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鲜为人知的“新疆王”盛世才“入党”秘闻

鲜为人知的“新疆王”盛世才“入党”秘闻

1933年后，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团长，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为人狡诈，残酷善变，曾秘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在新疆工作的中共要人。然而就这么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却在30年代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在中共婉拒后，苏联方面出于维护其在新疆特殊利益的需要，将盛世才吸收入联共。盛世才由此成为一名联共党员。

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取得新疆政权

　　盛世才，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0年底，盛世才来到新疆，取得了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信任。不久，盛世才任新疆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推翻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手握兵权的盛世才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原新疆省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6月26日，盛世才发动政变，将发起“四一二”政变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枪杀。8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朱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虽然夺取了政权，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马步芳的堂弟）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张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为了消灭这两股势力，盛世才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以求得到苏联的赏识。

　　对于苏联而言，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从而保障其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为了扼守自己的侧翼，苏联打算充分利用新疆地区的农畜牧矿产资源为自己的经济、军事建设服务，同时希望通过全力支持盛世才政权而深深卷入新疆地区，以扩大自己在这里的影响。

　　苏联政府提出，盛世才“亲苏必须反帝”。为了巩固政权，盛世才答应了苏联方面的要求。1933年和1934年，苏联红军两次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剿灭了马仲英势力和张培元势力。苏联政府还说服1931年2月爆发的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地方政府，平息了自哈密事变以来的新疆动乱。1936年1月，盛世才和苏联政府签订“盛苏密约”。根据密约，苏联政府将在新疆遭受外来进攻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援助；倘新疆决定宣布独立，苏联必须给予援助。

　　没有苏联的帮助，就没有盛世才稳固的政权。盛世才对这一点很清楚，他伪装亲苏亲共的姿态也皆源于此。

中共也给予盛世才很大帮助

　　在亲苏的同时，盛世才和中共的关系也密切起来。盛世才是个机会主义者，善于见风使舵，一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准则。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停止内战。由于背靠苏联，有苏联的支持，天高皇帝远，所以盛世才对国民政府并不十分买账，他曾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过“先清内患后御外侮的对外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的话。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盛世才实行亲苏联共政策，除客观上在抗日问题上有一致性外，主要是他要同国民党中央闹独立，就不得不在新疆实行一系列进步政策。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抗战期间，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请中共中央派人来新疆帮助建设。同时，盛世才也确实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红西路军西征失败后，余部在盛世才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到延安。1937年4月，应陈云的要求，盛世才下令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办事处边务人员与驻军寻找和迎接西路军余部，此时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只剩下400余人。盛世才还派飞机给在星星峡的西路军指战员运去了食品与药品。5月，陈云等人带着车队装满服装、食品、枪支弹药以及医务人员到达星星峡，迎接李先念支队抵达迪化。此后，陈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负责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盛世才的同意下，1937年10月，八路军在迪化设立了驻疆办事处，周小舟任主任。其任务是在党代表的领导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斗争，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接待过往新疆的我党干部和国际友人，筹集援助八路军抗日物资，管理在新疆迪化治疗的八路军伤残病员。

盛世才通过王明、康生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

　　在和中共关系日益密切期间，盛世才决定“入党”。1937年1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一行从莫斯科回延安。临行前，斯大林要王明、康生路过迪化时与盛世才会谈。盛世才热情接待了王明，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鉴于新疆干部极为匮乏，盛世才又特意向王明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派干部来新疆帮助工作。

　　11月27日，陈云随王明、康生一起回延安。12月，原西路军余部主要领导人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六人奉命回延安。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至于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考虑到苏联的因素，还是暂缓接纳。

　　1938年任弼时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路过迪化时，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了盛世才。任弼时说：“中共中央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关系极为密切，苏联又对新疆格外垂青与关注，盛世才地位举足轻重，此事中共中央无法单独决定，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得到他们的批准。”

　　争取到盛世才的支持后，中共中央可以通过新疆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保持密切联系，这样中共就有一个较为安全的与莫斯科联系的渠道，也有许多高级干部通过新疆来往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据曾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的滕代远回忆：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来新疆，公开作为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盛世才表示抗战，我们争取援助，盛世才给了三万件大衣，一批机枪。王明路过迪化回延安时，盛世才给了王明一万美金，说是帮助八路军抗战的。确切的档案记载表明：1937年12月，5辆苏联军车载纸张、白糖、步枪15箱、子弹31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辆苏联军车装运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1车，押车武装士兵21人至迪化折回；1938年5月，25辆苏联军车满载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经新疆赴莫斯科疗伤，中途在迪化滞留大约一周左右。盛世才此时和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欲将其赶走，在新疆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也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周恩来亲自同盛世才进行了四次会谈，其中两次是两人单独进行的。为了笼络盛世才，周恩来同意致电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邓发。不久，由季米特洛夫和周恩来两人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停留”。

