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卡特启示：前总统政治的宗教源头和人权外交

卡特启示：前总统政治的宗教源头和人权外交


　　2011年11月13日，深秋周日的晨光透过佐治亚州平原镇马勒纳瑟浸信会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照在讲道者身上。教堂左右两侧正襟危坐的特勤人员，让人意识到这位讲道者的特殊身份——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

　　近30年来，只要没有出行安排，卸任后的卡特每周日都在这里与教友分享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卡特对政治生活中道德因素的重视是不多见的。“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是因为它谦卑而不是傲慢无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愿意为别人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在2005年出版的《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卡特以类似布道的口吻，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

　　作为美国前总统，卡特并非是要否定《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只是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秉持的政治原则有某种关联。这种联系来自卡特从降生起和基督教之间就建立起的紧密联系。

　　政治的宗教源头

　　1924年10月1日，卡特出生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南220公里的平原镇。这座小镇如今的常住人口不足七百人。在主街仅存的九户连栋老屋对面，至今仍挂着印有“卡特竞选总统”的标语，标语所在的白色平房仓库，是卡特当年竞选总统的总部。

　　距仓库不远即是卡特家族世代勤力经营的农田，秋日里肥沃的红土地一望无际，结穗的高粱迎风摇曳。

　　卡特的父亲是典型的美国南方农民，精明、能干、固执，且教子十分严厉。卡特自己说，从4岁到15岁，父亲一共用桃枝鞭子体罚过他六次。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正直、礼貌、勤劳、有爱心、不犯上。

　　卡特幼年时期是美国的大萧条年代，由于父亲的花生农场经营得法，卡特家境殷实，即使在农产品价格最低时的上世纪30年代初，他的母亲担任护士的工资还能贴补家计，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当时一般人要优越很多。不过，作为家中长子，卡特从小跟着父亲在田里干农活长大，他的自传《黎明前一小时》（An Hour Before Daylight）写的就是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家庭里，卡特从小就被培养成了一个南方浸信会教徒。卡特曾回忆说，当他还是一个三岁的孩子时，就在主日学课堂上背诵《圣经》经文，他一生都在参加每周一次的《圣经》课，起初是作为学生，成人后作为老师。尽管经常讨论《圣经》的内容，但从来没有质疑过挚爱的标准神学。而教会奉行自治原则，所有决策都由受过洗礼的浸信会成员投票决定。浸信会强烈反对牧师或权势之人凌驾于普通教友之上的任何行为。

　　卡特能够赢得1976年总统大选很关键的一点，便是他虔诚的宗教背景。

　　1976年，卡特在总统选举中大打道德牌——“我不会对你们撒谎”。很少有总统候选人敢于做出如此明确的承诺。

　　这样的竞选口号，在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因“水门事件”降至谷底时，既引人注目，又充满风险。但卡特始终带着讲台上布道者的自信。他甚至宣称要建设“一个与其人民一样诚实的政府”，以挽回尼克松丑闻后，联邦政府的信誉。

　　卡特参选的上世纪70年代，“道德”在美国政治哲学谱系中慢慢右移。仅仅在40年前的大萧条时代，“不道德”大多还是与利欲熏心的资本寡头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60年代民主党治理下，城市极端自由主义者在毒品、堕胎、同性恋等议题上挑战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到了1964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百货公司老板家庭出身的戈德华特已经开始攻击民主党约翰逊政府在道德议题上的缺失。他在一则广告中不无夸张地写道：“我们身为一个国家，已经离那种可以导致国破家亡的道德腐败境界不远了……现在正是将良心重新输回政府的时候，以此为榜样，使其重现美国生活的每个角落。”这一号召对居于社会中下层的美国南方普通白人和北方城市蓝领颇有吸引力。

　　在这一背景下，卡特的出现无疑给了民主党一个批判尼克松政府道德缺失，重拾社会下层票仓的机会。卡特在1976年民主党初选中战胜华莱士和麦戈文，部分原因是他既不像前者那样保守到公开鼓吹“永远种族隔离”，又不似后者那样很容易因其自由主义立场被选民和极端自由主义者相联系。

　　而相较1972年尼克松大胜的那次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在1976年选举中，赢得的社会经济地位中等及下游选民分别增长了23%和21%；30岁以下选民中未受过大学教育选民的选票增长了21%。

