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谌旭彬: 暴民论、国民素质论可以休矣
“暴民论”、“国民素质论”可以休矣
岁末年终，下面这段文字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
“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因为作者知名度的缘故，这段文字在“知识分子”当中，收获了大量的反响，赞成者很多，批评者也不少。
但对笔者这样一个历史频道编辑而言，面对这样的文字，唯一的感受，其实是失望。失望的原因，倒不是作者在反对革命，而是其反对革命的理由——“国民素质论”和“暴民论”——并没有史实支撑。
当然，作者其实也举例了史实——“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这个描述并没有史实错误，但问题在于：这次革命之所以没有带来民主，并不是“国民素质太低”，也不是“暴民”坏事——在作者的逻辑里，这部分素质太低的国民、这部分坏事的暴民，指的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当年也有这样一个群体。
编辑想要指正的是：这场革命之所以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并不是底层贫民、愚民们的选择，而恰恰是当年的“知识分子”们的选择——换言之，如果一定要将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国民素质论”挂上钩的话，那么这个“素质”，指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们”的素质，而不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这些人的素质。
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容编辑再引用一段文字：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大革命时期亦将其注意力开始投向工人和农民阶层。不过，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刊登一封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明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当时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两不搭界。启蒙者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臆想中的被启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启蒙者浑然不觉。当时《向导》并非免费赠阅，每份定价6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但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革命者在宣传其革命理论时，是否考虑过其宣传对象的接受能力呢？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军阀’等洋名词了。”（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这里谈的，是1924-1927年的“大革命”的情形。这场“大革命”，现在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其基本结论是：除了北伐战争尚能由国民党基本主导之外，中下层的社会动员工作，主要是由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包办。此一期间，中共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向导》，却被它的读者指责为“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
《向导》为什么这么做呢？刊物的编辑回复道：
“《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
王奇生教授对此解读得很清楚：
《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
意思很明白，“大革命”的宣传，从来没有进入到底层民众当中去。暴力的“土地革命”、暴力的“消灭资产阶级”等等革命理念，一直仅限于在“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中传播。
当然，会有读者产生疑问：既然如此，“大革命”期间的“暴力土地革命”、“暴力消灭资产阶级”，又是如何贯彻到底层的呢？这个问题，现在已逐渐有许多史料披露，比如将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组织起来充当先锋，这一类史料也被许多读者津津乐道，觉得这就是“暴力土地革命”得以贯彻到最基层的终极解释。但其实这种理解是相当偏颇的，它没有看到上层的“暴力土地革命”理论与底层的“暴力土地革命”实践之间真正的贯通的桥梁，那就是：大量的城乡中小“知识分子”。仍以《向导》为例：
“据当时担任《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象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今朝才认识我所应该走的路———重新登记加入国民革命……我有时虽在读小说、诗歌、文艺一类书之外，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向导》和《中国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做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从《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来看，其影响面显已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时《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5万之数是否属实，尚待考证。至少此前的3万之数当属可信，因为这是内部报告的数字。当时《向导》的发行是有价销售，3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
由革命党组织生产、掌控革命理论，然后将其推销给“中、小知识青年”，再以这些“中、小知识青年”为媒介，将其革命理论，在底层民众当中化为实践，这是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激进革命的通用操作模式。底层民众——“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实际上一直在革命大潮中处于被动（甚至于反抗革命，比如延安时期，尽管革命话语在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极有市场，延安底层百姓仍然不买账，对革命党的物质索求，发出了咒怨。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在延安“挨骂”的史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6527581.html）
也就是说，作者所谓的——“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并不符合史实。第一，在整个1920-1940年代的革命当中，文艺青年们盯着的，从来都不是革命领袖，而是革命理论，他们并不在乎革命领袖是谁，他们受到的是革命理论的召唤；第二，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文艺青年，在19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从内心深处，树立起了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当然也有离开的，是少数）’第三，革命人群带构成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由“革命人群”中的“知识分子”们完成的，这些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后期清醒地意识到，单靠革命理论，是无法把底层民众吸引到“革命人群”中来的，结果，自然是选择用“钱”，也就是“掠夺式的均富”来吸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底层民众，仍然是一个“被动的革命者”。
