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伐林 关于近30年中国汪精卫研究的“导游图”
关于近30年中国汪精卫研究的“导游图”
時間：2014-05-05 00:21瀏覽：421 收藏
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脱离抗日阵营。这是发生在抗战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汪精卫被认定为汉奸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汪精卫出走重庆并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原因，中国大陆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说来，主要有几种观点
老高按：“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开始缓慢复苏，许多课题开始有了点活气。虽然汪精卫研究仍然是边缘又边缘的课题，但是积累了30多年，到今天，也多少有了一些成果。手头有一篇《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对这个领域的著述成果做了一番全景式的扫描。
根据我自己的了解，30多年来最有成就的，是在有关档案史料的公开出版上，应该说，确实有了可喜的进展，例如：有了多套《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南京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与汪氏政权有关的几辑。这些资料，我尽我所能从中国大陆购置。
而最差的，在我看来，是关于汪精卫的传记——书倒是出版了不少，《汪精卫传》、《汪精卫评传》、《汪精卫生平纪事》、《汪精卫生平》、《汪精卫全传》，还有《汪精卫与陈璧君》等等，但多不具有多少学术性和史料性，属于“纪实”文学、演义一类，史实上互相转抄，错谬累累，观念上因袭旧说，毫无创见，这些书的出版，只是投市场口味所好，又不敢越政治雷池一步，可以说是“垃圾”居多。
这篇述评，列出了汪精卫研究的五个热点问题，我注意到，其中没有列入短命的汪精卫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内政外交的功罪，与国内、国际各方的关系。看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反正是个“汉奸政权”，已经定性，那么干了哪些好事哪些坏事，也就没有探究的必要了。
《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中大加赞扬的所谓“较高学术水平”“丰硕的成果”“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多姿多彩”云云，这些赞誉，都水分太多；就从书目、篇目，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专业媒体、出版机构、研究学者们“意识形态领先”“结论先于研究”的痕迹——毕竟这些书目篇目，都是在中共严密进行管制下出版的，而这篇述评本身，也是在思想禁锢中“讨生活”。不过这篇述评，毕竟为我们勾勒了中国30年来汪精卫研究领域的脉络，列出了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转载于此，供关心汪精卫问题的朋友按图索骥。
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
谢晓鹏，《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关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资料，同时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汪精卫生平传记陆续问世，另外在北京还召开了两次以汪精卫和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些都推动了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研究的良性发展。近3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汪精卫的方方面面都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及论著来看，对汪精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等几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修正了不少学术观点。然而，在中国大陆的汪精卫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汪精卫（1883－1944）是民国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复杂多变，起伏不定。1905年，他以反清革命志士的身份开始踏入近代中国政治舞台。其后，他曾扮演过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改组派精神领袖、南京政府行政长官、国民党亲日派首领等重要角色。1944年，他带着抗战时期头号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
汪精卫一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长达40年之久，其历史影响在近代国民党人物中仅次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国内对汪精卫的研究起步很早，当汪在世时即已开始，但那时的研究情绪化多于学术性。此后，随着汪氏客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倒台，以及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对汪精卫的研究也出现较大起伏。中国大陆对汪精卫的研究，先是尽量回避不谈，继而大搞阶级批判，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该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相关成果大量涌现，对汪氏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客观、公正。台、港地区对汪精卫的研究，虽说论文、论著的数量和质量均比不上中国大陆，但仍可称是多姿多彩，对汪贬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为汪辩解者亦有之，当然对汪评价公允者更为数不少。国外对汪精卫的研究，整体上说不如国内，且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国。国外学者受其史观限制，对汪氏多持同情、宽容态度，其观点与中国大陆学者有较大差异。笔者在此不拟全面回顾汪精卫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而仅对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状况作一述评。
一、相关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关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资料，主要有：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的《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1］，收录了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和建立伪政权的一些基本资料。
蔡德金、李惠贤编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2］，是一部全面记述汪伪政权历史的编年体工具书。
余子道、黄美真主持选编的大型资料丛书《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选辑了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忆述记录、审判汉奸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等，是一套研究汪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该套丛书现已出版的有黄美真、张云编的《汪精卫集团投敌》［3］，黄美真、张云编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4］，余子道等编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5］；另有关于汪伪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资料，将陆续出版。
而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6］，收录了汪伪集团要员罗君强、陈春圃等人的狱中供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8］，南京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9］，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汪的清乡》［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12］，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6）《汪伪政权》［13］。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汪精卫生平传记的陆续问世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一批汪精卫生平传记，其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主要有：
黄美真主编的《汪伪十汉奸》［14］，该书辑录了黄美真等撰写的汪精卫等10大汉奸的传记。而黄美真在其前书基础上所著的《汪精卫传》［15］，也在台湾正式出版。
闻少华著《汪精卫传》［16］，该书系作者在其《民国人物传·汪精卫》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发行量较大。
蔡德金著《汪精卫评传》［17］，该书系作者多年研究汪精卫的成果，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李理、夏潮合著《汪精卫评传》［18］，该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传记著作。
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19］，该书系作者根据自己多年来研究汪精卫所积累的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以客观记述为主，详细辑录而成，既具有年谱性质，又具有史料价值。
王关兴著《汪精卫传》［20］，该书是一部史料翔实、史论结合、卓有见识的学术著作。
谭天河著《汪精卫生平》［21］，这是一部立论中肯、颇有创见、可读性较强的传记著作。
此外，林阔编著的《汪精卫全传》［22］，是一部从基本史实出发，参照部分学术著作写成的传记文学著作，在非专业读者中影响较大。
