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苏联间谍在中国 苏联解密档案 新黎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维·乌索夫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和各种资料整理出版了《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该书揭密:共产国际成立伊始就制定了党员在外国军队和政府中进行瓦解的《工作实施细则》，揭密了苏联策划指使日本共产党实施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又嫁祸日本的种种线索。可以说，正是苏联间谍造成了中国近现代的长期混乱和苦难。曾令许多中国人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竟是个特务机关，是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解放军出版社选择其中的10年，剪辑出版了汉译本《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这里介绍几点。有条件的可以找来俄文全本来了解。

一、苏联间谍机关按照明、暗两种渠道全面渗透中国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

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俄共政治局委员达夫强。

二、物色、利诱具有极权专制思想的野心革命家做寄生主（宿主）

1921年苏联派俄共政治局委员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正在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避难日本的孙中山谈判， 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了以联俄联共为核心的《孙越宣言》。暗地里，孙中山请列宁的特别代表鲍罗廷做顾问改造国民党，许多国民党员改信共产党，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占到了60%。

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明地里，1924年苏联与北洋政府建交，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暗地却使出全部手段瓦解北洋政府。“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实际是由日本军队内的共产党员操办的。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武汉等市。”这些间谍活动，使得北洋政府的政令难以执行。

三、利诱、扶植冯玉祥从内部瓦解北洋集团政府

因与三姓家奴吕布相似的经历，冯玉祥被称作“百变将军”。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负责在热河一路抵抗奉军，在参战途中，通过张学良接受苏联50万元政治献金，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北洋政府，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于11月5日逐溥仪出宫。明里电请孙文北上，暗地却扶植再无一兵一卒的段祺瑞作“执政”，自己幕后当老大。

在李大钊、徐谦的帮助下，从1925年4月起，国民军开始得到苏联军火和接受苏联军事政治顾问。冯玉祥的国民一军进行了进一步的扩编，扩充为步兵十二个师、骑兵两个师、炮兵两个旅、交通队一个团，共计约十五万人。冯军的吉鸿昌等大批将领加入共产党。

1926年，苏联在冯军的军事顾问借策划3.18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并成功嫁祸傀儡执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结束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

四、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迫使苏联策划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苏联在他身上也很是下了些功夫，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苏联向张学良出主意，出资50万元给张学良贿赂冯玉祥，冯接受50万元政治献金后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北洋政府，脱离北洋军系，造成奉军巧妙取胜，同时苏联对张作霖也有资助。但张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维护中华利益，始终不肯与苏联合作。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详，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躲藏在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李大钊和20名共产党员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先科。……，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查抄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清缴一空。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

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是北大学潮的主要原因。另外所有证据证明了李大钊直接参与了上述间谍活动，对李大钊的死刑判决是公开审判的。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4.12政变”。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秋季，绥芬河车站对一列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行驶的火车进行海关检查，在一位乘客的皮箱里发现了炸药、定时器和大量的美元、日元。被捕的乘客叫布尔拉科夫，他的两个弟弟以乐师的身份正在张作霖的帅府筹备音乐会（201页）。这次暗杀失败后，苏联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指使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暗杀的历史线索。汉译本《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译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五、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以分裂中国

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98页）

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当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1929年7月斯大林以8万兵力突袭中国东北军，发动“中东路事件”，但迫于国际压力和中国全国的反共浪潮而未获成功。

六、成功策划：祸水南引、避免德日反共轴心联盟两面夹击苏联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 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最后，苏联通过在日本低级军官中发展秘密共产党员，直接策划和实施了9.18事变和77事变。

A：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见前面叙述)。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

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B：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

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

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

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其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 美]费正清等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第13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七、钩沉的田中奏折秘密

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

……（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至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231—232页）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八、策划东突耳斯坦共和国阴谋分裂中国

上世纪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分裂新疆。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其进行了坚决镇压。但当年中国共产党也直接参与了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更是对其热烈声援。解放后又对其分裂活动予以肯定、将那些分裂分子享受三八干部待遇。文革后东突分子死灰复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九、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执行机关设在德国。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国际法规范和其他普世法律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有了它， “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

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 ‘国际集体主义和国际共产党性至上’ 等堂而皇之的观念， “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22页）

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幌子之下，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成为了临近国家混乱和苦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