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漳洹犹觉浅——历史深处的袁世凯

漳洹犹觉浅——历史深处的袁世凯

　（本文为李洁：《文武北洋 枭雄篇》第一章：漳洹犹觉浅——站在袁世凯遗址上的畅想）

安阳

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阳一游，因为每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有两处古迹在幽幽地诱着我，一曰举世闻名的殷墟，一曰并不广为人知的袁林。




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的标准像

殷墟，就是殷之废墟。殷代也就是商代，从一个叫盘庚的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奄”往西迁到了“殷”之后，“商”才结束了不断搬迁的历史，余下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就再也没挪过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国史册上，“盘庚迁殷”是个重要的历史词条。“奄”，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阳，一个楔入河北、山东两省之间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这座曾经比曲阜阔多了的一代名都，如此却只能靠城边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过去了，“殷”当时是怎样的繁华，今天的人是无从想象了，倒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有位叫王懿荣的山东福山籍（今烟台市福山区）京官破译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背上的奇形怪状的符号，并命之为“甲骨文”之后，那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贱卖了的“中药材”，而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殷墟也因之成了整个世界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处驿站。

作为一个识字的炎黄子孙，当然想去安阳看看殷墟。

但是，盘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而且，那些弯弯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实在不好读！这个担忧，到了安阳后立时就得到了印证——尽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馆是一流的馆，内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毕竟太古、太雅、太玄！伏在一方方玻璃柜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隔现实太远的东西让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汉书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长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到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了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晋代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豫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新建陆军（简称“新军”）的军威。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军演”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非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群众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最高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与从政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写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的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可又惜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像毛泽东那样能于残酷的阶级厮杀中吟着优雅诗文、推敲豪放意境时不忘党内斗争的国家元首，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扯远了，再说安阳。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

此时，己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结合部，一大片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才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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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袁世凯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形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没有，难怪人在其间就餐如坐春风。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这样别开生面地开始了。


袁林

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觅时代巨子的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历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

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从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始皇帝开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正是一个秉国者的最好时候。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一些旅游收入。

袁林能保存至今，完全缘于毛泽东的一句话。1952年11月1日那天，当家作主刚三年的毛泽东视察黄河沿岸。路经安阳时，河南地方大员安排主席先看殷墟，再看袁林。看过之后，地方官员赶紧说：袁林是要平掉的。不料，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平嘛，还要保护好，留作反面教材”。

正是这一言九鼎的“最高指示”，才使近代最大的反动封建军阀头子的陵寝得以保存下来。

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

是啊，“袁项城”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的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故里？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

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地方，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野史称，光绪皇帝在被囚禁以后，曾“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毛泽东不知道，河南的干部们也语焉不详。

只有袁世凯的后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桢，字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道出前因后果：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

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原来如此！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亦即生父之妾，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别看你已官至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正妻所生（所谓“嫡出”）的大哥还很坚持原则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来，这个人还有点儿骨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场后，竟会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同僚们背后讥笑过：老袁不惜屈尊与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们交往，除了按惯例晋见前给御前太监们的袖里塞钱不说，他见了大总管李连英时居然单腿下跪！这破了规矩的大礼虽让同僚们笑冷了齿，但却挺管用。

有人记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凯入宫奏对。袁提前问计于李连英，称自己有一事想禀报，但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李公公说：看“老佛爷”脸色行事呗！但“老佛爷”乃“天颜”，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观“天”？于是，李公公又授意袁大人：你老哥伏在地上汇报工作时，不就在我脚下嘛，只看我的双脚可也——双脚分立则暗示主子心情不错，有话快说；双脚合起则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请免开尊口。老袁唯唯喏喏。

你看，匍匐在领导脚下、阉人跟前的袁世凯哪有什么骨气？专制体制下的官场，实在是销蚀脾气、摧残个性的泥淖。

喏，又扯远了，话题还回到安阳吧——老袁因兄弟之阋而拒回家乡，安阳因老袁在此而声威显扬。

一进景点的门，就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古陵里所特有的一些建筑，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带桥。只是，袁墓的规模比隆然于华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寝小多了。毕竟不是君权时期了。