三、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召开的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6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学者有30余人，日本学者有4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与活动、汪精卫集团叛逃的原因、汪伪政权的特点及本质、重庆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次是1998年9月在北京怀柔召开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问题研究”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大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共同主办，30余位学者参加，其最大特色是台海两岸学者首次欢聚一堂，共同研讨汪精卫及汪伪政权有关问题。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发言稿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上，其中大陆学者蔡德金的《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张振的《日本与汪精卫》、曾业英的《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等论文，台湾学者胡春惠的《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蒋永敬的《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许育铭的《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等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虽未闻召开，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等学术会议上，均有一些学者提交该主题论文，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加强了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推动了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研究的良性发展。
四、汪精卫研究中的主要热点问题及学术观点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汪精卫的方方面面都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及论著来看，对汪精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等几个热点问题。这里简要评述一下这些热点问题及相应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
辛亥革命时期是汪精卫正式走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比较充分地展示自己多方面才能，奠定以后事业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关于汪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及作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基本否定论。该观点认为，汪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叛变革命，他是袁世凯在同盟会中的代理人和潜伏在革命营垒中的内奸，对京、津、保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积极为袁世凯奔走效劳［23］。
另一种是基本肯定论。有学者认为，汪在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但也充分表现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革命积极性、狂热性和摇摆性的特点［24］。
还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既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叛变革命，更谈不上什么内奸，而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演员，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胆识、勇于表现自我、执著自负、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25］。1910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壮举使其一举成名，这一历史事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陈廷一根据大量史料，基本理清了汪精卫刺杀载沣的前后经过，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内幕［26］。而李龙镳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作了一番细致的实地考察，特别是考证出汪精卫等炸载沣的地点是摄政王府和鸦儿胡同之间的一座无名小石板桥，而不是传统所说的银锭桥［27］。
（二）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
大革命时期是汪精卫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汪精卫由一个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转变成一个激烈反共并热衷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政客。
关于汪精卫对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的态度问题，大陆学者王升不同意日本学者山田辰雄的“态度消极”论和台湾学者李云汉的“根本反对”论，而认为汪对于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28］。刘佰合则认为，汪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犹疑惶恐，到追随认同，再到积极倡行的转变过程［29］。
关于汪精卫当选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原因，陈宪光认为，汪精卫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产物，是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争斗的结果，当然也与汪个人政治素质及手腕等因素密切相关。总之，天时地利人和使汪获得了各方的支持，最终当选广州国民政府主席［30］。朱宝琴认为，孙中山的不幸逝世给汪精卫个人在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苏联顾问对汪认识上的局限为汪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起了决定作用，国民党上层的矛盾和汪的政治手腕圆了汪的领袖梦［31］。王升认为，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继承孙中山的遗嘱，坚持执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同背叛孙中山、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从而赢得了国民党左派的拥护，得到了苏联顾问和中共的信任和支持，成了当时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32］。
关于汪精卫与三二○事件（即中山舰事件——老高注）的关系，王光远、姜中秋认为，蒋介石制造三二○事件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和排挤汪精卫，以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结果这一目的基本实现了。而汪当时既得不到军方实力派的赞助，又得不到苏联代表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只好离粤出国［33］。赵旭剖析了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的原因，认为汪的出走是被迫的，他从最初打算抗争到最后灰溜溜地离开，这个转变并非偶然，苏联顾问团和中共执行弃汪联蒋政策是汪出走的主要原因［34］。谢晓鹏认为，三二○事件是汪精卫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孙中山逝世后，以汪为领袖，汪、蒋短暂合作局面的结束［35］。
关于四一二事变前夕汪蒋上海会谈，冯春明、赵旭等不同意过去学术界的汪蒋“达成反共协议”说，认为当年汪蒋会谈并未达成反共协议［36］。王升进一步指出，汪精卫在密谈中没有同意蒋介石立即清党的主张，也没有为蒋的拉拢所动，而且还公开表明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并在蒋发动反共政变后，一度采取联共反蒋政策，因此，认为汪蒋上海密谈达成了共同反共协议是说不通的。当然，也不能认为上海密谈是七一五事变的前奏［37］。
关于汪精卫由联共到分共的过程，李志毓认为，在1925－1927年间，汪精卫以“左派”领袖的姿态，积极支持和维护国共合作。这是汪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在“联共”的过程中，汪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但因无法将群众运动始终控制在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共”［38］。杨天石依据在海外访求的各种资料，理清了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的前后经过，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分共存在一个从和平分共到武力镇压的过程［39］。王升认为，七一五分共事件，作为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标志，是完全可以的。但若从汪精卫发动反共事变这个角度来看，它只是开始。整个事变有一个从“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的过程，至于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则是南昌起义之后的事情［40］。
关于大革命后期汪精卫急剧“右转”的原因，夏潮认为，首要因素是两湖地区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汪精卫恐惧“阶级革命”之理论和思想的催化，另一因素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和反动军人的压力［41］。王升认为，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对武汉实行军事、经济封锁，使武汉陷入军事四面被围、经济严重危机的险境，而两湖一带工农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激化了武汉的内部矛盾，更加剧了危机的形势，从而构成了对汪精卫的权力和地位的威胁。这个外因作用于汪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的思想基础，促使汪急剧“右转”［42］。而储峰则从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种种困难，共产国际代表、中共的态度和政策，以及汪精卫的个性因素和阶级基础等方面，分析了汪叛变革命的原因［43］。