　　卡特的平权思路，深受一位女性的影响，那就是他的母亲。

　　务农的卡特家族四周住着二三十户黑人佃农，卡特一家是附近唯一的白人家庭。卡特儿时嬉戏的玩伴都是黑人，他的牧师也是黑人。在当时仍然实施种族隔离的南方小镇，卡特的父亲是当地最有影响的白人，本来对他家而言，黑白隔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卡特的母亲莉莲是位具有前瞻眼光的女性。

　　她对周遭所有人一视同仁，附近佃农或是他们的孩子病了，她会立即赶去看望。卡特家的黑人牧师的儿子前往北方上大学以后，每逢放假回到平原镇，一定去拜访莉莲，莉莲也罔顾当地习惯，热情地邀请这位年轻人从前门进入，并在家中接待他，这在当时的南方是极不寻常的做法。

　　卡特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和黑人保持亲近而平等的关系，这也使他在参政路途上，得到无数有色人种的鼎力相助。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在美国南方所得到的黑人支持率，超过南方白人对他的支持率。

　　人权外交

　　宗教培养的道德感为卡特打开了白宫的大门，卡特打算将其施之于世。

　　1977年初，卡特颁布总统令称，“美国的外交目标应当是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并试图通过“寻求明确表达美国人民特征、价值和经验的外交政策来恢复公众的信任”。这就是卡特著名的“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的设想可以从卡特早年的经历中找到蛛丝马迹。1966年卡特在佐治亚州州长选战中败给了麦多士，他身陷债务之中，体重也掉了22磅，一度对政治彻底绝望，甚至动摇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他无法相信上帝会让麦多士那样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获胜。

　　沮丧之余的卡特在姐姐鲁思·卡特·斯特普尔顿的鼓励下，参与了浸信会教徒所谓的“先锋使命”活动，通过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宗教义务找回对信仰和政治的信心。

　　卡特后来不无兴致地回忆说，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与另一位志愿者一起去宾夕法尼亚的洛克海文社区，向那里居住的100户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家布道。“我们的经历富有挑战性，遇到的人无奇不有：身强力壮的工人、企业主管、公开表白的无神论者，甚至妓院的鸨母，但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成功。”

　　这一典型的“己所欲施于人”，也十分契合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后开创的、旨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传统。

　　在卡特推行的“人权外交”中，崇高的道德追求和现实政治利益考量从一开始就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高峰时期，尼克松政府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方略，扶植了不少反苏独裁政权。随着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一外交政策也受到国内外诟病。

　　而“人权外交”正是要收回对第三世界独裁者的支持，以重建美国信誉。

　　与此同时，卡特上台之际，也是越南战争失利的阴影笼罩美国民众心头的时刻。在全球范围内的美苏争霸战中，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借助“人权”的道义力量，也成了制衡前苏联冷战攻势的讨巧之举。

　　但卡特“人权外交”的成败得失，在当时和现在的看法却有很大的不同。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卡特上台伊始，军政府掌控着拉美12个国家的政权。秉持“人权外交”理念的卡特政府，先后对尼加拉瓜、巴西、智利、阿根廷、萨尔瓦多、巴拉圭、危地马拉、乌拉圭进行制裁，停止了军事安全援助和商业贷款，理由是这些国家的军人专制政权不符合美国的援助条件。1977年－1978年财政年度，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总额为26亿美元，其中对拉丁美洲的援助为2.1亿美元。到1979年－1980年财政年度，对外军事援助总额减少到2.4亿美元，其中对拉丁美洲的援助只有540万美元。

　　在美国停止援助后，1979年反美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夺取了政权。当时，这成为共和党保守派批判卡特“人权外交”政策罔顾美国国家利益的一大罪状。

　　里根政府事实上继承了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在其第一个任期内，里根采取了双重标准，经济制裁主要针对亲苏的威权政府；在其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在国家利益和人权理念间取得了较好地平衡，开始更多通过经济制裁，发布人权批评的手法敦促智利、海地等拉美国家的右翼专制政府下台。

　　卡特离任12年后，时为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家，现任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的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评价说，正是卡特的人权政策，为上世纪80年代横扫拉美的民主浪潮铺平了道路。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阿尔德里奇（JohnAldrich）表示，虽然“人权外交”在一些时候确实以美国在国际霸权政治中的利益为代价，但人们应当看到“人权外交”将美国外交政策的视野从前苏联和欧洲，扩展到第三世界，在此后更长时间里，带给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红利是相当可观的。

　　“人权外交”对前苏联发起的意识形态挑战，也收获了类似的结局。

　　1979年12月，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一个月后，卡特在国情咨文中警告称“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做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这一段充满现实主义色彩论调的警告以“卡特主义”闻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被认作是理想主义“人权外交”的彻底失败。