比比漫长的君权时代，北洋时代终究是进步一大截子了！历史的长河如同袁林门前的这条洹河，总在或疾或缓地向前流淌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历过“文革”洪水洗劫后的袁林。

高大的石牌楼只剩了石梁石柱的骨架，应有的门扇全不见了，虽说每根石柱上都覆着一层水泥，但斑驳破损处总是露出荒唐年代的破绽——每根柱上都有用黄色油漆喷涂着的“文革”的口号。神道两边的石像也不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

“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浩劫之痕，又哪是水泥所能弥盖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神道之北是锁起来了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赑屃托起的巨大碑石，碑文为其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像那个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的谥号，就是长得让人读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若不加上顿号断句念，非把人憋死不可。

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主席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牌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革”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朱女士告诉我说：“文革”时，当地的“红卫兵”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在空荡荡的享堂里值守的一位中年的管理员则告诉我：当时要是照死里弄，还能挖不开？只因为有个人忽然想起“最高指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说过，要留作反面教材。正累得精疲力竭的学生们这才顺坡下驴鸣金收兵。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土著”红小将们的“革命干劲”又不甚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至今未散！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超二年六月望告成

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6月份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百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8月24日就先将那个“阴沉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呆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西苑（即中南海）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总统府右边的大街），使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

　　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用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西洋式的逼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每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他大袁四岁，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后，又是奉命办新军的袁世凯奏请徐翰林来当自己的“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即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才走运于官场，从袁氏的头号军师起步，官至东三省首任总督、邮传部尚书、协理大臣，授太傅太保。因其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

　　精明的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非帝王，称“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敛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链栏杆只为界定范围，却不是为遮挡人们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奠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


皇帝梦

　　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被时人推崇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近百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的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者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始皇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鬟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导，而自家看到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很大的中文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时常读之，借以了解社情民意。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拥戴他当皇帝的好消息一篇接一篇，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娘的大儿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且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替他惋惜，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他的老友、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呆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偏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杨度等筹安会的帝制干将。

　　还有人说，老袁还曾于昏迷中嗫嚅：“杨度害我……”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河南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在场的袁克定、段祺瑞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老袁：“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喘息着，吐出了两个字：“约法”。

　　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就在袁氏尸骨未寒时，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元首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翌日，总统府发布了死者的遗嘱：

　　《先大总统遗令》

　　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

　　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

　　正所谓“头头是道”也！可怜的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袁氏，再也没有机会展示其过人的政治才干矣！

　　袁世凯至死没弄明白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称帝”大蠢事，实在怨不得“那几个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几十载了，难道不知道别的支的梯子不能冒然爬？是你自己灵魂深处爆发皇帝梦了，想尽享个人崇拜了，想独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头路上跨了一步。这一步，就让自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想想就知道了，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满脑子封建意识且个性极强的人来说，他怎么会喜欢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对政客们的攻讦与议员们的掣肘，他实在腻了！

　　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表示过这种茫然：总统、总理、总长（部长），都是“总”，到底谁说了算？

　　当过大总统府军事谘议官的王镜芙老先生回忆过：

　　袁常对人说：“我愿意采取美国的总统制，不愿意采取法国的总理制。”

　　当年接替被逐出京城的他出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更曾精辟地大发牢骚：

　　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瞧着往后大乱的吧！

　　这话太中听了！

　　民国以降,政团林立,党祸连绵；政客奔突，党人肆虐。尤其孙文、黄兴的国民党，一党独大，民国二年(1913年)2月初,参、众两院开会时，国民党籍议员多达392席，民主、统一、共和各党及无党派人士加起来才获480席；由60位参、政两院议员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民党占了33席！如是，该党便足以操纵国会，阳倡责任内阁，阴谋一党专政。更有甚者，袁派往国会说明起草宪法意见的四位代表，竟被国民党议员们轰出会场！难怪冯国璋等各地都督、民政长（省长）纷纷通电中央，要求取消国会、“搜捕乱党”。因国民党籍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公开通电反对中央政府向五国银行贷款，他下令免了三人的职。孙文却利用时机发起“赣宁之役”（即革命党所称的“二次革命”），由被免的赣督李烈钧率先称兵发难，一时间，南方革命党控制的数省纷纷响应。好在此次“革命”不得人心，仅一个多月即被冯国璋所辖的政府军扑灭，孙、黄与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国民党要人成了政府通缉的要犯，纷纷避往日本。老袁因祸得福，随着北洋军进占南方各省，其威势空前，使中华民国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政令统一，并一举当选首任民国大总统（之前与孙文都是临时大总统）。“共和就是不和，民主就是无主”——梁总长所言极是（梁敦彦时任交通总长）！