（三）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脱离抗日阵营，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这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汪精卫被认定为汉奸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也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蒋汪合演“双簧”说。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时期即有传闻，且后来流传甚广。该说认为，抗战时期蒋汪两人，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默契，合演双簧。冯玉祥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44］，朱子家（本名金雄白）所著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45］，以及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46］等书，均持此说。但因该说证据不足，故遭学者否定［47］。目前，学术界持此说法的学者已寥寥无几。
其二，蒋介石设置“陷阱”说。持此说的代表作是张庆军、刘冰合著的《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秘》［48］。该书作者认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不仅基于他对抗战缺乏信心，对中共仇恨，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其中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蒋介石正是利用汪精卫的上述心理和动机，设置陷阱，将其诱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以达到彻底摧毁政敌的目的。苏宗辙也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跳火坑”的骗局［49］。
其三，个性心理因素说。历史人物的个性心理因素往往对其社会活动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个性心理的角度分析汪精卫叛国投日、沦为汉奸的原因。如肖书椿认为，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50］。蔡双全、杨秀林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促蒋议和是汪对日议和的必然的最佳选择；汪由主和派到最终成为汉奸经历了复杂而又艰难的心理变化过程［51］。
其四，内外因共同作用说。该说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因，包括汪氏的民族失败主义所导致的民族投降主义、顽固的反共立场和恐共心理、汪蒋权力斗争及政见分歧等；二是外因，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沈家善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探讨》［52］，石玉平的《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53］，廖义军的《试论抗战时期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54］等论文，均持此说。
其五，综合因素说。此说与前一说的不同在于，它不从内外因的角度分析，而认为汪叛国投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黄美真、张云的《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55］，蔡德金的《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56］，柳蕴琪的《汪精卫通敌卖国原因初探》［57］，吴德华的《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58］，梁士刚的《试析汪精卫叛逃的原因》［59］，张天社的《再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60］，叶岗的《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61］等论文，均持此说。
（四）关于汪精卫的人际关系
关于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关系，赵矢元、田毅鹏重点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汪精卫的关系，指出自1905年至1912年，汪精卫始终是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工作［62］。谢晓鹏认为，汪精卫和孙中山交往长达20年，在大部分时间里汪能够追随孙革命，孙汪之间长期形成一种领袖与亲信、导师与高足的关系。但在反袁、护法时期，汪孙关系曾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孙在世时对汪基本上是信任和重用的，但孙的某些做法也对汪后来的政治表现有一些消极影响。而汪在孙逝世后利用他与孙之间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以孙的“继承人”自居，这确实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不少方便［63］。
关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陈瑞云所著《蒋介石和汪精卫》一书［64］，系统论述了汪蒋三次合作三次分手的过程，并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汪澎澜撰文论述了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汪蒋关系，指出在处理廖案、主持黄埔、巩固两广、坚持三大政策的过程中，汪蒋合作融洽、关系密切，这在客观上推进了大革命的进程；而中山舰事件的发动，成为汪蒋力量消长的分水岭，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5］。马振犊认为，1932年蒋汪合作后，由于两人在对日关系根本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在处理对日外交特别是华北危机问题时，蒋汪有合作一致，也有矛盾与分歧，而其中最具根本性的还是争夺政治权力，利用华北问题的处理达成各自政治目标的矛盾因素［66］。王关兴撰文对汪蒋在1925－1939年间五次分合的原因与性质作了客观分析，并指出汪蒋矛盾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联共与分共、抗日与降日诸因素促成［67］。
关于汪精卫与其他民国政要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例如：祁州的论文《胡汉民、汪精卫早年的生死之交》［68］，刘佰合的论文《汪精卫和胡汉民：从亲逾骨肉到分道扬镳》［69］，王光远的论文《汪精卫与袁世凯》［70］，刘焕峰等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71］，闻少华的论文《周佛海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72］，王光远的论文《冯玉祥跟汪精卫的交往和决裂》［73］，谢本书的论文《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74］，邓正兵的论文《真假总理信徒———宋庆龄与汪精卫的政治交往述略》［75］，肖建杰的论文《张学良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76］，谢晓鹏的论文《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77］，程舒伟所著《汪精卫与陈璧君》一书［78］，王光远、姜中秋所著《陈璧君与汪精卫》一书［79］，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于人们了解汪精卫的人际网络和从多角度认识汪精卫。
（五）关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汪精卫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不仅有大量的政治活动，而且有丰富的政治思想。汪的早期政治思想一般指同盟会时期至国民党改组时期的政治思想。因为汪在该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阐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未系统地提出自己独立的成熟的思想，加上部分年份汪的资料缺失，所以这一直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饶怀民就撰文探究了《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内容、特点及其局限性［80］，但此后除了几本汪精卫传记对汪的早期政治思想稍有涉及外，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似乎沉寂了。近年来，与此问题有关的是孙宏云的两篇文章。孙的文章认为，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和梁启超所援引的论点均以伯伦知理等人的学说为学理依据，只是双方各有偏重取舍而已［81］。
汪的中期政治思想一般指1925年孙中山病逝至1938年汪发表《艳电》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这14年是汪一生中变化最剧烈、最频繁的年代，其政治思想随之不断发生着变化，且他这14年的政治思想最能集中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发展也影响最大。谢晓鹏的专著《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82］，系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该书采用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围绕“理论、权力与政策”这一主题，按对共政策、对蒋政策、对日政策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1925－1938年汪精卫的政治思想。谢晓鹏近年来还发表了几篇探讨汪精卫政治思想，尤其是汪的中期政治思想的论文，如《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8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84］、《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及特点》［85］、《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架构》［86］等。此外，刘世平的《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与汪精卫民族主义观之比较》［87］、宋波的《试论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88］、张殿兴的《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战”、“和”观述论》［89］、张雪娇的《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蜕变》［90］等论文，也涉及汪的中期政治思想。
