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四人帮”并未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

“四人帮”并未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


　　“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尽管此事早有“结论”，但人们心中的疑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伪造出来的吗？“四人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吗？“照过去方针办”是如何变成“按既定方针办”的？审判“四人帮”时为什么不提这条“重罪”？本文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由来这个关键问题，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伪存真，试图揭示历史真相。

　　“按既定方针办”由“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开发表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简单地说，前文“造假”，后文“造假”并“举事”。“举事”之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只分析“造假说”或“伪造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００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员”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

　　9月9日上午8点半，“召集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鲁瑛（《人民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要我们去三个人参加写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论，还说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发表。“召集人”说：“鲁瑛不可能直接向《红旗》发号施令，准是姚的意思。现在家里只有五个人知道电报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顾家里事，只有我同你能去。”于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后，即带着我去人民日报社。在那里，出面联系的是潘某和崔某，鲁瑛始终没有出场。潘某说：鲁瑛根据姚的指示要写一篇社论，但具体内容写什么，要我们两家共同讨论研究。潘某、崔某问“召集人”对社论有什么设想。“召集人”说刚知道主席逝世不到两小时，才接到写社论的通知，还来不及考虑。当时，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小时，初步确定写这样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由《人民日报》起草；第二部分写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由《红旗》起草。两个部分，由两家分别草拟，然后再合起来讨论、修改。

　　这个分工商定后，“召集人”和我便回来了。“召集人”叫我先拟个草稿，内容主要讲路线是个关键问题，然后讲讲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并规定当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样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报参加讨论。我们带去的稿子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话。

　　10日上午，在人民日报评论部讨论（他们的人员约有十名参加），由崔某主持会议，把两家各自草拟的稿子念了一下。大家觉得内容与《告人民书》重复太多，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讨论时，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篇社论暂不急发，《告人民书》刚发表，看看形势再说。崔某认为，这样时间就很从容，可以写得充实些。后来，“召集人”叫我留下参加修改，他自己就回机关了。我和人民日报的同志一起改到下午6时，带回一个修改稿，也没有“按既定方针办”。

　　10日晚，是我值班。半夜12点，姚文元打电话来说，第10期版面计划要改，要围绕悼念主席去世来组稿。后来，姚还说：“‘两报一刊’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你们不用管了。”第二天上午，我作了一个电话记录，交给“召集人”。

　　13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通知我们在14日上午去参加社论修改。“召集人”和我研究，决定由我一人去，他不去了，因为姚说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人民日报参加社论修改。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将在18日追悼大会之前发表。追悼大会之后，还要再发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国庆还要发社论。”这大约是鲁瑛根据姚的旨意讲的。

　　在修改社论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内容太单薄，应加以充实。当时，我说往常的社论都靠发表主席最新指示取胜，看来这篇社论也得加一条最新指示。大家七嘴八舌地凑，说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两条，一条是中央6月电报中提到的“国内问题要注意”，另一条是“按既定方针办”。7月底，人民日报评论部有人去参加计划会议，听过谷牧副总理的传达，印象中似乎是有这两句话。后来我说，记得八九月间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崔某当即拿《内部参考》来翻阅，发现是有的。肖某（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成员）说：“如果要用一条新的语录，还是用‘按既定方针办’较合适。”后来多数人都倾向用这句话，崔某便下了决心。原稿上是这样的一句：“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15日晚送姚审批。姚退下来时，把“在病中”三字删去，这样一来，“按既定方针办”就算拍板通过了。

　　接着这句话之后，专有一段对这句话作解释的。第一句话在原稿上这样写：“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路线办。”姚文元把这句话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一改，和上面把“在病中”去掉连在一起，表明了姚文元的原来用意就是想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伪造的指示塞进社论。表面上看，他事先没有对社论内容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好像是顺水推舟干出来的，实际上是他借别人之手来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他明明是在政治局听过华总理的传达的，主席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然而在他审定的《内部参考》上已经走了样。这就迷惑了写社论的人，以为《内部参考》上用的黑体字，一般总是经过上面审定的，首先是姚自己审批的，大概经过核实的，所以大家比较放心。特别是15日的社论送审稿，姚修改之后，把这句伪造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参加写社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被姚文元玩弄了，被他利用当枪使，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被利用的。

