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泽东逝世前已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

毛泽东逝世前已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约束，三派之间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


吴德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004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不久，我在书店买到，因待看的书尚多，搁上书架，迟迟未看。一搁便过了三年。最近拟写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文章，想起此书是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口述史”丛书一种，找出一读。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方知道”。末三字套用“吓一跳”，表示虽然没有吓一跳，却让我知道了那段历史的许多真相，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有关这段历史的党史书籍中大概是难以看到的，使我产生“相见恨晚”之感。

　　这里可举十年“文革”的一件谢幕大戏来看。

　　这当然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翻开历史新页的大事了。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称之为“历史的伟大转折”，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连用两个“挽救”，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决议》在这段评价之前，又特别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华、叶、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加了一个“等”字，说明还有别的人也在这次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即决策作用。这是什么人呢？这里一个“等”字为后人留下了悬想的空间。《决议》是中央纲领性文件，字斟句酌，虽一字一名之微，也不是轻易可以增减的。

　　但是，随后出版的几种党史读物，有的还是颇具权威性的，就我个人阅读范围所能看到的来说，基本上都未能为读者解答这个悬疑。这些读物，在提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决策过程时，大致采用三种“春秋笔法”:一种是全搬《决议》原文，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传(1949－1976)》。一种是把“等”字干脆去掉，改为“核心”，好像没有其他人了，反而有失《决议》原意，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还有一种是照搬《决议》原文，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未说明与“起了重要作用”有何不同，如《“文化大革命”简史》，读者还是蒙在鼓里，弄不清《决议》所用的这个“等”字后面，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人。

　　本文一上来就说，读了吴德这本回忆录，有“相见恨晚”之感，就是说它能多多少少解答凡为读者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包括对《决议》的那个“等”字的问题。这本回忆录第十二章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详细记录了1976年9－10月间那个历史阶段中央决策过程，皆亲身经历，是第一手史料。今特摘录其亲历的若干重要部分，为读者再现当年某些场景。原文叙事，前后常有交错处，今按时日归併，遇需要说明的，略加按语，以明背景。

　　1976年9月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吴德自称，下同)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11日华国锋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引自《十年风雨纪事》)

　　按:上引国务院会议室会议，无确切月日，既说“治丧期间”，应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日。这时的政治局面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安排的政治势力——即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时任党政军大员)、以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互相较量，激烈拼搏之时。毛主席晚年虽对“文革派”屡有训诫，称之为“四人帮”，要他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在另外的场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们。吴德在本书记下了毛的此一希望与指示: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约束，三派之间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四人帮”发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即任党中央主席)的信号。吴德回忆录写道:“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华国锋于9月11日至13日，连续会见“实力派”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叶剑英等人，通报并讨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紧迫性，显示了他的智慧与胆识，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些“实力派”与“元老派”人物，虽分掌党政军大权，还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来下决定，发号令，然后付诸行动，方能取得成功。这次粉碎“四人帮”斗争胜利，华国锋居首功位置，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的情况，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讨论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按:这次华、李、吴三人会议，十分重要，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对“四人帮”采取抓起来隔离审查的“上策”。二，行动的时间，“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为什么说华的决心更重要呢？想想看吧，如果华这次稍有迟疑，瞻前顾后，延误了时机，让“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抢先夺权，那后果还堪设想吗？

　　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由我主持，华国锋讲话。会后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五十多人，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按:抓捕“四人帮”计划，在华国锋主持下，此时进入具体阶段。以华国锋为首，中央决策层已形成加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共四人的领导核心。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内，四人间频繁接触，商议安排多项具体问题。吴德之所以成为核心之一，是由于他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卫戍区第一政委。华国锋对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此时部队的调动问题，提上议程。上引一条纪事，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谈的自然就是中央警卫团(即有名的8341部队)的调动问题，这是听汪东兴指挥的。抓捕行动就是由中央警卫团执行的。吴德在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洪文则经营上海十万民兵，作为禁卫军。但他们调动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这是导致他们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我立即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按:继中央警卫团部队调动问题的落实，华国锋、叶剑英、吴德又落实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工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被毛泽东称作“吴(谐音无)忠有忠”而闻名的军人。那一次毛在火车上接见吴德、吴忠，听了二人名字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成为毛泽东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话，也说明对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两次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第一次是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第二次是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等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按:据上所记，10月4日下午至晚间，是抓捕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准备工作，周密细致，一切就绪，只待令下。策划这次行动的核心，这时集中到华国锋、吴德、汪东兴三人身上，他们肩负起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吴德的书没有纪事，想是在表面平静内部紧张的等待气氛中度过。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姚文元最后到，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按:据吴德所记，粉碎“四人帮”所采用的方式，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这是邓复出前，吴德、陈锡联在李先念的提议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邓小平。邓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很好呵！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旨哉斯言，这是一位伟人对这次兼具智慧与勇气的果断行动发出的嘉奖令，奖到了点子上。

　　通过以上的摘录，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这段二十六天时间内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决议》中的那个“等”字，包含的什么人，应该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吴德回忆录不讳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经历：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时间，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邓，许久未能转过弯来；他主持首都百万人庆功大会，讲过“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他又是第一个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过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烟阁了。作者后人于后记说，本书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老实话若指真话，不易呵！

钱伯城，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