汪的晚期政治思想一般指汪精卫叛国投日后的政治思想，它主要包括“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记“三民主义”、“东亚联盟”理论、大亚洲主义等。因其系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理论依据和汪伪政权的指导思想，所以备受学者们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罗玉明的《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反动理论》［91］，张学俊的《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92］，史潮的《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93］李德明的《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94］，陈戎杰的《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95］，蔡双全、杨秀林的《不折不扣的卖国降日的汉奸理论———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96］，周绍英的《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97］，张殿兴的《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98］。
五、汪精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其一，汪精卫反袁及护法时期的活动，包括留学法国的情况，因相关资料缺失，特别是有关的法文资料尚待挖掘，故留下不少研究的空白。要填补这些空白，就要积极寻求法国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尽可能将当时有关的原始资料挖掘出来。
其二，汪精卫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因素对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乃至最终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不够，特别是大量的日文资料没能充分利用。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学界应加强与日本学界的交流及合作，以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目的。
其三，目前，学术界对汪精卫的研究重于其活动，轻于其思想；对汪精卫思想的研究重于其政治思想，轻于其外交思想；而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于他的中晚期政治思想，其早期政治思想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我们期待着一部完整的以“汪精卫思想研究”为题目的学术论著尽早问世。
其四，汪精卫一生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诗作不仅是其内心世界及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也是其政治思想及人生态度的艺术升华。研究这些诗作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史学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忽视了这些诗作的价值，极少有人投入精力认真研究这些诗作。故此，笔者建议学术界应抓紧搜集整理汪精卫诗作，并投入必要的人力及财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其五，对于汪精卫这样一个在民国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过去虽然出版过一些他的文集、言论集、生平传记等，但至今尚未见到汪氏完整的全集和年谱，这不能不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遗憾，笔者希望这一状况能有所改观。
注释：
［1］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4］［5］［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4年版、1985年版、1986年版。
［6］［19］［22］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2001年版。
［7］［9］［1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92年版、1997年版。
［8］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10］［13］中华书局1995年版、2004年版。
［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16］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初版，团结出版社2007年再版。
［1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武汉出版社1988年初版，1996年再版。
［20］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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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25］李英铨：《汪精卫与辛亥革命》，《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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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李龙镳：《青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又一说》，《华人时代》1994年第3期。
［28］［32］王升：《汪精卫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9］刘佰合：《试论汪精卫与“容共”政策》，《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
［30］陈宪光：《汪精卫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原因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
［31］朱宝琴：《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
［33］王光远、姜中秋：《汪蒋矛盾与三二○事件》，《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4］赵旭：《汪精卫出走原因剖析——“中山舰事件”新探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4期。
［35］谢晓鹏：《汪精卫与三·二○事件》，《百年潮》2004年第5期。
［36］冯春明：《“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汪精卫上海会谈始末》，《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赵旭：《“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会谈真相再探》，《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
［37］［40］［42］王升：《汪精卫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8］李志毓：《论汪精卫1925—1927年“联共”的策略性》，《史林》2009年第2期。
［39］杨天石：《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
［41］夏潮：《也谈大革命时期汪精卫的右转》，《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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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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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阴山学刊》2005年第4期。
［90］《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91］《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
［92］《唐都学刊》1994年第1期。
［93］《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94］《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95］《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96］《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97］《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98］《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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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脱离抗日阵营。这是发生在抗战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汪精卫被认定为汉奸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汪精卫出走重庆并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原因，中国大陆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说来，主要有几种观点
老高按：“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开始缓慢复苏，许多课题开始有了点活气。虽然汪精卫研究仍然是边缘又边缘的课题，但是积累了30多年，到今天，也多少有了一些成果。手头有一篇《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对这个领域的著述成果做了一番全景式的扫描。
根据我自己的了解，30多年来最有成就的，是在有关档案史料的公开出版上，应该说，确实有了可喜的进展，例如：有了多套《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南京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与汪氏政权有关的几辑。这些资料，我尽我所能从中国大陆购置。
而最差的，在我看来，是关于汪精卫的传记——书倒是出版了不少，《汪精卫传》、《汪精卫评传》、《汪精卫生平纪事》、《汪精卫生平》、《汪精卫全传》，还有《汪精卫与陈璧君》等等，但多不具有多少学术性和史料性，属于“纪实”文学、演义一类，史实上互相转抄，错谬累累，观念上因袭旧说，毫无创见，这些书的出版，只是投市场口味所好，又不敢越政治雷池一步，可以说是“垃圾”居多。
这篇述评，列出了汪精卫研究的五个热点问题，我注意到，其中没有列入短命的汪精卫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内政外交的功罪，与国内、国际各方的关系。看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反正是个“汉奸政权”，已经定性，那么干了哪些好事哪些坏事，也就没有探究的必要了。