换言之，不是底层民众主动选择了“掠夺式的均富”的革命模式，而是自1920年代以来，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受其革命理论的指引，将底层民众引上了这样一条“掠夺式的均富”的革命道路——而且，作者所谓“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这句话的描述，在史实层面，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将这个“我们爷辈”限定为“革命者”的话，编辑承认这句话有道理，但如果作者潜意识里将“我们爷辈”视作全体国人，尤其是将“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也包括进来的话，我想，这话问题是很严重的。诚然，1920年代的革命，发展到1940年代，确实出现了“掠夺式的均富”，但这种“掠夺式的均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换取了底层民众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革命者对底层民众的掠夺，并不比其给予的“掠夺式的均富”来得少；而且，底层民众因被赠予“掠夺式的均富”而给予革命党的支持，并不见得比其因革命党的掠夺而对革命党的反抗来得少，这个问题，王海光教授在其《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中，已阐释得相当明白——底层民众没有因为被赠予“掠夺式的均富”的机会而变成“暴民”；反而因为革命党的征敛掠夺而扛枪上山作了土匪。
这些史实背后的复杂程度，完全没有遵循作者文章里那些想当然的逻辑。
关于“掠夺式的均富”，编辑还想要强调另一个问题——黄道炫先生的新著《中央苏区的革命》（社科文献出版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1930年代江西苏区的史实。这些史实让我们看到：在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其中枢及中层架构部分一直都是由知识分子掌控）启动了“掠夺式的均富”之后，底层民众没有获益，反而成了受害者；底层民众不是“掠夺式的均富”的热衷者，反而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中枢，在竭力推行这一政策——当然，当因这一政策的竭泽而渔，苏区经济枯竭化之后，底层民众进入丛林状态，一切都变了。但这变化的因果关系，我们是要讲明白的。
作者在文章中还举了白莲教、太平天国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其实不足以证实作者的“国民素质论”和“暴民论”——因为白莲教也罢，太平天国也罢，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自由”、“民主”的要求，前者是秘密组织，后者是误入歧途的吃饭抗争，仅此而已。
今人大多都接受这样一个认识：中层社会一个现代国家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个关键性，不但体现在维系社会稳定，维系社会公正、维系社会自由，维系社会民主等诸方面，而且也关系到社会改良是否能够平稳进行，以及其成功与否。上述观点，想必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但编辑要提醒的是：从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史实来观察，“中层社会”，尤其是“中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素质的高低、对革命理想的认知、对革命手段的认知、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认知，同样决定着一场革命，最终能结什么样的果实——作者也说“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但作者认为之所以不保证带来民主，缘自底层民众会在革命过程中向“暴民”转化；但史实是，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之所以不能带来民主，知识分子所信仰革命理论、所建构的革命模式，才是根本原因——除非作者认为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是唯一的革命模式。
换句话说：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种种苦果，与其说是底层“暴民”们所酿造，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误入歧途所致。今时今日，却出现诸多“知识分子”竭力谴责“暴民”，津津乐道“告别革命”的诡异现象，这只能说：1、当代“知识分子”急于和当年的知识分子做割裂，推卸历史责任；2、长期的历史遮蔽，导致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年革命的来龙去脉，缺乏一个明晰的认知；3、“知识分子”一知半解急于发言的传统仍然健在。
“暴民论”、“国民素质论”可以休矣。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言论领袖”们，还是回家多读点书吧。
岁末年终，下面这段文字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
“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因为作者知名度的缘故，这段文字在“知识分子”当中，收获了大量的反响，赞成者很多，批评者也不少。
但对笔者这样一个历史频道编辑而言，面对这样的文字，唯一的感受，其实是失望。失望的原因，倒不是作者在反对革命，而是其反对革命的理由——“国民素质论”和“暴民论”——并没有史实支撑。
当然，作者其实也举例了史实——“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这个描述并没有史实错误，但问题在于：这次革命之所以没有带来民主，并不是“国民素质太低”，也不是“暴民”坏事——在作者的逻辑里，这部分素质太低的国民、这部分坏事的暴民，指的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当年也有这样一个群体。
编辑想要指正的是：这场革命之所以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并不是底层贫民、愚民们的选择，而恰恰是当年的“知识分子”们的选择——换言之，如果一定要将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国民素质论”挂上钩的话，那么这个“素质”，指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们”的素质，而不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这些人的素质。
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容编辑再引用一段文字：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大革命时期亦将其注意力开始投向工人和农民阶层。不过，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刊登一封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明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当时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两不搭界。启蒙者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臆想中的被启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启蒙者浑然不觉。当时《向导》并非免费赠阅，每份定价6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但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革命者在宣传其革命理论时，是否考虑过其宣传对象的接受能力呢？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军阀’等洋名词了。”（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这里谈的，是1924-1927年的“大革命”的情形。这场“大革命”，现在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其基本结论是：除了北伐战争尚能由国民党基本主导之外，中下层的社会动员工作，主要是由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包办。此一期间，中共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向导》，却被它的读者指责为“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
《向导》为什么这么做呢？刊物的编辑回复道：
“《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
王奇生教授对此解读得很清楚：
《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
意思很明白，“大革命”的宣传，从来没有进入到底层民众当中去。暴力的“土地革命”、暴力的“消灭资产阶级”等等革命理念，一直仅限于在“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中传播。