　　14日晚，我带回《红旗》的一份社论稿子上已有这句伪造的“指示”。我当时专把此事告诉“召集人”。他看了，没说别的，只说内容还嫌单薄些，但叫我不要去对人民日报说，要我先听听他们怎样征求鲁瑛的意见。后来，我听说，鲁瑛对这份稿子的意见是“感情还不够深”，叫崔某等人再改。15日上午又作了修改、充实，把“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核心段，改得更突出了，并加上了一段专门的解释段落。改后，送姚审时，崔某起草一份简要报告，说明是两家起草的，并把《红旗》放在《人民日报》之前，无非因为我和许也参加了，以示他们的谦让。

　　“召集人”参加了撰写社论的前半段工作。他在1976年11月15日回忆说：

　　9月9日上午，姚文元通过红机找我。当时，我因清早来读主席逝世的中央发电，并召集领导成员进行传达，还研究了一些机关悼念的事，已经快9点钟了，正回家洗脸，值班室用机关电话通知我，我赶到值班室接电话时，电话已挂。我问红机总机，她们立即接过去，但由鲁瑛讲话（估计鲁瑛在姚文元处）。鲁瑛问我，你们几个人知道主席逝世？我说五个人。他说，要我带两个人一起去人民日报参加赶写一篇悼念主席的社论，准备10日发表，并要我们去同潘某、肖某联系。我说，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三个人是搞编辑工作的，要留一个人在家准备起草一封悼念主席致党中央的信，还要抓稿子，只能去两个。鲁瑛同意了。我们研究后，决定由我和胡某去。到人民日报后，在他们政治部会议室见到潘某、崔某和另一位同志，大家一起议论社论的内容。

　　议论中，潘某等曾谈到是否要用主席未发表过的语录，说最近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见到的就是“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两句，前一句恐怕不好公开引用，后一句能否用还得中央批准。我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还议论了社论分两个部分：一是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包括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一是如何继承主席的遗志。我们分工提出第二部分初稿，并决定写出后晚上碰头。

　　回机关后，胡某起草，我和林某等同志一起参加修改，潘某并送来一份《告人民书》作起草的依据。晚上8时又去人民日报时，人民日报评论部多数同志都参加了，十人左右。读了一篇两家分别起草的初稿，都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读后，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决定明天先不发，看看动态和反映，再有针对性地写。我估计这是姚文元的意图。人民日报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情况简编》正在收集各种反映，并说印出时就送我们参考（后一次未送）。议论中，人民日报肖某提了一下“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说要按主席路线办。但因稿子推迟，也未讨论下去。大家议定12日或13日再碰头。

　　12日或13日上午，人民日报潘某又通知我和胡某去，见面大体仍是第二次参加的那些人。崔某又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几天形势稳定，社论可以准备。我那几天事情多些，又见人民日报参加撰写的人多，就和他们商量，不再参加了，胡某仍留在人民日报参加修改。大约14日或15日，胡某带回一份送审稿，说稿子已由人民日报送姚文元审查。送审稿中有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说这是“在病中”的嘱咐。据胡某后来说，这是在集体修改时，他提出加上，当时并按新华社《内部参考》核对的。这样，这篇社论就经姚文元审查定稿，发表在9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在病中”三字被删去了……

　　在这篇社论之前，“四人帮”已经通过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加引号，用了黑体字，为他们公开篡改毛主席指示作了准备。社论发表后三天，9月19日，姚文元又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批了要把“按既定方针办”放进《毛主席语录》栏中。这就更加清楚地证明：“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召集人”和“成员”的回忆基本一致，只是个别事实有出入。虽然他们都认同“伪造说”，但他们的叙述可以证明：姚文元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这句话在文章送审稿上就有；社论起草者也不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发明者，是他们从别处引用过来的。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