《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中大加赞扬的所谓“较高学术水平”“丰硕的成果”“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多姿多彩”云云，这些赞誉，都水分太多；就从书目、篇目，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专业媒体、出版机构、研究学者们“意识形态领先”“结论先于研究”的痕迹——毕竟这些书目篇目，都是在中共严密进行管制下出版的，而这篇述评本身，也是在思想禁锢中“讨生活”。不过这篇述评，毕竟为我们勾勒了中国30年来汪精卫研究领域的脉络，列出了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转载于此，供关心汪精卫问题的朋友按图索骥。
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
谢晓鹏，《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关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资料，同时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汪精卫生平传记陆续问世，另外在北京还召开了两次以汪精卫和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些都推动了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研究的良性发展。近3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汪精卫的方方面面都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及论著来看，对汪精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等几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修正了不少学术观点。然而，在中国大陆的汪精卫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汪精卫（1883－1944）是民国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复杂多变，起伏不定。1905年，他以反清革命志士的身份开始踏入近代中国政治舞台。其后，他曾扮演过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改组派精神领袖、南京政府行政长官、国民党亲日派首领等重要角色。1944年，他带着抗战时期头号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
汪精卫一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长达40年之久，其历史影响在近代国民党人物中仅次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国内对汪精卫的研究起步很早，当汪在世时即已开始，但那时的研究情绪化多于学术性。此后，随着汪氏客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倒台，以及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对汪精卫的研究也出现较大起伏。中国大陆对汪精卫的研究，先是尽量回避不谈，继而大搞阶级批判，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该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相关成果大量涌现，对汪氏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客观、公正。台、港地区对汪精卫的研究，虽说论文、论著的数量和质量均比不上中国大陆，但仍可称是多姿多彩，对汪贬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为汪辩解者亦有之，当然对汪评价公允者更为数不少。国外对汪精卫的研究，整体上说不如国内，且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国。国外学者受其史观限制，对汪氏多持同情、宽容态度，其观点与中国大陆学者有较大差异。笔者在此不拟全面回顾汪精卫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而仅对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状况作一述评。
一、相关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关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资料，主要有：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的《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1］，收录了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和建立伪政权的一些基本资料。
蔡德金、李惠贤编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2］，是一部全面记述汪伪政权历史的编年体工具书。
余子道、黄美真主持选编的大型资料丛书《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选辑了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忆述记录、审判汉奸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等，是一套研究汪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该套丛书现已出版的有黄美真、张云编的《汪精卫集团投敌》［3］，黄美真、张云编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4］，余子道等编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5］；另有关于汪伪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资料，将陆续出版。
而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6］，收录了汪伪集团要员罗君强、陈春圃等人的狱中供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8］，南京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9］，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汪的清乡》［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12］，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6）《汪伪政权》［13］。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汪精卫生平传记的陆续问世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一批汪精卫生平传记，其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主要有：
黄美真主编的《汪伪十汉奸》［14］，该书辑录了黄美真等撰写的汪精卫等10大汉奸的传记。而黄美真在其前书基础上所著的《汪精卫传》［15］，也在台湾正式出版。
闻少华著《汪精卫传》［16］，该书系作者在其《民国人物传·汪精卫》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发行量较大。
蔡德金著《汪精卫评传》［17］，该书系作者多年研究汪精卫的成果，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李理、夏潮合著《汪精卫评传》［18］，该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传记著作。
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19］，该书系作者根据自己多年来研究汪精卫所积累的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以客观记述为主，详细辑录而成，既具有年谱性质，又具有史料价值。
王关兴著《汪精卫传》［20］，该书是一部史料翔实、史论结合、卓有见识的学术著作。
谭天河著《汪精卫生平》［21］，这是一部立论中肯、颇有创见、可读性较强的传记著作。
此外，林阔编著的《汪精卫全传》［22］，是一部从基本史实出发，参照部分学术著作写成的传记文学著作，在非专业读者中影响较大。
三、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召开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召开的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6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汪伪政权问题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学者有30余人，日本学者有4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与活动、汪精卫集团叛逃的原因、汪伪政权的特点及本质、重庆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次是1998年9月在北京怀柔召开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问题研究”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大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共同主办，30余位学者参加，其最大特色是台海两岸学者首次欢聚一堂，共同研讨汪精卫及汪伪政权有关问题。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发言稿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上，其中大陆学者蔡德金的《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张振的《日本与汪精卫》、曾业英的《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等论文，台湾学者胡春惠的《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蒋永敬的《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许育铭的《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等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以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虽未闻召开，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等学术会议上，均有一些学者提交该主题论文，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加强了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推动了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研究的良性发展。