　　但1991年前苏联解体。布热津斯基后来评价说，卡特发起的人权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精神层面的呼吁互相交织，促使苏联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守势。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J.Nathan）评价说，卡特政府并不能在人权问题上一视同仁。卡特曾被人权组织批评为难免厚此薄彼——在实际操作时因为对象的战略地位不同而有差别待遇，被偏袒的对象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

　　他继而表示，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被人权组织批评，认为他们或多或少使用双重标准来对待盟友，通常受到比较严苛标准来检验的国家，都是战略地位较低，或自身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

　　中美建交

　　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较之大部分热衷评判的美国政客而言，卡特的确更多看到了中国人权状况在过去30多年里的进步。这和卡特个人特殊的中国经验不无关系。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介绍说，卡特对中国最初的认识来自他的舅舅戈登。戈登在美国海军服役，驻扎在中国，不断给年幼的卡特寄来明信片。在其中的一个明信片上，戈登对小卡特说，中国的领导人是孙中山，他就像是美国的华盛顿。

　　而让卡特对中国发生最初兴趣的，依然是基督教。在一次和邓小平的会晤中，邓小平问，是什么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卡特回答，他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女性基督教领袖，她们作为传教士远赴中国，传播基督福音，“我还是小孩时，就每月捐出5美分，帮助中国为孩子们盖学校和医院”。卡特还告诉邓小平他的生日是10月1日（中国国庆日），邓小平笑说，难怪他和中国格外有缘。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虽然是从1972年2月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访华正式拉开帷幕的，但尼克松很快就因“水门事件”去位，福特继任总统的几年里，双边关系正常化议题陷入沉寂。最终克服台湾问题这一最大障碍，实现中美建交的，是卡特。

　　2011年11月16日，卡特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就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一定会直接影响美国，因此他出任总统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为此做了很多准备。但当时，相当多的美国人并未做好改变的准备。

　　卡特中心总统助理、研究中心主任史蒂文·霍克曼（StevenHochman）追随卡特数十年。他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台湾在美国有很多盟友，他们认为台湾应受美国保护；相反，“红色中国”的形象则相当负面，文化大革命仍鲜明地存在于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因此卡特推行与中国建立不但是“和平”，而且是“友好”的外交关系，需要相当的勇气。

　　此外，卡特深知台湾院外活动集团当时在美国势不可挡，因此他决定着手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联系时，“从白宫直接与他开始远距离秘密谈判”，既不通报国务院，也不告知国会山。他知道，一旦与北京谈判情况泄露就会前功尽弃。

　　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卡特分别派遣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1978年7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是谈判的关键。

　　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卡特记录下了一个历史片断：“国务卿万斯起誓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后会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由我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与中国建交，是卡特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一面的典型代表，也是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失利后，从传统地缘战略角度制衡前苏联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据刘亚伟介绍，卡特信奉两个理念：一、尽管中国也从理论上信奉志在消灭被美国发展到极致的资本主义和相关的政治制度的共产主义，但他坚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本质上讲是务实的、与前苏联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大相径庭；二、中国的摆脱贫困和走向富强不仅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利益，也会积极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然而，即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卡特也不得不在国内意识形态压力和与中国建交获得的巨大战略利益间做平衡，留下了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种子。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BushIII）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在台湾问题上，卡特虽然接受了“断交、废约、撤军”的大原则，但仍决定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不立即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而是待其到期后自动失效，同时美国宣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卜睿哲是“中国通”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的学生，后者是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顾问。

　　几经谈判折冲，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建交声明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自动失效，但对台售武问题拖延至今。而几乎就在中美建交的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4月10日经卡特签署生效。

　　当时，亲台湾的美国人告诉卡特，你“抛弃”台湾就不可能连选连任；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明确告诉选民，一旦当选，他会废除中美建交的决定；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在中美建交之后直接以违宪罪名将卡特告上联邦法院。卡特说，美国宪法赋予总统建交的权力，而他只是正确地使用了这个权力。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是对他“亲共反台”的报复，即使他否决该项法律，也会被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

　　卡特在回答《财经》记者相关提问时强调，他曾公开说过，也在文章中写过，目前的对台军售与自己当初代表美国做出的承诺有所违背。

　　与伊朗人质危机和国内经济滞胀相比，与中国建交并非是使卡特输掉1980年大选、“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而与他共同推动历史进程的邓小平始终记得他的功劳。