　　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由于缺乏资料，笔者未找到1976年6月中央电报的原件，也未找到以黑体刊登“按既定方针办”的那期新华社《内部参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社论起草者当时用《内部参考》核对过“按既定方针办”。当然，《内部参考》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也有一个来源问题，从时间上推测，很可能源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谷牧主持会议，华国锋于7月30日晚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召集人”和“成员”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关系。

　　1976年12月11日，“召集人”说：

　　“四人帮”被揭露后，10月7日，鲁瑛曾两次打电话给我，问7月底计划会议关于这句话是怎样传达的。他还提要《红旗》参加会议的人查一下记录。由于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个同志都去石家庄干校劳动，没有查成。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妄图推卸罪责，嫁祸于人。

　　“成员”在12月12日说：

　　我参加写这篇社论，从9月9日到10月上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问题。10月15日从干校劳动回来的第一天，许说鲁瑛在10月7日还打电话问“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处以及记录中的原话，我顿时有点紧张，说“这句话是我主张加的”，想表白“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意思。我当时还说，“当时用这句话的根据，一是《内部参考》先有黑体字，二是听林某某同志传达时也是这样传达的”。

　　1977年5月9日，“成员”又说：

　　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楼走廊上，拉着林某某到360室，向他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我想不通，明明是早在社论之前就有了，怎么会算在张、姚的账上？我记得你在7月底去听谷牧副总理传达，你回来时也传达说‘按既定方针办’，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有错，那么是谷牧传达错了。”林听了，很害怕，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讲，千万不能。即使有怀疑，也不能讲。要讲，只能去对老狄他们讲。”下午，我在236室又问“召集人”：“对于‘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召集人”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只能放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中才能看清这是阴谋。”10月18日上午，林告诉我说，他在7月底听谷牧同志传达时笔记上记的那句话是“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我当时也不相信，以为他在笔记本上作了修改。我在10月下旬，还跑到党刊室找刘某某同志，翻看9月初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以证实当时我参加炮制社论时的印象。

　　“召集人”、“成员”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源于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说法，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也谈及此事。不同的是，他说传达“按既定方针办”的是华国锋，而不是谷牧。

　　“按既定方针办”是华国锋还是谷牧传达的，或者两人都传达过，这些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召集人”、“成员”等参加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还是冼恒汉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证明：1976年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是“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

　　“按既定方针办”是会议记录者笔误所致

　　按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源头不应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应在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这句话的呢？原话究竟是什么？请看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4月30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见于1976年10月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1976年12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1977年8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点：

　　第一，“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第二，“四人帮”为什么改这条？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总得找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吧？他们非常清楚“照过去方针办”的由来，也知道政治局委员都听过华国锋的传达，自己又不掌握毛泽东的亲笔原件，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蛮干？

　　第三，姚文元直接组织和修改了那篇社论，公开披露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又指示广播电台、报刊大肆宣扬这句话。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并要求放进《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事实，它们只能证明姚文元和社论写作者把“按既定方针办”当做“毛主席嘱咐”，并不能证明“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能证明“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当成“毛主席临终嘱咐”。“伪造说”的重要依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但笔者反复查看两篇文章，没有找到“临终嘱咐”之类的话。具体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只有一处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嘱咐”，未说“临终嘱咐”；《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称之为毛泽东的“嘱咐”、“谆谆嘱咐”，也不见“临终嘱咐”之类的词汇。伪造“临终嘱咐”从何说起？

　　第四，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这些问题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陈斐章一语道破天机，“按既定方针办”的最初出处竟然找到了！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披露的这条史料弥足珍贵。我们既要感谢作者，更应感谢陈斐章老人，感谢他坦言笔误的勇气和抢救史料的责任感。如果说陈斐章当年的笔误在客观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话，那么，他现在提供珍贵史料，对恢复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具有重要意义。

平遥，《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