四、汪精卫研究中的主要热点问题及学术观点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汪精卫的方方面面都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及论著来看，对汪精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等几个热点问题。这里简要评述一下这些热点问题及相应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
辛亥革命时期是汪精卫正式走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比较充分地展示自己多方面才能，奠定以后事业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关于汪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及作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基本否定论。该观点认为，汪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叛变革命，他是袁世凯在同盟会中的代理人和潜伏在革命营垒中的内奸，对京、津、保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积极为袁世凯奔走效劳［23］。
另一种是基本肯定论。有学者认为，汪在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但也充分表现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革命积极性、狂热性和摇摆性的特点［24］。
还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既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叛变革命，更谈不上什么内奸，而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演员，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胆识、勇于表现自我、执著自负、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25］。1910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壮举使其一举成名，这一历史事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陈廷一根据大量史料，基本理清了汪精卫刺杀载沣的前后经过，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内幕［26］。而李龙镳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作了一番细致的实地考察，特别是考证出汪精卫等炸载沣的地点是摄政王府和鸦儿胡同之间的一座无名小石板桥，而不是传统所说的银锭桥［27］。
（二）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
大革命时期是汪精卫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汪精卫由一个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转变成一个激烈反共并热衷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政客。
关于汪精卫对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的态度问题，大陆学者王升不同意日本学者山田辰雄的“态度消极”论和台湾学者李云汉的“根本反对”论，而认为汪对于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28］。刘佰合则认为，汪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犹疑惶恐，到追随认同，再到积极倡行的转变过程［29］。
关于汪精卫当选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原因，陈宪光认为，汪精卫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产物，是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争斗的结果，当然也与汪个人政治素质及手腕等因素密切相关。总之，天时地利人和使汪获得了各方的支持，最终当选广州国民政府主席［30］。朱宝琴认为，孙中山的不幸逝世给汪精卫个人在政治上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苏联顾问对汪认识上的局限为汪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起了决定作用，国民党上层的矛盾和汪的政治手腕圆了汪的领袖梦［31］。王升认为，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继承孙中山的遗嘱，坚持执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同背叛孙中山、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从而赢得了国民党左派的拥护，得到了苏联顾问和中共的信任和支持，成了当时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32］。
关于汪精卫与三二○事件（即中山舰事件——老高注）的关系，王光远、姜中秋认为，蒋介石制造三二○事件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和排挤汪精卫，以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结果这一目的基本实现了。而汪当时既得不到军方实力派的赞助，又得不到苏联代表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只好离粤出国［33］。赵旭剖析了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的原因，认为汪的出走是被迫的，他从最初打算抗争到最后灰溜溜地离开，这个转变并非偶然，苏联顾问团和中共执行弃汪联蒋政策是汪出走的主要原因［34］。谢晓鹏认为，三二○事件是汪精卫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孙中山逝世后，以汪为领袖，汪、蒋短暂合作局面的结束［35］。
关于四一二事变前夕汪蒋上海会谈，冯春明、赵旭等不同意过去学术界的汪蒋“达成反共协议”说，认为当年汪蒋会谈并未达成反共协议［36］。王升进一步指出，汪精卫在密谈中没有同意蒋介石立即清党的主张，也没有为蒋的拉拢所动，而且还公开表明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并在蒋发动反共政变后，一度采取联共反蒋政策，因此，认为汪蒋上海密谈达成了共同反共协议是说不通的。当然，也不能认为上海密谈是七一五事变的前奏［37］。
关于汪精卫由联共到分共的过程，李志毓认为，在1925－1927年间，汪精卫以“左派”领袖的姿态，积极支持和维护国共合作。这是汪在各种政治力量复杂交织的形势下，寻求苏俄势力支持，借助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利用共产党的话语以增强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在“联共”的过程中，汪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但因无法将群众运动始终控制在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分共”［38］。杨天石依据在海外访求的各种资料，理清了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的前后经过，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分共存在一个从和平分共到武力镇压的过程［39］。王升认为，七一五分共事件，作为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标志，是完全可以的。但若从汪精卫发动反共事变这个角度来看，它只是开始。整个事变有一个从“和平分共”到“武力清党”的过程，至于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则是南昌起义之后的事情［40］。
关于大革命后期汪精卫急剧“右转”的原因，夏潮认为，首要因素是两湖地区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汪精卫恐惧“阶级革命”之理论和思想的催化，另一因素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和反动军人的压力［41］。王升认为，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对武汉实行军事、经济封锁，使武汉陷入军事四面被围、经济严重危机的险境，而两湖一带工农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激化了武汉的内部矛盾，更加剧了危机的形势，从而构成了对汪精卫的权力和地位的威胁。这个外因作用于汪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的思想基础，促使汪急剧“右转”［42］。而储峰则从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种种困难，共产国际代表、中共的态度和政策，以及汪精卫的个性因素和阶级基础等方面，分析了汪叛变革命的原因［43］。
（三）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脱离抗日阵营，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这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汪精卫被认定为汉奸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也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蒋汪合演“双簧”说。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时期即有传闻，且后来流传甚广。该说认为，抗战时期蒋汪两人，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默契，合演双簧。冯玉祥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44］，朱子家（本名金雄白）所著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45］，以及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46］等书，均持此说。但因该说证据不足，故遭学者否定［47］。目前，学术界持此说法的学者已寥寥无几。
其二，蒋介石设置“陷阱”说。持此说的代表作是张庆军、刘冰合著的《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探秘》［48］。该书作者认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不仅基于他对抗战缺乏信心，对中共仇恨，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其中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蒋介石正是利用汪精卫的上述心理和动机，设置陷阱，将其诱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以达到彻底摧毁政敌的目的。苏宗辙也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跳火坑”的骗局［49］。