　　再是舆论，不仅随口指责政府，甚至对堂堂大总统肆意进行人身攻击——有报纸公然刊登了一组题为《老猿百态》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着一只猴子举起写有“专制”两字的大刀横跨于北京城头，题曰“刀大杀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最高领导人，实是恶毒之极！若在前清，岂不要判你个满门抄斩？让你言论自由，也不让你这么自由啊！

　　满口河南乡音、一直习惯用衣袖擦鼻涕的庄户老汉一样纯朴的袁大总统，终于战胜不了自己的中国农民的天大愿望——自主天下事。内心一直涌动着这种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势在必然了。

　　看看他进入民国后的足迹，一步步都是往独裁的道上走。

　　孙文在南方起兵“叛国”之时，他未把孙氏及少数追随者与坚持走议会道路的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剥离开来，反倒下令取缔了国民党，收缴了该党籍议员的证书，导致国会瘫痪，不得不搭建了个不伦不类的“政治会议”以代替之。结果，使国家立法机构成了“本大总统”的谘议部门；后来，又觉内阁掣肘，干脆把国务院取消，降为总统府里的政事堂，内阁总理沦为国务卿（不同于当今所称美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各部悉成“公府”里的办事处；最后，索性授意由新国会修改总统任期，从五年延长到十年，且可以连任——那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花白胡子老头儿，再干几届，不就等于终身制了嘛！

　　本还有能力为中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上首任民选大总统，就因一个皇帝梦，终于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绝境。

　　袁世凯因称帝而成为全民族的罪人。前云南都督蔡锷将军称病离京潜回滇省首举义旗誓师“讨贼”，西南各省立时群起响应。“护国战争”成了比“二次革命”更得人心的正义之战。

　　京城的军政要员也无不怨恨老袁，因为帝制一恢复，这些从青年学生时代即投身于推翻满清的半生努力就全废了。

　　刚搬出中南海不久的副总统黎元洪竟然杜门谢客，即使面对他派去的说客，也一如既往地当起了“黎菩萨”——此公在鄂省当新军协统时即有此绰号，面慈心善，面对敏感话题每每一言不发。

　　被从青岛租界力请回京的国务卿徐世昌，居然也以不吱声来表示内心的不满，后来坚决辞职回到原籍河南做起了隐士。

　　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军首领、陆军总长段祺瑞，更是急脾气一个，当即拉长了脸兼气歪了鼻子——此人一激动鼻子就向一侧微倾，他很无礼地回禀大总统兼干岳父说：这阵子风湿病犯了，穿不上鞋了。老袁一怒，正色道：芝泉！我看你气色不好，去西山养病吧！段氏这一去，就再怎么“召”也不来“见”了！

　　派去南方弹压国民党反叛的江苏督军冯国璋，不光按兵不动，反倒联络各地督军来了一篇要求取消帝制、惩办杨度等祸首的通电！

　　他最信任的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同麟）则私下里对人说：项城既受清廷诏旨建立共和，又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大总统，就应恪遵朝旨，顺天应人。

　　还可恼的是东交民巷里的外交使团，竟也对中国恢复帝制不表示赞同，本身就是君主立宪国体的日本国的公使，甚至称现时不认为中国恢复帝制时机适宜！

　　他四面楚歌，他万般无奈，他穷途末路。他只好在宣布实行帝制仅八十三天之后——民国十五年（1916年）3月22日，通电全国：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

　　为时晚矣！各路人马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退出大总统位子来不可！皇帝没当成，总统竟也保不住了，这一下，袁世凯绝望了！此时，死对他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此之前还算是英雄的袁世凯，由是成了“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乱世奸雄”。这些头衔人们让他一直戴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戴下去，诚所谓“骨朽人间骂未销”。

