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9·13后民众心中产生巨大问号
9·13后民众心中产生巨大问号
一、纪登奎回忆9·13事件：周恩来嚎啕大哭称事情还没有完
文革中的周恩来（资料图）
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详细】
二、郭小东回忆9·13事件：在知青心中掀起巨大追问
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资料图）
这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主义的教育，他们之间的区别，想不到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社会一接触，马上这些知青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里最现实的一帮人，从最理想到最现实，这是在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还有林彪关于知青是变相劳改等等这些话语，在知青的心灵里都掀起了巨大的追问。【详细】
三、9·13林彪坠机蒙古知青喝着闷酒无声流泪
知青回忆九一三后喝酒（凤凰卫视节目截屏）
完了那几个男生就说喝吧，我们那儿喝都是北大荒高粱酒，喝白酒，喝完以后真是很无声，没人说话，男生呢，你就看到男生的眼泪一点一点就流下来了，你看着很心酸，还不如大放悲声，或者说点什么，谁都不说。【详细】
四、阿城忆9·13事件：神话瞬间崩溃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
作家阿城（资料图）
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详细】
五、北岛忆9·13事件：九月下旬才知道 感觉很平静
北岛（资料图）
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文革中的周恩来（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老年时报》2010年10月15日第06版，作者：李洁非，原题：《国家与革命——“9·13”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同选择》
“九一三”事件是对毛泽东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击。不管宣传上怎样把这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都无法回避和掩饰。毛泽东的健康变化便是直观的说明。
以“九一三”为分水岭，毛泽东判若两人。吴德于“九一三”后二十天重新见到毛泽东，发现他“满脸倦容”，说话“缓慢”，倍显“疲乏”。如此虚弱，是因刚刚生了大病。《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记载：“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离去时人们发现他“无法自己上车”……
毛泽东需要时间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周恩来。“九大”总共产生出五位常委，毛、林之外，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林彪殒命，陈伯达接受审查，康生抱病不能工作，毛泽东深居简出，凡事均由人赴内请示或由联络员报告外情。因此，入内出外、维系全局的，只有周恩来。
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林彪事件把周恩来推到一个历史高点。
局势未稳之前，江青、张春桥等很少吱声，他们静观周恩来如何处理手中滚烫的山芋，伺机再动。而虽然周氏任总理职已二十二个春秋，却头一次独撑大局，匡扶其危。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幕：
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事情不那么简单”，是指林彪这件事，抑或将要发生的事？抑或兼而有之？不明。
从历史高度看，“九一三”的爆发，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原本势不可挡的“文革”，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停顿，一个岔路口。周恩来认为应该拐弯，毛泽东却说“继续直行”。他们为什么有此不同的选择？缘于对国家与革命的不同理解。
毛泽东对马列原著阅读有限，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却占据了极特殊的位置。他对此书的注意，早至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中，首次提及《国家与革命》，并发表如下感想：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毛泽东对《国家与革命》的学习并不到此止步。据《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毛在延安时期，“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尤其是1946年在准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时刻，毛泽东第三次细读。《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编者，根据毛泽东所读原本面貌向我们描述：
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
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扛，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扛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扛。
《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根本命题：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结束，相反，是革命在新的条件和层面上的新开端。
《国家与革命》对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毛泽东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推行“革命”时，曾经追随并拥戴他的同志们却产生困惑以至歧义。在战争年代，他们与之保持着一致，现在却越来越跟不上“思想”。1949年黄克诚与毛泽东就建国后大政不同期待的对话，绝非偶然和孤立，毋如说相当有代表性。1959年的庐山，当毛泽东发动整彭德怀的攻势后，后者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简单一语，道破冲突与矛盾的实质。彭德怀毅然直谏，无非因为眼见“大跃进”的后果与“富国”愿望背道而驰。毛泽东又为何批他右倾？也无非是彭德怀将“富国”置于“革命”之上。
1962年，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根源也在于此。当“大跃进”几乎搞垮整个经济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推出若干略具改革色彩的措施，固是应急之举，却也透露了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务实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大为不满。
故尔，当纪登奎提到好好抓一下经济建设时，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为何答曰“事情不那么简单”？盖以周氏最明白不过，是否“好好抓一下经济建设”，根本不取决于林彪的在与去。而消失于省略号中的“还没有完……”，交织着更复杂的内容，可解为忧虑，可解为自儆，更可解为“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明志与决断。