　　根据现存俄罗斯的有关档案记载，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以后，在同共产国际干部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介绍了他和盛世才会谈的情况。据说，当时盛世才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他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在迪化最好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在同盛世才的会谈中答应，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将不再是邓发，邓在新疆的任期还有4个月，这期间他将不会和盛世才见面，此后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进行。关于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周恩来认为：“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

　　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苏共中央、共产国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交换了意见。出于种种考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并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后在莫斯科致电盛世才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都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

1938年盛世才秘密赴苏会晤斯大林，成为联共党员

　　在加入中共未遂后，盛世才却秘密加入联共，这件事一直鲜为人知。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政府大力援助中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必须通过新疆运往抗日前线，同时新疆又是保证苏联中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天然屏障，因此新疆至关重要。1938年1月，苏联红军1个加强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东部大门。此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更为密切，有必要同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会面商讨一些问题。因此在1938年八九月间，盛世才秘密前往莫斯科。

　　关于盛世才秘密去莫斯科的事，长期以来除了盛世才自己的回忆录之外，罕见其他记载。据盛世才说，他这次秘密去莫斯科是要“直接地和斯大林谈谈有关新疆的全部问题”，包括他想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因为据他说，中国共产党政治局虽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共产国际也即苏联方面没有批准。盛世才去莫斯科时未向国民政府泄露任何消息，但中共方面是知道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代表常驻新疆。盛世才赴苏的名义是就医。盛世才认为，他的访苏“标志着新疆历史的转折点”。

　　1938年8月，盛世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当时苏联在新疆的顾问和对新疆的援助都在日益增长，然而正值苏联大“肃反”期间，盛世才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他一到莫斯科便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这次秘密访问逃过了公众的注意，甚至连中国驻苏大使馆也不知道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了盛世才，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但没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因为盛世才的访苏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欢迎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都没有得到的，这也反映了斯大林对盛世才和新疆的重视。斯大林满足了盛世才的全部援助要求，伏罗希洛夫同意两个月内提交新疆督办金树仁所订购的物资。盛世才后来回忆说：“我浏览了一下项目表，看到了我们热切期待了五年的全部短缺设备。显然，斯大林心中消除了在援助我的政府问题上的疑虑。”

　　盛世才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得以解决。盛世才回忆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斯大林的心情也显得很好，所以，我决定谈谈涉及到我与延安今后关系的微妙的个人问题。”在回忆录中，盛世才还转述了他对斯大林说的原话：“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1937年，我通过陈绍禹（王明）、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斯大林很清楚此刻对盛世才必须拉一把，于是在盛的入党问题上一改前态，当即明确表示：“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斯大林对盛世才的入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盛世才回忆说：“当我正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是给予我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疑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确实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担心此事泄漏后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关于盛世才加入联共的事，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即安志洁，共青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的夫人）也证实了此事。她说：“他是个联共党员，并有党证。”

　　盛世才有关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叙述也许是可信的，但他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盛世才这样的政客入党完全是出于他的利益需要，为了保持“新疆自治”，维护自己“新疆王”的地位不动摇，他游离于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盛世才后来与苏联翻脸、倒向国民政府的经历，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对苏联而言，吸收盛世才加入联共，可以使苏联在新疆加强影响，为以后搞“新疆独立”和并入苏联版图打前站，是出于其大国沙文主义的考虑。

　　苏联支持盛世才是有自己的企图的。为了讨好苏联，盛世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把新疆的主权出卖给苏联。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巴库林、卡尔波夫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使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独立特权，攫取了新疆的全部矿产以及交通、工业与各种资源，而且苏联享有在新疆驻军权，苏联各类人员可以自由在全新疆活动。盛世才在1950年3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的事实。的确，苏联不尊重中国主权，希望借此制造盛世才新疆地方政权独立的事实。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也评论说：“条约使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于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迪化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

　　盛世才和苏联的蜜月关系，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宣告结束。由于德军一度处于优势，逼近莫斯科城下。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举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难以预测，即使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一如过去很有力地援助新疆，不如投靠蒋介石。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虽然莫洛托夫表示愿意作出让步，但是盛世才不为所动。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盛世才此时的势利嘴脸暴露无遗，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无耻：“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这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情了。谈到我的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印证了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盛世才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作者:何立波，来源: 《钟山风雨》200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