其三，个性心理因素说。历史人物的个性心理因素往往对其社会活动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个性心理的角度分析汪精卫叛国投日、沦为汉奸的原因。如肖书椿认为，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50］。蔡双全、杨秀林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促蒋议和是汪对日议和的必然的最佳选择；汪由主和派到最终成为汉奸经历了复杂而又艰难的心理变化过程［51］。
其四，内外因共同作用说。该说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因，包括汪氏的民族失败主义所导致的民族投降主义、顽固的反共立场和恐共心理、汪蒋权力斗争及政见分歧等；二是外因，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沈家善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探讨》［52］，石玉平的《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53］，廖义军的《试论抗战时期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54］等论文，均持此说。
其五，综合因素说。此说与前一说的不同在于，它不从内外因的角度分析，而认为汪叛国投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黄美真、张云的《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55］，蔡德金的《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56］，柳蕴琪的《汪精卫通敌卖国原因初探》［57］，吴德华的《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58］，梁士刚的《试析汪精卫叛逃的原因》［59］，张天社的《再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60］，叶岗的《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61］等论文，均持此说。
（四）关于汪精卫的人际关系
关于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关系，赵矢元、田毅鹏重点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汪精卫的关系，指出自1905年至1912年，汪精卫始终是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工作［62］。谢晓鹏认为，汪精卫和孙中山交往长达20年，在大部分时间里汪能够追随孙革命，孙汪之间长期形成一种领袖与亲信、导师与高足的关系。但在反袁、护法时期，汪孙关系曾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孙在世时对汪基本上是信任和重用的，但孙的某些做法也对汪后来的政治表现有一些消极影响。而汪在孙逝世后利用他与孙之间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以孙的“继承人”自居，这确实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提供了不少方便［63］。
关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陈瑞云所著《蒋介石和汪精卫》一书［64］，系统论述了汪蒋三次合作三次分手的过程，并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汪澎澜撰文论述了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汪蒋关系，指出在处理廖案、主持黄埔、巩固两广、坚持三大政策的过程中，汪蒋合作融洽、关系密切，这在客观上推进了大革命的进程；而中山舰事件的发动，成为汪蒋力量消长的分水岭，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5］。马振犊认为，1932年蒋汪合作后，由于两人在对日关系根本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在处理对日外交特别是华北危机问题时，蒋汪有合作一致，也有矛盾与分歧，而其中最具根本性的还是争夺政治权力，利用华北问题的处理达成各自政治目标的矛盾因素［66］。王关兴撰文对汪蒋在1925－1939年间五次分合的原因与性质作了客观分析，并指出汪蒋矛盾除了权力之争外，还有联共与分共、抗日与降日诸因素促成［67］。
关于汪精卫与其他民国政要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例如：祁州的论文《胡汉民、汪精卫早年的生死之交》［68］，刘佰合的论文《汪精卫和胡汉民：从亲逾骨肉到分道扬镳》［69］，王光远的论文《汪精卫与袁世凯》［70］，刘焕峰等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71］，闻少华的论文《周佛海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72］，王光远的论文《冯玉祥跟汪精卫的交往和决裂》［73］，谢本书的论文《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74］，邓正兵的论文《真假总理信徒———宋庆龄与汪精卫的政治交往述略》［75］，肖建杰的论文《张学良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76］，谢晓鹏的论文《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77］，程舒伟所著《汪精卫与陈璧君》一书［78］，王光远、姜中秋所著《陈璧君与汪精卫》一书［79］，等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于人们了解汪精卫的人际网络和从多角度认识汪精卫。
（五）关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汪精卫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不仅有大量的政治活动，而且有丰富的政治思想。汪的早期政治思想一般指同盟会时期至国民党改组时期的政治思想。因为汪在该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阐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未系统地提出自己独立的成熟的思想，加上部分年份汪的资料缺失，所以这一直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饶怀民就撰文探究了《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内容、特点及其局限性［80］，但此后除了几本汪精卫传记对汪的早期政治思想稍有涉及外，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似乎沉寂了。近年来，与此问题有关的是孙宏云的两篇文章。孙的文章认为，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和梁启超所援引的论点均以伯伦知理等人的学说为学理依据，只是双方各有偏重取舍而已［81］。
汪的中期政治思想一般指1925年孙中山病逝至1938年汪发表《艳电》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这14年是汪一生中变化最剧烈、最频繁的年代，其政治思想随之不断发生着变化，且他这14年的政治思想最能集中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发展也影响最大。谢晓鹏的专著《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82］，系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该书采用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围绕“理论、权力与政策”这一主题，按对共政策、对蒋政策、对日政策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1925－1938年汪精卫的政治思想。谢晓鹏近年来还发表了几篇探讨汪精卫政治思想，尤其是汪的中期政治思想的论文，如《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83］、《“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84］、《汪精卫政治思想的演变及特点》［85］、《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论架构》［86］等。此外，刘世平的《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与汪精卫民族主义观之比较》［87］、宋波的《试论汪精卫的民族失败主义》［88］、张殿兴的《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战”、“和”观述论》［89］、张雪娇的《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蜕变》［90］等论文，也涉及汪的中期政治思想。
汪的晚期政治思想一般指汪精卫叛国投日后的政治思想，它主要包括“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记“三民主义”、“东亚联盟”理论、大亚洲主义等。因其系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理论依据和汪伪政权的指导思想，所以备受学者们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罗玉明的《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反动理论》［91］，张学俊的《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92］，史潮的《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93］李德明的《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94］，陈戎杰的《汪精卫降日卖国的“东亚联盟”理论剖析》［95］，蔡双全、杨秀林的《不折不扣的卖国降日的汉奸理论———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96］，周绍英的《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97］，张殿兴的《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98］。
五、汪精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其一，汪精卫反袁及护法时期的活动，包括留学法国的情况，因相关资料缺失，特别是有关的法文资料尚待挖掘，故留下不少研究的空白。要填补这些空白，就要积极寻求法国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尽可能将当时有关的原始资料挖掘出来。
其二，汪精卫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因素对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乃至最终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不够，特别是大量的日文资料没能充分利用。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学界应加强与日本学界的交流及合作，以达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目的。
