史的论文。一般学生其实不要求写论文的，只有毕业的时候才要做一个毕业论文。
但我自己定目标，《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每门课结束，我都写。当时“五四以后”叫现代史，我也是自己规定要写一篇，写的是陈独秀，写完之后不久就要写毕业论文了，我想刚刚写完陈独秀比较熟悉一点，干脆就再写一个陈独秀吧，省得找材料费事。后来就写了《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作为毕业论文，这个写了以后，我干脆就转到现代史(研究)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你如何看待民国史，这段历史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吸引力，及挑战性？
邓野：现代史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党史研究，做党史有个环境始终解决不了，总是脱不开宣传的性质在里面。民国史在“文革”之后才独立出来，这方面研究自由一点，另外也没什么大家，因为几乎是个空白，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太知道，不像古代史，和老专家们差距太大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论文集《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序言中，你强调“政治”与“学术”的分野，强调自己“自踏入中华民国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至少在主观上始终按照学术的本质”治学，因此自己的作品大都具有“原创意义”。你的治学原则是如何形成的？从什么时候养成这样的自觉的？
邓野：一般人学习或者研究历史，都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先前多多少少总有些这方面的宣传或者教育。研究者也好，读者也好，很多人的思想在那个圈子里绕不出来。我写东西，不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只跟事实走，这样就比较容易突破。
从前大陆搞党史是党史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台湾学者一样，国民党材料怎么说就怎么写，大陆这边共产党资料怎么样则不管，各说各的。我的方法是跟着事实走，把国共两方面的东西对照起来，两方面的素材分量差不多，我尤其喜欢把一个相同的问题，国民党怎么看的，共产党又是怎么看的，放在一起，两相对照。
一般人写历史往往难以摆脱倾向性，倾向于一个人好的时候，对他不好的东西或多或少总是要淡化一点，规避一点；倾向于写不好的时候，对他好的东西也是淡化一点，避免一点。我是恰好相反，我要写一个人，你一般的好我懒得写，我要写你最好的部分，同样，你一般的坏我也懒得写，我要写你最坏的，我要把你最好的和最坏的摆在一起，一点也不回避。
人物周刊：《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中共与美国曾有过亲密互动、苏联在国共之间有双重利益需求、两党分别从意识形态敌人那里获取道义支持，以及美国为在中国移植美式民主所作的努力等等，这些细节带我们穿越历史的深水区，接近真相，既兴奋又感慨。
邓野：1944-1946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有5种力量——国共美苏民盟，这段历史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么多重力量。赫尔利之前美国没有插手国共，马歇尔走了之后美国就退出去了。苏军也是这一段进来，然后走了。同样，民盟也是这一段起来，以后被解散了。我就是要把这个复杂关系写出来。
从前很多人不会这么看问题，简单地认为共产党就是跟苏联一起的，国民党就是靠美国的。政治有非常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主要就是利益，而利益则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局部性的利益，它不像总体的战略性利益那样比较稳定，局部性的利益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有时候大的战略上不能建立利益关系，但是小的局部上可以建立利益关系。着眼于利益，跟着利益来研究，就可以把政治看得更清楚。
人物周刊：《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是民国史研究，也是共产党、国民党的两党党史研究，你在写作中用史实说话，摒弃了一些党史研究者惯有的立场先行。从1980年代到现在，从你的亲身经历来看，你认为历史研究的话语空间有怎样的变化？你自己会因为语境的局限而自我审查，给自己限定边界吗？
邓野：随着时间推移，环境一点一点在松动，这本书2003年第一次出版时，我写到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张治中举办一个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同时欢迎江青到重庆，江青发言时就讲了几句废话，“我到重庆是来拔牙的，牙拔完了，马上就要回去。”
审稿的时候就给我删了，说很敏感，编辑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万一上边要追究起来要惹麻烦什么的。这次再版我又把它写进来，同一句话，当时还觉得敏感，现在完全没什么。
这本书里还有些东西没有说透，比如说四平决战，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没有说透，也许再过些年，可以把它说透。
人物周刊：不少读者看完这本书，感到很悲伤，武力决定民主的形式，决定民主的实现，这是“民国的政治逻辑”，想听听你考察这段历史时期的个人感受。
邓野：(笑)我们搞历史的只往后看，不往前看。我只管把这个历史写出来，至于产生什么作用，我不管。
(实习记者乔芊、张森亦有贡献)
作者:徐梅，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