　　历朝中国多少雄杰，为圆一个皇帝梦，成了令后世冷齿的跳梁小丑！

　　侧身西望长咨嗟：皇帝梦，做不得！


高丽

　　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当兵了。你看，袁世凯“参加工作”的动机称得上是高尚嘛！

　　吴将军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已故的结拜兄弟的不争气的嗣子（乡间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入伍后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吴将军的总文案、南通人张謇大发牢骚，而正是这一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司令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麾下的营务处帮办，即营务处的副职，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那时的朝鲜，与越南、缅甸、暹罗等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有关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欲照章将其处以极刑。他刚入朝鲜时，曾下令一次斩首七个清军兵勇，因为这些人在“属邦”掳掠百姓有辱我中央帝国的声誉。吴长庆知小袁治军严厉且执法如山，便亲至袁处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书籍，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阵前？日后回中国，袁世凯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四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北洋陆军，靠的正是这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

　　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倭寇屡于黄海兴风作浪。李鸿章为防辽东半岛遭日本人染指，命吴长庆率三营人马回国驻防，余下三营由提督吴兆有统领，袁世凯则升为会办，即三把手。在吴与袁之间，尚有总办张光前。

　　彼时，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日本人拼命培植反华势力，觊觎取清国而代之。为维护祖国利益，年轻的袁世凯不得不费尽心思地与日本驻韩使节周旋。从现存的一幅袁氏赠日使的书法上，即可看出其一片苦心。可想而知，面对这样一帧超凡脱俗的墨宝，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人是无法不叹服的。

　　然而，私谊无法取代国家利益。在日本人的唆使下，韩国的亲日派欲发动政变，推翻拥戴中央帝国的政权。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三位中国驻军最高长官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不言而喻，此为鸿门宴。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这一次是不是韩国人利用宴席搞政变的发轫之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有好几位韩国总统是在吃饭时被部下刺杀从而使江山易主的）。吴、张二位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一把手枪，带上两个亲兵，提前一小时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等酒席开始不久，他又突然借故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朴泳孝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阴谋终于落空。两天后，朴泳孝等贼心不死，又宴请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各国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请，可见东道主用心之险恶）。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并有武装叛乱分子冲入王宫！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令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日本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好一个袁世凯，亲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宫中，救出被围困的国王李熙，将其置于我方保护之下，一举挫败了政变的阴谋。

　　甲午年正月里送春联（“新正”即正月）。，到当年七月，清日两国就在黄海开战了。袁将军“和重金兰”的心血化为硝烟随风飘散矣！这副字、辞俱佳的书法作品，如真是中州（河南）袁氏亲书，则袁氏的文采确实令人啧啧传奇！袁世凯在韩国的经历，若编成戏文传唱下来，岂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年不保，“卖国贼”的腐恶名声早就熏臭了其整个人生，谁还会记得其早年的壮举？ 袁世凯凭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维护了该国的国政，受到国王的信赖与多数大臣的拥戴，该国的内政外交，一时悉尊袁意。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为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是年，袁氏仅二十五岁。

　　小袁在两次政变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领导吴长庆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鲜事务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袁氏请功：

　　（袁氏）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朝廷果然为袁世凯晋级，授其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清制，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红顶子上加戴雄孔雀尾毛。一直耻于没有学历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虚弱的清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袁世凯奉命回国后，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颇值一提的是，当年，正是袁的叔父袁保恒最早上疏皇帝将台湾建省的，袁少时曾被叔父带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然知道台湾建省与自家的某种关系。

　　但朝中惟一了解世界大势的李鸿章，正遭受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忌恨和那班“清流党”言官的无妄指责，哪有心思把属下一个武官的大胆倡言转奏朝廷？而且，南陲的法国（时占据印度支那），北疆的俄国，正在纠缠我中华的领土，朝廷也实无精力三面应付。所以，朝鲜没像新疆、台湾一样建省，这便留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德高望重的李鸿章乃满清王朝里地位至崇的汉臣，因有最高一级的太子太傅和文华殿大学士头衔而被称为李傅相、李中堂。清朝不设相位，大学士即相当于前朝的宰相。李相国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上中央帝国驻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稍解忧烦外，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以示羞辱中央帝国！