是什么可以支撑周恩来，让他不再抑忍？一言以蔽之，“国家”而已。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羸弱以来，几代志士仁人，主张或有不一，认识或有分歧，要之皆为救国、强国奋起。“革命”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达不成这样的目标反而渐行渐远。当知悉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峡对岸经济呈崛起之象，周恩来的情怀回到了献身革命的起点——忧国与爱国。对他来说，“国家”是具体的，是栖息着八亿同胞、延续着华夏数千年历史的国土。至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这样的宏远之旨，并非当下视线可及。
国家与革命，这一困扰共和国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死结，终于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周恩来并不是一位历史意志的开启人，而只是选择者。但以他的身份、地位，及当时环境特殊性，他勇于作此选择，仍至为关键。由此，历史终于出现拐点。1972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网，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第十八期，主讲人：郭小东，原题：《我们时代的知青》（本文为节选）
那么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年的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圣经，那里面所说的一切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变成了现实，而且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所以我这里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知青文化血统的年代表述，就是这个血统在每十年里是怎样表现的。有革命话语的单质化异化而来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反叛现存在的意志与力量。我们知青都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五六十年代很清洁，那个时候没有歌舞厅、没有夜总会、没有妓女、没有网吧等等，什么都没有，很清洁，只有一个品质的社会现状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好处呢？应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据理力争说知青精神有多好多好，更多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那个年代很单纯、很清洁，所以我们不受污染，所以我们可以健康成长，这种健康是一种亚健康，不是特别健康的健康。社会现实的那种多元、复杂、丰富性，人的琐屑的生命形式，不是那种单质的简单的理念可以解释清楚的，可以作为一种应对的准备的。
由那种单质东西而来的积极人生态度，就是要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等，这些都是人的优良品质，但是这些优良品质在那个年代里比我们蒸馏过了，变成蒸馏水了，就不能溅入一点点的杂质，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就变得不真实、变得不可爱、变得不亲和、变得不能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和进入我们的生活，而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这些知青回城以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这种从童年、青年和少年时期积淀下来的这样一种单质化的精神气质还是不能消解，还是潜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们看自己80后的儿女头发长一点觉得不行，衣服穿的笔挺一点觉得不行，衣服今天穿明天换觉得不行，应该穿十天是比较合适。很多很琐细的这样一种生活细节，都形成了他们代际的鸿沟。
这样一些血统的年代表述，我可以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也许这对我们和子女之间的沟通是有帮助的。除了我刚才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在青年的思想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毛泽东诗词的那种浪漫情怀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也很大，都是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把一个伟人在战争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艰难困苦和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塑造，仅仅是一种豪情，而把这种豪情变成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在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很浪漫的乌托邦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到了七十年代，实际上当年在占据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主要位置的这些红卫兵，在一夜之间被变成了知青，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集体流放才真正的了解，或者贴近了中国的现实社会。这之前，他们在政治宣传中的中国社会，和这之后他们自己落入的民间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的。这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主义的教育，他们之间的区别，想不到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社会一接触，马上这些知青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里最现实的一帮人，从最理想到最现实，这是在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还有林彪关于知青是变相劳改等等这些话语，在知青的心灵里都掀起了巨大的追问。