　　在卡特1981年黯然离开白宫之后，邓小平就邀请他访华，在中国去哪里都可以。卡特提出要在北京的大街上骑单车，警卫人员拒绝了，卡特就给邓小平电话，不久他就和夫人骑着车子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行了。

　　卸任总统的作为

　　卡府一方面推动理念为先的“人权外交”，一方面却在务实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其实是统一在卡特信奉的所谓“基督教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之下的。

　　这一外交理念的代表，美国著名神学家瑞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在解释基督教现实主义和世俗现实主义的区别时表示，“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对错的试金石是错误的，自私自利不能代替理想主义。其他群体和个人的生命和利益时常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将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会导致对他人利益的漠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同时关注自己和他人的利益。”

　　卡特公开承认，自己深受尼布尔的影响，甚至以得到后者的布道录音为荣。无论是为了人权理念，放弃支持第三世界里的亲美政权，鼓励这些国家民主的发展，还是在实现连中抗苏的同时，帮助中国搭上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列车。卡特的上述外交政策都不能说没有考虑到合作伙伴的利益。

　　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冯格（ThomasFingar）也曾表示，由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卡特的过人勇气，中国在不改变自己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入全球化系列，为中国在30余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了基础。

　　而当其卸下现代国家领袖的责任时，实际上能够更好地追寻美国的理念和自身的原则。卜睿哲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认为卡特是美国卸任总统中最好的一位。他离开白宫后，就前往世界各地协助解决问题。

　　2011年11月13日，前一天才从海地返回平原镇的卡特与听众分享在海地为贫困灾民盖房子的感受。今年8月，80多岁的卡特，双膝才换上人工关节，但在历时约一小时的讲道过程中，他从头到尾都站着，声音宏亮，脸上始终保持微笑。

　　在一张美联社发出的新闻照片中，卡特头戴帽子、手中拿着锯子，脸庞被加勒比海的艳阳晒得通红。他和500名专替穷人盖房子的基督教慈善组织“人道居所”义工一起，在一周的时间内，替流离失所的地震灾民建造了100幢一居室的简易住房，“早晨醒来时，我会想到无家可归的海地灾民，并为自己能够住在舒适的房子里面而感恩。”卡特说。

　　帮助民主不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学习民主程序，包括选举方法，是卡特晚年和团队致力的事业。

　　1990年，卡特中心在南美尼加拉瓜观摩总统选举，当时的总统奥尔特加出乎预料地在选举中大败并因此气急败坏，宣称他不会接受选举结果，要另立政府。卡特亲自与奥尔特加交谈，说服他接受选举结果，六年后还可以通过票箱“卷土重来”；用选票“夺回”政权的合法性大大超过用枪杆子。奥尔特加接受了他的建议，认输并开始筹备东山再起。1996年，尼加拉瓜再度举行总统选举，奥尔特加再度失败，卡特再度做工作，奥尔特加再度接受了失败。2002年，奥尔特加终于如愿以偿当选总统。

　　奥尔特加当选之后，就不愿再离开总统府，并修改宪法，试图永久占据总统这一职位。卡特又多次发表声明批评奥尔特加的反民主行为。

　　1981年卸任后，卡特先后访问中国15次之多。自1988年开始，中国掀起了被学者称之为“无声的革命”的第三次农村改革浪潮——村民选举（前两次分别为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兴起）。而自1996年始，卡特中心与民政部合作在中国观摩村委选举。卡特自己2001年在江苏的周庄观摩了村委会选举。

　　卡特在北京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的曾建徽，后者拉开了让西方人观摩中国地方人大代表直选的帷幕。卡特还在北京结识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与中国残联的合作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德国引进假肢生产线，并对国内聋哑学校的老师展开师资培训。

　　可能是从小亲近土地的习惯使然，卡特一生热爱运动与户外生活，凡事喜欢自己动手，他至今仍经常打猎和钓鱼，还喜爱绘画与做木工。

　　11月13日晚间，卡特夫妇参加教会教友们提前庆祝感恩节的聚餐活动，一身轻装的卡特在聚会中闲聊打猎的话题，他已年近90，眼力与反应仍不输年轻人，依然能够打到火鸡，还有比火鸡更难打的鹌鹑。《财经》记者请教卡特如何能够猎到这些移动速度快的禽鸟时，卡特笑着说：“需要练习”，接着不忘学究气地补充了一句，“也需要靠看书来提高打猎本领”。

金焱、丘昭琪，《财经》201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