　　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捱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1894年7月17日）那天，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大臣，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

　　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国惨败，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凡有血性之国人，莫不痛感耻辱。在藩属国受够了日本气的袁氏岂能例外？于是，就有了他痛定思痛后写下的关于新建陆军的报告。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尊俎折冲，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十九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根据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精兵十万。朝廷诏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谁都知道，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不可依恃！八旗军、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交锋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也渐显疲态，惟李鸿章带起的淮军尚可指望，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则国将不保矣！

　　于是，李鸿章派淮军大员、时以广西按察使衔在天津“督粮台”（后勤部长）的胡燏棻，招募了近千名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津南马厂（地名）建置，后因马厂地方局促，遂移师交通便利的新农镇，借淮军废弃的旧兵营操练起来——因该镇有天津至大沽口铁路上的火车站，是个小站，后新军官兵便以“小站”代称新农镇。久而久之，“小站”竟出了大名儿，成了袁世凯及手下若干人走向军事政治巅峰的大站！

　　稍后，张之洞则在南京编成2800人共13营的“江南自强军”。

　　不过，为时太晚！等是年岁末，两支新建部队刚组建好，战争胜负已经分晓。

　　战争结束后，为救亡图存，朝廷匆匆设立了督办军务处。此“处”级别极高，由位尊望重的恭亲王奕?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组成，唯独长期“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第一汉臣李鸿章因战败而被排除在外。光绪帝授予了该“处”最大的军事干部调动权——“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就是在此时，从奉天凤城的前敌营务处回到天津的袁世凯，给朝中排位第一的汉族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信：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真够放肆！他指责的不是战争期间军事部署的失当，而是现行体制的落后！问责体制，说到底，不就在指责朝廷嘛！在一个处处讲究规矩的中国官场，这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

　　话锋一转，他写到了具体的建议：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有病乱求医的朝廷读到了这个披肝沥胆且卓有见识的“药方”后，马上将袁氏调入军务处，职与称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即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军务处工作。前一项是实职，后一项是没有编制的临时性质的岗位。有清一朝，特别是非常时期，常以这种虚实结合的人事政策来解决一些干部的待遇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胡燏棻也是如此。后来，袁氏还曾任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都是为解决省部级待遇问题，其本人一直在小站督练新军。此乃后话也。

　　进入军务处以后，袁氏便有了向更高层进言的机会。国家危机让这位有“非唯知兵，且谙外交”名声的三十六岁的政治明星走出直隶，也走出李鸿章的阴影，进入中央。

　　一边是编练新军的进展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被闲置在军务处。所以，在皇上颁诏要封疆大吏广荐人才之际，几位重量级的总督，不约而同地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

　　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捷了当：

　　（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

　　在朝中重臣与外省疆吏的共同举荐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将领，并命军务处五大臣责成他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

　　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袁氏建军思想可概括为：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按外国军队编制、装备与规章制度，新建一支陆军。

　　五大臣随后上疏皇上：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于是，袁世凯奉旨离京，去了天津郊外七十华里的新农镇，接任了定武军。他的前任“胡司令”，则转任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手胡某留下的三千七百余人，又新募得两千五百余人，聘来众多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重建了这支新军。发愤图强的袁司令，就以这七千人的新式军队为基础，练成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这些人对袁氏的崇拜和拥戴，多年未曾改变，即使在袁被迫下野后。以致当时都有过一句对袁十分不利的流言，曰：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袁曾被皇上授予太子少保的头衔，故官场人称“袁宫保”，他也一向喜欢部下这样称他。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两手都很硬。但他不是靠频繁开会、组织官兵学习皇上各类批示来收拢人心，而是亲自动手编写了一首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用上了！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走向权力巅峰的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武卫右军（新军的正式名称）总统而山东巡抚，而练兵处大臣，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终至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

　　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最大的汉字，是在当时称汉城的韩国首都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从占地规模还是从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还真的很难说哩！


法华寺

　　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去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汪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果若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再次破格受到光绪皇上的召见，且一连两次，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它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

　　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 “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

　　多福巷44号

　　中国的寺庙都是座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祗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伫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惟一文物了。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身稍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此碑一旁，尚有半截古碑，显然是故意砸断的，埋在土里，碑身上什么字也看不出来了。