当然，会有读者产生疑问：既然如此，“大革命”期间的“暴力土地革命”、“暴力消灭资产阶级”，又是如何贯彻到底层的呢？这个问题，现在已逐渐有许多史料披露，比如将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组织起来充当先锋，这一类史料也被许多读者津津乐道，觉得这就是“暴力土地革命”得以贯彻到最基层的终极解释。但其实这种理解是相当偏颇的，它没有看到上层的“暴力土地革命”理论与底层的“暴力土地革命”实践之间真正的贯通的桥梁，那就是：大量的城乡中小“知识分子”。仍以《向导》为例：
“据当时担任《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象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今朝才认识我所应该走的路———重新登记加入国民革命……我有时虽在读小说、诗歌、文艺一类书之外，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向导》和《中国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做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从《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来看，其影响面显已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时《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5万之数是否属实，尚待考证。至少此前的3万之数当属可信，因为这是内部报告的数字。当时《向导》的发行是有价销售，3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
由革命党组织生产、掌控革命理论，然后将其推销给“中、小知识青年”，再以这些“中、小知识青年”为媒介，将其革命理论，在底层民众当中化为实践，这是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激进革命的通用操作模式。底层民众——“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实际上一直在革命大潮中处于被动（甚至于反抗革命，比如延安时期，尽管革命话语在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极有市场，延安底层百姓仍然不买账，对革命党的物质索求，发出了咒怨。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在延安“挨骂”的史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6527581.html）
也就是说，作者所谓的——“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并不符合史实。第一，在整个1920-1940年代的革命当中，文艺青年们盯着的，从来都不是革命领袖，而是革命理论，他们并不在乎革命领袖是谁，他们受到的是革命理论的召唤；第二，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文艺青年，在19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从内心深处，树立起了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当然也有离开的，是少数）’第三，革命人群带构成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由“革命人群”中的“知识分子”们完成的，这些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后期清醒地意识到，单靠革命理论，是无法把底层民众吸引到“革命人群”中来的，结果，自然是选择用“钱”，也就是“掠夺式的均富”来吸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底层民众，仍然是一个“被动的革命者”。
换言之，不是底层民众主动选择了“掠夺式的均富”的革命模式，而是自1920年代以来，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受其革命理论的指引，将底层民众引上了这样一条“掠夺式的均富”的革命道路——而且，作者所谓“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这句话的描述，在史实层面，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将这个“我们爷辈”限定为“革命者”的话，编辑承认这句话有道理，但如果作者潜意识里将“我们爷辈”视作全体国人，尤其是将“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也包括进来的话，我想，这话问题是很严重的。诚然，1920年代的革命，发展到1940年代，确实出现了“掠夺式的均富”，但这种“掠夺式的均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换取了底层民众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革命者对底层民众的掠夺，并不比其给予的“掠夺式的均富”来得少；而且，底层民众因被赠予“掠夺式的均富”而给予革命党的支持，并不见得比其因革命党的掠夺而对革命党的反抗来得少，这个问题，王海光教授在其《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中，已阐释得相当明白——底层民众没有因为被赠予“掠夺式的均富”的机会而变成“暴民”；反而因为革命党的征敛掠夺而扛枪上山作了土匪。
这些史实背后的复杂程度，完全没有遵循作者文章里那些想当然的逻辑。
关于“掠夺式的均富”，编辑还想要强调另一个问题——黄道炫先生的新著《中央苏区的革命》（社科文献出版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1930年代江西苏区的史实。这些史实让我们看到：在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其中枢及中层架构部分一直都是由知识分子掌控）启动了“掠夺式的均富”之后，底层民众没有获益，反而成了受害者；底层民众不是“掠夺式的均富”的热衷者，反而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中枢，在竭力推行这一政策——当然，当因这一政策的竭泽而渔，苏区经济枯竭化之后，底层民众进入丛林状态，一切都变了。但这变化的因果关系，我们是要讲明白的。
作者在文章中还举了白莲教、太平天国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其实不足以证实作者的“国民素质论”和“暴民论”——因为白莲教也罢，太平天国也罢，都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自由”、“民主”的要求，前者是秘密组织，后者是误入歧途的吃饭抗争，仅此而已。
今人大多都接受这样一个认识：中层社会一个现代国家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个关键性，不但体现在维系社会稳定，维系社会公正、维系社会自由，维系社会民主等诸方面，而且也关系到社会改良是否能够平稳进行，以及其成功与否。上述观点，想必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但编辑要提醒的是：从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史实来观察，“中层社会”，尤其是“中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素质的高低、对革命理想的认知、对革命手段的认知、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认知，同样决定着一场革命，最终能结什么样的果实——作者也说“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但作者认为之所以不保证带来民主，缘自底层民众会在革命过程中向“暴民”转化；但史实是，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之所以不能带来民主，知识分子所信仰革命理论、所建构的革命模式，才是根本原因——除非作者认为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是唯一的革命模式。
换句话说：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种种苦果，与其说是底层“暴民”们所酿造，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误入歧途所致。今时今日，却出现诸多“知识分子”竭力谴责“暴民”，津津乐道“告别革命”的诡异现象，这只能说：1、当代“知识分子”急于和当年的知识分子做割裂，推卸历史责任；2、长期的历史遮蔽，导致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年革命的来龙去脉，缺乏一个明晰的认知；3、“知识分子”一知半解急于发言的传统仍然健在。
“暴民论”、“国民素质论”可以休矣。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言论领袖”们，还是回家多读点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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