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知青都回城了，在这个时候知青们才真正获得了思考自己前途的那种权力。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这种权力，可是他们有权力的时候，年华已经老去了，三十岁左右，要和十五岁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同台来高考，来争夺那样一个百分之几的位置。所以大部分的知青还基本上可以说是散落在民间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读上大学，后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位置，然后成为知青中千分之一的那些所谓成功者，而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基本上是远离后来的知青群体的，倒是一些发了财、赚了钱的知青想做一些慈善，所以还能够组织一些活动，而现在这些知青的活动还有各种文集、各种文章，基本上也是在这些赚了钱的知青资助下出现的。可以说八十年代是知青获得了一种生存的权利和思考自己命运权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反思文学的这样一些作品，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如果说八十年代对于知青的压力还仅仅是一个思考和寻找上的压力，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压力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承担的精神上的压力。到了九十年代，人到中年的知青多了一份反思与怀旧，但是他们依然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观念还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这种格格不入没有表现为一种激烈的，青年时代的示威、请愿、游行，或者极端状态的动作，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远离当下的人群，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寻找的那个已经失散的人群，这就是大量的知青现在要开会、要写文章，要回原来的知青插队的地方，要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理由。他们整个的人生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需要集体的记忆和一个集体群体的象征来填补，这些人很多都已经下岗了，很多人的儿女已经慢慢自立了，已经慢慢溢出了人们的视线，八十年代说知青全社会都很同情，也比较尊敬，九十年代说知青就多了一份奚落，二十一世纪讲知青很多人张开大口问知青是什么，所以才有今天时代知青这样一个话题。
知青回忆九一三后喝酒（凤凰卫视节目截屏）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系2005年7月21日凤凰网大视野《北大荒青春纪事——林彪坠机蒙古知青信仰根基开始动摇》节目文字稿（本文为节选）
陈晓楠：有人这样说，知青一代不爱说我，很爱说我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很多的知青都说当年他们登上上山下乡那列时代列车，进行这场青春大迁徙的时候，在那一片喧嚣当中，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过，到底会在那儿呆多久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里，思考个人的命运、思考我，本身就是一种被人鄙视的行为，也或许在那样的年纪，他们本来也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一生、什么是一辈子？
但是当这历史的列车到达了它的目的地，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生活的定格，当知青们一代一代的成长，未来这个念头开始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头脑里。不过即便如此，恐怕这念头也多半是一闪而过，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想过，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解说：一九七一年九月，中国人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逃亡苏联，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许多知青从这次事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马元湘（北京知青）：有一次晚上我看见我们几个男同学在一块儿喝酒，我就上那儿去聊天，后来晚上熄灯了，大家还不愿意散，过去熄灯了就散了，就不愿意散，说那就点个蜡吧，有的在炕上坐，有的在桌子旁边的。完了那几个男生就说喝吧，我们那儿喝都是北大荒高粱酒，喝白酒，喝完以后真是很无声，没人说话，男生呢，你就看到男生的眼泪一点一点就流下来了，你看着很心酸，还不如大放悲声，或者说点什么，谁都不说。
赵慕峰（北京知青）：积极的支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对他所信仰的东西不怀疑，所以他可以去为它吃苦，可以去为它牺牲，可以为它压抑自己的欲望，都可以。但是当你对于支撑你的精神支柱，这个基点已经产生怀疑了之后，那么你不有点要崩溃吗？
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啊？林彪这种人那是你的样板，是你仰着头看，按照他的步子、按照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人，他都可以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什么是真的？
马元湘：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想得当然就比较多了。
李晓奇（北京知青）：不是看透了，就会觉得越来越迷茫，到这个地方到底能干什么？
作家阿城（资料图）
本文摘自《七十年代》，作者：阿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可以说，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什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什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什么，结果漫漶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鸡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鸡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鸡巴山下民兵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鸡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鸡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鸡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鸡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在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充愣，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行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的想象。割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571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被提拔为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政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北岛（资料图）
本文摘自《七十年代》，作者：北岛，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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