　　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嘛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

　　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

　　我艰难地摸识着那块完整的大碑的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即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东西向的小街，因明朝皇家曾在此豢养豹子而得名。该庙是明正统年间一位叫刘通的太监舍弃自家而兴建的寺庙。明正统年间至今，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旁边那块已经被毁成半截的古碑，也许正是刘通当年创建此寺时的遗物。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

　　君权时代，外省高官晋京汇报工作，若无自己的房产可居，就只能栖身于庙堂里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客栈车马店，自不是这些大人们所投宿的地方。清代，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一向谨慎有余的袁某奉诏来京后，就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具“武卫右军”头领衔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满清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了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皇戚，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在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接连两次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了！

　　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

　　（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皇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

　　初三日夕，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将把皇帝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闻（老袁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太后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军”）、聂（聂士成，掌“武毅军”）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上（皇上）之条理甚详。

　　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乃丁宁（叮咛）而去。

　　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须是皇上到我的营中来当面命令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给维新组织强学会五千银元，而且还在风云突变之际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那么，当事人袁世凯是怎么记述是夜秘谈的呢？民国初年，公开刊出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为写给皇上写奏折在思考），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看门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袁自称）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

　　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

　　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话锋一转，出示了一纸“如名片式”的救驾方案：

　　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到皇帝那儿）请旨办理！

　　“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死！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经历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考验，所以，他虚与委蛇——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硃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

　　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的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

　　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

　　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传统的说法也是康梁师徒的说法，即袁氏回津后，为求日后腾达，初五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赶回京城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了康党的惊天秘密。于是，初六清晨，慈禧太后火速赶回紫禁城，发动了流血的戊戌政变。


　　然而，史料已经证实了：“康党”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史学家也考证出，袁氏根本无时间告密——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清朝，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京津之间，是无法想到就到的；君臣之间，是无法想见就见的。慈禧太后显然另有渠道洞悉了儿皇帝的举止。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华寺里的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惟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

　　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


洹上问


　　洹河水从袁林前静静地淌过。这条河并不深，也不清，但挺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到河南时，正好五十岁。

　　宦游三十载，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囵着身子回籍，换个人来说，这结局也算不错了。但对袁项城来说，却极难忍受。三年前，他曾和满臣铁良以观操大臣身份入住彰德府，主持中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三万三千多官兵的金戈铁马，连天接日的动地炮声，令他这个新建陆军的创建者何其骄傲！万不料，半生公忠体国，处处小心谨慎，只因老太后过世，他竟被当政的满清皇族少年们给废了！

　　伫立洹河边，他愤然赋诗发问：

　　漳洹犹觉浅，
　　何处问江村？

　　只有汩汩河水在为他叹息。没人给他回答。

　　其时的背景恕我再唠叨一遍。

　　没有生育能力的载湉（光绪帝）病死后，气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亲王载沣（载湉之弟）的三岁的长子溥仪继位，载沣摄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呜呼。皇帝与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过世，自然使皇室内外弥漫起种种可怕的猜测。有人说是垂危的“老佛爷”或袁世凯通过大太监李连英毒死了先皇帝，因为他们怕光绪爷掌握实权后要报戊戌年间的深仇大恨；更有人传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绪爷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必杀袁世凯”的先帝遗墨！所以，载沣一上台就欲斫袁颅以祭亡兄。幸有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反问了一句：“杀袁世凯不难，不过，若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这是载沣之子宣统皇帝成为共和国平民溥仪时告诉我们的故事。另一位军机大臣张之洞也不赞成于先皇帝升天的非常时期诛杀大臣，宅心仁厚的载沣才放下屠刀。

　　宣统元年（1909年）一月，摄政王即以宣统皇帝名义颁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痾，以示体恤之至意。

　　袁世凯侥幸活了下来，被撤销一切职务，而且要马上离开京城回老家去，原因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

　　说他有“足疾”并非毫无由来，因为袁世凯的确曾崴过脚且一直没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过五十大寿（古人过虚岁），因场面过大收礼太多而被御史江春霖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见他“饱受懿训严斥”以致他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他给正妻于夫人的家书如此写道。