其三，目前，学术界对汪精卫的研究重于其活动，轻于其思想；对汪精卫思想的研究重于其政治思想，轻于其外交思想；而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于他的中晚期政治思想，其早期政治思想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我们期待着一部完整的以“汪精卫思想研究”为题目的学术论著尽早问世。
其四，汪精卫一生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诗作不仅是其内心世界及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也是其政治思想及人生态度的艺术升华。研究这些诗作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史学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忽视了这些诗作的价值，极少有人投入精力认真研究这些诗作。故此，笔者建议学术界应抓紧搜集整理汪精卫诗作，并投入必要的人力及财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其五，对于汪精卫这样一个在民国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过去虽然出版过一些他的文集、言论集、生平传记等，但至今尚未见到汪氏完整的全集和年谱，这不能不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遗憾，笔者希望这一状况能有所改观。
注释：
［1］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4］［5］［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4年版、1985年版、1986年版。
［6］［19］［22］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2001年版。
［7］［9］［1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92年版、1997年版。
［8］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10］［13］中华书局1995年版、2004年版。
［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16］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初版，团结出版社2007年再版。
［1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武汉出版社1988年初版，1996年再版。
［20］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刘民山：《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叛变活动》，《历史教学》1985年第4期。
［24］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25］李英铨：《汪精卫与辛亥革命》，《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26］陈廷一：《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内幕》，《文史精华》1995年第10期。
［27］李龙镳：《青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又一说》，《华人时代》1994年第3期。
［28］［32］王升：《汪精卫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9］刘佰合：《试论汪精卫与“容共”政策》，《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
［30］陈宪光：《汪精卫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原因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
［31］朱宝琴：《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
［33］王光远、姜中秋：《汪蒋矛盾与三二○事件》，《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4］赵旭：《汪精卫出走原因剖析——“中山舰事件”新探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4期。
［35］谢晓鹏：《汪精卫与三·二○事件》，《百年潮》2004年第5期。
［36］冯春明：《“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汪精卫上海会谈始末》，《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赵旭：《“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会谈真相再探》，《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
［37］［40］［42］王升：《汪精卫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8］李志毓：《论汪精卫1925—1927年“联共”的策略性》，《史林》2009年第2期。
［39］杨天石：《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
［41］夏潮：《也谈大革命时期汪精卫的右转》，《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43］储峰：《大革命时期汪精卫叛变原因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4期。
［4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5］香港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
［46］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47］张云：《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汪“双簧戏”释疑》，《史林》1987年第4期；刘华明：《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48］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49］苏宗辙：《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50］肖书椿：《试论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51］蔡双全、杨秀林：《汪精卫叛国投敌心理探索》，《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52］《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53］《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54］《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
［55］《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
［56］《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57］《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58］《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6期。
［59］《历史教学》1989年第6期。
［60］《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
［61］《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62］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63］谢晓鹏：《从亲信到叛徒：汪精卫与孙中山关系透视》，《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
［64］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65］汪澎澜：《中山舰事件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关系述略》，《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66］马振犊：《蒋汪关系与华北危局》，《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67］王关兴：《蒋介石、汪精卫五次离合的缘由和性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68］《纵横》1997年第8期。
［69］《文史精华》2000年第6期。
［70］《北京档案史料》1998年第1期。
［71］《张家口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
［72］《炎黄春秋》2002年第8期。
［73］《民国春秋》1995年第5期。
［74］［77］［84］《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2009年第9期、2003年第7期。
［75］《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5期。
［76］《兰台世界》2004年第2期。
［78］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79］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80］饶怀民：《试论〈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华中师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
［81］孙宏云：《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8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83］［85］［86］《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2005年第1期、2008年第6期。
［87］《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
［88］《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
［89］《阴山学刊》2005年第4期。
［90］《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91］《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3期。
［92］《唐都学刊》1994年第1期。
［93］《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94］《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95］《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96］《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97］《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98］《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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