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最后的岁月——晚年飘泊海外的胡适

最后的岁月——晚年飘泊海外的胡适

1962年2月24日，著名学者胡适不堪重负，带着欢娱和不尽的遗恨溘然长逝，终年71岁。
据台湾《中央日报》这一段时间的连续报道，我们得知，胡适逝世的次日，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6月27日，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似乎是盖棺论定了。然而，就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这又是为什么呢？个中缘由，读完本文也就恍然大悟了。

客居纽约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蒋介石则一厢情愿希望胡适能为其活动美援。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同时也不免悲上心头，虽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他意料中的事情。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在纽约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并“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蒋廷黻想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拟拥胡为党魁。胡适对人说：“我不反对他组党，但我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绝不参加，更谈不上做党魁”。胡适这种“一本不问政治的初衷”使中国自由党流产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东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东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这下胡适可遭殃了。胡适1949年到美国，全部存款2000美元，坐吃山空，何来钱雇保姆？于是胡适只好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洗玻璃杯倒烟灰缸、化冰箱的冰，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变过去外出有车、家事有佣人的生活条件。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

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1万多美元的讲座，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他不愿吃嗟来之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所以他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大陆有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美国的日子里，胡适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水经注》，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学术界原来对此案几乎一直是确认不疑的。胡适穷追20年的时间，用了数百个证据，澄清了这一不实之案。这桩学术公案经胡适的考证后，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戴震没有抄袭赵一清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祖望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了戴震的书；全祖望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的结论对后人的研究帮助颇大，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湮没的。

1951年12月17日，胡适已60周岁了。这天纽约的天气极冷，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在车厢里，暗自沉思，年过花甲，又患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于是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遂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中国思想史》的下卷；第二笔债是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半部分；第三笔债完成《水经注》校本的考证；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胡适最终由于众多的社会活动而未能完全了却“生日决议案” 所规定的研究和撰述计划。

胡适客居美国，并未忘记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其爱国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浓烈。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政府不顾历史事实的种种说法，胡适极为愤慨。几年后，他为司徒雷登的《在中国五十年记》作序时，还对此耿耿于怀，责难美国“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指罗斯福与斯大林妥协签定的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指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所以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读了White 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

回到台湾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此前他曾4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2月26日他随父母赴台，1895年1月随母离台回到上海。其间牙牙学语的胡适在台南住了9个月，在台东住了1年多。因为这段经历，后来胡适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把台湾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第二次是1949年3月，他受蒋介石委托准备去美国活动美援。这月的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27日还由傅斯年、黄朝琴陪同到中山堂作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讲演。月底返回上海。

第三次是1952年11月，他在这月的19日从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机场受到蒋经国、何联奎（代表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迎接。他在机场被欢迎的人群和大批记者包围着。朋友们争相握手，记者们抢拍镜头，被挤得寸步难行。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晚上，蒋介石在府邸邀请他共进晚餐。他这次回台是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讲学。这些话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印行。讲演之余，胡适出席了各类宴会、茶话会，访问了在台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并和一些著名学者就《水经注》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了切磋。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休息与享受了”。他在和30多位中学校长座谈时，提出中学应减少必修课，提倡选修课，“让学生们自己去摸索他们的兴趣”。这是胡适改革中学教育的最重要设想。12月26日，胡适到郑成功祠献花圈，又到台南市永福国民学校凭吊幼时故居遗迹。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简陋木楼，是原台南“巡道署”唯一的遗址。1893年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住在这小楼的附近。在仅存的小楼前留影后，胡适种了一株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60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父老兄弟姐妹欢迎，敬记谢意。”又为永福国民学校家长会题词：“游子归来”。嗣后，他又到了台东的旧居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1953年1月17日胡适经日本返美。

第四次到台湾是1954年2月18日，4月5日离台回美。胡适这次回台，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时，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说，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么能挑起“总统”的担子？表示“原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臣，不愿居官”。

1957年2月17日胡适以胃溃疡病重，在纽约医院将胃割去60%，到3月10日出院。这次病得不轻，所以6月4日他便写下英文遗嘱：身后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捐给北京大学；一切手稿、论文和身边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如有遗产则给子孙们平分。

这年的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为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而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允就的很多，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1958年4月8日，在外流浪了9年零3天的胡适终于回台湾定居了。

大陆批胡及台湾讨胡

大陆批判胡适，始于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7年，直到1957年反右才开始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阵线而免遭恶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判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里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同胡思杜如出一辙。）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但胡适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批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的两批资料（指大陆批判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杂志是一个深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刊物，主张在台湾实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从1951年6月开始，该刊物因经常登载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的文论而处于逆境。这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军政机关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自由中国》受到压制，胡适十分不满，他给雷震写信表示全力支持这篇“获罪”的社论，说这篇社论“是《自由中国》的招牌！”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都是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195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刊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其中有胡适《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的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刊物出版后，引起广泛反响，印行至七版之多，仍供不应求。这下大大触犯了蒋氏，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发文，对《自由中国》发起围剿。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时，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会。蒋在讲话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仪，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管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

胡适从1958年4月回台定居接任“中研院院长” 之职，到1962年2月去世，在台湾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3年又10个月。其间因操劳过度，引发心脏病4次，住院治疗休养达5个月155天。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中，他每天必须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才能上床休息，工作时间长达18至20个小时。回台后胡适有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是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二是在政治上为民主与自由奔走呼号作不懈的斗争。

由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起草的“发展学术，培植人才”计划，经胡适最终改定为《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在“草案”中，胡适指出“近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所以国家缺乏现代的科学基础；二是大量的科学人才因待遇低而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缺乏科学研究人才的危机。胡适针对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经胡适的努力，“行政院”在1958年8月全部通过，1959年初正式公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此后，胡适为这一纲领的实施呕尽心血，终于使这一科学发展计划得以贯彻。

一方面台湾的经济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现代文明国家的民主与自由，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就导致了胡适与蒋介石的冲突的不可避免。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选择。胡适对蒋介石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奉劝国民党“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跟胡适遥相呼应的《自由中国》在这期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文章，使当局浑身不自在。到蒋当选后，又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穷追不舍。雷震进而酝酿组织新党——中国民主党。到此，国民党终于彻底撕下假民主的面具，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中国民主党也因此寒流而遭摧残。当雷案发生，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此后，他面见蒋介石为雷震辩白。又同友人为争取特赦雷震而努力，但都无效果。1961年7月26日是雷震65岁生日，大病了56天的胡适为狱中的雷震题诗祝寿，表彰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贡献：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

1961年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的70周岁生日。台北文化界200余人为他签名祝寿。他的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花篮。可是他未等病愈便坚持要出院筹备在次年2月召开的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下午5时，胡适亲自主持院士酒会。酒会上胡适见人才济济一堂，十分高兴，便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副院长”李济发言，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新院士发言。胡适表示赞赏吴大猷的画，但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1955年，胡适曾说：“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民知道的。”他还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胡适对祖国大陆，不是毫无眷恋之情的。

作者：赵映林

原载《民国春秋》1992年第六期。2012年初补记：胡适手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为国民党政府所全盘接受，从而为台湾的科学技术指明了发展途径，奠定了制度基础，形成良好的科研环境，经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工作，1986年李远哲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棣文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