　　现在，人家二十七岁的摄政王就拿他的这个无关紧要的毛病“说事儿”了。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连路都走不成了，才让你回家“歇菜”吧——官场上的文字游戏玩儿得真让人哭笑不得！

　　他被淘汰了。“回籍养疴”？实不能回原籍了！因为生母遭冷遇的缘故，项城老家他发誓不回去了。好在，彰德秋操时，他在安阳住过五六天，知道安阳城北门外的一处天津大盐商何某的旧别墅要卖，回京后，他便让袁克定买了下来，以备晚年养老时居住。此次遽然遭贬，修建不及，他便带众多家人与下人到彰德府南边的卫辉府住下。三个月后，袁克定主持重修洹上村竣工，选了个吉日，他才搬了进来。

　　二百亩地，是多大的面积？133000多平方米啊！这么大的洹上村里，自然有足够多的房子了——每个妻妾及子女都有一座单独的院落，每个院落里有二十多间房舍。正中，当然是主人的住处，堂号为“养寿堂”，对了，这座占地面积超大的庄园也有了新名，叫“养寿园”，堂号和村名都得自上一年他五十大寿（虚龄）时慈禧太后的赐字“养寿”。

　　他将“养寿园”的横匾高悬于村门外，并把自己与接来一同养老的兄长、因病挂职而归的前徐州道台袁世廉的垂钓的照片送往上海的报馆刊发。他以这种方式转告朝廷，自己已经安心“回籍养疴”，照片不过是“吾将老死泉林决不重出江湖”的软性广告。读到这些信息，朝廷就不会死盯着自己了。

　　他是从摄政的醇亲王的杀机下逃出来的。他惊魂未定地跑回河南，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避祸的人只能随遇而安。后来人们每每说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窥测方向，以图东山再起”，这实在太抬举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回到这洹水河边的老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朝廷赐死或谋害——在封建时代，下野的显宦又被追杀的事例多得就像这洹河岸上的树，他哪还有什么韬晦之闲心？至于后来，国内形势骤变，各方不得不将目光盯上了蜗居此地的袁世凯，正所谓天下归心，舍袁其谁了，他才重抖精神，频繁会客，密设的电报房也越来越热地嘀哒着他的不满和计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是啊，袁世凯到底不是蛤蟆精（当时满京城都传说其父在他出生时梦见过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却看不透未来。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举升天。就像是一条被晾在旱地里过久的苍龙，正在奄奄等死时，却极为意外地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场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的武装反叛。

　　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一时间，风雨飘摇。驻防各地的满清的八旗、绿营兵勇们早已毫无战斗力，而精锐的北洋军却全掌握在袁的旧部手里。气数将尽的满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着老脸请出被轰回老家的袁世凯。

　　那些年轻的爱新觉罗亲王们先是让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哪知，这个从来不开玩笑的河南老头儿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给朝廷覆奏，说：我不是“步履维艰”吗？你们怎么忘了？而且，回豫省这两年，毛病越来越多了！

　　朝廷无奈老袁何，只得一再加码，委任袁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节制全线所有水陆军，即前敌总司令。袁氏这才动身南下。火车奔驶，直至孝感站才停下来。老袁的专列成了前线指挥所。11月30日，大帅到岗，似在应验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一说，冯国璋军长指挥的大军迅即击溃湖北叛军（革命军）的抵抗，第二天就杀进了汉口。

　　就在政府军攻克汉口那一天，袁氏被授予内阁总理大臣。谁也没想到，只在前进指挥所呆了一天的袁总司令，突然就成了一人之下、四万万人之上的袁相国！

　　载沣也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先把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都让给了他，最后，干脆连自家的王朝也让给了他。

　　对一条复苏了的龙来说，漳洹实在太浅了啊！

　　今我来思，也在洹河岸上问：我是否把这条蓄纳了沿岸太多的脏水的大河看得太浅？

　　老袁在世时，没有人小觑他。

　　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时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落魄举子，一个默默奉献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力争上游，赢得时代的认可，并成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在本朝享有至尊荣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垂死时，是这样向皇上推荐自己的继任者的：“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须知，那个翘着白胡子的合肥老头儿可不是会轻易看得上别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变爆发后，满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方能剿灭革命党人。而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外国势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阳，东交民巷里传出的消息更干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均表示愿意看到袁氏出来掌权。”

　　奇怪的是，最先“闹革命”的湖北革命军政府，竟然也把袁当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军政府首领黎元洪甚至许诺：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未来的国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为证：

　　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

　　南方各独立省推举的代行大元帅黄兴，则通过在北京内阁当局长的同乡杨度转告老袁：

　　（只要袁）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那会儿，南方还没想好未来的中华民国元首的具体名称，所以，黄兴就写了个“大统领”。

　　其它的革命党人也致电洹上村，称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则“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是望”。

　　更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接到袁的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大喜过望，竟然对袁说出如此“刺耳”的颂语来：

　　文（孙自称，下同）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惶，力不副愿。……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

　　把他捧得多高！

　　而南方的革命党和立宪派说话算数，在此后的民国首任大总统选举中，代表全国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们，所有的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要知道，这是连孙中山也未曾享过的一致首肯——先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禀性各异的各省议员们就只让“国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有人投给了黄兴。

　　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民国成立后，孙文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文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见过袁后，也对党内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

　　后来，国民党人称孙氏不做民国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既没有把握坐稳江山，各省代表们也不会把票都投给他。不然，他哪会牺牲自己和同志们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

　　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这是孙文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孙氏政治观点的坦白？从来没在体制内呆过的人，遽然上岗，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事啊！于是乎，孙氏就由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

　　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主”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元（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而且被人分化成以籍贯划线的“系”，即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冯国璋、曹锟的直系，乃至外围的奉天（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此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思想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就在北洋政府眼皮子底下，著名的北大教授陈西滢先生在《现代评论》上直言不讳地写过对老袁、孙中山和其他军阀们的评价：

　　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有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即未来时代——引者注）是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多变的冯玉祥自认为不是草包，所以就对先大总统颇不客气，在独揽了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袁氏逆产”全部没收，其洹上村成了安阳高级中学，部分袁氏珍宝和家具被他下令拉到了开封的省政府里陈列和使用了。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政府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抗战初期，有人趁兵荒马乱之际哄抢了洹上村。日本人占领安阳后，在附近建机场，又伐掉了袁林的不少大树，拆除了袁家的不少建筑材料。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最终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

　　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最丧权辱国的第五号各条，均未签。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连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

　　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都。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为让国际社会与本国民众知道日本人的亡华野心，精明的老袁借其英籍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之口透露了中日正在秘密交涉的消息。此招儿果然奏效，列强使节们立即奉命发表声明：严重关注中日谈判；国内民众的抗议风暴更是平地而起，强烈反对日本逼迫我国签订“二十一条”。老袁再一次用他习惯且奏效的“拖延战术”，欲把日本政府的强盗胃口拖小——清季洹上村复出时，他就曾密电统兵南下平叛的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拖的结果就是国家避免了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内战，南北和解，清廷垮了。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这一次，袁氏的拖延战术不灵了——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

　　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前曾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

　　（日本）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

　　根据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发布中日交涉之经过，详述日本国对我之种种压迫乃至最后发来最后通牒之过程，公报最后表明：

　　此次交涉相持至三月有余之久，正式不正式会议至数十次之多，中国政府期期以争者，实只限于有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全，以及与条约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相冲突之条款。

　　……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

　　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向各级文武长官颁发了《大总统密谕》，他晃动着过早花白的头颅颇为动情地告诫各地属下：

　　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刿，gui,伤、割，鉥，shu,长针。穷思苦索之意）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

　　予（袁自称）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

　　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办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

　　……

　　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称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经》语，古意为帝王经常思危忧国）。惟知亡，庶可不亡！

　　凡百职司，其密志之。

　　此谕！

　　此外，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藏之鲁境，无异埋下仇恨的种子。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回忆，当时，大总统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

　　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不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依我不愚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告密（已被证实系“有罪推定”），更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也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当年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质疑：袁与宋案并无关系。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

　　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这尊文物，但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档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氏的图片。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袁世廉在船上戴笠披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

　　其 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 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这诗写得真不错！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镪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